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项目剩余控制权配置对合作效率影响的模型研究*
张淑华 李潘武
(长安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以公私合作(PPP)模式为背景，从不完全契约(GHM)理论的角度出发，在BG、FM等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剩余控制权这一连续变量，构建了数学模型。通过明晰剩余控制权对公私部门双方投入的影响，进而研究其对合作效率的影响。研究指出，剩余控制权在一定范围内对于公私部门双方同样具有投入激励作用，且剩余控制权的配置与初始控制权的配置以及公私部门的期望收益等有关。
关键词 ：PPP项目；不完全契约；剩余控制权；合作效率；投入激励
0 引言
在当今公共产品与服务需求量激增的形势下，为缓解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模式作为一种高效的解决方法被广泛采用。PPP项目的本质，是公私部门双方利用自身优势对PPP项目进行专用性投入，并且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一种合作模式。公私合作模式与传统的私人企业合作模式之间有四大显著区别。第一，合作双方类型不同，主要表现在公私部门目标定位的偏差，公共部门的目标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私人部门追求的是盈利收益的最大化[1]；第二，PPP项目的产品通常是(准)公共产品或服务，与通常意义的产品属性不同[2]；第三，双方合作的地位不同，政府属于绝对强势的主导地位，由于PPP项目产品的公共属性，PPP项目运作依赖于公共部门的政策支持，公共部门在合作中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3]；第四，特许经营期一般较长，由于PPP项目产品的公共属性，服务期一般为10～20年，特许经营协议一般在到期后会顺延[4]。即使公私合作模式与私企之间合作模式有诸多差异，但各方权利的管理和约束依旧是通过契约来完成的，故这种特点注定了公私部门双方契约的不完全性[5]。PPP项目控制权是企业控制权在PPP项目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公私合作各方通过不完全契约实现对控制权的转移和渗透，通过控制权明晰各方的权责利，影响PPP项目效率[6]。因此，本文将在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控制权对合作效率的影响。
本系统是借助LabVIEW平台搭建的在线监测系统。LabVIEW是由美国国家仪器公司(NI)开发的一款适用于多操作系统的基于图形程序的虚拟仪器仪表开发平台，应用范围覆盖了工业自动化、测试测量、嵌入式应用、计算机仿真等众多领域[5]。LabVIEW的程序由前面板和程序框图组成。前面板集合了用户输入和显示控件，相当于传统仪器的面板；程序框图中用功能模块和适当的连线构成控制流程图，其中每个功能模块均为封装好的子程序(子VI)，即图形化代码。程序的执行顺序依据数据流走向决定，从而控制前面板中的对象[6]。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公私合作模式最早在英国推广应用，目前国内的研究基本都是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国外学者对于公私合作模式控制权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交易成本理论到不完全契约理论以及从私有产品到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过渡。由于人的有限理性，项目开展之初，合作各方无法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项进行完备合理的预测，即使预测到了某事项也无法准确描述，故不完全契约的存在是必然的。Williamson等经济学家首次明确了契约的不完全性。因为契约的不完全性，当发生契约中未明确的事项时，决策权归属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责任利益划分成为新的关注点，即产生了剩余控制权的概念[7-9]。随后Grossman等提出不完全契约的概念，他们的研究表明，剩余控制权的分配应考虑投资资源的重要性或合作伙伴的不可替代性，剩余控制权应归于相对重要的一方[10-11]。随着研究的深入，Hart等在自己构建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了政府部门，首次讨论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承包公共产品的最佳效益范围问题，他们提出的这一理论模型，即HSV模型，证明合作方类型是考虑控制权配置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12]。但HSV模型在建立时，并没有过多考虑产品属性，使得这一模型在研究公私合作模式问题上显示出局限性。随后，Besley等在HSV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了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生产纯公共产品时，剩余控制权最优分配模型(即BG模型)，并且进一步补充了剩余控制权的影响因素[13]。Francesconi等在BG模型的基础上又将准公共属性的产品纳入分析范围，指出产品或服务的公共化程度对剩余控制权在两部门之间分配份额的影响，同时提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控制权比例不是简单的0∶1或1∶0的绝对分配，而是双方都掌握部分控制权，他们提出的即FM模型[14]。
