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转型期历史学家的因应与境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历史学家论文,境遇论文,应与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学家本以研究历史为志业，他们如何参与历史和见证历史，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金毓黻(1887-1962)、顾颉刚(1893-1980)、夏鼐(1910-1985)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以往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他们在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贡献，而较少涉及他们与时代或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①。其实，作为术业有专攻的著名学者，他们固然把主要精力投入学术研究，但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并不允许他们做纯粹的书斋式学者，使得他们往往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时代的洪流之中，因而难免与社会政治有不同程度的纠葛。本文主要利用金毓黻、顾颉刚、夏鼐的已刊日记，具体考察在1949年前后的政治转型期三位历史学家面对历史巨变的因应与境遇，以期观察现代学者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出处抉择与生存状况。 一、去留之抉择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经历了许多政治转型期，其中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与新中国的建立，是现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在此非常时期，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学者将何去何从，是不得不审慎考量的重要问题。作为对于中国政治不断在治乱兴衰循环圈中打转的历史了如指掌的历史学家，要做出或去或留的抉择似乎并不难，但因为受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金毓黻、顾颉刚、夏鼐做出最后的抉择实际上都并不容易。从结果来看，尽管他们都选择了留在大陆，但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选择的情形则不尽相同。 金毓黻194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国史馆纂修、北平办事处主任兼教育部沈阳博物馆筹委会主任，稍后兼任内迁于北平的东北大学史学系教授。北平解放前后，金毓黻主要生活在北平，其间短暂到过沈阳与南京。1948年年底1949年年初，平津战事方酣，金毓黻在去留问题上也曾有过犹豫，“因心境不安，无以自决”，并就商于好友王树梅，“树梅劝余以不动为佳”②。随后，金毓黻便决计留下来。其时，金毓黻次子长衡两度从台湾来函劝其“赴台小住”，四子长振亦自台北来函，劝其“赴台避难”，但金毓黻不为所动，表示了非常坚决的态度。他说：“余以在平负责保管沈阳文物，如果离去，恐有损失。即个人所有研究工具亦悉在平存放，一旦舍而他适，即如鱼之失水，因此绝不他往。”③稍后，金毓黻接到三弟著青从福州来函，言及“将往台湾居住”，并提及某朋友家眷从上海南逃而在吴淞江撞船失事之传闻，不禁感叹：“如果其眷属罹难，则一动不如一静，纷纷南北逃窜，究何益耶？”④显然，这也是对南逃表示不以为然的态度。以上是金毓黻在日记中谈到去留问题最直接的材料，其“绝不他往”的表态应该是在慎重考虑之后的抉择。 大致而言，金毓黻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其一，与其对时局与政治走向的判断有关。作为学者的金毓黻，虽然自称“余非政治界人，向以究心史事为的，故于政治向不关心”⑤，但实际上，他对时局与政治走向有自己的考量。早在1947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节节败退，时在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金毓黻对时局颇感忧虑。“烽火将及沈阳近郊，几成燎原之势，不知当宁诸公何以应付危局，窃用忧之。”⑥随着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顺利推进，金毓黻更感觉到蒋介石败局已定。出于史家的职业习惯，他从陈布雷谏蒋失败而自杀的传闻，分析蒋氏失败的原因有二：“蒋氏之失败，一由士无斗志，二由美国终止援助，否则尚能支持若干时日。”⑦与此同时，金毓黻早对共产党有好感。在其故乡辽阳被解放军占据后，他曾与辽阳来人久谈，得知“共党在辽阳，对人甚和蔼有礼，不似外间所传之甚……至资产之分配，共党皆有定章可循，任何人皆不能例外。因谓其着着进步，盖非无故”⑧。就在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入城第二天，金毓黻从史家的角度认真总结了此前从辛亥革命以来民国史发展的两个阶段，认为：“至此后由中共主持联合政府，又另辟新局，可谓划一新时代。”当天他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敏锐地观察到新时代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余以研史见解读此理论极感兴趣”。⑨在此，金毓黻表现出了对中共政权的极大认同。其二，也许是更重要的，就是北平的学术条件，作为学者的金毓黻实在不想离开。这一点，是他在回绝儿子请求赴台时曾特别强调的。他非常贴切地比之为鱼水关系，其与友人书云：“某尝谓吾辈书生日处故纸堆中，一若鱼之得水。一朝屏去书卷，孑然枯坐，则又若鱼之失水。其苦乐相去为何如耶！近居旧都年余，喜其文物丰富，时以诵读自遣。不幸战云弥漫，四郊多垒，欲舍而他去，则有鱼处涸辙之感，矧欲去而不得乎！”⑩毫无疑问，国民政府虽然定都南京，但北平仍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曾自称“以读书撰稿为最有兴趣之事”(11)的金毓黻，自受聘为国史馆纂修后，便以修史为志业，有谓要“以修史自矢，了我余年”(12)，其不愿意离开北平这个文化中心，完全可以理解。其三，左翼学者或中共方面的沟通挽留，可能是最关键的。金毓黻早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郭沫若有好感，在其日记中有谓：“同门范君文澜曾撰《文心雕龙注》，余甚羡之。”“如郭沫若其学亦杰出。”(13)当北京大学历史系郑天挺、邓广铭邀约在北大开设民国史课，金毓黻爽快地答应了(14)。北平解放后，翦伯赞在金毓黻长子长佑陪同下来访，说明“中共方面极注重研究历史，且应各守本位，惟稍改变其重点耳”，金认为“其意甚美”。翦又请金出面联络北平史学界同仁开座谈会，金“即允为联络”。金毓黻早在重庆时就与翦伯赞相识，当时翦用唯物史观著《中国通史》，“佑儿首为印行，销路颇佳，因此余亦得识翦君”(15)。随后，金毓黻便到北大历史系开设民国史课程；又与于省吾、马衡、唐兰、陈梦家等人与郭沫若餐叙，“颇能畅所欲言”(16)。不久，金毓黻主持的国史馆北平办事处合并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改称民国史料研究室。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金毓黻正式调入郭沫若任院长的中国科学院，在范文澜任所长的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研究所)做专职研究员。 顾颉刚解放前后主要生活在上海，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兼编辑所所长职，并兼任诚明文学院教授及国文系主任，有时也到震旦兼课。1948年下半年，顾颉刚受挚友辛树帜之邀，远赴西北任兰州大学教授。当时，正值国共大决战之际，时局非常危急，顾颉刚希望夫人张静秋带孩子到兰州避难，他在家信中说：“西北是现在中国的安乐土，粮食可以自足……这里是最好的避难所。”(17)但张静秋不同意，一再催促顾颉刚东归，最终甚至用早产难产的谎话骗得他匆忙飞回上海。12月8日，就在顾颉刚回到上海第二天，顾氏开家庭会议，讨论全家此后行止(18)。当天日记没有具体记载讨论的内容。对于顾颉刚去留问题，当年年末日记附录有一篇详细的文字资料，兹摘引如下： 自徐州陷，京沪人心恐慌，静秋作逃难计，逼我东返。归日商量行止，定赴广州，以练青来信，谓吴敬轩所办文化学院可聘予夫妇任职也。因此，予乃自荐于中山大学，得可忠之允，已将聘书寄来。然静秋手足情深，不以夫妇及孩子同行为满足，雁秋一家及龙书一家亦须同行。惟拖老带小十余口，非五六万元金圆行动不得，这笔费从何处来。且到粤之后，至少有四五间屋方能容，顶费及购家具费又从何处来。我辈穷人，在此时代，安有逃难福分，为此踌躇。原静秋之所以必欲逃者，盖以共军所至，辄将男、女、小孩分开，恐一家人将从此不得见面，故宁可到外吃苦……共产主义固为迟早必实现之政治，唯恐初来时狂风暴雨，使最爱之人活生生的诀别，故尚以远走为宜。(苏联欲改造社会，要把自然的爱取消，易以理智下之秩序，终恐逆天而行，于事无济，徒令当此狂风暴雨中之人们痛苦而已)日前绍虞来，谓萧正谊君在台湾办东方大学，招我同行，因允之。前途演变，不知如何。起潜叔来，述郑振铎君言，谓“转告颉刚，不必东跑西走，左倾历史家甚敬重他”，彼固以为予可以不行者也。