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与失业之关系的定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性分析论文,我国经济发展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失业是经济发展无法避免的产物。在中国，因为失业与就业矛盾引起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所以有必要对与失业问题相关的经济逻辑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掌握中国失业问题的规律性。失业分为自愿非自愿两种，本文只分析非自愿失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在中国的特征，以及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化解失业压力的思路。
一、劳动与生产的逻辑关系
1.人类社会中的基本关系
在此，首先对某些与经济相关的关系进行简单的有选择性的分析。
（1）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地球上需要得到许多种物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些物质可分为衣、食、住、行等方面，包括空气、水、粮食、蔬菜、衣物、住房、交通工具、医疗保障等等。这些必要条件都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任何一项的缺乏都必然破坏人类所需物质条件的充分性，影响生存的质量。这些物质条件在自然界中有的相对很充足，有的却相对很稀缺。在人类发展历史中，那些相对稀缺的物质就是制约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容。
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人类依靠自然界提供各种相应的物质内容。因自然界所能提供的物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限制，所以人类的发展受到了自然界的约束。
（2）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人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摆脱自然界对人类生存的制约。自然界中的物质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就是相互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当人类掌握了这种转化规律后，人类就可以将那些无法直接利用的或相对很充分而有余的物质转变为可以直接利用的原本稀缺的物质。这个转化过程就是生产过程，但因为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所以生产往往需要社会化的集体行动才能实现。因此，无论集体规模的大小如何，社会生产都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然后，人们再从生产成果中分享到自己所需的生活物品。社会由人组成，人离不开社会。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立足之本，人类的一切活动也都是由此出发，所以，这两个关系是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
（3）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
因为社会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分工方式进行生产。有分工就必有协作，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基本内容。在社会中，协作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在共同的约束下进行协作是直接协作，否则是间接协作。在直接协作中有平等型协作和主辅型协作两种情况，平等型协作的参与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特权，主辅型协作中的参与者有主次地位之分，地位占优者拥有更大的决策和支配权。各行各业的相互依存是间接协作，经济交易活动是平等型直接协作，生产活动是主辅型直接协作。
协作是人们为了某一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具有分工安排的活动，可以由两个以上的人参加。如果每个参与者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这种协作就是严格分工性协作。由于分工的要求，协作中往往需要性质相互独立的各种参与者按一定比例一定方式匹配地进行活动。组合协作成员的方式很多，自由组合是最原始最普遍的组合方式。在自由组合方式中，因为协作对于每个成员都是有利的，所以协作对每个预选成员都具有利益诱惑，从而，总数超过匹配比例要求的那类成员就必须通过竞争获取协作参与权。分工与协作是人类社会中互为前提的一对基本矛盾。
（4）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
每个生产单位都是社会协作中的一个环节，每个生产单位的活动都是为了创造人类共同需要的物质内容。生产创造出来的产品需要被社会共享，人们如何分配社会中的产品是人类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关系。于是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怎样尽可能好地生产出人们需要的东西，二是怎样把生产出来的东西高效合理地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手中。