国内学者对于公私合作模式中控制权的配置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喆等在FM模型的基础上将控制权作为一个连续的变量进行配置研究，并将私人部门的投入类型细化为自利性投入和公益性投入，但是他在分配合作剩余时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纳什均衡分配[1]。孙慧等在张喆的基础上对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做了更为详细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认为初始契约分配比例、公私部门对项目收益的满意度、合作双方各自的不可替代程度决定了剩余控制权的配置，随后又引入了谈判力因素讨论了剩余控制权配置范围对合作双方投入的激励程度[15-17]。曹宏铎等在合作双方价值评价，投资重要性，产品公共化程度等已知因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考虑了合作双方能力差异，研究表明当合作双方能力存在差异时，合作剩余最大的最优控制权配置是不同的[18]。
经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内容的梳理发现，大多数学者是以初始契约中控制权配置对公私合作双方投入的激励程度作为切入点研究PPP合作效率。而孙慧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虽然对合作剩余的分配考虑了剩余控制权，但在他们的模型中仅存在剩余控制权，并没有强调初始契约中控制权配置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通过明晰PPP项目不同阶段的控制权概念，在孙慧等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初始控制权因素，探讨剩余控制权对PPP项目合作效率的影响。
2 剩余控制权配置模型分析
2.1 模型设定
假设一个公共部门(G)和一个私人部门(E)共同合作提供一项公共产品或服务(F)，并且双方都是有风险规避的，合作双方根据自身意愿对F进行专用性的一次投入，投入一旦发生，双方的投入水平能够被对方完全知晓。
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影响与初始控制权配置、合作双方对项目收益的评价、合作双方的管理能力以及合作双方投入的风险成本有关。其中B 
″(i =g ，e )，(n =11，22)表示公私双方在掌握全部控制权时对各方投入资源的利用率，利用率越高表示该方的管理能力越高。
2.1.1 时期0初始控制权的配置
In the Schottky theory, the barrier height Φb should depend on the metal work function as[9]:
合作双方控制权的实质为对项目股本金的持有比例，而股权比例的最直接表现为收益的分配权[19]，故本文把控制权比例等同于收益分配比例，
图1 模型阶段时间轴
以收益分配的控制权来体现合作双方对项目的控制权。双方在初始契约中约定的控制权记为初始控制权，借鉴张喆等[1]对于连续控制权变量的设定，本文将公共部门拥有的初始控制权设为π ，π ∈[0,1]，则私人部门拥有的初始控制权为1-π 。
2.1.2 时期1合作双方进行专用性投入
公私部门各自的收益函数为
2.1.3 时期2出现未约定事项
在公私双方进行专用性投入后，PPP项目将正式进入运行阶段。在此期间可能会出现诸多初始契约中未约定的事项，如果公私双方能够就这些未约定事项进行友好协商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并且通力协作解决的话，设此时项目的收益函数为b (y g (π ,k ),y e (π ,k )),b (y g ,y e )为严格递增的凹函数，其二阶导数连续可导且b (0,0)≥0；如果合作双方对这些未约定事项的处理不能达成一致时，由于缺乏双方有效的管理，必将影响项目收益，双方仅按初始契约中约定过的权责进行管理，设此时项目收益函数为B (y g (π ,k ),y e (π ,k )),B (y g ,y e )为严格递增的凹函数，其二阶导数连续可导，且B (0,0)≥0；当初始控制权全部归于公共部门G时，项目收益为B G，当初始控制权全部归于私人部门E时，项目收益为B E，本研究假设B 是B G与B E的线性组合，则B (y g (π ,k ),y e (π ,k ))=πB G(y g (π ,k ),y e (π ,k ) +(1-π )B E(y g (π ,k ),y e (π ,k ))。
