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接班人论文,九大论文,中共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 (2001) 06-0022-17
新中国建立后至中国共产党召开九大期间，接班人的问题曾在中共党内展开过广泛的议论，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既在于此问题本身的极端重要性，又在于它的敏感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尖锐性，即曾引发党内斗争，并直接导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的悲剧和林彪事件的发生。
研究接班人的问题，尤其是特殊意义上的“接班人”，即领袖与“接班人”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并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李向前发掘了国外的资料，说明在60年代美国“中情局专家们肯定，邓小平是中共继承人序列上的‘第三人’。”[1]石仲泉指出：“毛泽东在决定退出第一线，酝酿接班人问题时就考虑到了邓小平。”[2]石仲泉还归纳了邓小平被毛泽东考虑为接班人的原因（注：石仲泉：《我观党史》，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页。“邓小平被毛泽东考虑为接班人是因为：第一，邓小平在历史上就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第二，他打仗善统兵，有大战功……第三，他能武能文，出将入相……第四，他的思想方法和处事风格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五，他比较年轻，比毛泽东小11岁，比刘少奇小6岁。毛泽东在考虑刘少奇之后时，由于邓小平有上述优点就被纳入了党的接班人选之列。”）。本文将毛泽东有关接班人问题的言论加以收集和整理，以初步说明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思想和实践轨迹。
“接班人”问题的提出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大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3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同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为了防备蒋介石的阴谋，中共中央决定，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毛泽东的中共中央主席职务。1949年10月，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建设新中国的同时，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一个既现实、又长远的问题。与此相关，建设时期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被适时地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3]
七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八大做准备工作的，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了选举几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事安排，是为了要在党内建立“防风林”，目的是避免苏联曾经出现的因为领导人的变换而影响事业发展的问题。虽然此时未用“接班人”的概念，但预防“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是毛泽东谈话的主要思想。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召开。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会见了参加大会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直接或间接地又谈到了人事安排的问题。他表示：“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4]他还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这次党章草案中有一条，必要时可以设名誉主席。我这是准备后事。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所以，设了四个副主席。现在还是逃不脱。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
毛泽东向外宾公开表态、八大正式选举几位中央副主席、中央总书记领导职务的确立等一系列措施和安排，表明中共中央、毛泽东已经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解决接班人问题了。党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既是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指导思想，又是一个重要的组织措施。同时，不仅党内领导核心形成了“防风林”，就在“防风林”之内还产生了一个更小的区域，即“唱戏”的人选，“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进一步划分出来的“唱戏”人选，显然与接班人的培养更具直接的联系。
1957年11月，八大召开后仅仅一年，毛泽东出访苏联。访苏期间，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过一次谈话，说到了他不当主席的问题。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有！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接着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谈到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讲，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注：参看《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此外，李越然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回忆这一场景时说：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毛主席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在我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来，希望你们对待他们和对我一样，看作朋友。”李超然前后两次的回忆有相同之处，后者明确毛主席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见《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页。）毛泽东主动向另一个共产党大国的领导人发表如此重要的谈话，绝不可能是漫无目的地随意交谈，它表明了中共党内已经进一步明确了接班人，并且在刘少奇第一、邓小平第二这一接班人顺序的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当选为中央副主席。1959年9月，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显然，林彪进入了“防风林”。
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21日，参加接待工作的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了蒙哥马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1](P,67-71)的问题，熊向晖报告：蒙哥马利“同我闲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22日下午，刘少奇主席会见蒙哥马利——原定的日程没有这一次会见，是周总理听我汇报后，临时和刘少奇同志商量安排的。”[5]同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听取熊向晖关于蒙哥马利访华情况的汇报，熊向晖还讲了向周总理汇报过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人，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5](P,386-387)
2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在谈话中没有提及接班人的问题。