在此大时代中，个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于大洋，吉凶利害，自己哪能作主，惟有听之于天而已(19)。 从上引资料看，当时顾颉刚有南逃广州、东渡台湾和留下不动三种可能的选择。南逃是因为对共产党政策误解而恐慌，但因经济困难而犹疑；东渡虽允朋友之约，但也是前途渺茫；留下则有左翼人士传话，但也心中没底，颇感迷茫。 关于顾颉刚三种去向的可能性值得进一步分析。当顾颉刚在兰州大学任教时，张静秋在朋友的鼓动下有去香港的念头。顾颉刚详细分析利弊，非常委婉地予以否决了。他在回信中虽然表示“我也赞成”，并说“你如果确赴香港，那么我便可到中山大学教书，因为校长陈可忠是极熟的朋友，不愁他不要我”，甚至还说“此事的决定全在于你。你立定意志到香港，我即可买到汉口的飞机票，经粤汉路到广州，不先到上海了”，但是，他同时又特别强调“不过香港物价太高，除非少兰肯招待你，我的力量是没法负担的”，“你在苏沪，朋友亲戚众多，自然不觉寂寞，到香港后还有少兰陪伴，到广州后只有我伴你了。我一教书，在家的时候就减少了，你怕不怕呢？”另外，去香港的交通也肯定是非常拥挤，“势不能带很多东西，我的稿子留在上海好了，只要不放火是不会损失的”。最后一招显然是哀兵战术。随后话锋一转，“如果你考虑的结果觉得住香港在经济上无把握，还是留上海的好，则我出主意……”于是他细致地安排在上海的如意生活。他甚至觉得在上海比苏州老家更安全，“我们在沪，虽也过的是水平线上的生活，但人家看来是七八等的人家，要抢也抢不到我们；可是住在苏州，人家看我们的场面，就要误认为一二等的人家了”(20)。从《顾颉刚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由于他乐善好施，不仅拖家带口，而且收养多位亲朋好友，家庭负累而导致的经济紧张问题是他后半生相当长时期内颇为纠结的一大难题。他不得不多处兼职便与此相关，南逃广州或香港不能下定决心也与此相关。这一点张静秋应该最能理解，所以南逃之说很快就没了下文。 至于东渡台湾，实际上有个政治立场选择的问题，那就是跟着国民党走。顾颉刚在抗战时期曾到重庆“投身于国民党之机关”，甚至为给蒋介石献九鼎撰写“铭辞”，一时物议沸腾，并因有讥蒋之嫌而使蒋不快，各面不讨好。后来他反省这是其“终生之玷污”。不过，在抗战后期，他已渐渐与蒋氏政权疏离，从政教(学)界脱身，投入商界，创办大中国图书局。解放后他如此解释：“其后我以目睹国民党之腐化，不欲同流合污，故与商人合作，创办书局，度我今日之生活。”“惟刚对于蒋贼，宿所厌恶，故彼来作中大校长，刚即去职。以彼时学界不可复留，迫致投身商界。”(21)当时顾颉刚“不可复留”于学界，还因其与胡适的疏远及与傅斯年的矛盾有关。在解放后批判胡适运动中，顾颉刚对于有人给他戴上“胡适派”的帽子这样辩解：“在1928年之后，我二人就分道扬镳，甚至不相闻问了。他后来作了北大校长，决不请我去作教授，我也不想到他的阵营里去，这是一个很明白的事实。”(22)在日记中，顾颉刚直接道出了胡适对自己的疏远，有谓：“适之先生来沪两月，对我曾无一亲切之语，知见外矣。北大同学在彼面前破坏我者必多，宜有此结果也。”(23)在另一则日记中，顾颉刚写道： 适之先生南来，一举一动皆为报纸材料，日报记之，杂志詈之。予劝先生，勿至南京，免入是非之窝。然孟真挟之以自重，恐终须去。当国民党盛时，未尝与共安乐，今既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孟真好作后台，一手挟朱，一手挟胡，以张其势，真曹大丞相也(24)。 上文之“朱”是指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顾颉刚在谈论胡适时还忍不住牵扯出傅斯年(孟真)，并直斥其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可见其与傅之间扞格之深。行事霸道的傅斯年一直把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到台湾后又执掌台湾大学，顾颉刚即使逃到台湾，在学界也难有立足之地。同时，顾颉刚虽然对共产党认识有点模糊，但早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他说：“实在，人心并不倾向共产党(徐德荣且表示，如共军来，彼将跳江)，而厌恶国民党太甚了，国民党已失尽了人心，故亟望其交出政权。”(25)有鉴于此，顾颉刚放弃了逃台之想。“临解放前，朱家骅要逃向台湾，经过上海，派人招我去谈话，我知道他要邀我同去，就坚决不去见他。”(26) 顾颉刚最终留在大陆，与左翼或中共方面的挽留有关。1948年年底，老友叶圣陶通过友人婉转地批评顾颉刚“近来‘开倒车’”，顾颉刚仔细琢磨其所指，有谓：“年来彼参加民主同盟，翘然为左翼分子，而我厌倦政治，闭门谢客，大约彼以为我不与合流即为开倒车。”(27)这说明中共方面对他已有所关注。如上所言，郑振铎通过顾颉刚非常亲近而尊敬的小堂叔顾廷龙(起潜)传话“不必东跑西走，左倾历史家甚敬重他”，使顾颉刚吃了定心丸。但是，直到上海解放前夕，顾颉刚还是有点犹疑。他在1949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诚安告我，其友听共党广播，招我前往。可知靳君所述确有此事。然战事中如何提倡文化事业，予即前往亦不过作花瓶式之点缀耳。君匋为大中国计，极劝我行，而静秋则尼之。予恐予一前往，上海之公司便为汤恩伯封门也。”(28)上海解放后不久，顾颉刚听陈毅市长讲话，深感“态度极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辈为国民党蒙蔽处太多矣”(29)。可见，顾颉刚之所以留在大陆，与金毓黻有极大相似之处，也主要是基于其对时局与政治走向的判断、对学术环境的选择以及左翼或中共方面的挽留工作。1954年，顾颉刚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成为专职研究员。 夏鼐1948年9月升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因时局危急，是年年底从南京回到老家温州，解放前后主要生活在温州。夏鼐是一位比较纯粹的学者，但他对时局并非毫不关心。在日记中，夏鼐时有对时局忧虑的记载，去留问题自然成为友人见面共同谈论的话题。例如，1948年3月20日，“大家对于目前时局，都抱悲观，尤其是经济情形，恐不能支撑多久”。10月31日，“但以经济恐慌，无物可购，加以国民党方面军事失利，锦州、长春失守，开封、郑州撤退，沈阳、太原吃紧，寄在国民党政府篱下的人，大家心里都蒙上一层阴影。上午在管饶谿君处，他问我作何避难之预先准备，此为在京外地人之一般心理也”。11月7日，在上海见郑振铎、汤象龙等人，“大家见面多谈及目前危机，汤君谓以不变应万变，余笑谓坐以待毙耳”(30)。由于对时局的悲观，夏鼐的笑谈多少有些苦涩。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并没有多少历史包袱的夏鼐之所以留在大陆，是非常自主的抉择。 与金毓黻、顾颉刚早已名满天下的情形略有不同，当时刚刚晋升为研究员的夏鼐尚是考古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夏鼐的去留并未引起各方太大的注意。夏鼐日记记载史语所所务会议，傅斯年报告时局情形，“谓院方态度，不阻止亦不鼓励同人及眷属之避难南京，至于迁都问题，须由最高当局决定，现下无法知道。又谓万一南京陷落，中研院中人为共党所欲得而甘心者，仅有二个半，即朱院长、傅本人，至于萨总干事仅能算是半个。故傅自云不能留在南京，以免落入共党之手。中研院即在共党之下，亦必存在，惟史语所及社会所必须改组，语言及考古二组尚可仍旧，历史组则必另派一唯物史观者来主持工作云云。”(31)傅斯年的话颇可耐人寻味，不知夏鼐作何感想。稍后，形势更趋紧张，国民政府亦有迁都之意，傅斯年询问夏鼐个人计划，“余决定返家，傅先生劝余早走”。当傅斯年决定史语所先运一部分东西到台湾，“询余能否押运古物赴台，余拒绝之”(32)。可见，傅斯年对于夏鼐的去向毫无勉强之意。在史语所决定迁台之后不几日，夏鼐便返回温州老家。 在温州的日子，夏鼐除了走亲访友之外，主要是读书写作，在战乱时代过着相对平静的学者生活。这期间，他最终下定决心留在大陆。他从友人处得知迁台生活颇苦，“获见管希雄君来书，对于此次迁移事，颇多不满。又知全汉昇、周法高、董同龢、李济之、董作宾及芮逸夫，皆在台大兼课，在新竹者寄居仓库中，生活颇苦云云”(33)。他在回复傅斯年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殊未易决定，故只能含糊其辞，以便候时局开展后再作决定。看样子，大概不能去了，何苦跟他走死路？”(34)这里显然是拒绝了傅斯年促其赴台的邀请，虽然用的活笔，但意志很坚决。稍后，在向同乡好友王则诚转达傅斯年邀之赴台之意后，又禁不住感叹：“时局已如此，谁还再走死路。”(35)1949年5月7日，温州解放，“深庆故乡能和平解放，殊为可喜也”。两天后，收到台湾史语所信件书刊，感慨系之，“然我已决定不赴台，解放后，我国当有复兴之机会”(36)。夏鼐心中业已燃起新的希望。随后，同乡管希雄从台湾回，带来好友高去寻信，有云： 终日苦痛(已非苦闷)，焦急如待决之囚，两鬓顿成斑白，皆台湾之行所铸造成者也。考古组已垮台，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续起衰者，则舍兄其谁。弟过去即作如是观，今日尤然，故切盼兄能早日赴宁，或更转平。目下思永先生及照林兄，颇有重振此学之力也。兄乃考古学之巨擘，亦应体会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句(37)。 高去寻的现身说法与忠告，完全切断了夏鼐去台湾的念头。不久，留在大陆的史语所梁思永与北大汤用彤相继发来函电，争相敦聘夏鼐，“交通情形如此，家庭情形如此，殊令人为难”(38)。颇为出人意料的是，夏鼐接受了浙江大学人类学系的聘约。就在夏鼐到浙大报到当天，他收到梁思永的来信，有云： 弟敦促兄北来之意，不止为共同支持史语所残局(此残局似乎在短期内即将结束)，更为今后(尤其是今后一二个月中)中研院等研究机关合并改组为科学院(此殆成定局)之过程中，亟须兄亲自在场，积极为将来之中国考古事业计划奋斗。