“尽可能好”具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性质，并且具有“度”的要求。从数量看，并非总是多多益善：在人们生活需要（边际效用为零，张曙光，1994）未完全满足之前是多多益善，而在人们的需要已经满足之后却多则浪费。把握需要的“度”是关键，尤其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稍不小心就会造成浪费。市场经济规则是一种能够同时调节生产与分配两方面关系的社会活动规则，直至今天人类还未能发明一种比市场机制更简明、更高效的调控机制。在达到“度”之前，市场机制可以制造出强大的激励，使得生产量尽快提高：在超过“度”之后，市场机制可以产生强大的制动力，强迫生产刹车。但遗憾的是，市场只能把由购买力决定的需求之“度”当做需要之“度”，并且因此而造成许多宏观经济中的矛盾。
在人类社会，从个人孤立的主观角度看，生产具有“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性质，所以需要对人们进行生产激励。生产的社会目的是为了给社会民众提供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但在市场经济下，生产主权掌握者却往往只把生产活动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而不把生产创造出来的商品作为他们所追求的利益目标本身，所以生产的生产主权掌握者目的与生产的社会目的是不一致的。在经济活动中，这种不一致性有利有弊：一方面，它将“为他人而生产”的生产业绩当成追求自我利益的前提和手段，从而产生强大的激励：另一方面，它导致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常常使得需求之“度”偏离需要之“度”，形成宏观经济中的利益摩擦。这种生产目的的二重性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
2.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
我们用抽象代数语言建立一个生产模型如下：设A、B、C …是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资源，它们的内容对应的实体信息分别可以用有序集合表示为A＝〈Xa〉，B＝〈Xb〉，C＝〈Xc〉，…。 人们用它们生产人类能够直接消费的稀缺的物品P，P＝〈Xpa，Xpb，Xpc…│θ〉， 其中，其子集Xpa∈Xa，Xpb∈Xb，Xpc∈Xc，…，θ为Xpa，Xpb，Xpc，…等子集内部的各元素在P中的新的相互秩序关系。 θ中所包含的内容为：第一从Xa，Xb，Xc，…中分别择取出Xpa，Xpb，Xpc…； 第二把择取出的Xpa，Xpb，Xpc…按照新的秩序要求组合成新的物质P。对应地，θ中的内容实际上是两样：一是知识，即择取什么，如何择取和怎样把择取出的内容按什么秩序重新组合；二是做功，首先从Xa，Xb，Xc，…中分别择取出Xpa，Xpb，Xpc…要做功，然后把Xpa，Xpb，Xpc…按新秩序组合在一起也要做功，相应地，可以靠人做功，也可以靠机器做功。创建知识是脑力劳动，人在组合新物质过程中做功是体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A、B、C…分别是生产P的必要条件，θ也是必要条件。在用同样的资源投入生产出同样商品产出的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知识路径，在不同的知识路径下，生产组合的效果不同，所需要的做功量和做功方法也不同。
知识资产和机器本质上是过去劳动的积淀，但从支配权角度看，其产权已不属于当前劳动者，所以从市场角度分析生产关系时必须把它们与当前劳动分开。劳动（狭义的）直到目前仍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但从上述模型可知，它也仅只是必要条件之一，它必须与机器、厂房、原材料等等要素在一定条件下配合起来才能完成生产活动。生产需要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产资源、知识资源及制度资源等综合资源的有机结合才能高效地创造出社会需要的产品，因此各种资源在客观的生产过程中皆居平等地位。但这些资源往往都具有稀缺性，在生产匹配过程中，相对最稀缺的资源往往具有瓶颈作用，所以相对最稀缺的资源之所有者在协作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相对更主动的地位。从种类的关系看，在成本最低时，各种资源的所有者之间的协作是严格分工性协作。
但是，因为劳动是人付出的，劳动往往需要其主体付出代价，所以人们对劳动注入了感情，并习惯地把自己的劳动看得很重要。正因为此，一方面人们把“劳动”冠以很多美德，另一方面把劳动作为获取报酬的前提。渐渐地，人们更注意的是劳动与报酬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把就业当成了谋生手段。然而生产是没有感情的，当它需要的各种要素能够合理地结合，它就有效地产出各种预期产品，否则它就不按人们的期望运行。现实中，人们期望通过生产得到生活所需要的物品，人们为了达到生产目的才付出劳动，所以生产是劳动的目的，而非反之。
3.非自愿失业的客观必然性
当人们把劳动当成获取收入的手段之后，社会中就存在了非自愿失业问题。
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在各地区、各产业、各企业因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兴衰变迁时，衰落者就会引起结构性的摩擦性非自愿失业。总结起来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不平衡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科技的发展正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第二，人们的需求有限度，对任何一种物质的需求都不可能无限地增长；第三，科技的发展产生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要求更科学的产业结构与之对应；第四，各产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不同，发展快的行业将产生内部结构上的相对过剩；第五，跨国家、跨地区的经济交往将引起新的分工格局，从而打破原局域性的经济平衡。
这种非自愿失业是体制中性的（借用“机制中性”，樊纲，1994，56页），而因需求不足产生的周期性非自愿失业则往往是市场经济体制特有的。