24日，毛泽东改变原定的计划，再次会见蒙哥马利。在这次谈话中，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了“你的继承人是谁？”的问题，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继续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回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5](P,388)
毛泽东上述几次的谈话，涉及许多接班人的问题。首先，指出了中共最早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是在延安，“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其次，明确了在五位副主席中，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最后，回避了刘少奇之后继承人是谁的问题。
仔细体会毛泽东的谈话，还可以发现蒙哥马利所说的“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是造成接班人地位不稳的原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赞同。同时，毛泽东的谈话还传递出一个重要的认识，即“秀才”被确立为接班人可能是苏联政治上最大失误的根源之一，这一论断为接班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部分地展现了他对横向（国际）和纵向（国内）接班人问题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以后历史发展的重要基础。
毛毛在邓小平生前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指出：“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他（指邓小平——作者注）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6]这一非同一般意义上的工作和人事安排，表现出了刘少奇、邓小平与领袖的独特关系以及他们在党内实际工作中不同于其他领导人的政治地位，这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谈话中明确谈到的接班人人选有着内在的联系。同时，“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安排绝不会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它必定是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接班人人选的变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对近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会议期间，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发了言，邓小平主要讲了党的问题，林彪讲了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邓小平、林彪的谈话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对邓小平的讲话稿批示：“邓小平同志：全文看过，很好。”他对林彪的讲话稿批示：“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7]显然，对于邓小平、林彪两人的讲话，毛泽东更满意的还是林彪的讲话。
1962年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九篇重要文章，着重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8]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了刘少奇。1970年12月，在回答斯诺关于“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9]
1964年6月，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五条标准的重要谈话，五条标准中的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10]虽然谈话的内容是指广义上的接班人培养问题，但其理论内涵当然包括领袖与接班人的关系。
1965年秋，周恩来曾与王稼祥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讲话。王稼祥后来说：“那次周总理来和我谈话，是毛主席委托他来和我打招呼的。他肯定了我对革命有贡献、有功劳，还谈了我党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路线斗争。这事，周总理谦虚地说，你比我更早地站到毛主席一边，与王明等人作斗争。又告诉我，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我说，你老兄也是一个。他笑着说，自己只能当一个跑龙套的演员，不能掌舵”。[11]
1966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12]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8](P,812)“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8](P,808-809)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5月4—26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并经他多次亲笔修改的《五·一六通知》。在毛泽东的修改中，有一段文字突出地表达了他对接班人的看法，毛泽东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12](P,43-44)
5月5日，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外地作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说：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一百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赞扬了林彪。
将“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与肯定邓小平的谈话相比较，前者说明毛泽东与接班人之间的斗争，无论斗争性质或斗争形式，都将尖锐复杂；后者则表现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显然无意全面否定邓小平，恰恰相反，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军事统帅才能是赞许有加的。
从50年代中期毛泽东明确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到60年代中期“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表明了历史上曾经形成的接班人的人选出现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是接班人全部、整体的改变，而只是部分、局部的人员调整。在毛泽东决心改换接班人，并指责刘少奇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之际，可以设想或推测出毛泽东对新的接班人选，已经胸有成竹，但毛泽东毕竟没有公开表态，公开明确。
在接班人的问题出现极为复杂和微妙的情况下，林彪于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林彪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据罗瑞卿回忆，“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曾要他向林彪传达：“‘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对林彪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13]指出林彪这一讲话与毛泽东的联系只能说明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并不能表现全部的历史风貌，也许“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这一开场白本身就包含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去仔细挖掘。鉴于《五·一六通知》实际已公开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怀疑，林彪指出：“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14]林彪还指出：“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14](P,21)林彪还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14]林彪的讲话，还突出地强调了政变的问题。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至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毛泽东在6月和7月分别对接班人的问题发表过两次重要的意见，一次是会见外宾时的谈话，一次是与江青的通信。