目前国内能领导全盘考古事业者唯兄与济之先生，而济之先生远在台湾，音信阻绝，未必能及时赶到参加此项工作。此事关系中国考古学之前途甚巨，愿兄予以深切之考虑。至盼！至盼！(39) 梁思永诚挚感人之情、期望甚殷之意，想必夏鼐绝不至于无动于衷。当时，浙大同人对于夏鼐不应北大之聘而来浙大，皆颇惊异，“以浙大学术空气不浓厚，人类学系之前途更惨淡，视试办一年之结果如何而定。余告以自己亦不作久计，恐至多亦仅一年即返中研院或入北大”(40)。可见，夏鼐应聘浙大只是权宜之计，毋宁说也可能是以退为进之道。在局势不甚明朗，前途难以把握的情况下，稍作观望，进退有据，不失为处世良策，夏鼐拿捏得恰到好处。在浙大期间，北京友人多劝夏鼐北上，甚至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亦函约到北京商谈考古发掘计划(41)。1950年6月，夏鼐收到政务院任命其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委任令，本有请辞副所长之职而专任研究员之意，但梁思永来信竭力敦劝： 政务院任命通知书想已收到，以弟残废之身，学问荒废多年，尚且厚颜接受任命，希望在某些方面，或能发生一点微小的作用。考古所之发展，大部须依靠兄之努力，有此名义，可有若干便利，兄绝不可谦逊，更万不可言辞(42)。 此后，夏鼐正式调入中国科学院，成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尽管情况不尽相同，但金毓黻、顾颉刚、夏鼐在解放后都选择留在大陆，并先后进入中国学术的最高殿堂——中国科学院，成为体制内的科研人员。相对而言，名气最大的顾颉刚的经历最为波折，而当时不太引人注目的夏鼐则最受重视。个中缘由值得玩味。至于他们将如何适应这个体制以及究竟能否适应这个体制，则是下文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艰难的适应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思想改造与政治运动，对于从旧时代过来的学者无疑是极大的精神考验。金毓黻、顾颉刚、夏鼐一方面积极参与，想极力融入新时代潮流之中；另一方面又明显感觉到不同程度的凿枘扞格，而只能艰难地适应。在学术与政治不可分离的时代，他们的适应既是面对学术体制，同时也是面对政治体制，其实只能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艰难地寻找合宜的生存空间。 在如何适应新的学术与政治体制方面，金毓黻、顾颉刚、夏鼐有较多相似之处，基本上体现了旧时代学者在新时代的群体趋向。 第一，积极参加思想改造与政治运动。解放初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推进，诸如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等各种运动接踵而至，金毓黻、顾颉刚、夏鼐几乎无役不与。在他们的日记中，有许多关于政治学习及参加各种运动的记载。无论他们内心是否愿意参加，也很难判断他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心悦诚服，但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参与态度还是积极的。1949年6月，金毓黻受邀参加北大史学系毕业欢送会，临场赋诗为赠，其中有谓：“丢掉旧包袱，肩起新时代。时代新展开，事事费安排。君等带头去，我们随后来。”(43)这与其说是要勉励学生，更不如说是在鞭策自己，其夫子自道式的表白，明显是要宣称自己将在时代变革中紧跟新时代的步伐。遗憾的是，金毓黻1951年3月4日至1955年10月22日的日记缺失，其参与思想改造与“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难得其详。1952年金毓黻从北大调入近代史所，其所写自传对于思想改造的结果有简要的说明： 经过思想改造，我才逐渐觉悟，我的家庭成份和所受的教育，就可以肯定过去我是站在封建地主统治者一方面，根本就不认识人民大众，这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我过去几十年的思想行动，都应该从我的反人民立场来作判断。我有了初步政治觉悟以后，就在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中，把我过去的一切问题，都作了交代，因此就得到组织上的信任，给我以免予处理的结论，从此我才把历史弄清楚(44)。 可见金毓黻思想改造的过关并非敷衍了事。1957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金毓黻“起初已下决心，不参加此次整风运动，中间不能坚持，乃参加之”，还经常在会上发言，“如鲠在喉，吐而后快”。(45)当时近代史所反右运动牵涉到荣孟源，荣是金毓黻在解放后新结交并能与谈的少数朋友之一，故金“闻之极为不快”。金毓黻在日记中对于荣孟源之所以变成右派的情形做了非常详细的剖析，并真诚地希望能挽救他，有云： 夫荣君固以精研唯物主义，精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书名者，何以不靠拢党，转而反党，此诚令人不解。余推求其因，荣君实有急功近名之念……荣君虽非共产党员，应该以党员标准和党员起码条件要求自己，否则即不得精研马列主义者自命。由于已有革命光荣传统，起初我以荣君为德才兼备之士，且以荣君之才为可取而钦重之。迨经取先后两次所犯错误，重加衡量，乃令我大失所望。不仅荣君之德有问题，而其才亦不足取，即为他禁不住实际考验，丧失了立场，而且迷失方向，又不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以判决一切是非也……我以为荣君只是属于小有才者一流，而说不到大才大德。但我决不因此而对荣君失去希望，可以肯定他有一定的基础和一定的才能，一旦他能彻底澄清其急功近名之念，而以大德大才自勉，仍然不失为一位好干部、一位具有一定条件的史学工作者。因此，我期望同人等一方面要激(彻)底打垮其名利思想，另一方面并把他从泥坑中挽救出来。此是我以朋友关系，致以忠告善道而致以最后的希望(46)。 这些出自金毓黻日记中的私密文字，应该是其内心想法的真实记录。显然，金毓黻与时俱进的一面是毋庸置疑的。 顾颉刚解放初期在上海的时间里，一度在体制内外游动。他以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的身份，兼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曾一再婉拒受聘复旦大学的专任教授，只允应兼课，并坚持在私立诚明文学院兼职，虽然有家庭经济负累的因素，但也不乏是否“入彀”的考量。1952年，顾颉刚参加由诚明文学院改组的上海学院思想改造运动。第一天到市政府听华东教育文化委员会舒同作大会报告，感觉很不好，“舒同报告四小时，既无说话技术，又满口江西音，许多人听不懂，而竭力拉长，使人困怠。共党开会，无不如是。上次在京听胡乔木讲，与此一辙，洵虐政也”。他预感到思想改造运动将不好受，“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蒸，一也。刺戟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47)。他还认为：“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甚至认为：“思想改造而落形式主义，亦难乎其为改造矣。”(48)顾颉刚对思想改造运动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但是，在数十天的改造运动里，他并没有缺席，而是非常认真地写了一万字的“交代书”，并对自己一天能写一万字，颇感惊叹：“殆为予速率之最高纪录。”他又花了八个半小时做了“交代”，“喉咙已哑，而体尚能任……终日交代，不胜其惫，故晚饭后即眠。睡到床上，舒服得很。惟能劳于先，乃能乐于后”(49)。就这样顺利过了关。1955年，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因发言不当，又作检讨书。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上次开会后，许多人不满意于予所发言，予亦自认错误有二：其一，评胡适的演变方法无毒素；其二，谓予与胡适分路后即不受其影响。今既自觉其非，故作检讨书，自认错误。”(50)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顾颉刚因病避开。他在当年日记前写道：“是年，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予以卧病，各处招致发言均未去，幸免。惟《光明日报》记者何炳然来予榻前访问，为作《顾颉刚谈放手贯彻百家争鸣》一文，载于四月廿一日该报，予惴惴恐罹咎，幸得宽免。”(51)虽然他因病没有参加反右运动，但从“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措辞，可见其对该运动某种程度的认同，毋宁说其思想意识业已潜移默化。 夏鼐调入考古研究所后，便于1950年年底1951年上半年组织在河南辉县及中西部地区进行两次重要的考古发掘。他每从考古工地回到北京，都有开不完的政治学习会。1951年7月14日，他从河南回来第二天便参加政治学习。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考古所政治学习安排情况：“自7月2日开始，每日下午2时半至6时半，进行学习，主要目的在交代问题。”(52)1952年年初，夏鼐尚在长沙考古工地，所里“三快信，二电报，催促北返”。他匆忙回京，所里“三反”运动已展开，“对行政领导上批评甚多，以为不民主，太浪费”(53)。随后，夏鼐每天参加“三反”运动，并作自我检讨，请同事批评。