“需求不足”所指的是相对社会需要水平不足。社会需要水平往往由人口情况和生活方式决定，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因为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恰好满足社会民众的需要，所以多生产则浪费，造成浪费者必然要受到惩罚。在市场经济下，并非不存在浪费，但因市场机制对浪费者的惩罚非常严厉，所以人们往往不敢轻易冒险。掌握社会需要的“度”是很难的，市场机制用需求之“度”代替需要之“度”难免出现偏差，加上一般只能用上一时期的需要之“度”的信息来决策下一时期的生产产量，这种偏差在经济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就更加容易发生。当需求之“度”低于需要之“度”时，社会实际生产出来的商品就不能完全满足社会民众的需要，此时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失业就是周期性非自愿失业。
笔者之所以称这种失业为周期性的，是因为市场机制在决定需求之“度”时存在内在的正反馈机制，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正反馈机制往往会自动地发生作用。
生产目的的二重性是正反馈机制的推动力。在科技发展中技术系数会不断下降，劳方的总收入就会相对减少。如果资方的收入不全部投入市场而想以货币的方式积存一些财富，那么社会的购买力在社会货币供给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就会下降，于是导致总需求下降，失业增加，劳动收入进一步减少，并继续循环下去。开发海外市场可以增加总需求，但海外市场也是不稳定的，往往会因为挤占他国企业的市场而导致他国经济衰退，并反过来波及自身，造成负向回波效应。发展服务、信息、金融等新型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矛盾，但是，新型产业提供的商品（及劳务）往往不是生活必需品，其由心理预期产生的需求的收入弹性非常大。在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这类商品的消费需求乘数效应是巨大的。当人们预期到自己将来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减少时，就必然会缩减当前的非生活必需品开支，从而减少新型产业的总需求水平，导致社会总需求加速下降，加剧经济衰退迹象，加剧心理预期，然后，再进一步加剧对新型产业商品需求的减缩。造成激烈的正反馈。
因此，从市场机制内部分析，造成需求不足性的非自愿失业具有周期性，并且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
二、失业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征
1.宏观特征
中国经济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人口总量非常多，二是人均产值非常低。相对需要之“度”而言，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还非常落后。但因中国民众都很穷，相对社会购买力水平很低，所以需求之“度”也非常低，并造成大规模的需求不足性非自愿失业。
就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个简单的算术关系：
有效就业岗位供给量＝总供给×商品平均工资成本比率÷人均工资
其中：商品平均工资成本比率为平均商品中包含的工资成本与商品零售价格之比值，技术系数大，它就大。
在总供给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我国解决众多人口就业问题的出路往往只能依靠较高的技术系数和较低的人均工资。然而，一方面，高技术系数对应的生产方式往往相对比较落后，造成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总供给水平难以提高。另一方面，人均工资低导致社会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低，使得社会总需求水平低，在市场经济下，容易造成需求之“度”低于社会总供给，产生生产相对过剩（并非真正的商品丰富）。
社会购买力由货币供给、收入结构、消费方式等因素决定。货币供给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在经济发展水平低时，过多的货币供给将导致通货膨胀，自动地减少实际货币供给量；而过少的货币供给将导致通货紧缩（往往物价因其刚性而并不按比例下降），降低购买力水平。
本文中的需求之“度”就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笔者在此不赘述学术观点之别，只按自己的认识分析问题。在需求之“度”低于需要之“度”之前，需求之“度”往往主要由社会购买力决定，在宏观供求平衡状态下，就有：总供给的时间函数S（t）等于购买力时间函数G （t）（即t时人们愿意并能够投入到消费中的货币），而G（t）由收入时间函数R（t）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决定，当每期步长较短时，有：G （t）＝a·R（t－1）+I（t）。其中，R（t－1）为上一期的收入水平；a为消费调整系数，由收入结构、消费方式等因素决定；R（t ）为当前投资。
另一方面，R（t－1）＝J（t－1）+r（t－2）·S（t－2），（因为一般都是隔期发工资），其中J（t－1）为上期非工资收入，r（t －2）为上上期的商品平均工资成本比率，S（t－2）为上上期的总供给。于是可推导出供求平衡时的关系：
S（t）＝G（t）＝a·R（t－1）+I（t）＝a·r（t－2）·S（t－2）+a·J（t－1）+I（t）
