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战略”的历史溯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20年代，苏俄和共产国际为了从东方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同时援助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建立东方反帝统一战线制定了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简称“东方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东方共产主义运动。它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共产国际的活动和苏俄的外交工作风貌，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东方推进的历史进程。
一、“东方战略”的孕育
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东方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给了东方各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以中国的纺织业为例，纱厂数比战前增长了2.5倍，纺绽数是战前的3倍。东方其它各国也都有和中国相类似的情况。故而有人说，一次大战前后是东方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民族经济的发展刺激了民族领袖人物的涌现。其中以土耳其的凯末尔和印度圣雄·甘地最为著名。东方各国基本上是农业国，农民占东方各国人口中的大多数。他们身受三种压迫，生活异常困苦；东方各国中另一个最先进的阶级是工人阶级，他们所受的压榨和剥削比起农民更甚。这个阶级的弱点是人数较少，文化水平较低。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壮大及觉醒。可以说在大战前后，东方各国的这四个阶级都有不同程度的成长。它们有一个共同要求：解除封建剥削，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这些构成了东方战略的社会基础。
十月革命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催动着西方工人运动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浪潮，特别是在东方，由于苏俄主动放弃沙皇政府奴役东方各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奉行尊重东方各国人民的主权独立、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使一贯受压迫和奴役的东方各国人民亲身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友情。如1919年和1920年，苏俄两次发布对华宣言，宣布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就强烈地震憾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东方各国被压迫人民从苏俄的身上看到了希望。并产生一种吸引力，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向苏俄靠拢。与之相反，战后各列强召开巴黎和会，与会的帝国主义国家却加紧对东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在印度，一战期间，英国政府为平息印度人民的独立浪潮，曾答应战后实行改革，声称要给印度自治。然而，当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英政府竟自食诺言，公布了“罗拉特法案”，对印度人民实行了比战前更苛刻的压迫。正如甘地所说：“人民要求一块面包，得到的却是石头。”中国也发生了激起五四运动浪潮的割让青岛事件。从这一正一反的鲜明对比中，东方各国人民很容易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为东方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另一个有利的条件。
在加紧对东方各民族压迫的同时，帝国主义各国还加强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从1918年起，英、美、法、意、日等国组织干涉军，支持俄国白匪邓尼金等，疯狂地向苏维埃俄国发动进攻。到同年8月，苏俄的战略要地巴库被占领，3／4的国土沦陷于敌手，粮食、原料、燃料产地相继失去，60%的工厂停工，人民陷于饥俄之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搏斗。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扼杀政策，使年轻的共和国摆脱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苏俄迫切需要和西方的工人运动及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携手联合。而帝国主义两面树敌的作法，为苏俄和共产国际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列宁高瞻远瞩，首先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上倡议建立统一战线。他在会上发表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这两篇划时代的著作，阐述了关于东方民族运动的一般原理。列宁认为，首先要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后者的斗争已构成无产阶级总问题的一部分。它从帝国主义后方打击帝国主义，是动摇帝国主义根基的伟大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应当重视这一战略问题。他强调共产国际在这一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而彼此接近起来”；[①]共产党人还必须和农民结盟，领导农民运动；共产国际“必须实现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实现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②]并告诫国际无产阶级要准备在这场斗争中承担“巨大牺牲”。列宁的上述理论，为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是共产国际制定东方战略的理论依据。当然，这次大会最主要的还是讨论和制定了西方战略，并确定共产国际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那里实行直接进攻策略。即：共产党人利用已经成熟的革命形势，抓紧准备发动国内革命战争，带领先进工人直接向资产阶级进行全面冲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东方战略和西方战略作为一对孪生兄弟同时诞生于共产国际二大上，这不是巧合，而是历史必然。它是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一个新阶段。但也要看到，此时共产国际的战略重点是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因为当时西方的革命形势显得“更有希望”。
二、东方战略上升为重点战略
