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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权力的提出及其战略涵义
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是由“对冲基金”发起，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的货币战争，同时也是美欧日垄断资本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战。今天，我们还习惯于称之为“亚洲金融危机”，但这已不能准确反映出这场危机的范围及实质。两年多来，俄罗斯、巴西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并动摇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这场金融动乱中，亚洲国家遭抢了，巨额财富流失，并由此触发了政治动荡、社会动荡。日本被打瘪了，经济一蹶不振。反之，富了美国，肥了欧洲。
时隔两年，当我们总结这场危机的教训时才发觉，本世纪内，没有哪一场危机的冲击如此之大，蔓延如此之广，斗争如此之残酷，形势如此之严峻。它既是一场金融动乱，又是一场现代金融战争；同时，它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及有关经济安全的活教材。这是对一个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的实战考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实际上也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预言过这场危机、分析过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或预计过它的持久危害。对承受能力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的冲击自不待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和影响，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乎西方战略家和战略思想库的预料。
针对目前的形势发展，有人说，多数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但也有人说，亚洲金融危机才刚刚开始，下一幕才最为“精彩”，美国、欧洲的许多人就毫不讳言地说，继泰国、韩国、日本、香港的第一波冲击，俄罗斯、巴西的第二波冲击之后，阿根廷将不可避免地成为金融风暴的下一张多米诺骨牌。这两种不同的诊断，反映出对危机起因认识的深浅，及对危机进程判断的正误。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国家对国际金融的新变化缺乏了解，因而不能未雨绸缪，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可以说，当前形势的分析，需要“过去未来共斟酌”，只有找出这场战争的策源地，铲除战争土壤，建立有效的经济安全体系，才能防患于未然，否则经济或金融体系随时会遭受冲击。
“就亚洲金融危机来说，在人们没有充分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以极大的破坏力和宰割力，以极凶猛的方式，把世界范围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一下子揭露出来。这就使我们更加懂得，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条件下，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中，以经济和科技为主战场的综合国力的激烈较量，是何等的尖锐复杂。这种较量，将是各个国家为争取在21世纪的更有利地位，在国际经济合作空前深化而竞争也空前深化的条件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诸因素的综合国力的激烈较量。还必须看到，这种较量，又是在西方占优势，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使态势变得更加复杂、曲折和风险更加难以避免。这样一场全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大竞赛不可避免，就其激烈程度和影响后果而言，甚至还可以说是一场‘大战争’。”（注：郑必坚：“抓住机遇与理论武装”，《求是》1999年第7期第4页。）
从经济、政治、军事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反映，军事服务于政治。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大师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即战争是政治之继续。但战争的工具则种类繁多，金融就是其中之一种。如此推演的话，可以说从国家角度而言，战争为政治服务，金融也为政治服务，亦即为国家战略服务。（注：亓乐毅：“亚太金融危机与地缘战略争夺战”，《台研两岸前瞻探索》1998年3月， 第27页。）