因此，此时宏观经济中的矛盾就是S（t）和G（t）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关系了。一方面，S（t）不能超过G（t）（超过则产生生产过剩危机，造成衰退迹象，从而打击投资），G（t）发展快，则S（t）被允许的发展速度也快；另一方面，S（t）的发展制约G（t）的发展，因为如果S（t）过慢，出现S（t）〈G（t），那么就会造成通货膨胀等社会现象并抑制G（t）。 （注：我们可以将之用物理概念做一简单模型：S（t）和G（t）是两个质体，前者惯性比后者惯性大， 且它们的前进惯性比后退惯性大。在它们之间被一条特大的橡皮筋拴着，当S（t）跑到G（t）面前时橡皮筋的弹性系数就会倍增。如果G（t）跑得太快，那么，虽然对S（t）能够产生暂时的拉动力，但由于前者前进惯性很大而将实际的G（t）拉回（通过通货膨胀等途径），使得G（t）反向运动，并跑到S（t）之后，产生对S（t）的向后拉力。同时，因通货膨胀是有惯性的，所以此时就会产生经济滞胀现象。G（t）对S（t）的作用力可表示为：F＝[G（t）－S（t）]·E，其中E为弹性系数，当G（t）〉S（t）时E很小，当G（t）〈S（t）时E很大。
假设在第一年的总供给S（t）为100个单位，G（t）为98个单位， 这时存在G（t）〈S（t）。如果通过宏观调控，将G（t）调到110， 那么在S（）不同的发展情况下将会出现不同的宏观经济效果。若S（t ）具有足够潜力，那么S（t）将从100增加到接近110，从而出现良好的增长态势（二战后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若S（t）不能增长，那么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强行将G（t）拉回，出现10%的通胀。而通胀在人们心理预期的作用下将出现惯性，第二年仍会保持一定通胀率（假设还有8%），使得实际的G（t）将进一步萎缩，只有100／10892.6 个单位，产生G（t）〈S（t）的局面。而第三年通货在惯性的作用下还会保持一定水平（假设还有5%），G（t）将再进一步萎缩，只有92.6 ／10588.2个单位，从而使得G（t）相对S（t）更小。 第二年和第三年在G（t）〈S（t）的作用下将出现市场疲软、通货紧缩，从而导致S（t）萎缩，出现经济衰退趋势。如果政府在第二年第三年也通过扩张性政策增加G（t）的名义值，那么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G（t）〈S（t）的趋势，但代价将是沉重的，通胀将不断增高，政府的财政预算将面临沉重的压力。7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的滞胀现象就是如此。）所以，让S （t）和G（t ）同步增长是需求之“度”低于需要之“度”之前的主要矛盾。
中国目前当然处于这种阶段。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S（t）和G（t）之间相互拖累，S（t）水平落后，有效就业岗位供给量严重不足，宏观经济压力沉重。具体地说，S（t）的微观发展不畅，综合生产力水平发展速度不足；G（t）的宏观步调失调，造成保守性消费。
从宏观来看，我国六次降息的实践已经证明降低利率对就业的需求效应远远小于替代效应（苏剑，1998），我国的投资规模受利率变化的影响很小。因为在中国大多数人到银行存款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吃利息（笔者对此进行过大量社会调查），利率下降反会增加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所以人们更愿意选择储存人民币作为积存财富以备未来之用的手段。社会中反映出来的失业压力在亚洲金融危机、国内市场疲软、下岗风声加紧、社会保障系统不健全、企业负债越来越重和银行坏账不断增加而导致企业贷款难度加大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人们失去安全感产生心理恐慌，造成保守消费，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加上筹资购房和归还住房贷款引起的消费变化，使得a越来越小，导致G（t ）的水平增长困难。
2.微观特征
S（t）的微观发展受很多因素影响，这里只分析与失业问题相关的资源因素。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袁志刚，1997）。虽然我国的国大人多，但综合资源水平却很低，并且浪费严重。资源浪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人们从事劳动有主动和被动两种态度。主动劳动的心理成本很小，甚至还可能伴随着一定的乐趣；反之，被动劳动的心理成本很大，具有负效用，在同等强度下劳动越被动负效用越大。主被动劳动之间的工作效率存在天壤之别。决定劳动主被动性质的核心因素是心理上的认识状态：一般地，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实际要做的工作比“应该做的”多时，就会产生心理负向反差，反之产生正向反差。正向反差使人产生主动情绪，负向反差产生被动情绪。“应该做多少工作”是模糊的，可称之为“劳动心理参照基点”（简称“基点”）。影响基点的因素很多、很复杂，但失业的压力能够提高基点，而游手好闲的心理念头会降低基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采用的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公有权中天然地包含着每个人的就业权，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就业就不能生存（樊纲，1994）。因此，每个劳动者只要不违法就必须由国家安排一个工作，并且只要不违法所在单位就不能辞退任何职工，哪怕他们整天都在磨洋工。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不存在任何失业的压力，加上普遍游手好闲，从而基点很低；企业对职工不能进行有效监督，干好干坏几乎完全凭职工个人思想觉悟。于是，职工往往出工不出力，造成人力资源和企业资产资源的巨大消费。
如今，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我们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失业原本是市场经济固有的正常现象，失业的压力也是人们提高基点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至今仍未能利用失业提高基点，创造有效激励。
中国目前的现状是：一方面要解决将来1.7 亿人的就业问题（林用三，1998），另一方面要对众多的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和农村中隐性失业对应的冗余人员进行分流。而冗余人员的存在是资源浪费的重要根源。