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批评意见，如有人谓：“(1)夏在业务方面胜任，而行政领导方面尚觉不够，出外工作时间或可说无法，在所时间应多加注意；(2)田野工作期中，政治学习不够，考古组同人对此太不注意，出外工作者已丧失政治时间不少，领导者更不能忽视，希望以后加强政治学习。”(54)等等。1957年，为配合反右派运动，夏鼐撰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当时考古所里反右派运动的主要对象为陈梦家，夏鼐也曾在反右派大会发言，“斥责陈梦家的右派言行”(55)。夏鼐还参加科学院、文物界、史学界等多处反右派座谈会。夏鼐是非常内敛的人，在日记中很少记载内心感受，但从每天不厌其烦的流水账式的记录，可知其事实上是在默默地适应。 第二，自觉学习与接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中共政权建设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新时代历史学等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1951年7月28日，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做报告，列举了标志着中国史学新纪元的六个转向，其中第一个就是史观的转变，有谓：“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这就是说，从唯心史观转向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56)正如郭沫若所说，大多数史学研究者已经开始了史观的转变，金毓黻、顾颉刚、夏鼐也不例外。 金毓黻在北平解放之初，便反复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敏锐地感觉到“新时代之理论，应以毛主席之《新民主主义论》为根据”，“不可不读也”(57)。他还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听艾思奇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认为《联共党史》“为新历史典型之作，亦现代之新经典也”。如《春秋》经，“余近拟立志精读《联共党史》，期以往复十遍，庶几少有所获乎”。随后，便开始逐日阅读《联共党史》及《毛泽东选集》(58)。通过学习与体会，金毓黻认识到：“治史之新观点，应以唯物论哲学为史学理论之基础，又以政治经济学为社会发展之体系，就此二者精进不已，乃有所得。”(59)他甚至还会引用恩格斯的话，讲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瞭解，而并不附以任何外来的成份。’(《联共党史》一四一页引)我说，我们研究前代历史，是对当时社会本来面目的瞭解，而并不附以任何外来的成份，此所以有历史唯物主义也。”(60)金毓黻在努力理解与运用唯物史观。 在顾颉刚日记中，简略地记录他翻阅《资本论》，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毛泽东选集》，看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艾思奇的《实用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论著(61)。顾颉刚曾有意应聘山东大学教授，但希望迟去一年，其致书有关人士称：“这一年中，我当多读些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书籍，使明年到山大上课时不致太落伍，将来编写古代史时也能有一个一贯的看法。”他还特别说明：“我前已略略看些辩证法的书籍，觉得我的研究方法很有些相合，只是没有自觉的运用而已。”(62)顾颉刚的“古史辨”学派被认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以前一个并不反对唯物论的对中国历史学最有贡献的学派”(63)，这或许是其可能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顾颉刚在阅读马乘风用唯物史观所写《中国经济史》时在日记中写道：“予于辩证法及社会发展史亦甚欲用功，惟此事非一蹴可几。现在普通机关之学习，特形式主义耳，除造成几句口头禅之外无所有也。马乘风一书虽甚疏漏武断，亦有中肯处，即以此为始。”(64)作为严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颇能领会实事求是的精神，其针砭时弊之语可谓一针见血。在给友人信中，顾颉刚明确表示：“刚自信决无成见，亦真愿以唯物史观为我主导思想，特不愿随波逐流，作虚伪之顿悟耳。”(65)顾颉刚还在大中国图书局主持的业务学习会上，专门请人“讲马列主义”(66)。另有一则顾颉刚日记写道：“毓铨谓予，《春秋时代的县》为我所作最好的一篇文字，惟无理论，如画龙之未点睛耳。俟《史记》毕工，必当致力马列主义，俾能把握理论，使此后写作不但具血肉，且有灵魂。”(67)顾颉刚对马列主义是史学的灵魂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曾对好友辛树帜一再表示要“接受严正的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要排定时间“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一读去”，“今日为此工作，必须用马列主义说明问题，故对马列主义文献又须用一番功夫”(68)。顾颉刚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相对比较年轻且有留洋经历的夏鼐更具开放性。早在故乡温州解放不久，在家待业的夏鼐就开始阅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并尽可能予以理解。其日记有载：“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此乃1940年1月在《中国文化》上所发表者，其语气较最近七七所发表之论民主专制者似为温和，盖革命历程已前进一阶段，故政策亦前进一步。”(69)1954年，夏鼐在病中把前两年的日记提纲挈领做了简要小结，在其阅读书目中列举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研究论著，1952年有《联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论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3年有斯杰潘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毛泽东选集》第3卷、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册、《斯大林传略》、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夏鼐学以致用，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论〉与考古工作》(70)。作为考古所的重要领导，新时代赋予了夏鼐领导建设新中国考古学的重任。在“三反”运动中，有人给夏鼐提意见，认为：“夏不仅应负责领导考古所，且应领导全国考古工作，夏不应仅以训练青年干部之技术为止，实应领导全国性考古工作，应放大眼光来看，为全国考古工作打算，则所贡献于人民较大。”(71)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夏鼐的重要意见是：“政治思想不够明确，在本所内缺乏思想领导、政治领导。”(72)这是时代给夏鼐的压力和要求。事实上，夏鼐在尽力施展业务技能的同时，也在不断追求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努力紧跟时代的步伐。1959年，夏鼐为中共预备党员，自称是“生命史上划时代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自己以前的看法，觉得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自己没有经过革命斗争锻炼，没有希望。后来渐渐感觉到我虽有缺点，只要决心改正，决心向工人阶级投降，仍是可争取入党的，今日竟能将梦想实现，光荣地被接收入党(虽尚未经上级批准，当无问题)。今后当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政治水平，努力推行与贯彻党的决议，联系群众(73)。 夏鼐成了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 第三，对新政权与新社会的认同。北平刚刚解放，金毓黻就感觉到生活方式要向工人看齐，否则不能适应时代。其日记有云： 李君告余现代生活方式应向工人看齐，此语极为扼要。盖往日生活方式向士大夫看齐，以致演成奢侈颓废之风俗。今日不然，以农工为社会中坚，必业此者乃为人民之本位，故工人之生活即全国人民之标准生活也。不悟此旨，则不能适应时代，又非具有最大决心不能改变此生活方式(74)。 可见金毓黻对适应新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同时，金毓黻通过对日常事物的仔细观察，对新生政权也充满希望。其日记记载：“密雨竟日，四郊霑足，农民欣欣有喜色，忙于播种。中共华北局号召抗旱运动，期以人定胜天。近来政府举措皆先人而为之，有蓬蓬勃勃之气，此旧政府所绝无者也，其能制胜一切绝非偶然。”(75)他在参观治理黄河展览之后，禁不住感叹：“诚哉其为伟大的计划，我国有史以来仅见之创举也……治理黄河传说自禹王始，三千年来黄河泛滥为害，固由政敝人窳，然科学未昌，限于技术不足，故亦无法根治。时至今日，条理渐备，兼以政治修明，组织严密，人尽其力，物尽其巧，用能以人力征服自然，变往日为人灾患之黄河转而为人民服务……此由于上有大公无私之党作之领导，下有力量无比之六亿人民为之响应。