一场利益冲突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战线上进行的：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及经济斗争。一些国家可以避免卷入军事冲突，但却无法避免卷入经济冲突。发生于本世纪末的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干预，从金融角度看，欧洲的许多国家，……从北边的波兰到南边的土耳其和希腊……都被卷入了这场冲突。因为据欧美一些资深金融机构的分析，战事虽发生在欧洲南部，但因北约军事开支的上涨及巴尔干难民的外涌，影响到欧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欧元对美元的比价降至它启动以来的最低点。欧盟国家舆论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将欧元货币的票面画成靶心，意思是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击中了欧洲的金融心脏，导致欧元汇率走低。这些“金融现象”实质上是市场对一个国家经济实力或综合国力的评价，是对一个国家金融权力的评价。由于市场对美国金融权力的颇高评价，美元就发挥了“天然就是黄金”的“避风港”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华尔街股市的飙升。因而可以说，金融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重要工具，特别是经过长期积累和沉淀已经在国际金融中形成的“金融权力”，更是一种战略工具。由此可见，从战略角度看，金融不仅仅是金钱，而是一种权力，一种可与海权、陆权相提并论的战略权力。从金融权利的角度讲，这是下世纪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谁掌握了金融权利，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
对个人或企业、银行来讲，资金融通与周转，确实仅仅是经济行为。但对国家来讲，对国际交往来讲，更具战略性。对金融权力的这种战略涵义，列宁最具洞察力。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中，列宁多次点出了金融作为战略工具的意义所在。列宁指出，“总之，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进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主义统治进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列宁还指出，“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列宁的这本书谈到了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希法亭曾两度出任奥财政部长，对金融权力的体会颇深，著有《金融资本》一书。他谈到“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74年1月版。）。由上可见，金融是为政治服务的， 金融是为战略权力服务的，金融也是为国家安全服务的。
金融权力与国势消长有很密切的关系。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就是在“金融”的马背上长大的。美国重视金融权力，和它的历史成长有关，金融权力在美国国势的消长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特别是在南北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金融与军事并用的战略艺术，在军事史学家与经济史学家笔下留下极高的评价。金融风暴伊始，美国最初不以为然，视其为亚洲的一场地区性经济麻烦，及“东亚经济模式”的弊端所致。美国政界、经济界与学术界幸灾乐祸溢于言表。但时隔不久，美领悟到了其中的安全涵义，并马上作出战略性反应，把这场危机提到了更大的国际政治层面来思考。特别是在有关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思路上，美国已注意到与自身战略利益的关系，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把它提升到关乎下世纪国际金融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高度来考虑，加紧战略谋划。（注：亓乐毅：“亚太金融危机与地缘战略争夺战”，《台研两岸前瞻探索》1998年3月第33页。）
从跨世纪的全球战略的角度检视，则有一个全球战略态势演变的大背景。世纪之交，欧元脱颖而出， 与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双轴”。 1999年1月11日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香港举行，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出席了此次会议。会后，格林斯潘访问了北京。西方一些眼光敏锐的金融家和战略家注意到了中美两国央行行长会见的意义。他们认为，由于欧元的诞生，在枢纽货币不断向多极化发展的情况下，表明了美国方面对中国重视欧元的倾向抱有危机感。因为在1999年元月1 日欧元启动之后，亚洲各国出现了调整外汇储备的态势，开始调高欧元在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率。一些资深经纪人预测，中国将下调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率，使欧元的比率升到三分之一。国际金融人士因此而分析，认为中国“谋求利用欧元，从政治上牵制美国的一极体制”（注：日本《产经新闻》1999年1月11日。）。可见冷战结束之后， 经济竞争与军事抗衡一起，成为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战略要素，因而经济格局的变化，肯定会牵动世界战略格局的调整及安全观念的改变。
