新经济史学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体系：一个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微观论文,新经济论文,框架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768(2009)17-0020-03
新经济史学的显著特点是利用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探求兴衰成败原因，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当前对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框架主要是根据编年进行归纳，一般将新经济史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以计量分析为基本内容，其方法主要是“反事实度量法”和“间接计量”；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以经济制度分析为基本内容，主要方法是制度经济理论特别是产权理论；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历史生理学，即将人类生存状况演变史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将历史计量分析、制度分析加以综合和扩展并与现代生物与医学分析技术等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1]三个阶段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然而，这对全面了解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内容却不能给予直观印象，并且如果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相同的研究内容会被重复研究讨论。
受经济学被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启发，我们尝试把新经济史学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的新经济史学体系，其中把分析某单一市场或某个项目的经济史研究归纳为新经济史学微观分析；把分析某个行业总体状况发展变化的经济史归纳为中观分析；把分析某个国家或地区总体发展变化的经济史归纳为宏观分析。
一、新经济史学的微观分析
所谓新经济史学的微观分析是指用微观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把单个经济单位的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对历史事件中的市场价格及其与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检验。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日本江户时期的大阪堂岛米市场。
大阪堂岛米市场产生于江户幕府统治时期。江户幕府是一个遵循封建制度和身份制度的保守政府。幕府不但强制性地建立起了严格的社会秩序，并且还禁止对外接触和贸易。这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类似欧洲中世纪经济停滞的黑暗时期。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农民的年贡，幕藩领主对领内年贡米实行统一控制，当需要把大量粮食运出领外时，幕藩领主感到依赖初期豪商有许多不便。原因是沿用初期豪商的办法不能从流通过程中获利，也不能很好地管理年贡米的运输和销售，效率非常低。因此，幕藩领主们自己直接进行年贡米的运送、保管和销售，在领地内进行港湾和运输航路的整备以及管理大米质量和包装，在转运中心大阪建立转运仓库，并且聘用运输、商品交易、金融方面的专业人员参与管理。在17世纪后半期，全日本各藩陆续把大米运入大阪，大阪藏米销售量逐渐增加，出现了自发性的大米市场。[2]
随着交易规模的增加，为了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和避免交易风险，大阪米市场逐渐规范。最初大米市场上的交易以实物交易为主，存在许多不便。为了便于交易，市场自发产生了“大米券”，它规定大米券的持有者可以在30日内交换(提取)大米，但实际上在较长时间仍可流通。这样大米券不但具备了价值储存和交换手段的功能，而且还促进了大米市场的流通。
随着大米券从发行到提货时间的延长，米商对米价变动的风险增大。长此以往，势必会导致米市交易萎缩。为了消除这种交易风险，大阪有两名大米经济人研究出了“买卖系商内”交易法。具体做法是设立“建物米”，同行业者须交纳一定的押金，就能进行一定期限内的期货交易，在规定日期内付清买卖余额。期初余额结算是在当事者之间进行，随着交易逐步频繁，买卖双方关系复杂化，就由叫做“遣来两替(筹措兑换)”的专门结算机构承担。这就是后来的“帐合米商内”(期货交易所)的起源，[3]随后发展成为大阪堂岛米期货市场。[4]
对于大阪堂岛米交易市场问题，一些日本新经济史学者曾以传统方法做过卓有成效的研究。而新经济史学者则认为，仅对堂岛米市场形成的过程和意义进行分析和描述是不够的。弄清楚该市场的价格形成是否具有现代金融理论意义上的那种有效性，才更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
日本学者依据该设想和当时堂岛米市场现货和期货的价格数据，对当时米市场的功能和性质进行计量实证检验，他们还将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差额(期货溢价)对在库米的数量等进行了回归分析，结论是当时的堂岛米市场已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商品期货市场的性质。
鉴于此，不应把江户时代看作是一个停滞不前的黑暗时期，而应当看作是一个在社会安定基础上充满活力地进行发展的时代。在这期间，日本农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商品作物及国内贸易有了飞跃性进步，日本已经具备了工业化的条件。[5]
二、新经济史学的中观分析
所谓新经济史学的中观分析是指应用产业组织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等中观经济学理论，重点分析某一行业、某一部门或某一地区的历史事件变动情况，从而探究这类事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英国航海条例对英国和有关欧洲国家以及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影响。
所谓航海条例是英国历史上关于航海贸易的一系列立法，它最初目的是为了鼓励发展英国航海事业和海外贸易，保护英国在重商主义体系中的利益，其直接体现是保持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地位。[6]航海条例主要规定有：一是凡殖民地的贸易，其所用船只均须是英国人或殖民地制造、拥有和指挥，船员也必须至少有3/4是英国人或殖民地人；二是所有和殖民地进行的国际(泛指英帝国以外的地方)贸易都要经英国操办；三是某些殖民地商品只能出口到英国。起初这些商品只限于烟草、糖、棉花、染料木和靛蓝，但到18世纪初，大米、糖蜜和海军补给品等商品也被列入。[7]
航海条例保护了英国作为殖民地母国的经济利益：一是这样能确保得自运输贸易的巨大收入留在帝国之内；二是这样做能够加强英国的海军力量，巩固军事霸权；三是限制殖民地与外国进行直接贸易能提高英国经济利益。
航海条例也能给殖民地带来好处。首先，它使殖民地避免来自英帝国之外的竞争，保护了殖民地幼稚产业。其次，英国对殖民地一些生产给予补贴的政策使殖民地从中受益。例如，自1748年起，英国政府对每磅靛蓝给予6便士的补助金，它对南卡罗来那工业的成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8]最后，由于重商主义保护政策，英国政府将其国内市场向北美殖民地开放，使那些没有享受产品补贴的北美殖民地出口商也间接从中受益。
