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源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599(2008)01-0012-06
美国《时代》周刊曾组织一次评选，选出60年来世界各方面的伟人，邓小平被评为世界十大政治伟人。我们虽不以国外媒体的评论作为评价中国政治和历史人物的根据，但邓小平被评为世界性的政治伟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说明了邓小平的巨大影响力，也折射出开辟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极其伟大成就的邓小平理论的影响力。
一、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理论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理论研讨会上，我提交了一篇《邓小平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新形态》的文章。那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脉角度提出一个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原生形态，邓小平理论对当代中国的贡献无与伦比，将我们老祖宗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当代形态。文章在《新华文摘》转载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在此，笔者再作引申，讲一个观点——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理论。
为什么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理论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最初源于邓小平，邓小平理论原本称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时首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有了这个科学称谓。十三大第一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基础，对这个理论作了进一步总结，明确冠以“邓小平同志”名字，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十五大进一步升华认识，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单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正式明确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删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词组中的“建设”和“有”几个字，是简化词语，无碍本意，继续被冠以指导思想。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看，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理论，无疑是邓小平理论。事实上，十六大以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邓小平理论是等值的。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源于邓小平理论
自十六大始，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演变成了指导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邓小平理论似乎成了只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个阶段的理论。但是，最初讲邓小平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却仍是指导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这两个基本元素，一为民族化，一为当代化。
过去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那个“实际”，比较多的是讲“民族化”的实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眼界逐渐开阔，对它的认识在逐步提升。十三大首次提出我们党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1]P56这里强调的“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可视为注入了“当代化”元素，是讲邓小平理论两个基本元素的最初胚胎。
十四大在概括“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时分析道：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P13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一种定义，也明确了它的两个基本元素。这样的表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命题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内涵。
十五大在论述邓小平理论时也讲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如果说十三大讲它主要是从实践层面讲道路问题，那么十五大则是从理论层面讲指导思想。十五大指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3]P9-10这里，对邓小平理论定义的两个基本元素更加明确。
十六大提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论述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时，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党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准确把握时代特点，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具有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基本元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本源性。
第三，邓小平理论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另两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同(继承)与异(发展)的情况，也说明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理论
80多年来，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经过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三大理论成果。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毛泽东思想，主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含革命转变理论)的伟大创新。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这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已有论列。这些年对于毛泽东思想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贡献也有新的补充。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那么系统、不那么完整。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在党的八大前后开了个好头，但最终没有真正找到。邓小平理论对它有继承关系，这正如邓小平本人所讲：“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4]P300就此而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可视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渊源理论，但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理论。这不仅是因为在那次历史性飞跃中还没有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理论在那时不可能提出和形成。这不仅是认识的局限，也是任何人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正因为如此，所以十三大才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五大进一步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个“开始”和两个“新阶段”的定位，说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理论。
再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的重要理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长过程中的理论成果。从理论渊源关系看，邓小平理论与它们之间是本源与派生的关系。一是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背景看，虽然历史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但它不是要求去探索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只是解决在这条道路上遇到的新问题。历史对它提出的新要求既然在总的方面不是去开创什么，因而其理论不具有本源意义。二是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内容看，将同是由中宣部组织编写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作一比照，那16个方面的内容将邓小平理论的本源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衍生性展现得一目了然。三是十六大以来的重要理论不少，最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它们既渊源于毛泽东思想，更直接来源于邓小平理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原创性突破
这些年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目不暇接。一个接一个的新的理论观点的提出，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丰富和发展，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都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这些理论观点所涉及的问题不同，其内涵深浅和外延大小不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坐标系上，从纵向看处于不同层面，就横向看属于不同部位。因而，对它们可以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的参照作这样那样的比较研究，其结论当然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两年，龚育之同志和笔者受托主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在课题组研讨会上，我们多次讨论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问题，初步形成一个想法：如果将由各种创新的理论观点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比喻为部队打靶的整个靶面的话，这个“靶面”有很多的环，最核心的是“靶心”。属于这个“靶心”的理论，不会很多。笔者以为，就理论的原创性、基础性、本源性和对先前理论的突破性来说，处在“靶心”的理论有三个，即龚育之同志在2006年6月17日在北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讲的“三大理论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龚育之同志的讲话，在理论界反响不小。有同志提出，不止三个，还要加一两个。这都可以研究。但“三大理论创造”，可以说是“至少”吧！在这里，笔者就为什么要突出这“三大理论创造”讲点个人看法。
首先，讲新时期党的历史，要明确其划分阶段的根本标准。近30年是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它也会分若干阶段，但阶段的划分主要以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为根据，而不是以领导人的更替或中央领导的换届为基准。有的阶段的划分可能会是两种情况相吻合，但根本标准应明确。第二，讲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最好不要以哪个领导人主持中央工作分段而论，因为这些年的理论创新有很大的连贯性，将哪一个理论人为地切断为哪一届中央提出的，讲不清楚。这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有悖于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三，要将理论的渊源关系与理论本身的创立加以区别，这两者既有联系，但区别是明显的，不应混为一谈。从哲学上说，就是要把握好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据此，笔者来说明最重要的三大理论创新。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十三大和十五大作过论述的。它从分析我国的国情出发，确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解决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时间至少在百年以上。这是不可逾越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理论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是我们党为什么在现阶段必须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而不能实行别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据，有助于克服数十年都未能克服的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倾急性病，也是这些年严防急躁冒进情绪的良药。这个理论具有原创性。