亚洲爆发的这场金融危机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即应从一个金融资本同另一个金融资本作斗争的战略逻辑来思考。亚洲的金融风暴，带动了亚洲地缘战略格局的变化，引发了关于美元、日元及人民币三大货币实力消长，或者说，一场地缘争夺战的开始。从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看，在亚太地区的第一个阶段，是以美日为主的战略与金融争夺战。战略攻防表现为美元与日元的较量以及美日两国基于跨世纪争夺考虑而对亚太政治主导权的争夺。当时的焦点主要是围绕日本提出的创设“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而展开的斗争。构成这场斗争的战略背景是， 亚洲的金融受灾国不甘束手待毙；日本拟乘虚而入，搞经济抢滩，战略登陆；如果日元因此而跃居亚太地区枢纽货币角色，并相应提高金融影响，“美国的经济霸权势将淡出该地区。由此可见，一场金融风暴，事实上早已超出经济范畴，进而触动美国亚太战略的整体布局。”（注：亓乐毅：“亚太金融危机与地缘战略争夺”，《台研两岸前瞻探索》1998年3 月第26页。）
建立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AMF）是1997年8月日本提出的构想，并于同年9月在香港七大工业国（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由当时的日本大藏大臣三塚博正式提出。日本提出这项倡议有它的政治经济逻辑：亚洲受灾国国库空虚，银根奇紧，汇率动荡，日本主动出钱，无疑是雪中送炭。日本既能缓解在当地的日资企业的头寸困难，又能扩大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拓宽经济腹地，可“一石三鸟”，名利双收。但问题的要害在于，这是在挖美国战略墙角，也就是要用“亚洲货币基金”（AMF ）来替代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派日本的“金融警察”在亚太地区巡逻。 所以该构想一出笼就遭到美国的无情封杀。因为深谙金融权力与强权政治关系的美国担心日本以资本输出为其扩大战略影响开路，架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进而牵动下世纪美国综合国力的消长。所以从金融权力这一战略角度看，美国认为日本另起炉灶，有意筹建“亚洲货币基金”是政治战略涵意上的“脱美入亚”，绝不能容忍。（注：亓乐毅：“亚太金融危机与地缘争夺战”，《台研两岸前瞻探索》1998年3月，第36页。）故而美国宁愿自己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投放资金，也不愿日本染指。实质上算的是政治账、战略账。换言之，美国是欢迎日本出钱的，但日本人的钱不应该投向与美国竞争战略空间的金融地盘，而应投向有助于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大厦”的领域。如分担“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KEDO）的出资，分担驻日美军的费用，参与美日关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研制等等。 （注：拙文“亚洲金融危机：牵动地缘战略格局”，《世界知识》1998年13期，第14页。）
出于这种战略考虑，美国引导IMF向受灾的韩国紧急投入570多亿美元资金。华尔街经纪人出身的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公开发表声明说，美国将全力帮助韩国稳定金融市场，因为这对美国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至关重要。（注：亓乐毅：“亚太金融危机与地缘战略争夺战”，《台研两岸前瞻探索》1998年3月第31页。 ）对“东亚经济重建与金融资本新地缘政治学”的战略涵义，加拿大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斯蒂芬·吉尔尖锐地指出，亚洲地缘政治学显示的是美国要防止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的形成，……因为日本具有像欧盟那样从美国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建立可与美元竞争的新货币体制的危险，日本设立“亚洲货币基金”这一尝试的失败，再次证明，在美国的权力面前，日本不得不处于从属地位。（注：引自“亚洲危机与美国的世界战略”，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999年1月9日。）