但是，航海条例损害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殖民地的社会效益。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首先，把贸易对象局限于英国及其殖民地，它可能出现不能选择运输价格最低的运输服务商作为合作对象。例如，荷兰人较早采用了没有武装的平底快船，虽然他们能够以更低价格提供运输服务，但他们却不能成为合作对象；其次，任何对英帝国之外的贸易必须经过英国，产生了更多不必要的运费、搬运费、停泊费、海关通关费等其它与之相关的费用，[9]这些额外增加的费用降低了殖民地农场主出售烟草时所获的利润，同时也提高了消费者支付烟草制品的价格，损害了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的利益。例如，从1725年至1729年，阿姆斯特丹的烟草价格是费城烟草价格4倍多，这主要反映了这两个市场之间的搬运和运输费用差距。[10]
航海条例还给北美殖民地带来了更多的负担。航海条例在进口环节给北美殖民地带来了额外负担。如果殖民者要从英帝国以外进口商品，则不得不对这些商品付出高进价，其原因是进口价包含了间接经过英国传送所增加的费用。与进口环节相类似，航海条例给北美殖民地的出口也带来了沉重的负面效应。殖民地生产的烟草和大米出口欧洲须从英国再出口，且再出口费用的很大一部分要由南部殖民地种植园主承担，航海条例使得这些种植园主要付出更高的运输费用。为了在市场上竞争，种植园主的产品售价不能相应抬高，从而降低获利。此外，航海条例可能把更低运费的外国船只排除在贸易航运之外，使得殖民地出口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运费给英帝国内部的船只，从而相应地提高了北美殖民地的生产经营成本，降低了利润。
据罗伯特·托马斯估计，航海条例在1770年给殖民地进出口造成的总负担为310万美元。[11]因此，对外贸易链条的人为拉长和限制，使殖民地人民遭受了经济损失。
此外，北美殖民地没有货币发行权，不得不把贵金属出口到母国英国，这使得殖民地内的贵金属严重短缺，货币数量严重失衡，从而使殖民地内部贸易发生混乱，无法顺利进行，严重影响了殖民地人民生活和经济秩序，致使北美人民日益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说，航海条例的经济后果是独立战争爆发的经济原因之一。
三、新经济史学的宏观分析
所谓新经济史学的宏观分析主要是指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着重考察历史上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就业水平、价格水平等经济总量变动情况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其中以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斯·托马斯对西方世界各国发展兴衰的研究最为具有代表性，它为新经济史学提供了一个宏观分析框架。
新经济史学的任务之一是解释经济在每个历史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在解释绩效时，最初强调的是总产量、人均产量和社会收入分配。[12]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经济绩效就是经济增长。[13]新古典增长模型用以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一是该模型假定资源是稀缺的，个人选择反映了一组欲望、需求或偏好，并且这些选择是根据机会成本作出的。二是最大化假定宣称个人宁可选择较多而不是较少的商品和劳务，既然提高生产潜力可以生产较多的商品，因而整个社会都将为增加资本存量贡献他们的部分成果。该理论认为，决定产量的资本存量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知识的函数。
但是，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值得怀疑，他认为这种模型使用未证实的假定来解释一切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只适用于无摩擦的理想社会，原因在于该模型的几个重要假设经不起进一步推敲：第一，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西方国家经济中存在一种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使个人能够按全部差额得到投资的社会收益，就是说，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相等，外部性不存在；第二，该模型假定新知识的获得和利用收益不会出现边际递减，因为在成本固定的条件下能够增加自然资源的存量；第三，该模型假定储蓄有实际收益；第四，该模型假定生育后代的个人和社会费用是相等的；第五，该模型假定人们的选择和预期的结果是一致的。[14]而现实却与这些假设相矛盾。
鉴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诸多缺陷，诺思主张重新构建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新经济史学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问题，需要有一个人口统计变动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和制度理论，以便弥补前述有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缺陷。[15]
新经济史学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经济结构理论。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由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技术、人口和意识形态构成。二是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这是诺思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诺思通过对西方经济史的重新解读，得出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16]这修订了经济学家们通常把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综上分析，诺思引用宏观经济学之经济增长理论透彻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同时，结合各国历史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其新观点有说服力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使新经济史学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力度空前增强。
四、小结
经过本文分析论述，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内容也基本上可以被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这种划分方式，构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有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架构，使新经济史学研究思路更为清晰。不过，本文仅是研究新经济史学的初步设想，必然有所不当之处。本文只想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在讨论中推进新经济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