共产国际四大以前，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是因为列宁曾认为，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假若得不到欧洲革命的援助，就会陷于失败。1918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它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③]当列宁对全欧革命寄于极大希望时，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从东欧到西欧的确出现了欧洲历史上罕见的革命风暴：1918年1月爆发的芬兰革命，9月保加利亚的弗拉戴士兵起义，11月又发生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在英、法、意等国，广大工人阶级则掀起了“不许干涉苏俄”运动，它标志着一次大战后西欧和南欧工人运动的复兴。整个欧洲似乎真的出现了列宁期待已久的“全欧革命形势”。1920年7月，俄国红军挺进华沙，把这种形势推向了最高潮。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在为大会起草的《共产国际基本任务》提纲中，毫不掩饰自己的乐观情绪。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正在全面瓦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借以取得原料和销售产品的贸易关系，已无法维持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正在遭受巨大革命危机”。[④]基于这样的估量，提纲规定：“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在于加速革命”，进一步的任务则是“无产阶级准备取得国家政权，并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政权。”[⑤]这次会议依据上述观点，拟定了在欧洲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直接进攻策略”。西方战略在会上占了主导地位。
然而，二大还未开完，形势就突发逆转。先是8月，苏俄红军受挫于华沙城下，接着是东欧各国的革命风暴，随着芬兰、巴伐利亚、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的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夭折而渐趋平息；在资本主义较发达的西欧，迟迟未出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势。一系列的变化，使列宁很快意识到他对全欧革命形势的估计是不切实际的。正当西方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却持续高涨起来。外蒙古的先进分子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1年3月成立蒙古人民党，7月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宣告独立。印度工人罢工，农民起义，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在全印度蓬勃兴起；在印度尼西亚，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于1920年5月成立，立即领导了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工人罢工运动。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等国反对英、法的斗争也连绵不断。土耳其国民军在凯末尔领导下，从1920年4月起与英国、希腊侵略军作战，展开民族独立战争。东西方形势的彼长此消，向共产国际提出了转变策略的要求。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召开四大。东方问题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在《共产国际策略》提纲中，除继续坚持三大所确定的西方战略退却原则外，着重分析了东方民族解放斗争的前景，指出“印度、埃及、爱尔兰和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实例表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正在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蓬勃的革命起义的策源地和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的源泉”；[⑥]针对这一前景，共产国际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政党及共产主义者担负起双重职任：“一方面，力谋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诸问题作再彻底的解决法”，“另一方面，组织工人农民为其本阶级特别的利益而奋斗，并利用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矛盾，而自取其利。”[⑦]（着重号原文有）这次会议集中力量讨论了东方的事务，并产生一份重要文件：《东方问题总提纲》。它指出，近一年来，“东方革命运动之勃兴”，“已今非昔比”，且“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必须严格地加紧在殖民地上的工作”；[⑧]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东方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首先应在整个反帝战线中争到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只要承认它的这种独立的作用，并保持它在政治上的完全自主，才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暂时的妥协”。[⑨]提纲告诫各国共产党与农民结盟的重要性：“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⑩]提纲最后号召西方各国共产党要“格外努力援助殖民地之劳动运动及革命运动，与以物质上思想上的援助”，“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应当在中央委员会之下，特设一殖民地委员会，专任其事”。(11)《东方问题提纲》是继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之后的又一份纲领性文件。“四大”也是东方战略超过西方战略，上升为主要战略的标志。1923年3月，重病缠身的列宁在他的政治遗嘱《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重新估量了东方问题的重要意义：“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12)
1924年7月，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策略问题提纲》，检讨了以往忽视东方的错误：“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组织。虽然如此，从许多情况看来，共产国际过多地注意了西方。对于最广义上的东方，今后也必须更多地注意。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在印度、日本、中国、土耳其都建立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批支部”；“工人的广泛的经济斗争正在蓬勃展开”；“共产国际应及时对这一运动给以最大的注意”，并从各方面支持它。“它必定不仅在欧洲，而且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革命的胜利。”(13)总之，共产国际“四大”是“东方战略”上升为主要战略的标志。