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主席，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15]
毛泽东与外宾的上述谈话表明，中国的接班人是“赫鲁晓夫”已经被毛泽东所确认，但毛泽东在必须选择新的接班人时却又面临“都是喊‘万岁’的”的局面，如此复杂的局面预示了毛泽东在解决接班人问题时的难度。“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一句话，表达了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喊‘万岁’的”并不是选择、确定接班人的标准，但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他又难以摆脱甚至必须依靠“喊‘万岁’的”人来处理迫切、尖锐的政治难题。反复领会毛泽东与外宾的谈话，可以发现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问题时，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喊‘万岁’的”现象，它不仅成为毛泽东在解决接班人问题时“要注意”、“要分析”的现象，甚至已成为引起他警惕的“很自然的规律”。
7月8日，毛泽东致信江青。毛在信中说：“我的朋友（指林彪——作者注）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12](P,71)“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注：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见到，但吴冷西在《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一文中曾回忆：1966年2月9日，毛泽东听取彭真等人的汇报。吴冷西谈到国际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多种多样的提法，国内最近也有新提法，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吴冷西说，在京常委都不同意上述两个新提法，请毛主席考虑是否仍按1960年3月天津会议的提法，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外国人怎么说法，我们管不了，由他去，但我们自己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办，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毛主席还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另：1966年3月20日，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林彪在会上表示：“要学毛主席。”毛泽东立即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我就不看，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林彪继续说：“列宁也抄马克思的，如他的《国家与革命》就抄引马克思著作，现在我们把主席思想撒开作种子。”毛泽东说：“那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束缚人家，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12](P,72)
毛泽东与江青的通信，包含着复杂的内容，信中的一些文字特别值得仔细体会。首先，在杭州的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对“朋友们”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朋友们”当然不是指林彪一个人。其次，“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里的“他们”也一定不是指林彪一个人。毛泽东在此处用了一个“猜”字，非常耐人寻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的“赫鲁晓夫”问题，因此，主要的打击目标要由毛泽东而无需别人（“他们”）来确定，但在接班人空缺、毛泽东并未明确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的情况下，林彪在指责“彭、罗、陆、杨”之外，还点出“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并明确“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因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在林彪、罗荣桓观点分歧时，赞成了罗荣桓的意见，这又与“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否则，中共中央是不会批转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的（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先后提出并确立了“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等一系列指导思想，并主持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1961年1月以后，林彪强调了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概括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三十字方针”。林彪的指示下达后，长期主持军队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即与林彪产生了分歧，他曾当面向林彪表示：“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几句话改掉为好。”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196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同一天，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批评了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林彪曾经说过：“广州会议后，不知哪来一股风，说我有什么问题。”“我不会有什么事，就是有什么事，我绝不牵连你们，我的妻子儿女，我也不牵连他们。”）。虽然林彪并未点名攻击邓小平，毛泽东也只是在“猜”，但毛泽东却明显地怀疑“他们”与自己存在着“本意”上的不同，正因为怀疑“他们”与毛泽东“本意”不同，这之后的“为了打鬼”才具有更为复杂的含义，这里的“鬼”不是抽象概括的鬼，而是具体的鬼；不是普通的鬼，而是高级的鬼，是需要“借助”或确切说是迫使毛泽东打倒的鬼。批发“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在党内显然会形成有利于林彪的言论，而这些言论又恰恰可以助长“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气氛。毛泽东的一个“猜”字，道出了对林彪等人为了打“他们”的“鬼”的做法的疑惑。为了去除“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正处于对林彪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但又要“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的矛盾中。“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说明了毛泽东本人违心妥协的矛盾心情以及涉及问题的重要程度。
8月1—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一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中央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司令部”。会议印发了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全会结束前夕，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当选常委。
