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干中学”到“加工中学”——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技术外溢与自主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学论文,自主创新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加工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7)06-0071-11
自20世纪30年代“干中学”理论提出以来，学者们不断展开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干中学”的基本含义是：经济增长不仅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为要素投入所解释的经济增长则来源于伴随投资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带来的生产经验、认识和解决问题经验的积累。这种从投资和生产过程中“学习”到的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干中学”的本来意义。在现代经济中，“干中学”已经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在“干”中形成生产经验和实现成本节约的过程，以使发展中国家可能获得特定产业或部门的规模经济。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干中学”已经逐步细化为“干”与“学”的国别分离：一方面是生产的加工，从而是从“加工中学”；另一方面是在不断设计、改进、向市场推介产品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形成从“开发中学”。现实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情况是：在加工贸易中只学到了加工，而在全面的生产中会学得更多，本文试图阐述这样一个观点。
一、“干中学”的理论演进与“干中学加工”的基本原理
(一)从“干中学”到“生产中学”
1936年，美国学者莱特(Wright)[1]对经济增长与过去的经济活动积累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二者正相关的结论，阿尔钱恩(Alchian)[2]对该关系做了进一步论证。而对“干中学”进行全面论述并将其模型化的学者是阿罗(K·J·Arrow)[3]。阿罗认为，一个国家从投资的积累、从而是国民生产总值的积累中所累积的生产经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艾坦·歇辛斯基(Eytan Sheshinski)[4]选取了六个国家1929-1964年的数据，对阿罗的模型进行检验，得出的结论与模型基本一致。从那时起，“干中学”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
此后，一些学者将这一理论直接运用于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研究。要素投资积累可以累积经验，形成特定部门的比较优势从而是竞争优势，以实现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竞争优势的转移[5]。因此，“干中学”成为发展经济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干中学”理论和实证的发展过程中，罗莫(Romer)[6]、斯拖基(Stokey)[7]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相继从不同角度对该理论进行了拓展，并进行过实证分析。
丹诺斯·索斯菲萨尔(Dhanoos Sutthiphisal)[8]将技术发明与工业化过程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做了详细区分，指出：“生产中学”是比“干中学”更狭义的概念。在靴鞋和纺织品工业发展时期，“生产中学”就意味着从鞋和纺织品的生产中学习生产技术，生产从而是参与生产成为学习、扩散新技术的渠道。同样，在电气工业时期，生产者是从电气设备、供应品和生产中学习。然而，丹诺斯指出，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技术发明和产品生产加工在地理上是分离的。技术发明方可能集中在从事技术发明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而产品的生产过程更多地集中在生产活动集中的地区。传统意义上“干中学”的意义仅仅发生在传统技术或标准技术的传播而非新技术的发明之中。
丹诺斯的观点特别引人关注。照此推论，尽管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制成品的生产阶段或工业化的过程之中，但它们所能学到的只是如何加工产品的技术，或是标准技术。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有自己的工业技术创新体系，那么它们所能学到的要么是加工生产技术，要么是已经成熟的标准化技术。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干中学”的渴望要进一步压缩：“干中学”只是从干中学到加工或传统生产技术；对“干中学”的追求，必须转向“干中学加工”的客观现实。
(二)“干中学加工”的基本原理
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现代工业的加工过程越来越细化，工业制成品的生产细分成设计、试验、生产加工、将产品推向市场等过程。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家间产业内分工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技术差距为基础的分工；一种是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分工，即各国依据各自的要素水平和丰裕度参与产品不同生产阶段的生产。分工的基本尺度是：拥有先进技术和先进产业技术要素的国家将生产附加价值最高的产品，或是从事附加值最高阶段的生产；技术落后或缺乏先进生产行业发展要素的国家则须根据自身的技术水平和要素“优势”从事某种产品的生产或某个阶段的生产加工。