从工业企业看，冗余人员非但不能创造财富，反而会降低效率。一方面冗余人员增加企业成本，另一方面冗余人员造成普遍游手好闲心理，阻碍平均基点提高。冗余不但是激励机制的大敌、管理效率的障碍，而且更可怕的是，因为冗余的存在降低人们对技术系数小的生产方式的追求，失去技术革新的激励，从而阻碍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从政府机关看，冗余人员不仅白白消耗国家财政，而且滋生腐败，提高全社会的交易费用，阻碍经济流通、繁荣。从农村看，尽管冗余人员的边际产出为零，不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但是，大量的农村冗余人员却在不断地增加对耕地的消耗，而耕地是十分稀缺的非再生资源。
单从工业企业看，冗余人员的存在使得企业无法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追求利润最大化，甚至不能根据市场的要求进行经营决策。冗余人员对众多企业带来的沉重包袱一方面阻碍管理、削弱激励，另一方面加重成本降低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使得企业不断减少市场份额，又进一步导致冗余人员的增加，从而产生恶性循环。
3.经济结构不合理将产生较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国的产业结构一直不够合理，随着市场经济成分不断加大，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大规模调整在所难免，加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节奏越来越快，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中的不平衡性将会更加凸现。因此中国的结构性和摩擦性非自愿失业的压力也将会越来越重。
三、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以化解失业压力的思路
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简单地说是G（t）和S（t）相生相进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本身存在强烈的发展要求，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可以为此作证。欠发达是指由科技、资源等非经济活动约束对应的宏观经济可容纳规模非常大，而实际已具备规模却非常小。现实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不必过分迷信别人的理论，只要我们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逻辑关系理顺了，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中国也将创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奇迹。
在中国，宏观上要解决G（t）对S（t）的拖累，有效地促进G（t）的发展；微观上，要全面解放生产力，使得S（t）具有强劲的发展动力；宏观与微观关系上，宏观要为微观营造一个良好的宏观氛围，解除宏观因素对微观动力的负作用。
邓小平“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步骤规律。如果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客观地存在了严重的失业问题，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和隐藏。失业者固然相对贫穷，但在具备公平的前提下，只要能够保证基本生活，并且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实地具有逐渐脱贫的希望，那么，相信人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还会自动配合，因为中国毕竟是数千年的礼仪之邦。所以，要想让邓小平的思想发挥真正的威力，就必须解决公平、希望和保障三个基本条件。
1.建立新的社会公平意识
首先，我们要解放思想，明确生产发展的目的，从而明确公平的基本原则。生产的社会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类各种物质需要尚未完全满足的现实，所以提高总体生产能力是我国第一重要的社会任务。过去，我们强调阶级斗争，但却常常忘记阶级斗争的目的，常常为了斗争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不是让所有人都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是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革掉“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生活状态，使得过去是无产阶级的成员成为非无产阶级成员，达到社会进步。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廖进中，1998）。今天，我们强调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也是以此为目的的，而不是只让少数人贪污腐败、混水摸鱼。中国经济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体中国民众都真正富裕起来，而不仅仅只让少数人成为新时代的新贵族。生产目的决定了社会主义公平的基本原则。