全会并未重选中央副主席，但林彪副主席的职务会后被提及，而经八大选举产生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职务会后不再提及。全会还发表了《会议公报》，《公报》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三面红旗”，突出毛泽东和林彪，用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状语，给“毛泽东思想”下了新的定义，肯定了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显然，毛泽东确认了林彪领先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地位，全会采取的组织措施保证了这一政治局面的合法性。
8月18日，毛泽东等接见百万红卫兵及群众。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等同志接见了学生代表并检阅了文化革命大军的游行”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在提到林彪时说：“上午七时半，庆祝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毛主席和林彪等同志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报道在提到刘少奇和邓小平时说：“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人民日报》还配发了两张接见群众时的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在天安门的单独照片，另一张是毛主席和林彪在接见时鼓掌的照片。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事安排及会后接见红卫兵的举动，向全世界公开了毛泽东对接班人人选的态度。林彪的秘书向林彪汇报过外电的分析和评论，他报告：“外电普遍注意的是三点：一点是出场领导人名单的排列。首长被排在仅次于毛主席的第二位，我们报道时又称首长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注：1966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社论。社论说：1966年8月18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百万大军。这是“四个伟大”联用及“亲密战友”专指林彪的首次表述。）外电认为这是表明首长已处于毛主席接班人的地位。外电也很注意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认为他现在开始失宠了。第二点，很注意首长在天安门大会上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表明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造反，也是掀起对毛主席的新的个人崇拜。第三点，注意文化大革命今后的动向。认为中国现已确立毛林体制，决心利用红卫兵，开展一次新的清洗运动。”[16]外电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中心，林彪“已处于”毛主席接班人的地位。
也许因为邓小平的地位并未下降，所以外电没有突出对邓小平的报道。的确，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在小组会上唯一攻击邓小平的是谢富治，他说邓小平在全国解放后变了”[17]。在全会上只有谢富治一人发言“攻击”邓小平的这一奇特现象，和邓小平在选举常委后由原来的第七位变为第六位的政治态势，非常值得研究。之所以形成这一局面，既有邓小平长期“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18]因而得到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拥护的成分在内，也有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未予改变的原因，也许后者正是造成这一政治态势的决定性因素。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19]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毛毛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史实：“‘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他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曾希望继续用邓，并希望邓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谈了一次话。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19](P,37)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毛泽东先是肯定邓小平“是一个懂军事的”，后又要邓“跟林彪搞好关系”；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位置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一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召开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也只是“继续批判刘少奇”，这些情况说明了毛泽东是要向党内高级干部暗示，他对邓小平的政治前途是有着一定的认识和某种安排的。
发动“文化大革命”，改变接班人的人选，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结果。“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既表明林彪已实际处于“第一”接班人的位置，又展现出一个邓小平、林彪“搞好关系”的共处局面，毛泽东的谈话表达了他对未来政治格局的设想，“我答应了”表示邓小平充分理解、领会了毛泽东的政治思维。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交流和默契，蕴含着重要的历史内涵，即在未来最重要的人事安排上，他们存有共同点，这种共同点决定着邓小平仍将担负重要的历史角色。否则，就不会涉及、更不会产生“跟林彪搞好关系”的问题。但确立林彪与邓小平搞好关系的政治局面，绝不仅仅只是毛泽东的长远设想，它需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给予组织安排和组织保障，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选举，恰恰是毛泽东实现组织保证的重要步骤。但林彪“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林彪、邓小平的交流“谈崩了”，则表现出林彪有他自己的主见，毛泽东和林彪在此问题上并不一致。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19](P,40)这样重要的决定，不经毛泽东的批准是不可想象的。但就在决定后的第六天，1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刘少奇和邓小平，他表示：下次代表大会，他（指王明）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大好。
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进行过一次涉及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谈话。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19](P,46)
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需要我们认真地领会和发掘。首先，在毛泽东的认识中，林彪、邓小平符合接班人的条件，这是林彪、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政治生活中最本质的联系。其次，林彪、邓小平不仅客观上具备接班人的条件，两人在主观意识上也会与毛泽东的路线保持一致。其三，林彪、邓小平都要担负最重要的责任，毛泽东并未放弃邓小平，但林彪与邓小平的政治地位，林彪在先邓小平在后。其四，“邓至少是常委”显然不是指现实的状态，因为八大时，邓小平已经是常委，即使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新选举常委，邓仍然名列第六位，在毛泽东谈话之时，邓小平就是常委。既然“邓至少是常委”不是指过去和现在的政治地位，那么，它显然是在预言未来了。最后，这一谈话还表明，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问题时，不仅使用的是八大后培养、明确的接班人或“防风林”成员，就是在接班人的安排上，毛泽东也沿用了历史上安排接班人的方法，即考虑将接班人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区分开，采取“第一”、“第二”或培养“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人员这一培养“备用”人选、留有回旋余地的方法。其实，“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恰恰表明了毛泽东是考虑要将林彪、邓小平作为一种搭配、组合来实现接班的，“邓至少是常委”不仅预示着这一搭配、组合会伴随着林彪接班，甚至可能意味着这一搭配、组合还将涉及林彪接班以后的安排。