总之，世纪之交，发源于亚洲的这场金融危机，暴露出世界经济淤积的诸多矛盾，致使国际金融市场险象环生。金融危机的突发性、扩散性严重，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威胁。另方面，国际金融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金融版图面临重大调整，各大国均注意金融战略调整。从而使我国在走经济发展战略第二步之际，面临金融产业建设的战略任务，这将涉及金融体制、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战略等政策、理论上的探索，给经济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二、动荡不安的国际金融市场
进入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随着世界经济的外延扩大与内涵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生出许多新问题，新现象，新变化。这些新的变化，既使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也使金融运行的风险明显加大，金融危机的隐蔽性、突发性和扩散性更加突出。正如江泽民主席指出，国际金融市场还有不少的“必然王国”没有被人们认识，所以运用起来还不太自由。（注：江泽民：“论学习现代经济知识”，《求是》杂志1999年第7期第8页。）
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投机猖獗，“金融地雷”密布，再加上大多数国家金融体制脆弱，突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大，因此金融危机是各国面临的重大威胁。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仍在动荡，具体而言，主要存在如下五个方面的不稳定因素：
第一，世界性的货币与有价证券交易几乎把全球变成了大赌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越来越本末倒置。七八十年代，世界金融业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制瓦解、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浪潮的冲击，汇率、利率、证券行情等多种金融价格进入长时期、大幅度的波动之中。为了适应强大的风险管理需求，人类发明了1200多种“金融衍生工具”。
按照正规的解释，“金融衍生工具是指以另一些金融工具的存在为前提，以这些金融工具为买卖对象的金融新商品。”（注：马洪主编，周立著《金融衍生工具发展与监管》，中国发展出版社，第3页。 ）通俗地讲，金融衍生商品就是金融商品的杂交、变种或者组合，是在存款、股票、债券等老商品基础上繁衍出来的。用一种不精确的说法来解释，就好比打扑克，玩升级，牌一张张地出，威力小、风险大；如把它组合成同花、顺子，就能分散风险。按照种类划分，主要有股权衍生工具，如股票期货、期权、股票指数期权等；货币衍生工具，如远期外汇合约、货币期货等；利率衍生工具，如利率期货、利率互换等。
金融衍生工具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风险避风港。同时，几年来，一系列震动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都与它挂上了钩。1995年2 月27日因经营日经225股指期货而巨额亏损的“巴林银行倒闭”事件； 1995年亏损11亿美元的“大和银行巨额亏损”；1996年因经营铜的期货亏损18亿美元的“住友商事丑闻”等等，衍生工具的受害者已能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有的学者把它视为全球性金融灾难的罪魁祸首。 据统计， 1998年全球衍生金融市场规模已高达150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GDP总和的4倍。规模如此巨大，操作稍微出错，势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震撼。 （注：马洪主编，周立著《金融衍生工具发展与监管》，中国发展出版社，第1—2页。）
第二，对冲基金继向泰国、香港、韩国发起货币战争，给这些国家和地区以沉重打击后，目前又在暗中活动，调动资金，并与欧美金融财团联手，欲再次发动金融战争。
“对冲基金”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幽灵。它们主要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以少胜多，玩“空手道”。对冲基金的大量繁殖，与80年代后期，里根、 撒切尔的金融自由化、 放宽限制密切相关。 目前， 全世界约有5000家对冲基金，财雄势大、屡屡得手的基金约100家。 其中类似“量子基金”、“老虎基金”、“美洲豹基金”等，资金规模约在150—170亿美元，但它们的回报率却高得惊人。它不择手段、神出鬼没，它越是活跃，世界经济就越是动荡；它一旦失算，就将牵连与其合伙的投资银行，引发金融恐慌。
它们明里有美英政客当顾问，暗中与欧美投资银行勾结，因而能以数百亿美元资产，从亚洲弄走一万亿美元。这些基金在对亚洲发起的金融战争中，欧美的许多银行向它们提供了内部情报与数百亿美元资金。许多西方国家的大银行都参与了从1997年10月开始的对港币的轮番攻击。（注：浜田和幸：《对冲基金》（日），文艺春秋出版社，1999 年2月。）
第三，短期资金规模庞大，呼啸而来、其势汹汹，极易形成金融泡沫；扬长而去、油尽灯灭，血干人亡，可使经济一蹶不振。金融危机的“要害”是短期资本大规模外流而导致国际信用危机。据国际清算银行报告，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夜的1996年，西方商业银行对泰、马、印尼、菲、韩五国净贷款560亿美元，资本外流不足100亿美元，1997年资本外流猛增到700多亿美元，1998年超过1200亿美元。 如此巨大规模的资本流出，足以冲垮当事国的汇市、股市乃至整个金融体系。
