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轩宇[1]2016年在《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19世纪中叶,与大多亚洲国家一样,近代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逼下被强制纳入到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自此,亚洲国家都面临着“攘夷”与开国的艰难抉择、固守传统文化与接受西方文明的彷徨困境,这应该是亚洲国家进入近代化前的普遍背景。但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近代化革新,不仅迅速摆脱了西方的殖民侵略,而且进入到西方的文明体系中,与当时的中国分道扬镳,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国家,这一特殊的历史进程,还伴随着与中国近代化截然不同道路的比较反思以及与日本近代化的同时和军国主义复杂关联等诸多历史迷思,一直都是学界关注与研究的主题。其中,被称之为“近代日本之父”的福泽谕吉(1835-1901)在日本独特的近代化之路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作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对近代日本幕府政治转型,明治维新后近代国家的建立,以及近代国民的塑造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其脱亚论及脱亚入欧思想的提出,“被当作一个具有传统的、主流意识的出发点而被人们认同”,奠定并深刻影响了日本近代化的道路与方向。因此,回归福泽谕吉的思想与理论本身来分析脱亚入欧何以得以可能的逻辑构成,把握其内在的思想倾向与思维边界,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赵乃章[2]1991年在《论福泽谕吉的民主启蒙思想》文中研究指明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资产阶级文化的先驱者,明治初期着名的启蒙思想家,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一、平等、自由、民主和独立的思想首先,福泽谕吉的平等思想是很可贵的。关于为什么人应当是平等的问题,他提出,既然人天生的自然本质相同,那么,就应该是人人平等的。他说:“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人一律平等,不是从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又说:“人类之出生是天之使然。而非由于人力。他们之所以能够互相敬爱。各尽其责和互不妨碍,是由于根本上都是
齐军[3]2011年在《福泽谕吉的中国论和独立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明治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和学说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而且也对周边国家,如中国、朝鲜等国产生了影响。福泽谕吉历来就备受日本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其中国论和独立论研究尤其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也逐步走向深入和全面。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日本及中国“福泽谕吉研究”的既有成果,立足《文明论概略》,对福泽谕吉的中国论和独立论进行了重新整合和阐释。本文认为,福泽谕吉笔下的中国只是日本的参照对象,他对中国的思考和批判实质是对日本文化的反观和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与摄取。日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及福泽谕吉本人的文化结构,决定了其所倡导的独立不能真正实现并必然走向反动。论文虽然分章探讨和论述了福泽谕吉的中国论与独立论,但事实上两者是密切关联并有着内在的统一性。
王家骅[4]1992年在《论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兼评汉译《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文中提出福泽谕吉(1834—1901年)是日本近代最着名的启蒙思想家,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他认识到“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洋”的严酷现实,主张为维护日本国家的独立,不仅应在有形的物质文明方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且要在无形的精神文明方面学习西方人的“独立自主精神”,为此,就必须批判日本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的儒学,批判其宣扬的崇古陋习和依赖心理。福泽谕吉终生坚持对儒学的批判,直至晚年还写了《儒教主义之害在于其腐败》等文。福泽谕吉曾说:“欲从根底颠覆古来学说,更开文明学之门,……毕生心事唯在此耳。”于是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在明治启蒙思想家中,对儒教价值体系给予