确立林彪为新的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接班人的人选终于在1967年9月明确了。9月24日，毛泽东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20]这是毛泽东的重要表态，它肯定了林彪的一个新“身份”。
11月21日，周恩来等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报送毛泽东。《通报》第二页第三段的全文是：“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林彪看过这个《通报》，他表示“把第二页第三段全文删去，或者改写得轻淡一些为好。他认为，原文对他的评价太高”[12](P,448)。毛泽东删掉了“‘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一句中的“和好学生”四个字，并且在林彪办公室整理的林彪关于《通报》意见的电话记录稿上批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以中央的名义确认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是《通报》最为重要的内容，毛泽东通过此举再次明确了他对林彪接班的态度。
《通报》于27日下发后，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海军党委作出坚决贯彻林彪副主席伟大题词的决定，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报道。报道说：“林副主席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战友，最好的学生，最好的接班人。”这是《人民日报》首次发表林彪是“接班人”的报道。（注：1968年2月《人民日报》在关于二炮、总参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报道中，又分别使用了“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好的接班人，林彪副主席对毛主席最热爱、最忠诚、最信仰、最崇拜，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体会最深，用得最活，执行得最坚决、最彻底”和“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我们党久经考验的最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理论家，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优秀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我们最好的副统帅”的提法。）
1968年10月13—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并讨论了九大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分别发表讲话，讲话均提到了邓小平。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他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在闭幕会上，毛泽东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只要我们举手，那还不开除了。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横直将来你们要开除也可以嘛！哪一天把他开除就行了嘛！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在正式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发表有关邓小平的言论以及不同意“大家要开除他”的意见，即使不能说成是在反潮流，至少也可以称之为“独树一帜”了。
1969年4月1—24日，中共九大举行。九大的召开，并不像当时所宣传的那样，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从政治报告的起草（注：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在这个过程中，林彪一直置身于外。直到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以前，他对报告稿一次也没看过，自然一个字也没改过。”另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另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人说：‘九大’时，林彪曾在政治报告稿上写了一句话，曰：不掠他人之美。”），到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安排（注：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219页。“我敢断定，在最后一刻把温玉成的名字从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拿掉，毛家湾这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林彪以及叶群、黄永胜，以为此举是成功地打击了钓鱼台，但不久后他就发现，他们是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甚至到政治局常委的确定（注：陈伯达著 陈小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4页。“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江青放言，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这个建议。”），都曾出现过相当对立的意见，当时斗争的情况，从已经出版的回忆录中可见端倪。
回忆录反映的内容显然只涉及矛盾和斗争的一部分，围绕九大的人事安排，斗争相当复杂。确定召开九大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作政治报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承担了报告的起草工作。“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注：陈伯达著 陈小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113页。参阅《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这一重要意见，表示了毛泽东在九大召开前夕对邓小平政治生命的根本态度，但毛泽东的用意甚至连陈伯达也未曾领会。80年代初期，邓小平曾在一次谈话中说：九大时候，毛泽东同志确实也提出，要我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但是林彪他们不同意。
了解了毛泽东在九大前夕的言行，才能够理解江青在此期间所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党章），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21]一段话的内在含义。江青的话包含了重要的潜台词，即：存在着别人也属于接班人范畴的问题，正是因为“别人”也在接班人的考虑人选之内，他才可能以此为基础对最高权力产生“觊觎之心”，应该将接班人与“潜在”的“别人”区别开来，使“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党章）”，“写上了”，会使全党明确并因此打消“别人”的觊觎之心！
能够产生“觊觎之心”的人是指谁呢？是张春桥吗？肯定不会。是周恩来吗？当然可能。因为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周恩来始终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但以50年代和60年代解决接班人问题的历史分析，周恩来很少在接班人人选的范围之内。而如果对八大解决接班人问题，至“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的历史轨迹进行分析和判断，邓小平始终是毛泽东的接班人选之一，邓小平如果在九大“进政治局”，无论其资历还是现时“潜在”接班人的身份自然会引人注目。因此，与其说江青这段讲话是在“影射攻击”周恩来，不如说江青的矛头指向邓小平更为恰当。