三、远东是重点、中国是主角
在东方战略实施过程中，苏俄和共产国际遇到第二个难题是选择战略重点地区和主要援助国家。所谓战略重点地区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那个地区的战略位置对打破帝国主义封锁苏俄有利，二是那里的确存在着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客观形势。所谓主要援助国家，也应具备两个条件：其一，那个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整个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二，领导那个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对苏俄持友好态度，并愿与苏俄结盟，共同反抗帝国主义。按照这两方面的要求，共产国际和苏俄最早把重点放在近东，以土耳其为主要援助对象。简称“援土计划”。
近东包括埃及、巴勒斯坦及土耳其等10几个国家，总面积约7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它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世界各强国必争之地。巴黎和会后，英帝国主义首先在这里动手。1920年6月，在英国支持下，希腊对土耳其宣战，挑起了希土战争。土耳其被西方人视为西亚病夫，但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一手扼住了黑海出海口，一手控制着欧亚大陆的金桥——伊斯坦布尔。穿过安托利亚半岛来到两河流域，越过巴基斯坦，就到了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名珠——印度。因此，征服土耳其，对英国来说极有战略价值，而且从这里还可以直接逼近苏俄的战略物资重地——巴库。从土耳其边境到巴库仅450公里，是威胁对手的绝好战略要地。对此苏俄和共产国际自然十分清楚。他们不会忘记1918年8月当巴库陷落时，被人扼住喉咙的痛苦。因此，在希土战争中，苏俄政府坚决站在土耳其一边。对土耳其来说，面对英、法、希强加于自己的战争，它被迫举起反抗义旗，这样也就失去了从其它列强获得援助的可能，只能与苏俄结盟。所以从1919年起，当凯末尔决心领导这场斗争时，便主动与苏俄加强联系。1920年1月，凯末尔给苏俄打电报，表达“敬佩感情”。4月26日，凯末尔写信给列宁，提议两国建交，呼吁援助。从战略的角度出发，苏俄和共产国际也需要借助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来打击或牵制英、法、希三国间接地保护自己南部领土的安全。所以，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上，执委会在工作报告中宣布：为了推动东方各国的革命运动，决定在会后先召开近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然后再召开远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当时近东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已在阿塞拜疆首府巴库进行。7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参加“二大”的一些代表共同发表《告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受奴役的人民群众书》指出，如果东方各民族人民与欧美的工农结合起来，就会加速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为世界工农的解放提供了可靠保证。9月1日，东方（即先前说的近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在巴库开幕。参加大会的有来自37个民族的1891名代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亚细亚土耳其斯坦地区各民族的代表。季诺维也夫在会上作报告时说：“共产国际需要和东方各民族人民和所有被压迫群众结成兄弟般的联盟，支持东方各国的反帝民族运动”。(14)他认为，只有在整个东方革命真正发动起来，并和西方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时候，一场真正的世界革命才算开始。大会决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下，在巴库建立一个团结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常设机构——东方各民族宣传和行动委员会，并创立《东方民族》杂志，以指导东方各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虽然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东方各民族会议，但从会议的内容和代表成份看，重点是近东，土耳其是主角。
这次大会之后，苏俄和共产国际加紧了对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三国的支持和援助。1920年6月，苏俄率先承认了土耳其的国民政府，并同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1921年3月16日，苏土两国代表在莫斯科签署了《苏土友好亲善条约》。尽管苏俄政府自己也十分困难，还是给了土耳其许多无偿的援助：1000余金卢布、大批武器弹药和石油，解救了土军的燃眉之急。1921年12月，以伏龙之为首的苏维埃俄国代表团访土，给了土耳其民族解放斗争以巨大的声援。除此之外，1919年5月27日，苏俄政府还复信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承认阿的独立完整，热情地支持他领导的抗英斗争。1921年2月28日，苏阿两国签订条约。1921年2月26日，伊朗和苏俄也签订了条约。苏俄承认伊朗的独立，放弃沙皇在伊的一切特权。但伊朗须保证本国领土不被利用来进行反对苏俄的行动。随着土、伊、阿三国形势的有利转向，共产国际和苏俄的重点继续向东移。
20年代的头两年，东方的形势有两点显著的变化：一是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斗争节节获胜，减缓苏俄的南部所受的压力。1921年初，1.5万土耳其国民军，打败了四倍于己的希腊军队；8月23日，瓦解了希军发动的最大一次攻势。翌年8月26日，土军反攻，一举将希军赶出安那托亚半岛，并俘获希军总司令。11月22日，贡、法、意、希等协约国代表同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代表在瑞士洛桑经过长时间争论，签订了《洛桑条约》，承认了土耳其的独立主权。给了战后帝国主义的凡尔赛体系以沉重打击。这不仅是土耳其的胜利，也是共产国际和苏俄东方战略的胜利。在长近2年之久的斗争中，苏土两国互相支援，苏俄给了土国很多援助。反过来，土国的胜利，使苏俄从南方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的绵延数千里的封锁线，苏俄从战略上获得重大的突破。东方形势的第二个变化是，美、日、英加紧了在远东（主要是中国）的争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日趁英法等强国无暇东顾之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据统计，日本在华投资比战前增长了4倍，美国增长了2倍。