对收益函数的其他假设；①合作双方就未约定事项达成一致对项目是有利的，故假设b (y g ,y e )>B (y g ,y e )；②合作各方对己方投入资源的利用率更高，故假设b 1′>B 
′>B 
′≥0，b 2′>B 
′>B 
′≥0(其中，b ，B 的数字下标表示对该位置自变量的偏导数，1表示对y g ，2表示对y e )；③假设∣b 11″∣>∣
∣,∣b 11∣>∣
∣, ∣b 22∣>∣B g 22″∣, ∣b 22∣>∣
∣，该假设是使收益函数满足本模型要求的正则条件；④公私双方的投入相互独立，且他们的投入对项目收益不存在互补关系。
2.1.4 时期3剩余控制权的配置
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契约都是不完全的，因此最终契约也是不完全的，在第一次剩余控制权分配之后，有可能出现新的未约定事项，合作双方对新的未约定事项进行协商，再次分配合作剩余直至PPP项目周期结束，本文研究认为剩余控制权是一个不断被再分配的过程。
2.1.5 时期n 及时期n +1以后
在时期2时，合作双方如果对于未约定事项协商一致，则双方的确定性收益函数为：u g =θ g b (y g ，y e )+t ，u e =θ e B (y g ，y e )-t ，其中θ i (i =g ,e )表示i 对项目收益的评价系数，该值越大，表示该方从项目中获取的收益越大；t 表示合作双方间的转移支付，可正可负。公私双方如果就未约定事项不能协商一致，则双方的收益函数为:u g =θ g [πB G(y g ，y e ) +(1-π )B E(y g ，y e )]，u e =θ e [πB G(y g ，y e ) +(1-π )B E(y g ，y e )]。已知当公私部门选择就未约定事项达成一致合作意见时，他们的收益将更高，而剩余控制权正是对这部分在初始契约中未约定的收益进行分配，这部分收益称为合作剩余ΔU ，ΔU =u g +u e -(u g +u e )=(θ g +θ e ) [b (y g ，y e ) -πB G(y g ，y e ) -(1-π )B E(y g ，y e ) ]。同初始控制权π 的连续假设一样，本文设公共部门拥有的剩余控制权为k ,k ∈[0,1]，则私人部门拥有的剩余控制权为(1-k )。
2.2 模型求解
2.2.1 剩余控制权配置与PPP项目合作效率之间的关系
由于PPP项目的投入具有专用性，即一旦投入发生，无论收益如何，不可撤回。合作各方为避免在项目后期被“套牢”，会谨慎选择对PPP项目的投入量，而导致项目投入不足，合作效率下降。因此，模型将从剩余控制权对各方投入水平努力程度影响的角度，求解剩余控制权配置对PPP项目合作效率的影响。在时期1公私双方的专用性投入存在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考虑到投入被“套牢”的风险成本及项目收益分配，公私双方会选择一个最优投入，使自身收益最大化，该最优解为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投入。
在时期3公私部门各自的收入函数为
V G=u g +kΔU
V E=u e +(1-k )ΔU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被调查农户参保意愿的均值为3.33，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认知度的均值为2.21，邻里是否参保的均值为0.44，农户对种植业保险重要性评价的均值为3.07。由此可见，被调查农户的参保意愿低下，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不足，邻里参保较少，并且种植业保险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农户的高度认可。
控制权配置通过影响双方的收入分配,继而调控他们的专用性投入，但是这种调控由于实现路径的复杂而变得隐晦，即合作双方控制权与投入之间存在隐函数关系[15]。与孙慧等研究不同，本文研究认为初始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同时对投入存在影响。故设公共部门的投入为y g (π ,k ),私人部门的投入为y e (π ,k )，合作双方投入的同时产生了投入成本，又设双方投入成本函数为C i (y i ),(i =g ,e ),且C i 为严格递增的凸函数，其二阶导数连续可导，即有C ′>0,C ″≥0，C ′(0)=0。
U G=V G-C G
=k (θ g +θ e )b (y )+[(1-k )θ g -kθ e ] [πB G(y )+(1-π )B E(y )] -C G
(1)
U E=V E-C E
=(1-k )(θ g +θ e )b (y )+[(k -1)θ g +kθ e ] [πB G(y )+(1-π )B E(y )] -C E
(2)
基于式(1)，当公共部门最大化自身收益时，最优的投入应满足
