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三次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年中论文,书馆论文,基础论文,国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文革”后的思想解放、 20世纪90年代初的二次创业和世纪之交的知识经济三个发展阶段，图书馆学也伴随着这种变化经历了三次嬗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以藏书为主的研究之上的，图书整理被认为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的全部内容就是围绕着图书整理展开的。80年代中期后，文献学成为世纪显学，并很快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这是第一次的变化。90年代初，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生了第二次嬗变。以信息资源为逻辑起点的图书馆学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都非常活跃。世纪之交，知识管理的思想引入图书馆学，并与图书馆所固有的知识组织与服务结合起来，形成以知识为中心的研究思潮。
在这里，我们限定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近20年”，一个是“中国”。前者设定的是一个时间语境，“近 20年”并非数量上确定的20年，而是指中国从20世纪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环境，这20余年是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至于为什么这样说，这个问题涉及另一个主题——社会转型与中国的图书馆学，这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故不再赘述。后者“中国”，主要强调“中国化”的图书馆学理论，即被中国学者理解和接受的并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的内容。
1 以文献为逻辑起点的图书馆学
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以杨昭 的《图书馆学》为先，由于图书馆学来自于图书馆工作的实践，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就与藏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要素说”为例，陶述先、杜定友的三要素（书、人和法），刘国钧的四要素（图书、人员、设备、方法）和五素（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设备、工作方法），图书是第一要素。以“图书”命名的各门学科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如图书组织法、图书经营法、图书分类法、图书馆藏书，图书馆目录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图书馆学概括为以图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
20世纪80年代初，文献学研究活跃起来。一方面，以中国历代古籍为主要内容，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三大支柱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体系成熟起来，对图书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随着图书馆实践的深入，图书馆学也积极扩大研究视野，努力寻找自己的上位类学科，“大文献学”就是一个佐证。
早在1964年，袁翰青在《现代文献工作的基本概念》一文中提到：西文中的Documentation与中国文献学不同，前者指的是现代文献工作，其范围相当广泛。后来，现代文献工作被演绎为现代文献学。现代文献学是针对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采用西方的文献组织方法和管理制度，对文献进行搜集、组织、整理和检索的科学，和图书馆学有大量的重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献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1982年，谢灼华讨论了“文献学”的含义、内容、范围和作用。1983年周文骏在《概论图书馆学》一文，首先提出“文献交流”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1986年，周文骏又出版了《文献交流引论》一书，积极地为图书馆学寻找新的理论依据。这一趋势在90年代达到高潮。1990年，倪波主编了《文献学概论》，作者力图勾勒出一个包括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的新体系。1992年，黄宗忠的《文献信息学》和朱建亮的《文献信息导论》进一步发展了“泛文献信息论”的思想。 1994年，张欣毅的《现代文献论纲》出版，该书强调运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对古今中外各类型文献作个本体范畴上的考察和研究。此外还有卿家康的《文献社会学》，周庆山的《文献传播学》，柯平的《文献经济学》，蒋永福主张建立的“文献物理学”，叶鹰的“文献哲学”以及康军的“文献工程学”等等。
图书馆学者对文献理论的深入研究，动摇了传统的以图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理论，文献代替图书进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通过“大文献学”的探讨，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的上位类学科也日益明显，图书馆学在寻找自己的理论基础方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一结论就是笔者所概括的以文献为逻辑起点的图书馆学。
2 以信息资源为逻辑起点的图书馆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以信息为特征的社会生产活动，人类的社会活动莫不烙上信息的痕迹。由于信息在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巨大作用，使得它从各类资源中脱颖而出，成为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并列的三大社会经济资源。