党及政府又能结合群众智慧作出精密之计划，并吸取苏联治水之先进经验，从事施工，因而无往不利。再过数十年则黄河面貌全变，古人所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者，今日则能实现黄河清之望。此吾国之无限远景可于治理黄河征其大端者也。”(76)1949年10月1日，金毓黻有幸参与开国大典。随后几年，又经常到天安门参加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庆典，颇有感触。他在1956年参加五一节盛典之后写道： 余于解放六七年来，参与五一节、国庆节典礼不啻六七次之多；每当厕观礼之列，辄忆及司马谈告子之语，以为幸值承平盛世，与于大典礼之列，应引为研史者之荣，不仅无恨而已……今日我躬逢盛典，见祖国隆盛至此，不觉感极而泣，亦不知其何以至此(77)。 金毓黻用历史学家的眼光，以司马谈不能从汉武帝东封泰山为恨事之典故，反观自己多次出席观礼的幸事，心中油然而生对祖国昌盛的自豪感，因此对于在新社会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满足感。他说：“我在社会生活著是愉快的。我对工作、对社会间的一切，都以愉快的心情处理它和迎接它，这样极其愉快的心情，是我能够好好生活的泉源。”(78)金毓黻的内心独白无需故意粉饰，可谓由衷之言。 细绎顾颉刚日记，可以发现他对新政权的认同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其明显的界标在1954年进京前后，应该说这与其极力寻求得到体制认同的主观意志直接相关(此点详见下文)。在此之前，顾颉刚日记记载了许多对当局不满甚至反动的东西，兹不赘引。1953年3月2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日子。这一天，“午间接统一作战部电话，要与我会谈一次，不知何事”。顾颉刚记载很简略，甚至把统战部的名称写错。统战部之所以联系顾颉刚，是因为毛泽东主席与陈毅市长对顾有所关注。3月7日，顾颉刚参加上海史学会理事会，从周谷城与周予同处得知内情。“谷城谓予，到京晤徐特立先生，特立问起予著作，谓毛主席屡次提到，希望国家出版。谷城曰：‘是皆纯学术性者。’徐先生曰：‘无妨也。’予同告予，日前开人代会，晤陈毅市长，亦询予近状。予自惭学之不进，而各方多注意予，殷殷望之，更不安矣。”3月1日，“统一战线工作部朱其寅来”。12日，“到延安西路二百号，参加统一作战部老人会，自三时至五时半。会散进餐。八时车送归”。顾颉刚被统战了，这是其思想与心态转变最重要的关节点。从此，老树发新芽，已届还历之年的顾颉刚的生命史开始出现根本性的转机。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宴会，陈市长告予，北京方面望予去者甚多。北京为予旧游地，岂不愿去。但一去之后，必然比上海忙，以上海为工商业社会，我辈身处其间，人不注意，北京社会则以知识分子为中心，集会演讲及人事酬酢将费予大部分时间耳。”(79)无论如何，北上进京显然是当时顾颉刚最大的心愿。1954年8月，顾颉刚如愿以偿，正式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任一级研究员，工资与住房均有特别照顾。顾颉刚相当满意，内心对党非常感激，因为他深知：“苟无共产党，予此生其终老沪上矣。”(80)关于顾颉刚在此前后对党和政府看法及态度的转变，可以三次国庆日记对比为证。顾颉刚才气纵横，笔锋常带感情，其有关国庆节庆典见闻的日记为此提供了非常鲜活的史料。1952年国庆节，顾颉刚在上海，尚在体制内外游动。他对国庆节观感如下： 此次国庆节，将作终夜狂欢。局中同人有疲弱者，闻之愁绝，盖秋夜甚凉，虑不胜也。又政府规定，参加游行之资产阶级须一律穿笔挺西装，系红领结，妇女须穿花花绿绿之旗袍，以有外国人参观，为表示国力富裕，故打破节约教训。迩来社会，行为虽整，心术愈诈，盖导之自上，实亦国家隐忧。既已切实建设，何必尽量作表面文章乎！(81)今日为狂欢节，凡在工会者除参加游行外尚须通夜在公园跳舞娱乐。大中国方面，如方泂、丁洪昌，体俱弱，当兹秋凉，夜多冷露，吃得消乎？又妇女之参加游行者必花花绿绿之衣服，穿新皮鞋。有些人实无鲜衣，乞假又不得，遂不得参加者(82)。 显然有不满而讥评之意。1953年国庆节，顾颉刚已被纳入统战阵营，当天写了如下观感： 今日所见游行队，与昔年所见异。一，昔年多装美国狼及蒋匪帮，今皆无之。二，昔年多打腰鼓，扭秧歌，今亦无之。此皆转变滑稽为严肃之征也(83)。 这是相对客观的描述，已经有了好感。1954年国庆节，刚进京不久的顾颉刚，作为中国科学院高级研究员，第一次到天安门城楼前登台观礼，其观感又如下： 今日八时半到天安门，二时退，实站立五小时半，膝头觉僵硬矣。忆廿年前，正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蓄意挑衅，在东长安街演习，汽车上大书一“战”字，日本妇女在林中送茶，予目击之，心痛甚，想道：“只要中国强，我死也甘心！”今日所见，中国竟强矣，为之大乐！此皆党之功也(84)。 罕见的兴奋与激动，精神的极度升华超越了躯体的过分扭曲。这是一位对历史的洞察具有无限穿透力而饱经沧桑的资深历史学家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倘若怀疑他有丝毫的矫情，当是对花甲老人圣洁心灵的莫大亵渎。此后，顾颉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及民进中央委员，有机会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听周恩来总理报告，甚至见到毛泽东主席。这是一位旧学者在新中国难得的高规格的政治待遇。顾颉刚对党和政府态度发生转变完全可以理解。 相对于金毓黻、顾颉刚，夏鼐则受到了更多的信任与重视。他进入考古研究所，便承担领导职务，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还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夏鼐对党和政府一直心存感激，他的回报便是兢兢业业工作，为开拓新中国考古学竭尽心力。在夏鼐日记中，极少有感情流露笔端，但有一处特别例外。1954年2月，夏鼐因病住院，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派张庆林副主任到医院探病，送来水果、点心、慰问金50万元(旧币)及慰问信。夏鼐全文抄录慰问信，并写道：“张主任坐了一会儿，问我需要什么否？他走后我自己卧床细想，自己对于为人民服务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乃承组织的关怀，真觉得惭愧。只有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人民服务。”(85)这位蜚声中外的杰出的考古学家，用无比质朴的语言，表达了十分坚定的信念。 至于在能否适应新的学术与政治体制方面，金毓黻、顾颉刚、夏鼐各有不同程度的苦恼与困惑，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可以说是旧时代学者在新时代的个体差异的反映。 金毓黻的困惑有二：其一，是民国史研究的不合时宜。作为史学名家的金毓黻，其专业研究领域主要是宋辽金元史及东北边疆史地，但当他任职南京国民政府国史馆纂修时，他开始关注民国史，并发愿要编纂一部《民国长编》(或《民国通纪》)，同时编纂《民国碑传集》。为了在北大历史系开设民国史课，他撰写了十余万字的《民国史稿》(或《民国史纲》)的讲义。应该说，金毓黻是提倡撰写民国史并在大学讲授民国史课的先驱。然而，他的研究在当时并不为主流学界所认可。他在日记中写道： 近一年来刻意经营者只《民国长编》一事耳。余欲以编年体写近四十年史事，为之不为不勤，时时以此旨向人流露，盖罕有视为盛德大业而乐为之赞助者。反躬自省，诚所未喻。窃尝以此自疑，岂古人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耶？往与尹石公谈及修史，石公曰：“宋李埴之《皇宋十朝纲要》盖一代典型之作，惜无人仿为之耳。”余感其言，窃用自奋，发凡起例，月为一卷，起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迄于一九四九年民国政府结束，为时凡三十八年，年以十二月计，共约四百五十六卷，刻已积至七十余万言，可谓洋洋大观矣。昔者欧阳永叔谓“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为可悲”，余深有味于其言。盖余为之至勤，而喻者极少，以是知知心之侣不易得也。再举一事为例，余拟纂《民国碑传集》，积稿已千篇矣，思付之手民以传其人，然以是语人，喻者亦极少(86)。 这或许是先驱者的悲哀。金毓黻自己不甚理解。其实，新中国建立之初，革命政权的合法性亟需史学家从革命史的角度充分阐释，为旧朝写史显然不合时宜。金毓黻转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后，其民国史研究自然中断。1956年，在知友荣孟源的支持下，金毓黻再度燃起编纂民国史的希望，或许为避讳，特易名《辛亥革命以来大事记》。他详细草拟编辑凡例21条，其总纲前两条是：“一、本编定名为《辛亥革命以来大事记》，其详称为《中国辛亥革命以来三十八年大事记》，起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迄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一日。二、本编只记大事，力求简明扼要，掌握人民革命的立场观点，作出实事求是的记载。”(87)从书名的隐晦，到革命史观的强调，表明金毓黻的良苦用心。但遗憾的是，此事后来也不了了之。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推出36卷本巨著《中华民国史》，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了却了曾经“视所为家”(88)的金毓黻的夙愿。