由于受到母语因素，即汉语的语序与传统表达思维定式的干扰，学生在翻译中语用能力会受到相应的局限，进而在运用目的语进行翻译时，会出现无法破除中文语序的框架这一问题。而由于受到语言能力与内容知识能力的限制，学生目前知识储备尚未完善，英语词汇量不足，对词汇的掌握不够深入，在口译过程中会出现无法正确运用某一单词的正确意义，完全按照单词字面翻译的情况，或是无法辨析词义相近的单词不同用法，选择错误的近义单词的情况，从而导致口译译文出现错误。同时在句法层面，由于学生语法知识体系不够健全，并且仍会受到已知知识因素的影响，从而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相应的语法错误，例如时态错误与人称错误等不符合英语语法规则的情况。
=k (θ g +θ e )b 1′+[(1-k )θ g -kθ e ] [πB ′+(1-π )B ′]-C G′=0
（2）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城市经济学是跨学科的课程，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几乎零基础。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没有相关的基础知识，对学习改课程的重要性了解不多，且课程也比较抽象，要求学生有较高的理解和记忆能力，大量的经济理论的讲授使学生学习经济知识比较吃力，对城市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不大感兴趣。
(3)
令式(3)为F 1，基于式(3)分别对k 和y g 求导得到
′+(1-π )B ′] +[(1-k )θ g +kθ e ] [πB 
′+(1-π )B ′]-C G′
由隐函数求导法则可以得到式(4)
综上所述，随着新课程的改革，将传统文化深入初中语文的教学中已经成为了教师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加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有意识地在课堂上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调动课堂的教学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古诗词和阅读教学以及传统节日中积极渗透传统文化，培养学生高尚的品质，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1-π )B ′]-C E′=0
(5)
令式(5)为F 2，基于式(5)分别对k 和y e 求导得到
′+(1-π )B ′] +[(k -1)θ g +kθ e ] [πB 
πB 
kθ e ] [πB 
″+(1-π )B 
″]-C E″
(6)
同理由隐函数求导法则可以得到式(7)
(4)
(7)
命题1：
2.2.2 剩余控制权与合作各方最优投入的关系
(1)剩余控制权配置对公共部门投入激励的影响。
由于公私双方选择合作比不合作时对各方投入的利用效率更高，可知b 1′>B ′，合作各方对己方的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可知B ′>B ′，故(θ g +θ e )[b 1′-B ′+π (B ′-B ′)]恒大于零，则可得到:
性质1：
随着对行业的逐渐了解，何正伟开始在田间做起了示范田。虽然撒可富在四川已经有了一定的渠道基础，但由于近年来农作物价格很不理想，农户们对于肥料价格十分敏感，对于走高端路线的撒可富来说，并不占优势。在何正伟看来，撒可富过硬的质量是打开局面的突破口。利用撒可富肥效长、同等用量肥效更强的特点，何正伟与中阿公司商议在柑橘种植区推出40公斤小包装产品，经过试验，不仅能保证肥效，甚至优于同类50公斤产品。真正帮助农户减肥增效，增产增收。
当
时，有
此时给予公共部门更多的剩余控制权能够激励该部门投入增加；当
时，有
此时随着赋予公共部门剩余控制权的减少，对公共部门投入的激励增强。
(2)剩余控制权配置对私人部门投入激励的影响。
至于遗民传记的具体写作方法问题，徐枋则有明确而系统的阐说，不失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上难得的传记理论。他在《与杨明远书》中有曰：
同理，基于式(2)，当私人部门最大化自身收益时，最优的投入应满足
同理可知，b 2′>B ′,B ′>B ′,故(θ g +θ e )[b 2′-B ′+π (B ′-B ′) ]恒大于零，则可得到:
性质2：
当
时，有
此时给予私人部门更多的剩余控制 权能够激励该部门投入增加；当
时，有此时私人部门剩余控制权的减少,对私人部门投入的激励作用反而增强。
两三岁的孩子会对自己和他人的身体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许多孩子喜欢摸自己的生殖器，有时他们也会要求摸妈妈的乳房，跟妈妈一起洗澡。面对这些情况，父母表现出来的态度越坦然，越有利于孩子接收正确的信息。
性质3：
根据Besley等对BG模型阶段的设定，本文对该模型阶段的设定进一步细化：①时期0：双方签订初始契约，确立合作关系；②时期1：双方进行专用性投资博弈，最重要影响因素为初始契约与最终契约中控制权的分配比例；③时期2：由于初始契约的不完全性，随着公共产品的产出或服务的运营，合作中出现未约定事项；④时期3：双方对未约定事项的控制权进行协商分配。模型阶段时间轴见图1。