图书馆担负着人类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和服务的社会职能，对信息资源的高效管理是图书馆的基本社会职能。从信息资源的角度来研究图书馆文献，是来自于信息资源管理(IRM)思想的启迪。
信息资源管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国家，80年代末90年代初传入我国。此时，我国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和研究正处于低谷，信息资源管理的引入使图书情报学又一次捕捉到发展的机遇。90年代初，卢泰宏首先介绍了国外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并认为 IRM是三种基本信息管理模式的集约化，即技术、经济和人文管理的集成。之后，有马费成、胡昌平、孟广均等对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蓬勃发展必然对图书情报学基础理论产生影响。一些学者开始以信息资源为逻辑起点，重新审视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试图建立以信息资源管理为上位类学科的新体系。1999年徐引篪、霍国庆出版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该书把图书馆学理论置于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框架内，并明显表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其基本观点是：(1)图书馆的实质是一个动态信息资源体系。无论是文献信息资源、口语信息资源、实物信息资源或多媒体信息资源；根据用户的需要图书馆都可以收集起来，使之形成一个信息资源体系为用户使用；(2)信息资源体系是一个发展的有机体，它是动态的，有形成、维护、发展、开发四个主要阶段； (3)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而图书馆的实质是信息资源体系，故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
90年代中期，在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主张用“信息资源建设”代替“文献资源建设”，把技术、经济等因素融入传统的文献工作中。这一主张得到了普遍的认可，2004年出版的面向二十世纪课程教材《图书馆学基础》（吴慰慈主编）把信息资源管理纳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之中，标志着信息资源管理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另外，从实践层面上来看，90年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大调整就是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直接影响。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情报系改为信息管理系。这一改革引发了全国图书情报系的改名风潮，几乎所有的图书情报系都改为信息管理或信息资源管理系。在课程设置上也大量开设计算机和经济学课程，并创立了信息资源管理等新的专业。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对图书馆学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使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从外延进入了内涵，即从图书馆到信息资源体系；(2)由于信息技术的大量引入，图书馆工作多元化，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综合化；(3)信息资源的稀缺性，要求对图书馆信息资源实施有效的规划和科学的配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图书馆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提高信息共享效率。但是，信息资源管理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信息资源管理把信息作为一种物（资源）来看待，重视资源的配置与布局（效率），而忽视了对信息本身（内容）的发现与挖掘，换言之，信息资源管理变成了物流分配管理，而缺乏对信息（知识）的深度了解；第二，信息资源管理是技术狂潮下以效率为中心的旧式管理思想的翻版，缺乏人性化的现代服务思想，忽视个性需求的差异和层次性以及彼此的联系；第三，信息管理或信息资源管理内容宽泛，核心内容不明确。根据肖希明先生的调查，全国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至少有500家，但内容五花八门，有的设在管理学院，有的在商学院，有的在法学院，有的在计算机学院。
3 以知识为逻辑起点的图书馆学
图书情报学家早就注意到知识在文献活动中的重要性。1929年英国图书馆学家布利斯就出版了《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和《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两部著作，而20世纪60年代布鲁克斯对知识的研究奠定了现代知识组织思想的理论基础。布鲁克斯认为图书馆中的文献分类是文献组织而非知识组织，知识组织是对文献中所包含的知识内容进行分析，找到相互影响及联系的结点，像地图一样把它们标出来，展示知识的有机结构及内在联系，为人们直接提供所需的知识服务。知识组织可通过建立“认知地图”的方式得以实现，这实际上已经与当代网络信息组织的重要技术（基于本体论和语义网原理及可视化检索等）如出一辙。我国学者80年代开始重视对知识组织的研究，马费成、胡昌平、丰成君等就曾讨论过知识揭示与知识基因的方法问题；丰成君、刘洪波等则认为知识组织是图书情报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华东师大的宓浩等学者指出：“图书馆学要研究社会知识交流在图书馆活动中的特殊过程和特殊规律；研究如何搜集、整理、贮存和传递知识，以促进社会知识的交流；研究在社会知识交流过程中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自身变化发展的规律”。宓浩等的“知识交流说”是对周文骏等的“文献交流说”的继承与发展。 1992年，彭修义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知识方向》一文中主张建立知识学。因为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图书馆学先后形成以文献信息为中心的学科体系，现在我们应及时转移到知识领域，建立以知识为中心的学科体系。黄俊贵从实践角度提出用知识组织思想改造图书馆工作业务流程，使图书馆工作适应知识服务。此外，黄俊贵还在另一篇中指出：“透过图书馆各种变化现象看它的本质——图书馆以知识为根，以服务为本，图书馆的本质就是知识与服务，或者说，就是知识服务。”