此外，全世界投机性资金已达500亿至700亿美元，如此庞大投机资金正在时刻寻找潜在的获得风险利润的机会。兴风作浪的游资使国际资本运动游资化、热钱化，给国际金融秩序带来剧烈震荡，也产生了金融危机恶性传染。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发生金融动荡，股市、 债券及汇率同步暴跌，巨额短期资金携带病毒逃之夭夭，在24小时内，传染到美国、欧洲，冲击中南美，蔓延到亚洲，使全球金融市场“交叉感染”，被称为“黑八月”。
金融危机的这种不正常扩散，给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致命的隐患。因为，短期资金的投机性游窜，好比击鼓传花。一圈人把花传来传去，鼓声停，花落谁家，谁就出节目。国际金融界也玩这个游戏，市场中许多人都在不停地找“下家”，最后落在谁那儿，碰上市场动荡，出的就不是节目，而是“出血”。在俄罗斯金融危机中，臭名昭著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就成为出血的“下家”。这家基金主要从事债券相对价格套利。1998年它大量买进俄罗斯的债券，同时卖出美国的国债，企图在前者走高后者走低的情况下套利。但人算不如天算，结果两头赔钱。尽管这家对冲基金有两位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坐镇，但仍亏损了40亿美元。
第四，日本、韩国等大多数亚洲国家金融体制严重滞后，金融机构脆弱，坏帐居高不下，不堪一击。在亚洲，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正在增加。除了泰、韩、马等国外，连新加坡、香港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也在膨胀。它们互相影响，导致良性债权变为不良债权，不良债权增加又造成金融机构惜贷或从海外抽回资金，阻碍了整个亚洲经济的恢复。从截至1998年底的情况看，印尼的不良债权比率高达60%—70%，泰国当地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49%；台湾、香港、新加坡商业银行的拖欠债权比率也在明显增加。
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即制度上的缺陷、组织上的涣散、人为的政策失误及故意的犯罪。这四个原因构成了日本、韩国等大多数亚洲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尽管它们可以搞所谓“桥梁银行”、“银行医院”，投入巨额国家资金来集中处理呆坏帐，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些患病银行因经营环境恶化、信誉一落千丈，一旦破产势将引发新一轮金融大地震。
第五，半个世纪前构筑的国际金融体制—布雷顿森林体制，在客观上已不适应迅速发育成长的世界经济实体及绝对庞大的资金流量；不适应资本瞬间移动、危机即刻爆发的国际金融现状；其游戏规则也不适应当代国际力量格局。
1992年，世界10大外汇市场日交易额约为9000亿美元，1995年猛增为13000亿美元，3年间增长47%。但这一进程没有相应合理的国际约束机制，致使投机资本肆虐横行。形象地讲，国际金融长大了，但衣服太小，裤子太短，式样太旧。跟上时尚，建立新一代国际金融体制，组织一个能预防危机、扮演最后贷方角色的新全球中央银行，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就连“量子基金”总裁索罗斯也承认，当今“政治体制的国家性质”与“金融市场的全球性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在改革思路上，美欧亚则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因为这三方的地缘金融利益与国家战略利益很不一致。发达国家仰仗金融实力，主要兴趣在于拓宽资本流动空间。如美国更关注其经济腹地巴西货币与美元的“联汇制”能否撑得住，以免金融危机蔓延到整个拉美。而日本则出于地缘战略需要，提出了以亚洲为对象、高达300 亿美元的援亚计划—“新宫泽构想”。这些国家围绕各自利益与金融主动权而产生的“规则之争”、“程序之争”将使改革空转，国际金融体制的大调整需要很长时间。在较长时期内，货币汇率受投机影响暴涨暴跌，外汇市场从正常浮动变为反常痉挛，给生产、贸易、金融带来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国际金融市场处于大动荡、大调整、大改革的历史阶段，市场形势与金融力量格局孕育着重大变化。亚洲金融市场将经历较长的调整恢复阶段，银行倒闭、呆帐膨胀、股市低迷、国债骤增，库银已空。今后两年，亚洲的金融脆弱之势不易扭转，在地产、保险、证券、企业等各方面，将出现低价“抛售亚洲”的局面，美欧资本将长驱直入，“购买亚洲”。另一方面，美欧金融环境稳定、外汇储备节节攀升、财政赤字走低、国库银子充盈、股市牛气冲天、国际游资源源不断，与亚洲形成鲜明对照。这种西边日头东边雨的现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亚洲受灾国还得勒紧裤带过一阵紧日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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