吴立敏[5]2007年在《论福泽谕吉的尊皇思想》文中研究表明福泽谕吉(1823—1901)被尊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是幕末维新时期的思想健将。福泽着书立说、倡导文明开化、研究洋学、立身教育,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典型代表。福泽对日本近代社会确有开启民智之功,被世人所熟知和称颂。作为“天保老人”的福泽可谓是“一身二世”,他经历了日本社会的两次重大转变。福泽谕吉的着作《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被译成多国的语言,影响很大。通观福泽谕吉的一生,其思想主张、言论着述不断随时势变化而变化。在日本向近代化转型的历史阶段,这一变化尤为明显。特别是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日本社会面临巨大的变革之际,福泽谕吉对时事所做出的反映更加体现了其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见解。本论文旨在通过解读福泽诸多思想言论中的有关皇室论、帝室论,来阐述明治时代的思想家是如何理解日本的近代化的,是如何将日本社会的变革运筹帷幄于思想中的。天皇制是体现日本近代化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天皇、帝室在福泽的眼里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呢?通过分析作为处于时代前沿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对天皇的认知,亦可以窥见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特色”,亦可以了解福泽谕吉本人的思想特点和人格特征。论文主要是通过福泽谕吉《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几篇关于天皇或帝室的时事评论来解析福泽谕吉的尊皇思想及其影响。
张嫦娥[6]2004年在《论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西方近代文明以压倒性优势向东方涌来,一些东方国家被迫相继以变革掀开了图强救亡的一页,然而结果,唯独日本捷足先登。完成了由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新兴国家的转变。日本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奥秘何在?日本在遇到异质文化挑战和威胁时,何以能成功应战?关键就是福泽谕吉一扫“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格局,提出启蒙思想。本文从文明、道德、教育思想叁个方面来阐述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 福泽谕吉认识到日本落后于西方,日本如果要摆脱内忧外患的落后状态,达到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学习。最后他干脆提出“脱亚论”。而日本一千多年积淀的封建思想严重阻碍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社会转型时,道德观念变化最为剧烈,所以福泽谕吉就以道德为突破口,向封建思想开刀,提出适合于新时代需要的资本主义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启蒙思想家常常通过教育这个行之有效的手段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在猛烈抨击儒学修身养性的教育主张同时,又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文明”贯穿了福泽谕吉启蒙思想的始终。 福泽谕吉以独立、文明、科学、学问、人权为核心的启蒙思想,不仅在当时造成了轰动效应,为日本近代化起着指示迷津、催人奋进的作用,而且对日本现代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书玲[7]2016年在《中国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与日本明治文化启蒙运动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分别发生了文化启蒙运动,这成为两个东方民族走向国家近代化的重要一步。比较中日在传统文化更新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化启蒙运动,有利于深化对两国何以走上不同近代化道路的认识。中日文化启蒙运动的时代条件有着显着的异同点。两国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都受到“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都建立了近代政权,因而不得不思考国家发展存在的问题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思想文化层面寻找国家危机背后的根源。但同时,由于两国所面临危机严重程度的不同以及国内政治状况的不同,从而使得两国文化启蒙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考察中日文化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在两国否定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都予以积极肯定和倡导。但是,因其最终目标和具体操作有区别,导致其内容侧重点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启蒙是由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目的是反对袁世凯称帝,侧重于对封建帝制背后的封建思想的批判和抨击,最终目的是启发民智,救亡图存。而日本的启蒙是在政府的支持下由具有政府官僚身份的思想家发动的,目的是配合政府的明治维新改革进行欧化走上近代化道路以达独立富强之目的,因而其侧重于对西方的学习。在中日文化启蒙运动的作用方面,由于启蒙时代条件和主要内容的诸多不同,两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影响程度大有差异。在中国,由于新文化学派的启蒙与民国政府的军阀政治相对立,无法得到后者的认可,其作用相当有限,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思想的解放,却并没有对中国近代化的政治进程发挥强有力的影响。而在日本,由于新文化学派的启蒙与明治政府的维新政治相一致,从而得到后者的支持,其作用相当强劲,促使日本很快摆脱民族危机而走上强国之路。总之,国家近代化或现代化必须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几方面同步推进。由于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彼此割裂,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实现根本变革,导致国家近代化进程屡遭挫折。同时,新文化学派不能孤军作战,而须与政治经济进步力量和国际进步力量相结合,才能使先进文化发挥推动国家进步的革命功效。