但是，关于《中华民国史》的源头，一般只是简单地追溯到从1956年首次列入国家科学发展12年规划，到1971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正式列入国家出版规划，及1972年李新组建民国史组，但几乎没有谁想到这与金毓黻曾经的开拓性研究有否关联。历史的断裂与连续值得深刻反思。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不合时宜或新旧矛盾，其实质是金毓黻坚持的旧研究方法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新理论。金毓黻是旧派史学家，他曾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但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如金景芳所说：“先生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先生治学的观点和方法始终未曾越出旧史学的范围。”(89)金毓黻编纂民国史，非常信奉司马光编年体修史方法，但明显与当时标榜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流行风格颇不协调。他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颇发愿修民国史，期先撰一长编，再就长编简裁，以成通纪。此涑水修史之法也。颇惜资料不足，又恨助者太少，至于往日修史之法，颇为时贤所诟，黠者竟避而不为。余谓不然，盖观点有新旧不同，而方法有精粗之分。就观点论，往者为统治者撰史，今则为人民撰史，易统治者之重点为人民，则观点即随之改变。今有恒言，知识分子应为人民服务，若史氏撰史，记载人民之动态及其发展，亦为人民服务之一种也。就方法论，则今精而昔粗，然如涑水先辑长编，仍为至当不易之法(90)。 作为旧派历史学家，金毓黻的心灵颇为孤独。尽管他极力想适应新的环境，但要完全与时俱进并不容易。他说： 往余以日记为良友，凡内蕴于心，口不能宣者，胥于日记中畅发之，胸中积郁发泄无余，然后快然自足，其例亦非一矣。近一年来日记渐废，倘有良友可以谈心，一切肆然无忌，亦未尝不可一抒胸臆之积郁，然求可与言此之良友又无有也……余以年逾六十之身，知忆退减，灵明渐涸，忝列学府，实为素餐。青年学子，多已异趣，授业同人，皆非素交，孑然一身，孤立其间，进既不能，自应求退，此理至明，何待筹商。然余终不肯舍而去之者正自有故：故乡田庐已非我有，垂老之年不任耕耘，一经求退，则无资生之路，此可虑者一也。平生志业集中于乙部，迩来以纂民国史为重心，又处于史料丰富之北京，必有学府之凭藉，乃得左右逢原，恣意探取，如能假我十年，志业必成，屈小全大，又未可轻弃，此可虑者二也。生平以治学为第一事，治生为第二事，苟有学之可治，生事为不足言。欲吐之衷，伊谁可语，诉之此记，取喻知交，耿耿余怀，期之来日(91)。 金毓黻颇感进退失据之尴尬。或许因为不在同一个话语平台，他甚至不敢与人谈论他终生酷爱的学问。有谓：“老来畏事并学问亦畏之矣。盖胸中荒伧如不识字之农氓，闻人谈一二事皆茫然莫知置对，诚不知其何以至此！以故往日喜谈学问，今乃一变而畏谈学问矣，宁非一大怪事耶！(92)金毓黻试图调和新旧，但终究只能在新旧之间顾此失彼。他说：“近日余发愿读旧书，以致对时人新著不甚留意，盖由一心不能两用故也。然亦有弊。现代理论基础在新著而不在旧书，不多读新著则无以提高理论水平，无较高理论水平则无以辨正旧书之得失长短，此有本末先后之分，未可重此而轻彼也。”(93)事实上，金毓黻无法找到新旧之间的平衡，正是其痛苦之所在。 顾颉刚的痛苦更大，主要受制于人事关系，实际上牵涉到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顾颉刚深受五四反传统精神的洗礼，因提倡疑古辨伪、编辑《古史辨》而暴得大名，在中国古史研究、边疆史地、民俗学等方面贡献卓著，是极负盛名的文史大家。解放前，顾颉刚与傅斯年因嫌隙甚深而遭排挤，不见容于胡适、傅斯年控制的北大史学系及中研院史语所，难在主流学界立足，甚至不得不投身商界，从事图书事业。解放后，尚在上海的顾颉刚，也曾一度感觉到“北京方面对我之排挤则情事真实”(94)。能否进入新政权的学术体制之内，是顾颉刚最敏感和最在意的事。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新史学会筹备委员会于1949年7月1日在北平成立，多达50人的发起人名单里居然没有顾颉刚。顾氏深感被排挤的屈辱，其日记有云： 报载北平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在南方之伯祥、寿彝皆在，而无予名，予其为新贵所排摈矣。予为自己想，从此脱离社会活动，埋头读书，庶几有晚成之望。惟三儿皆幼，培植需钱，而大中国见予失去社会地位，复将以刍狗土龙视之，生计乃大可虑耳。数月前，君匋亟劝予赴港转平，予以静秋之阻未能应，若予先解放而往，当不至如此也。前数年，予所以不能不接近政府，实以既办大中国，便不得不与政治发生关系，不虑即以此使人歧视(95)。 顾颉刚有一种再次被边缘化的忧虑感。他深知作为一个学者，社会地位非常重要，而这又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来他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就是一个历史包袱，但现在又不能为新政府所接纳，顾氏的沮丧可想而知。他尤其不满罗常培列名其中，有谓： 予前办通俗读物，攻予为共产党最力者，罗常培也。今北平入共党之手，首先钻进去者，亦罗常培也。予前主持边疆语文会，攻击我不解边疆语文者，罗常培也。今入其所不习之史学团体者，亦罗常培也。天下乃有此无耻之徒，予甘心落伍矣(96)。 顾颉刚的愤激之情实在难以抑制。但他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主动出击。其时，正好有友人传递此类信息，顾颉刚决定赴北平一行。他在日记中写道： 擎宇等自北平归，为述北平友人语，予如再不前往，即将被疑为不合作。而上海新华书店召集书业界商谈教科书事，大中国竟未简招，或以本局得第一号执照，疑与朱家骅有关，或以予曾任国大代表，疑与国民党有关，均未可知。要之，予如不到北平一次，谒见中共最高当局，本局前途亦殊不利矣。因定八月初赴平，与毛主席商出版通俗读物事，君匋、振宇偕行，并筹设办事处于琉璃厂，俾将本局出版地图，乘新政府未正式成立时速在平津及东北销尽，庶本局在风雨飘摇中尚得存在也(97)。 顾颉刚感到北平之行之必要，不仅是为了大中国图书局的前途，更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当然，这两者本来就分不开。1949年8～9月，顾颉刚借开拓大中国图书局在北平的业务之机，到北平遍访各路要人，但没有实质性收获。面对新的时代变局，顾颉刚颇有茫然无措之感。他曾致函容庚禁不住感叹：“人世沧桑，使我辈不知何以应付。”(98)实际上，他当然明白，主动接近与进入新体制是避免被边缘化的必由之路。1949年12月，顾颉刚出席了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筹备会(99)。此后，顾颉刚被选为该会干事、理事，一直积极参与该会事务。直到1954年8月，顾颉刚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才真正进入新的学术体制之内。 顾颉刚进京之后，表面上还算风光，但实际上则深深地陷入学术与政治之间难以平衡的痛苦之中。他曾致书于省吾称： 我到北京，政治待遇受得太厚，既是政协全国委员，又是民进中央委员，于是就有开不完的会。然而我实在不是干政治工作的人，且余年无几，这仅有的一点时间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不该尽在会场里钻出钻进，“过了一天又一天”，落得个到死无成。同时，学术待遇却是受得太薄。第一所的领导方面，自己既提不出一个方案，别人提的合理化建议又一概拒绝，弄得死气沉沉，使我怕走进门……如何可以使厚者薄而薄者厚？这便是解除我的症结的一个大问题(100)。 当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由郭沫若院长兼任，实际工作由副所长尹达主持。顾颉刚的不痛快，恰恰与尹达的矛盾有关。顾颉刚进京时，把苏州、上海两地藏书全部打包运京，共计225箱，约9万册。他说：“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屋子安放，我非常感激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尹达“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来岂非多事？”当顾颉刚把工作计划及积稿送交尹达，但尹达根本不看，并对顾颉刚以往几十年的工作只评为“大而无当”，使顾“感到郁郁不乐”。(101)后来因批判胡适问题，顾颉刚与尹达谈话，感觉很不好，有谓：“尹达对予态度，一若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令人难受。‘到此方知狱吏尊’，洵然。”(102)与尹达的矛盾，顾颉刚曾致书好友辛树帜详细叙说，有云： 我有一个最大的毛病，是“傲”。我知道知识范围无穷大，我一个人所知的太少，我决不“骄”。但我绝不能忍受别人的侮辱，我具有极大的反抗性。为了我早得虚名，依附者甚众，为众人所嫉忌，因此有几个人极反对我，而这几个人在解放后即靠拢党，当党要我到京的时候，他们到处放出谣言，说我如何如何。历史一所的所长郭沫若先生，为了事务太忙，所务全部委托副所长尹达代管。尹达是党员，他对我本不认识，听到了这些谣言，满心以为我和国民党有深澈的关系，加我许多侮辱性的言词，甚至说：“解放后你不到北京来，为的是要在上海等待蒋介石回来。”我对蒋介石，向来十分痛恨，所以他当中大校长时我就辞职，改儒业商。