其次，我们要明确公平的性质和前提。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国家不允许存在工人贵族。因此，人民只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而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人人平等，不存在主仆，无贡献者“不得食”（指仅过最低水平生活）。同时，要抑制以损害他人（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为前提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一方面，要转变职工是某个具体企业的主人的意识，而由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让“能人”先上岗；另一方面，将失业的心理压力当做提高在岗人员基点的主要手段，并使人们产生主动劳动的客观动力。
2.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让人们尽快实现富裕的希望
最快不等于盲目冒进，而必须具备坚实的基础。当今的国际经济已经教育我们，泡沫式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爬得越快跌得越重。但我们也不能把此当成“唱低调”的借口，以降低对比政绩的参照水准。有效就业水平主要是由S（t）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能仅只注重表面的“再就业工程”，而应该扎扎实实地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就业问题就会自动解决了。
（1）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全面解放生产力
从经济活动角度看，资源浪费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障碍。社会生产需要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产资源、知识资源和制度资源等方面要素的有机结合，只有各种生产要素都能够充分地发挥其最大功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
从劳动角度看，我国的有效人力资源十分缺乏。有效人力资源由两方面因素构成：一是劳动数量，二是劳动质量。我国就业人口虽多，但出工不出力不能构成其数量，苦干加蛮干不能构成其质量。消除冗余，提高基点是解决数量问题的出路；抓好教育，提高素质是解决质量问题的出路。
从资产角度看，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我国的固定资产一方面质量低下，数量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严重浪费。浪费有两种形式，一是结构性的，二是效率性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生产企业因各种客观原因而无法继续经营，这些企业的资产不通过破产等手段进行重新利用就会产生结构性的浪费。这种浪费往往还引发制度资源中的债务和信用危机。冗余人员非但无法创造财富，相反还会影响他人的创造活动，使得企业不但会因负担不堪承受而无法发展，而且往往企业的正常生产能力也无法实现，从而产生效率性的浪费。因此，该失业者不失业将制约企业的生产能力，该破产者不破产将制约国家的生产能力。
知识和制度资源是我国的薄弱环节。一方面，它的薄弱使得我国生产中的θ不能选择最佳路径，另一方面它的薄弱使得我国整体的相互协作水平低下。具体地从企业管理角度看，生产中最有效的协作方式是严格分工性主辅型直接协作，但我国现实中却没有做到。一方面，相对更稀缺的资产资源的所有者主体模糊，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在协作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相对多余的人力资源的主体产生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垄断，不能通过竞争优选出最佳协作参与成员。
此外，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十分差，所以我国各生产要素动态结合水平很低。比如，我国的户籍制制约了人力资源要素的有效流动。大城市的社会环境条件好，大家都愿意在大城市。因为人们都担心一旦离开大城市就将永远离开，所以哪怕在小城镇有再好的就业机会也不愿去工作。从而，在人们心中就产生了不同城市市民的等级差别，造成小城市需要人才而没有的局面。事实上，从心理角度出发，如果打破户籍屏障，那么人们在大小城市之间的流动必然会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平衡，并有利于国家的发展。而“划地为牢”将作茧自缚，破坏森林、侵占耕地等社会现象主要都是“划地为牢”的结果。
（2）消除经济交易中的障碍，繁荣国内市场。
人们都知道，经济交易活动往往是互惠互利的，但交易费用高，交易具备互惠互利条件的概率低，成交率下降（谢志平，1998）。市场机制下经济发展速度主要取决于交易成交总量，交易成交总量大则S（t）大，交易越繁荣则经济越发达，香港就是典型例证。
国内除因为各种原因而存在相对很高的交易费用外，还存在产权模糊和内贸壁垒两个对经济发展阻碍较严重的问题。这里的产权是广义的，产权模糊与产权的公共或私有性质关系不大，只是相对产权明晰而言。产权模糊会滋生权力寻租、关系寻租及等级寻租，影响社会公平，动摇民众信心，并导致民众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机会主义寻租。而另外，在经济交易过程中，人们判断交易风险值（张军，1994）时往往会扣除产权模糊部分对应自己的利益，因此，产权模糊还会降低成交率。内贸壁垒对经济交易的影响如同交易费用，它已经形成广泛的政策寻租，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阻碍。
3.大胆进行分配制度创新，巧妙建立保障机制
这是一切矛盾的焦点。如果我们已经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人们对失业的心理恐慌将自动消除，人们的消费也将不再保守，a 将增大，G（t）将自动增加。对分配领域的矛盾，市场机制本身是无能为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干预经济以对市场机制中的缺陷进行补充，但其前提是国家必须具有良好的财政来源。