史少博[8]2018年在《论福泽谕吉儒学与西学的视域》文中提出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启蒙运动的缔造者,是日本资本主义文化的先驱者,也是一位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理论家,他的名字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他一生着述颇多,从其着作中可以看出其对"儒学"思想的排斥,以及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汲取。福泽谕吉还提出"脱亚论",日本学者丸山真男一针见血地指出福泽谕吉的"脱亚",实际上就是"脱儒"。福泽谕吉提倡以欧美为目标改造日本社会;排斥"儒学",提倡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其思想的实质,就是想汲取西方近代文明之精华,谋求日本之独立,发展日本之文明,使日本尽快强大。福泽谕吉继而站在了"国权主义"立场上,拥护"天皇制度",积极地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大造舆论,极力倡导"脱亚入欧"论,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陈凤川[9]2011年在《《文明论概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日本近代和日本启蒙思想,福泽谕吉显然是无法绕开的重要思想家,而《文明论概略》是其着述中最具理论性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展现了东西文化冲撞与融合之际,一位学者从“文明”角度,对社会、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宗教、伦理等诸多现代性问题所做的全景式思考。在日本,相关研究历久而弥新,学界百叁十余年间的不断诠释,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知识谱系,因此考察《文明论概略》文本及该文本的相关研究历史是我们了解日本近代知识变迁不可或缺的一个切入点。国内学界对于《文明论概略》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但一般性的思想点评较多,深入细致的文本诠释稀少。为此,本文力图运用实证性分析的方法,通过考证和辨析书中思想的主要来源,全面解读《文明论概略》的文本内容,以揭示这部日本启蒙经典所蕴含的思想特质。本论文共分六个部分:引论部分系统考察了《文明论概略》文本的百年解读历史,综述中日两国的先行研究状况,说明和解释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第一章)通过描述福泽思想的文化底蕴,揭示汉学素养是福泽引介、模仿西方学说进而形成自身理论特色的必要土壤。在第叁部分(第二、叁、四章),基于文献学考证研究的方法,梳理、介绍了《概略》文本的产生背景、写作过程、思想来源、草稿形态,分析福泽的作文风格。第四部分(第五章)藉由考察《概略》主题,把握汉字文化圈中文明、自由、社会、国家、道德等现代性“新”范畴发生时的种种社会情境与历史契机,思考外来的“普遍性”思维被“原型(古层)”式思维牵扯及其日本化的问题。第五部分总结全文,简要反思当前“文明”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由此突出本文的现实意义并指出后续研究的基本方向。最后附录部分,用表格等形式归纳整理了国外一些重要的、基础性的研究数据和素材,希望由此深入到言语和思想的微观世界,拓展对文本的理解,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视野。
崔新京[10]1989年在《论福泽谕吉的启蒙哲学思想》文中提出福泽谕吉(1834—1901)作为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的杰出代表,既是几本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先驱者,又是日本近代的启蒙哲学家。由于他在日本近代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被日本学术界称作“日本的伏尔泰”,并被誊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德川时代末期,福泽谕吉出生于大阪丰前中津藩的一个中小士族的家庭。据说,在他诞生之日,其父福泽百助偶得盼望已久的汉文书籍《上谕条例》,因而给他取名为谕吉。叁岁时,父亲骤然病逝,他便随母亲回到藩地中津。十四、五岁起,开始学习汉学,通经史,熟读《左传》。随着年令的增长,他逐渐对封建制度的束缚深恶痛绝。
参考文献：
[1]. 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研究[D]. 汪轩宇. 吉林大学. 2016
[2]. 论福泽谕吉的民主启蒙思想[J]. 赵乃章.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
[3]. 福泽谕吉的中国论和独立论[D]. 齐军.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4]. 论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兼评汉译《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J]. 王家骅. 世界历史. 1992
[5]. 论福泽谕吉的尊皇思想[D]. 吴立敏.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6]. 论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D]. 张嫦娥. 湘潭大学. 2004
[7]. 中国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与日本明治文化启蒙运动比较研究[D]. 魏书玲. 延边大学. 2016
[8]. 论福泽谕吉儒学与西学的视域[J]. 史少博. 管子学刊. 2018
[9]. 《文明论概略》研究[D]. 陈凤川.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10]. 论福泽谕吉的启蒙哲学思想[J]. 崔新京. 日本研究.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