2.2.3 结果分析与讨论
通过对以上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3个命题：
根据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投入之间不存在收益互补的假设，公私部门的投入是相互独立的，即两种投入之间的交叉偏导数为0，故令式(4)、式(6)中的b 12″，b 21″，B 12″，B 21″的值为零，将式(4)、式(6)联立方程组化简后得到以下关系
在生母的强制认领的问题上，存在以下两类立法:(1)肯定主义的立法。在法国，如果母亲没有进行任意认领，子女且只有子女可以提起强制认领之诉。子女必须证明，“自己为被声称为母亲的妇女所分娩”。不过，如果母亲在分娩时要求认领请求必须获得她的许可并使自己身份得到保密，则不能对其提起诉讼。㊼(2)否定主义的立法。法律意义上的母子关系基于出生依法自动发生。
当
时，应该给予公共部门更多的剩余控制权；当公共部门拥有的剩余控制权份额增加时，对公共部门以及私人部门投入水平都具有激励作用。
命题2：
当
时，应该赋予私人部门更多的剩余控制权；当私人部门拥有的剩余控制权份额增加时，对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投入水平的激励作用都将增强。
命题3：
不同植被类型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同。如冻融期桦树林N2O的排放量显著低于枫树林[12]，冻融期自然植被N2O排放量低于农田[13]。天然草地中，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冻融期 N2O 排放量为 6.79mg·m-2，约为 0.68kg·hm-2[14]；估算冻融期温带草原N2O排放量约为0.18kgN·hm-2[15]。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不同植被类型的生产力、土壤有机碳累积量等有关。美国新罕布什尔地区季山毛榉、糖槭、黄桦树硬木林土壤非生长季N2O排放的年贡献为11%-41%，德国挪威云杉林高达73%[16]。
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影响与初始控制权的分配、合作双方对项目收益的评价、合作双方的管理能力以及合作双方投入的风险成本有关。其中B ″(i =g ，e ;n =11，22)表示公私双方在掌握全部控制权时对各方投入资源的利用率，利用率越高，表示该方对项目的管理能力越高。
肿瘤组织间碘-125放射性粒子植入术作为临床肿瘤治疗方式之一,可应用于多种肿瘤的治疗中,治疗效果较好。但是手术过后需要对患者开展严密的护理,才可保证手术效果,提升预后。
3 结语
在公私合作模式的背景下，通过剩余控制权配置对项目合作各方投入水平的影响模型可以研究剩余控制权与PPP项目合作效率之间的关系。模型结论指出剩余控制权的配置与初始契约中控制权分配、合作各方对项目收益评价、合作各方投入的风险成本以及公私双方的资源管理能力有关。当最终契约中分配给公共部门的剩余控制权在一个适当的区间时，随着公共部门拥有的剩余控制权比例上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对PPP项目投入的水平都将提高；当最终契约中分配给私人部门的剩余控制权在一个适当的区间时，随着私人部门拥有的剩余控制权份额增加，对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投入水平都具有激励作用。由结果分析的3个命题可以得出，公共部门剩余控制权比例在0到1的区间中变化，对于公私双方投入的激励作用呈现正负交替的波动性变化，即剩余控制权的分配只有在合适的范围内进行调节，才能起到对公私双方投入的共同激励作用，从而提高PPP项目的合作效率。
为了简化模型，未考虑PPP项目公共化程度的影响，考虑目前现有PPP项目公共化程度的衡量标准尚未统一，且缺乏相关研究，在模型中仅作为常数项的影响因子存在，故对结论的影响性不大；模型主要研究了剩余控制权对公私双方投入的调控作用，对于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影响因素只是简单列出，并未就这些因素对剩余控制权的调控方式进行讨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出现了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剩余控制权同初始契约中的控制权一样，对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投入同样具有激励作用，且对公私部门投入水平的共同激励只有在一定的剩余控制权配置范围内才能实现。故运用本文研究的结论，通过掌握剩余控制权的最佳配置范围，激励公私部门达到最优的投入水平，对于因投入资源缺乏而影响合作效率的PPP项目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喆，贾明，万迪昉. PPP背景下控制权配置及其对合作效率影响的模型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 2009, 23(3): 23-29，22.