解放后我于1949年8月到京，也访问过徐特立、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诸位，他们没有要我留在北京，我如何离沪赴京？像这样的侮辱，我委实受不了，我的傲骨逼得我反抗。三年来，我在科学院反映，在全国政协反映，又在民进中反映。党中知道了，派科学院干部局人员来调查，我细细地说出了。果然，从今年起，尹达对我的态度变了，可见他已受到党的批判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只有佩服党的英明，党的纪律的威严，使我甘心跟着党走(103)。 尹达是顾颉刚的顶头上司，这种矛盾确实使顾氏一度很不舒服。“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在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104)另外，还涉及与范文澜等人的矛盾。顾颉刚给陈懋恒、赵泉澄信曾提到“范文澜对我颇有成见”，甚至说：“刚来京以后，迄无休息，而范文澜等颇相齮齕，精神亦不愉快。”(105)其间矛盾具体如何，因未见确实材料而不得其详。有一个事例或许与此不无关系。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顾颉刚未能当选学部委员。这应该不是学术方面的原因，早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第一批院士，顾颉刚与列其中。有意思的是，顾颉刚的妻子张静秋归咎于其“不进步”，看来不无道理。顾氏日记写道： 今日静秋见报上发表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无予名，颇责备予之不进步，以致被摈。然社会科学党中有不少名家，不似自然科学之悉取材于党外也。观党中历史学界如尚钺、嵇文甫、华岗等尚不在内，更何论于予耶！“为善无近名”，予得解除名之桎梏，亦可喜也。 闻此次学部名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方面之委员系由各专家票选，而社会科学部之委员则由党方圈定。予于马列主义尚未入门，固不当预此选也。 生物学部中无胡先骕，大是怪事，渠一生未脱离研究岗位，亦未参加过反动统治，何乃排拒之耶！(106)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当年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委会成立时顾颉刚愤愤不平的情形不同，这次顾颉刚看得非常明白。其所谓“予得解除名之桎梏”云云，是多少有些无奈的自嘲。接下来的分析，清楚地揭示了两方面的不利因素：一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二是曾经与反动统治有过关系。所谓“由党方圈定”，显然是看的政治素质，这正是顾颉刚未能预选的关键因素。张静秋的观察是很敏锐的。更有趣的是，稍后便有民主党派——民主促进会向他伸出橄榄枝。“马彝初先生遣王锺翰君来，邀予参加民主促进会，予允考虑。”(107)这或许是有关方面有意安排的一种政治补偿。但是，这并没有缓解顾颉刚的痛苦，因为张静秋仍在不断地逼迫他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其日记有云： 以天气太热，昨夜眠又不佳，精神疲倦至极，而静秋以予不得被选为学部委员，又复怨予之不进步。以予年龄之长，精力之差，业务之忙，家累之重，何能多看新书；即看新书，亦何能必有进步。若实未进步而表面冒充进步，以期当局之赏识，此乃投机分子所为，非予良心所安，且予之品性亦实不能为也。然则在此紧张空气中，殆非逼予死不止矣。(108) 张静秋还不断地逼迫顾颉刚参加各种与学术无关而明显带有政治性的会议，主要目的也是促使顾颉刚在政治上有所表现，但却使顾颉刚难以忍受。下面是两则日记： 到怀仁堂，听李富春副总理报告“增产节约”，陈毅副总理报告“国际形势”，自三时至九时半……今日之会予本不愿去，而静秋求予进步之心太切，强迫予往，乃至晚十一时始得晚饭，十二时始得登床，失眠之疾遂大作矣。今日政府中人，经过千锤百炼，自系龙马精神，而我则神经衰弱已甚，欲勉强追随，徒然送我老命而已(109)。 今晚科学院开会，由郭院长总结胡风问题学习，予本可不去，而静秋必强迫予去，至在北海待予为其要挟，不得不往矣。及至院中，则仅听报告半小时，自地安门上电车已十时，心中一急，又失眠矣。静秋何以为此之形式主义，何以必欲使在休养中之予仍病，不可解也(110)。 张静秋的所作所为看似不可理解，其实毋宁说是时代的压力，是政治环境的需要。尽管顾颉刚难以忍受，但他还是不得不顺从。“这样穷、忙、病三位一体的生活，我实在过不下去，但既在组织，又怎可脱离！因此，只得咬紧了牙齿苦撑下去。”“生当此日，必应整齐步伐，以同登社会主义之大道；否则便为时代所淘汰，无倖免之道也。”(111)实际上，顾颉刚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时刻感觉到并没有得到新的学术与政治体制的完全接纳，他始终处在一种若即若离的紧张感之中，虽不想参与政治，但又不能忘情于政治，因而并不能专心做他酷爱的学术研究。他说：“我所苦的，是所处的社会是剧烈变化的‘今’，而我的业务却是问题复杂的‘古’，两者合不起来。一面搞‘今’，一面又弄‘古’，好像脚踏两条船，精神异常的不安。”(112)此所谓“今”与“古”的矛盾，就是现实政治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矛盾。顾颉刚无法找到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平衡，正是其痛苦之所在。 夏鼐的苦恼相对较小，主要在于各种政治学习对业务的干扰。这也是金毓黻、顾颉刚共同面对的困境。顾颉刚曾在全国政协发言，认为“运动太多，不能从事业务，此知识分子同有之苦闷”(113)。在夏鼐的日记中，有参加许多会议的记载，但大都没有具体内容，读者很难参透夏鼐的心思。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在“三反”与思想改造运动中，夏鼐曾到院部向郭沫若院长提出辞副所长职，不知何故，结果也没有下文(114)。1954年夏鼐在病中整理1952年的日记时，在其中轻描淡写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没有工夫坐下来阅书，更说不上研究工作了。”(115)向来内敛的夏鼐显得非常无奈。 旧学者在新时代的适应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在政治挂帅的背景下，如何寻找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平衡，其实质是学者如何适应政治生活。以上对金毓黻、顾颉刚、夏鼐的个案考察，揭示在大同之下有小异，大同是时代的因素，小异则是个性特质。一方面，他们无法挣脱时代的羁绊，对于新的学术与政治体制，只能尽可能地去适应；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不同的个性因素，致使他们在适应方面呈现出不同的面相，甚至导致不同的人生命运。这后一点，是以下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劫难与余生 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那个政治转型时代最鲜明的特色。这是巩固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学术应该处于何等位置，当然只能为政治服务。这样，学者的处境就颇为尴尬。对于从旧时代过来的学者来说，要适应这样一个新时代，就必须自觉地完成自我的转型，以便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找到合宜的生存空间。金毓黻、顾颉刚、夏鼐在解放后的艰难转型与人生境遇，与大多数中国学者或知识分子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 金毓黻在解放后的很多时候都是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他本来有写日记、做札记的习惯，但是，1951年3月4日至1955年10月22日，其日记长期中断。当他恢复写日记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余于近数年患脑病，不能读书，因而不能作札记，致长至三十余年之日记一旦中辍，甚可惜也。自今日始，又试为之，亦以近日稍能读书故耳。是否能持续不懈，姑以此记为验。”(116)此后一直写到1957年11月16日，又再次中断两年多，其最后的日记是1960年1～4月。如果按照金毓黻自己的说法，日记正是其生存状态的呈现，可见其处境并不顺利。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金毓黻虽然没有受到政治上的直接冲击，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是在参与“反右”运动过程中，尤其是在批判荣孟源右派反党问题时，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刺激。金毓黻是有沉重历史包袱的人，不仅有伪满时期长达四年说不清楚的问题，还有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政权任职的经历。就性格而言，金毓黻胆小怕事，行事颇为拘谨。他曾自称：“余以无胆，颇致误事，自知不能担当大事，故以读书撰文为自了汉。”(117)但是，新时代的到来，并不允许他躲进象牙塔里埋头做自己的学问。各种运动接踵而至，使他应接不暇，终于经不起精神折磨，金毓黻被击倒了。在反右运动中，金毓黻难得的知友荣孟源既有光荣的革命经历，又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先进，居然是反党的右派，这是对他最大的精神刺激(118)。