战后英法等国卷土重来，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在争夺中，尤以美日矛盾最为激烈，几至达到诉诸武力的程度。为协调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在中国的利害冲突，同时也为了共谋镇压东方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蔓延于远东，各国接受了美国的倡议，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国首府华盛顿举行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国的代表。会上签订了调整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美、英、法、日《四国条约》和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协定》，签署了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协同侵略中国的《九国公约》。这次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和发展。它使苏俄和共产国际感受到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巨大威胁。会议的直接矛头是对着苏俄的。列宁和共产国际认为，华盛顿会议之后，帝国主义各国将对远东主要国家下手，加紧镇压那里的民族解放斗争。继续从远东实施对苏俄的战略包围。为了唤醒亚洲各国的民族反抗意识，共产国际决定针锋相对地召开一次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代表大会。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9个国家的148名代表。会议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指出了“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是远东各国劳动群众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盟。”(15)“远东各民族的劳动群众只有同世界无产阶级一起战胜帝国主义者，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发展。”(16)会议实现了预期的目标，给远东各国人民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对远东各国共产党帮助极大。可以说，这次会议是苏俄和共产国际战略重心继续东移的重要步骤。
为了加强远东的工作。苏俄和共产国际还调整了在远东的领导机构。从前，由于战略重点不在远东，所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分别把自己在远东的工作委托给俄共（布）远东局和远东共和国代劳。后者没有辜负重托，他们对远东，特别是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最杰出的要数1920年4月威经斯基一行的中国之行，不仅播下了中俄友谊的种子，更重要的是威向远东局和远东共和国提供了第一份较详实而有价值的报告。从1920年8月起，共产国际和苏俄外交委员会决定亲自过问中国的事务。先是于1920年8月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接着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于1921年1月宣布撤销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组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地设在伊尔库茨克。1921年3月，远东书记处正式成立。共产国际给它的任务是：调查远东各国的情况，联系远东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开展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与此同时，苏俄外交委员会也开始直接办理对华交涉事宜。1921年末，苏俄直接派出裴克斯使团赴北京，取代了远东共和国的优林使团。1920年7月，苏俄任命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为驻中国全权特使出使中国。上述一系列的实事表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战略重心已移至远东，并特别对中国感兴趣。
远东的战略地位在逐步上升，那么谁是这个重点中的主角呢？苏俄和共产国际对远东各主要国家曾分别作过考察。印度为远东第二大国，且又是英国的殖民地。那里的国大党和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曾给了英国殖民者以沉重打击。遗憾的是，甘地不同于凯末尔，他既反对武装斗争，又不热心与苏俄结盟。而印度的共产党力量还很弱小。这样，共产国际很难在印度实施东方战略，故而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代表大会上，印度却只有两名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之后，共产国际还增设了一个新机构共产国际远东局，驻地在海参崴。共产国际给它的任务是专门研究中、日、朝三国的事务。这样，印度就被排除在主角之外。日本是东方国家中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力量强于远东各国，并有象片山潜这样的优秀领袖人物。然而，日本统治阶级力量也相对更强，因此，让日本当主角是不现实的。朝鲜虽是小国，但地理位置却不容轻视。它像一道天然屏障，挡在苏日之间。现在，它沦为日本殖民地，对苏俄和东方安全威胁极大。所以，如若援助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必将打击或牵制日本，对苏俄极为有利。遗憾的是，朝鲜共产党内宗派情绪严重，又缺少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领袖人物可以结盟，这就限制了共产国际在朝鲜实施东方战略。1922年1月，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远比中国小的朝鲜，却成为大会的最大代表团。从此安排看，苏俄和共产国际还是希望朝鲜成为主角的。可是，华盛顿会议却从另一个方面提醒苏俄和共产国际：中国应是远东的主角。
对于苏俄来说，中国一直是个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古国。俄罗斯人曾居心叵测的高唱“黄祸论”，更增添了她身上的令人迷惑的色彩。在近代，首先打破这层迷雾而认真研究中国的是列宁。从1911年以来，列宁多次撰文探求这位东方近邻的奥秘。但列宁也自称：他对中国知道的很不够。故而，当苏俄和共产国际下决心以中国为主要援助对象时，它不得不作了长达3年之久的调查工作。先后派威经斯基、马林来华。后者成就显著：他最终帮助共产国际下决心实施国共合作战略。1922年7月至1923年7月，马林与越飞密切合作，将国共合作蓝图绘制完毕，并卓有成效开展了筹建工作。之后，鲍罗廷、威经斯基、加拉罕三人组成东方战略推进小组，完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东方战略在中国大放异彩，备受世人瞩目。
四、结论
历时7、8年，并对东方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东方战略”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启示。