尽管列宁和毛泽东都曾讲过发达的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之类的问题，但在他们那里，一是属于思想火花性质，既没有形成明确的理念，也没有完整的论述；二是从来没有将其作为制定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不具实践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吸收了其思想因子，但理论创造无疑具有原创性、本源性。没有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许多理论无法产生。它的创立，既为构筑邓小平理论体系大厦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宏大系统的第一个基本核心理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这是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就在研究、5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但长期以来没能解决。邓小平自70年代后期始就在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并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应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为基础，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此后，党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都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使这个理论愈益丰富和完善。它的创立是对马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巨大变革，也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一个新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形态的根本标志。它不仅最具原创性，而且最具核心性。这个理论的突破意义太大了，正如列宁所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5]P466“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6]P773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它虽然提出较晚，也还在丰富和建构过程之中，但它不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且极具原创性和突破性。目前它作为“社会建设”来定位，强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涉及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等诸多方面的和谐问题。但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作为一个重要理论，其内涵不仅仅限于“社会建设”，因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既是人类长期憧憬的社会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因而它更属于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论。尽管中外先贤都有这方面的一些论述，但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是伟大的理论创造。
一是讲了“老祖宗”们没有讲的新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崭新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讲了未来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那只是一个畅想，它没有作为历史任务提出，因而不可能构造一个比较具体的理论来。此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很少。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使国家呈现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虽然也在朝实现社会和谐方面努力，但在理论上没有进一步论述，在实践中没有坚持，甚至发生了逆转。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三大拨乱反正(即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解放思想，才为这个理论的提出创造了前提。江泽民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重新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本思想，为这个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十六大”报告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社会更加和谐”，可视为孕育这个理论的先声。这些都属于理论渊源。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则标志着一个新理论的诞生。它不仅填补了“社会建设”领域理论的空白，且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论的内涵。
二是它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理论相对立的新理论，为彻底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否定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仍然是主要矛盾的错误理论；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既然我们国家早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再坚持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来观察、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就是错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理论，但其思想影响并未完全消除。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是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彼此相克的两个指导方针，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理论构架。因此，它的提出对于彻底消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是它为承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提供了又一个范例，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从鄙弃历史传统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本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各社会形态文明前后衔接的历史环节所形成的历史之链。各个历史环节都对人类文明历史之链的发展起了这样那样的作用。但一个时期片面强调与旧的观念彻底决裂，对以往的属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论，往往否定的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既然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没有讲过，但它又不能从天上掉下来，除了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外，就要广泛继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既要吸收几百年来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也要吸纳我国两千年的优秀文化历史遗产。许多曾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格格不入的、并被列入“另类”的思想，实际上都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思想因子，是这个思想理论提出的文脉之一。
四是它与时俱进，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是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大推动力，也将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夯实基础。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在总体上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社会面貌。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是柄双刃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带来许多矛盾，产生新的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是为解决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引发的许多新矛盾和问题应运诞生的。它对重塑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健康轨道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理论意义绝不能低估。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中是最具原创性、基础性、本源性和突破性的理论之一。
三、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建党80多年来，专门讲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始于七大。七大首次提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专设一节讲此问题。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一个创举，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八大党章根据当时的形势，对指导思想的表述有所改变，强调“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这个表述虽然没有用“毛泽东思想”词语，但仍有其内涵，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不能认为八大没有讲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也不应认为八大党章作这样的表述是个缺陷。九大和十大在“文革”时期，对指导思想的表述完全一样，“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十一大的表述有所改变，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并列，即“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九大到十一大，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偏离了正确轨道，那个时候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对其内涵的把握，与我们现在很不一样。十二大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新党章对指导思想的表述基本采用八大的说法，并根据历史的需要，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十三大报告尽管论及到后来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但对指导思想的表述未作改动，仍沿用十二大讲的。十四大报告强调“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党章在总纲中也有一段文字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但对指导思想的表述仍同十三大一样，未作改动。十五大由于进一步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修改后的新党章明确地规定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十六大强调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意义，党章也将它明确为党的指导思想了，新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七大通过的修改后的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未作改动，但对党在各个时期形成的理论成果作了一个评述，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主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和历史地位。党章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同时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从以上这些表述可清晰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性和原创性。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而奋斗。
改革开放近30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有目共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取得的成就也令世界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任重道远，中国的发展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由于改革的极端艰巨性，有的理论指导跟不上，有的建设特别是制衡权力的政治建设、国民教育的素质建设和严惩腐败的法治建设，或还缺失，或较滞后，因而出现了一些背离改革初衷的扭曲和蜕变现象。这是与整个事业的蓬勃发展不和谐的，也是与党心、民心不相协调的。但只要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企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将矗立在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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