金毓黻觉得无法理解，但他还得发言批判荣孟源。那段时间，他精神错乱，颇感孤独。“极盼至友数人来谈，以解中心之积郁，乃无一人前来，为之奈何！往日心中有不快，可一发于日记，日记实为吾一良友也。兹则无此情绪，不能发之于日记，则日记已为无用矣……吾之所患近于心病，必以精神治疗，乃能收效。”(119)其实，金毓黻从荣孟源事件得到的教训，是担心自己能否过关。他经常精神极度紧张，“既觉饮食无味，并患动与时忤”(120)。尤其他自觉到“历史复杂，过咎丛多”(121)，是永远无法挥去的阴影。金毓黻实在难以忍受心灵的折磨，遂生出轻生的念头，于1957年11月和1958年9月曾两度“服安眠药过度中毒”，其实是自杀，并在第一次自杀前写下了遗书，但均经及时抢救而逃过了劫难(122)。在此之后，近代史所内仍然有人批评他“在政治上不算右派，而在学术思想上属于右派”，其“与荣孟源之治学方法完全一致”，学术思想受荣之“影响”。(123)金毓黻的晚年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1962年，金毓黻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在解放后，金毓黻主要的学术贡献是整理近代史资料，如主持编纂中国地震史资料，及《太平天国史料》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等，真正成为了他理想中的“人民史料专家”(124)。 金毓黻未能熬到“文革”，可能是一种幸运。与其不同的是，顾颉刚与夏鼐虽然均在反右运动中顺利过关，但都不幸在“文革”中遭受磨难。顾颉刚也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曾加入国民党，并与国民党政府有微妙的关系。1966年“文革”发动后，自然在劫难逃。8月13日，历史所开始贴出批判顾颉刚的大字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所中贴出大字报，标题是‘把反动史学权威顾颉刚揪出来’，列诸罪状。自今日起，予亦成管制分子矣。所中同人予年既最长，为反动政府有意无意之服务亦最多，此后当一一清算，怕亦无用，唯有痛自改悔，俾有重新作人之望。”(125)22日，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戴纸帽，游街。“予对此早有精神准备，故虽受此困而未紧张。”(126)此后便遭受红卫兵抄家，并不断地写交代书。他还一度被迫参加扫地、搬瓦片等体力劳动，身心俱疲。“被斗仅一星期耳，已有度日如年之感，疲劳之极，直如将死之狗。”(127)面对此种生不如死的状况，顾颉刚为了学问与家庭，不得不忍辱偷生。“近日斗争甚烈，死人不少，被解回原籍者亦不少。予偷息人间，固以属稿未完，亦缘妻子儿女之生活待予工作，不忍撒手不视也。”(128)直到1971年，发现心脏病，“此皆五年来日在惊风骇浪之中所造成者也。”(129)4月7日，“周总理派我主持标点二十四史事，要我定计划，许之”(130)。从此开始逐渐恢复工作的权利。顾颉刚198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解放后，顾颉刚生活虽有波折，但学术贡献卓著，单就其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两大工程来说，已足可谓不朽事业。 夏鼐在“文革”中也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被迫多年停止正常的工作。1966年6月，“文革”初起时，考古所就出现了批判夏鼐的大字报。当时夏鼐坦然面对，甚至表示：“我很愿意引火烧身，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受一洗礼。”(131)在一次公开的自我检查并接受群众批判的大会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大会的空气甚为紧张，对于我的错误，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负责考古所这么多年，将考古所办到如此地步，像群众揭发的那样，实深感惭悔。至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及立场模糊，并且解放前站在反动立场上，经揭发后更为惊骇和沉痛，希望通过这次运动，能引火烧身，根本改造。如果不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132)与顾颉刚一样，此后夏鼐也被揪斗、游街，并被迫参加体力劳动，被抄家，不断地写检查材料。1970年5月，夏鼐还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到干校的第一天，夏鼐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我的生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33)一向内敛的夏鼐还是那么处变不惊，从容淡定。当年10月，因妻子秀君有病，夏鼐请假回到北京，被安排留所协助阿尔巴尼亚修复古书，从此告别干校生活。1971年5月，夏鼐参与接待来访的日本学者代表团。“这是我1966年以后第一次接待外宾，听说也是科学院自1966年以后第一次接待外国代表团。”(134)随后便逐渐开始正常工作。“文革”后，夏鼐进一步活跃于中国及世界考古学术舞台上。1982年，夏鼐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5年，夏鼐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夏鼐以其卓越的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金毓黻、顾颉刚、夏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他们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人生境遇，可谓那个时代除了马克思主义新派学者之外大部分旧派学者或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金毓黻是史学名家，在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上，属于比较传统的旧派学者。他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进入新时代，从北大文科研究所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谨慎本分，发挥余热，终成“人民史料专家”。顾颉刚是文史大家，既有旧学功底，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学术的开拓者。他也有历史问题，但大气纵横，狂狷不羁，当局施以缓兵之计，暂时把他晾在上海，然后再招之进京，任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纳入体制之内，并列为统战对象，安排进政协，进民主党派，给予相当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又发挥其所长，使其完成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与“二十四史”的浩大工程。夏鼐是考古学专家，为留洋西化学者，实际上类似技术专家。他没有太大的历史包袱，当局便把他直接纳入体制之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职务，予以重任，并吸收入党内，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见，他们在几乎相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其实各自的命运并不完全相同。这既是他们各自主观条件不同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政治转型期复杂多样的客观形势的反映。通过具体剖析金毓黻、顾颉刚、夏鼐三位著名历史学家这段充满苦涩与波折的生命史，有助于深化认识新中国学术建设尤其是历史学艰难起步的坎坷历程。 注释： ①关于金毓黻研究，学界主要关注其东北边疆史地、史学史与近代史研究，重要论文有：孙玉良：《金毓黻先生撰写〈渤海国志长编〉的始末》，《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第221～224页；张志军：《金毓黻与〈辽海丛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第110～116页；荣文库：《试评金毓黻的东北地方史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第49～54页；瞿林东：《史学怎样寻找自己——重读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第185～190页；桑兵：《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22～36页；赵庆云：《论金毓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64～71页。关于顾颉刚研究，学界主要关注其古史辨伪、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研究，研究论文不胜列举，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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