客观地说，我国的社会福利系统还十分乏力，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国家穷，没有钱，这是客观现实。因为没有钱，所以不敢直面失业，这是我国目前的普遍心理。但钱是什么？又有什么用？从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角度看，钱是宏观经济中进行社会分配的工具，解决了分配思路就解决了中国没钱的局面。货币是一种特殊的财富，它是人们划分权利的一种工具。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新的分配制度在不产生负面作用的前提下顺利地把社会生产出来的商品完全合理地分配到每个需要这些商品的民众手中，那么这个制度就代替了人们观念中的“钱”。
中国有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老头有17头牛，他在临死时把这17头牛按如下方式分给他的三个儿子：老大分1／2，老二分1／3， 老三分1／9，但是不许杀牛。老头死后，三个儿子不知如何是好。 邻居的智者知道后，从自己家牵来一头牛，然后将18头中的一半（9 头）分给老大，1／3（6头）分给老二，1／9（2头）分给老三，余下一头自己仍旧牵回家。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货币与这个故事中的分数性质完全相同，该故事中的分配总权数为17／18，一个国家中的分配总权数（货币）是几万亿。故事中1／18对应一头牛，当牛的总数增加到21头， 如果仍然要保持1／18对应一头牛（相当于物价）的规定， 那么是否可以把分配总权数增加到21／18呢？完全可以，牛增加了3头当然就可以增加3 个1／18的权数分给大家。对于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如果要保持物价不变，那么用于分配的工具对应的总权数也应该相应地增加，即人们持有的总货币数量也应该增加。
我们知道，当货币增长速度大于商品增长速度时，就产生通货膨胀。但当货币增长速度小于商品增长速度时，往往因价格的刚性而不会产生通货逆缩（即物价水平按原比例下降），而是市场疲软，通货紧缩。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困境是：一方面，民众的收入水平很低，导致总购买力水平很低；另一方面企业生产出来的那些民众实际上仍然需要的商品却相对过剩。
二战后运用凯恩斯理论的实践证明，在各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扩张性财政并不产生严重的宏观经济后果，相反却能大大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实践也同时证明，扩张性财政的基础是经济增长，在经济失去增长发展时，扩张性财政就会产生滞胀现象（70年代的美国经济就是如此）。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人均货币量非常少，如果在未来发达状态下中国人的人均货币量为5万元， 那么中国那时的整个宏观货币拥有总量应该为60万亿元，可见中国的发展空间有多么巨大。
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巨大的增长空间是十分宝贵的宏观经济“资源”，我们可以利用它来解决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其中，用它来解决失业问题导致的社会分配矛盾，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国有企业中的冗余人员是企业发展的障碍，如果不彻底清除冗余问题，那么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拖累，社会矛盾也将越积越深，甚至社会矛盾将会逐渐地积聚在一起形成总暴发。冗余人员在企业中无法创造财富，需要国家财政通过直接或变相（亏损国企支付给下岗职工的1／3往往也是通过银行贷款由国家间接支付）的方式养活，其结果是企业资源被浪费，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将冗余人员转化成显性失业，仅只是把由国家间接支付部分变成直接支付，但企业活了，经济发展了，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将拥有更好的扩张性财政基础。而显性失业人员就可以利用扩张性财政来全部直接养活（并将失业救济水平提高到接近正常生活水平），改革的政治风险也将自然而然地化解。
中国利用扩张性财政应按这样的过程进行：合理增加J（t），其结果将是一方面消除失业恐慌，提高a；另一方面直接增加G（t）， 解除G（t）对S（t）的制约。其条件是：促进S（t）迅速发展，在S（t）的发展速度较快时，调节J（t）对I（t），使得G（t）恰好等于S（t）。（经济中隐藏着一个机制：基尼系数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同时控制通货膨胀和提高社会购买力；相反基尼系数过小时很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并减少实际货币而降低购买力。失业显性化可以使得基尼系数增大到一定程度。）
当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解决显性失业问题的基础是经济能够发展，如果经济不能发展，那么这种办法会变成玩火自焚，加剧经济的崩溃。但是在中国，我们似乎已经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如果中国的国有经济改革继续以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也许中国将被迫走上俄罗斯的道路。这是我们都不愿看到和面临的。因此，如果我们必须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那么我们剩下的问题就只有如何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其实，避免这一风险的思路非常明了：一是避免真实的经济发展速度过慢，二是避免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和对经济发展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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