图书馆学回归知识的另一个助推器是知识管理思想的影响。知识管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末传入我国，并很快形成研究高潮。知识管理有以下特征：重视对知识内容的挖掘；重视知识在组织成员间的转化与共享；重视人的隐性知识的开发和利用；以及重视知识创新与再造等。由于这些因素适应了图书馆知识组织与服务的需求，因此成为图书馆学新的学科增长点。2003年之前，图书情报界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仅限于国外理论的介绍和浅层次的解说，至于如何实现与图书馆工作的结合缺乏可操作性的见解。2005年前后，知识管理研究达到高潮，并持续至今。以我系为例，1998年以来，先后有柯平、付立宏等两位教授拿到国家级的研究课题（知识管理方面），尤其是付立宏博士主持的知识管理语境下图书馆运行模式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还获得了2006年结项项目中的优秀奖，在此类研究项目中实不多见。目前，知识管理的研究正向纵深方向发展，图书馆学与知识管理的融合会更加具体和清晰。
2000年以来，在知识社会化和社会知识化等合力推动下，图书馆学向“知识域”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了。2000到2003年，王子丹以知识论为立场，提出了“知识集合”等系列观点；图书馆的本质是知识集合；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应转移至知识集合，研究客体应是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图书馆学的宗旨就是为人们主动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与方法等。2003年，王子丹以知识为逻辑起点重新梳理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把上述观点融于新书——《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之中。这是到目前为止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唯一的系统的理论成果（以知识为逻辑起点）。其后，柯平等人的论文“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李万健的“知识是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工作的主要对象”、龚蛟腾等的公共知识管理学等都有较大的影响，2000年以来，图书馆学界两位资深教授黄宗忠和吴慰慈都重新修改了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颇有影响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把知识纳入其中，力图实现知识论与传统图书馆学（以文献信息为中心的学科体系）的结合，这在2003年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黄宗忠）和2002年的《图书馆学概论（修订本）》（吴慰慈等）等文章著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盛小平在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中得到启发，在《构建以知识为中心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一文中，力主构建“一种以知识为中心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
综观新世纪以来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知识化趋势已十分明显。这种趋势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从外部因素来说，以知识为逻辑起点的图书馆学理论是知识社会和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内部因素来说，以知识为基点的图书馆学研究是对以文献、信息资源为中心的学科体系的突破，知识服务比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具有更高的要求与价值。但在目前，图书馆学学科体制内（如教科书、教学课程设置等）知识化教育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至于把这种面向知识的研究催化到图书馆实践层面，进而得到积极运用，那就更有距离了”。面对图书馆学界在认识的“时滞”，王子丹在2007年新年伊始，再次撰文呼吁重视图书馆学的“知识域”研究，以知识为学科基点建立面向知识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
4 结论
近20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20年（当然，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个跨度非常大的时期，近20年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伴随着这种变化，图书馆学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的兴起、众多人文学科向知识的聚集，对图书馆学研究重心向知识转移起到了推动作用”。图书馆学在经历了以文献和信息为中心的学科体系的嬗变之后，迎来了以知识为中心的理论时代。“这种演变看似为一种研究范式的转移，其实却是图书馆学对其自身学科逻辑起点 （文献）的更高层次的回归”。图书馆学只有跨越“认识时滞”，才能从大量的定性描述转入实证分析，深入到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所段。
收稿日期：2007-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