第一，本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制定和实施的东方战略，是合乎历史的战略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转移，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从西向东推进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几亿东方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科学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来，他们一直把希望寄托于欧洲。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曾对欧洲突发的革命风暴寄予厚望，并领导共产国际制定和推动了西方战略。但是，“欧洲革命”还是夭折了。列宁和共产国际总结了经验教训，把目光和工作重点转向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绩。东西方战略成败的鲜明对比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力量毕竟强大，而工人阶级的力量由于分散而弱小。在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都可以成为革命力量，只要周密组织，协调好各阶级的利益，90%以上的民众都可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和压榨东方各国人民的政策，则正好“帮助”了共产国际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参与革命运动。因此，共产主义运动打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来赢得更多同盟者的参加，正是其从西方战略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的最佳策略。
第二，东方战略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共产国际与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关系，它决定着东方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和前途。十月革命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对东方各国人民来说，给了他们走向新民主义革命，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选择。然而，国情复杂，也仍然留有了一些国家继续走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可能性。其关键因素，决定于两点：一是共产国际支持的重点，二是那个国家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弱和成熟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在援助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由于土耳其的无产阶级力量薄弱，所以造成了共产国际的唯一选择：只能帮助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走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前途。在中国的情况则不然，无产阶级完全有能力与资产阶级抗衡。而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对此就估计不足，并在以后的一系列实际工作中犯下错误。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也正是利用了共产国际的致命弱点，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帮助下，战胜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并与共产国际结束了同盟关系。顺便说一下，“援土计划”和国共合作，都是东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后者的发展前途明显高于前者。因为“援土计划”主要帮助了民族资产阶级，并使之独享了革命的成果。这一发展模式是旧民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回声，不是十月革命后的主流。而国共合作则是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它的领导者、革命的动力及前途都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色彩。
第三，东方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更接近东方各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它取得了远比西方战略更大的收效。列宁和共产国际认真总结了推进西方战略时的急躁冒进，脱离实际的错误，在制定和实施东方战略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体水平远高于西方战略。表现在（1）东方战略的理论基础扎实而合乎东方各国的实际。这些理论在列宁的一系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中一再得到验证。（2）东方战略的总体构思是正确的，战略重点的选择，战略步骤的推进严谨而有序。有的还相当精彩。而西方战略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某些历史的突发事件和主观的想象之上，结果自然被历史潮流冲击而宣告破产。
第四，共产国际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国共合作这一宝贵的统战工作方式，的确是它的一大贡献。但是能真正把这一形式贯彻到底，使之成为推动和改变中国命运的三大法宝之一，则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这是由客观规律制约着：一个国家的革命斗争只能由本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才能走向胜利，任何外部的援助，甚至是非常强大的国际革命组织的推动，也只能从外部给予重大影响，而难以最终决定它的历史命运。
注释：
[①][②][③][④](12)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39卷，第161页，第39卷第161页。
[⑤]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92页。
[⑥][⑦][⑧][⑩](11)(13) 《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资料选辑（1919～1924）》第216页，第199页，第203页，第206页，第204页，第320页。
[⑨]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8～1928）》第一辑，第72页。
(14)(15)(16)季维尔：《共产国际的五年（决议和数字）》、《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辑，第290页。
标签：民族解放运动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英国殖民地论文; 1920年论文; 远东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殖民地历史论文; 列宁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