毛泽东提出邓小平进入政治局的建议，既体现着对接班人个体的明确，又包含有林彪、邓小平共处的安排，反映出他还在坚持“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曾确立的林彪、邓小平共处的接班人格局。这一点，江青不能反对，也不敢反对。而邓小平一旦“进政治局”，势必会影响到林彪的政治地位，引起他的某种猜疑。在这样的形势下，江青采取了既不同于毛泽东让邓小平“进政治局”，又不同于“林彪他们不同意”的态度，而是强调突出林彪作为接班人应该写入党章，以此警告“别人”不得产生“觊觎之心”。
对于邓小平，毛毛在她的书中写道：“毛泽东在对其批判打倒的同时，在政治上是有所保留的，在人身上也是保护的。”[19](P,62)所谓在政治上有所保留，应该包括八届十一中全会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常委、九大报告不许点邓小平的名字并建议邓小平进政治局等内容。而进行人身保护，显然出于实现政治目的的需要。
毛毛在她的书中说：“明知道林彪不容邓小平，而毛泽东却偏偏保留邓小平，这又是为什么？把刘、邓拆开，难道仅仅因为邓的‘问题’没有刘的大？难道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林彪最‘红’的时候，毛泽东就想到了什么，或者已经在准备着什么？毛泽东之心，实如大海之深，深不可测啊”。[19](P,62)毛毛的话，极大地启发了我们，研究毛泽东解决接班人的思路时，将“刘、邓拆开”应是我们分析的基础，只有确立了这一基础，才有可能全面、深刻地理解毛泽东的言行。同时，将“刘、邓拆开”也许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在毛泽东的政治设想中，毛泽东、邓小平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绝不能按普通生活中的意义去理解，这种一致属于政治范畴内的概念，这种一致在“如果林彪身体不好”了的条件下，是可以产生“要邓出来”的政治局面的。
九大选举前夕，毛泽东谈过邓小平的问题，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谢、古，王明是反对的”。
“也未查出叛徒”表明了邓与刘的根本区别；“苏区邓、毛、谢、古，王明是反对的”，是肯定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与王明做过斗争的人，不仅在九大当时，就是在整个中共党史中也是寥寥可数的；“总打过些仗”，是不同意“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的言论的；“‘二十大’他不同意”就是更为重要的“好事”了，表明邓在1956年就是反对修正主义的。
虽然短短不到50字，但在涉及的问题上，与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谈话明显不同。如果说毛泽东在十二中全会上是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那么，在九大上的讲话，至少表明在反对王明（注：199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指出：邓小平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直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临时中央开展了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和与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做斗争这两点上，毛泽东、邓小平是一致的。尤其是后者，即能够在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上一致，这是毛泽东当时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判断成熟领导人的重要标准。
邓小平曾经指出：“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22]他还说：“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22](P,294-295)
假使我们将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比较一下，会发现毛泽东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变化，邓小平在批示之后被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那么，此时此刻，毛泽东又作出了如此重要的谈话，很难想象他会是无的放矢的。
1969年4月24日，中共九大闭幕。会议选举了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中央候补委员。邓小平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九大通过了新党章，党章删掉了八大党章中有关设立名誉主席的条款，同时增加了有关林彪的内容，党章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大只设一位副主席的安排也许考虑了林彪曾经提出的建议（注：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1971年10月8日，陈云撰写《我对林彪的揭发》：在高饶反党阴谋中，林彪实际上是大后台，毛主席要我去杭州说服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林彪表示同意，但又说党的副主席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我回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问：‘难道不要恩来？’今天看，毛主席当时这样问是有远见的。”），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但不管出于何种考虑，与八大设立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在党内建立几道“防风林”的措施大相径庭。接班人的选择是毛泽东从国际、国内的客观情况出发，对中共领导核心中能够领导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人选反复思索的结果（注：黄瑶等著：《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41页。“罗（指罗瑞卿）曾听主席说，希望林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毛泽东肯定邓小平的言论，可参见本文所引毛泽东在九大选举前夕的谈话。），是让毛泽东费尽心血的问题，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既要具备“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从而掌握、领导打“文仗”的素质；又要有指挥“武仗”，统率千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才华，不能像苏联那样，立了个秀才接班人，“秀才顶不住”。毛泽东曾经设想、并且为之努力的林彪、邓小平共处的格局，体现了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刻认识，但这一事关全局的战略措施没能实现。
同一天，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他说：“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啰。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9](P,40)毛泽东的这些话也许是说候补中央委员与中央委员选举之中的问题，也许意味着他对别的问题不满，但他所说的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是有着很深的含义的，这些老同志中一定包括邓小平在内。
毛毛在书中写道：“九大的召开，父亲是从报纸上和新闻中知道的。虽然他再一次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奥。应该说，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一线生机。”[19](P,115)也许毛毛记错了，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没有“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句话，但毛毛透露邓小平深知其中必有玄机的记述则为人们发现和感悟当时的政治“玄奥”，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从1965年秋天周恩来与王稼祥谈话，首次提出“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的问题，至1967年9月毛泽东明确“接班人当然是林”，中国政治的变化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但在变化的背后，从来都是严肃、稳定的因素起着作用。回顾这两年间毛泽东对林彪、邓小平的言论，大致可以归纳出某些重要的轨迹。