[2]张喆，贾明，万迪昉.PPP合作中控制权配置及其对合作效率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内的PPP合作为例[J]. 管理评论，2009,21(9)：29-38.
[3]张喆，万迪昉，贾明.PPP三层次定义及契约特征[J].软科学，2008,22(1)：5-8.
[4]李林, 刘志华,章昆昌. 参与方地位非对称条件下PPP项目风险分配博弈模型[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3, 33(8): 1940-1948.
[5]赖丹馨，费方域.公私合作制(PPP)的效率：一个综述[J].经济学家，2010(7)：97-104.
[6]叶晓甦,易朋成，吴书霞. PPP项目控制权本质探讨[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28(13): 73-76.
[7]WILLIAMSON O E.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9, 22(6): 233-261.
[8]KLEIN B. Transaction cost determinants of “unfair”contractual arrangemen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2): 356-362.
[9]RONALD C .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 Economics, 1937, 4 (16): 386-405.
[10]GROSSMAN S, HART O.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4): 691-719.
[11]HART O, MOORE J. Property rights and nature of the firm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6): 1119-1158.
[12]HART O, SHLEIFER A, VISHNY R W. The proper scope of government :theory and an application to pris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4): 1127-1161.
[13] BESLEY T J, GHATAK M. Government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 of public good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116(4): 1343-1372.
[14]FRANCESCONI M, MUTHOO A. Control rights in complex part-nership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1,9(3):551-589.
[15]孙慧，贾书华，王宇宁. 考虑谈判力因素的PPP项目控制权配置研究[J]. 工程管理学报, 2018, 32(1):139-144.
[16]孙慧,叶秀贤. 不完全契约下PPP项目剩余控制权配置模型研究[J].系统工程学报, 2013, 28(2): 227-233.
[17]孙慧, 卢言红. PPP项目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影响因素研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 2014, 36(1):91-94.
[18]曹宏铎，李昊，郑建龙.公共项目控制权配置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14(2)：55-63.
[19]张极井. 项目融资[M]. 2版.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3.
*基金项目： 长安大学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031/220000040004)。
收稿日期 ：2018-12-26
作者简介 ：
张淑华(通信作者)(1993—)，女，研究方向：PPP项目管理。
草鸡被称之为“济世良药”，其保健价值不言而喻。正是由于天然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慈王村山林散养珍珠草鸡产业的发展。草鸡富含有蛋白质，具有维持钾钠平衡的作用；富含烟酸，可以促进消化系统健康，促进血液循环；并且有着提高免疫力，健脾养胃，壮骨，消肿，祛脂降压，护发的食疗价值。另外慈王村草鸡饮用的水是附近的山泉水，吃的食物是周围的各种植物和小虫子，其安全性与营养价值较高。但是在山林散养珍珠草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这一价值却有所忽略。
李潘武(1963—)，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建设项目管理、房地产开发及融资、PPP项目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