在接班人的选择上，毛泽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准备打倒刘少奇的同时，他对林彪瞩目并最后将其确立为接班人，但毛泽东从未放松过对他所起作用的“一些提法不妥当”的注意。他抓住这一问题，毫不妥协。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12](P,85)1967年1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现在许多人都喊万岁，我就不相信。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左派、右派都利用我这个旗帜，叫什么捍卫派。给了我许多衔头，说什么COMMANDER、HELSMAN，“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我看这些都不要。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他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样搞。7月，毛泽东在上海再次批评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头衔等问题，他指着报纸上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说：“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是不高兴。我只是一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有什么办法，他们就是到处搞这一套。”“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马列主义万岁！”[23]1968年1月6日，毛泽东对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新闻稿和社论稿作出批示：“在两件中各去掉了几句不大妥当的话。”他删去了“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2](P,462)等文字。5月21日，毛泽东对《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批示：“最后一句口号可以去掉，中间有几句自吹的话也去掉。”他删掉：当今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力量”一段话。[12](P,498)8月，毛泽东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时，删掉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真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整个世界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通过各种新闻手段向全世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播毛主席的伟大声音，这是我们对战斗的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支援”一段话。[12](P,535)10月，毛泽东对党章草案进行修改，删去了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两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12](P,585)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认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在批判所谓严重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并不排斥邓小平，毛泽东与邓小平并非毫无共同的政治基础。相反，在政治、军事、思想等领域内，甚至在历史上所谓犯错误的渊源上，毛泽东与邓小平都存在着牢固的联系，这种牢固的联系，使得在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两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在常委中的地位并未下降或者动摇；就在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检讨时，毛泽东作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毛毛说，这一批示“曾给我们全家以多么大的宽慰”。）的表示；就在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参见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威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视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对其批判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19](P,44)毛泽东还与邓小平谈话。（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6页。毛毛指出：邓“看到主席态度缓和，批评得并不严厉，使人感到相当大的安慰”。）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19](P,62)邓小平非常理解毛泽东，他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24]毛毛在她的书中说：“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明面上，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的决定，而在深层次上，涉及的问题则是既多又复杂。”[19](P,62)
从毛泽东解决接班人问题的全过程来看，建国以后，接班人的人选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而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接班人的人选是林彪、邓小平，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就被毛泽东从根本上区别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要邓小平“跟林彪搞好关系”，是要林彪、邓小平共处最为重要的标志，也体现了毛泽东在解决接班人问题上的既定方针，“邓至少是常委”以及“要我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都可以说明毛泽东在组织措施上为了要实现他的既定方针所进行的不懈努力，毛泽东从未让邓小平游离出他的视线。
九大时，毛泽东对接班人格局的设想没能实现，这也许形成了历史的遗憾，但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思考与行动绝不会因此而停顿。
接班人的问题是执政党时刻面临和关注的问题，蕴藏着复杂和深刻的内容，其所以复杂和深刻，根本原因在于这一问题是被历史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所决定的，要想寻求这一内部固有的联系，需要人们去分析中国共产党及其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对接班人的标准提出了哪些内容，采取了什么具体的措施。建国后至中共九大，从中共领导集体和毛泽东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发展脉络分析，接班人的本质不是也不可能是“喊‘万岁’的”，而应当是“能文能武”、“文武双全”的。在培养接班人的措施上，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建立“防风林”，既明确“第一”接班人，又考虑“备用”的人选。毛泽东对此问题的思考与实践，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和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以及林彪与邓小平的关系所反映的种种现象都与这一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历史不应该被假设，也不能被假设。要想寻求历史问题的正确答案，应该对历史事实，对各种研究成果进行反复的比较，只有这样，才能站在具有历史纵深感的高度上，对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作出更加深刻的并且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收稿日期］200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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