这种国际分工的基础决定了各国的贸易结构。技术先进国出口技术含量较高、附加价值较大的产品，同时，适于发展产品设计、试验和经营管理经验丰富的国家专门从事设计和产品的广告推销活动。而技术落后国则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相对附加价值较小的产品。
这种国际贸易的结果是技术先进和专门从事产品设计、推销等过程的国家从国际贸易中得到较多的附加价值，而从事低技术含量生产或在某种产品生产中专门从事加工过程的国家从国际贸易中得到的附加价值比较小。
从动态角度看，现代国际贸易中的这种分工基础、分工结构和贸易结果会因为几个方面的因素得到巩固和强化：在知识产权得以保护的情况下，技术发明和产品设计国越是专业化于设计和推销等活动，其得到的回报越高，利益上的刺激也越强。随着技术发明和产品设计的经验积累，从“干”中获得的改进和发明越是能够积累起来。同时企业也越能建立相对稳定的销售网络，保证市场营销的高效率，在销售规模和网络的基础上降低销售成本，提高利润。对一个国家及其企业而言，它们越是受到这种激励，在竞争中强化这种优势的动机越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家拥有上述优势的公司不仅要从事关键技术的发明、产品设计和市场开拓，还希望将整个加工生产阶段也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从事特定生产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也即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某种特定的要素和资源优势，从而形成了跨国经营企业的外包(outsourcing)战略和产品在特定地点的加工战略。在这种战略下，技术先进和市场经验丰富的国家或企业形成了生产全球化的战略构想并试图巩固这种结构。而技术落后、市场经济经验不足的国家一方面希望通过工业化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从而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落后和要素禀赋适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它们被迫参与技术含量较低或标准技术产品的生产，或者从事某种产品特定阶段的加工。这种产品的生产层次和从事加工生产或贸易的地位，由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被固定化。
从内因方面看，发展中国家缺乏技术创新的基础。为加速工业化进程，发展中国家须积极接受发达国家转让的成熟技术，依靠低成本形成生产乃至出口能力。这种生产能力的形成不需要技术创新投入，且先进国家的标准技术产品在发展中国家是技术相对先进的产品，因而拥有广阔的市场。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既没有可用于技术开发的资金，也没有技术开发的动力，仅仅通过技术引进就可以实现较快的工业化和提高收入水平，国内企业也可由此获得利润空间。这种技术引进的实际收益越大，国内生产商开发和改进生产技术的动力就越小，对技术引进的依赖就越强。从某个生产阶段加工的角度看，在廉价劳动力大量存在且有剩余的条件下，尽管单位产品生产加工阶段所获得的收益比较少，但“薄利多销”也可使得厂商在大规模加工生产的条件下获得可观的绝对收益，以至技术落后国厂商失去了改进、消化吸收技术的动力。这种加工贸易不仅省却了技术吸收和创新的动力，还由于委托加工的外国厂商拥有庞大的销售网络而省却了技术落后国厂商到国外开拓市场的代价。因此，这种“两头在外”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使技术落后国乐于利用自己现成的生产要素优势，追求即时可得的生产收益或利润，进而使生产商长期满足于加工生产和贸易。在生产要素优势消失以前，厂商不会放弃这种简单易行但蕴含较大获利前景的加工型生产活动。尽管学者们指出了这种加工贸易的局限性，但在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威胁出现之前，消化、吸收、改造加工技术，从而延伸生产过程的压力或动力是不存在的。在此情况下，技术落后国从生产加工过程中获得的仅是可供模仿的标准化技术和产品的纯粹生产。这种纯粹生产的结果是，加工企业不存在累积性投资，或是改善生产条件和革新技术的动力，代替它的是类似于资本原始积累条件下对利润和资金积累本身的渴望。
从外部原因看，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生产技术的细化，技术的生命周期日趋缩短，技术传播的速度日益加快，从而促使发明者产生延伸技术生命的动机，该目的可以通过将标准化技术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扩展生产空间来实现。这种延展的客观结果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凭借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在东道国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甚至将当地竞争对手淘汰出局。因此，对东道国而言，引进外国的标准技术不仅会导致本国生产者丧失技术消化、吸收和改进的动力，从而失去独立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跨国企业对东道国企业的兼并、重组又彻底消除了发展中国家“干中学”的产业源泉(或产业实践平台)，这也正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追求的重要目标。落后国在失去标准技术的学习、消化、吸收和改进的基础之后，从事某种制成品加工生产就成为这些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分工形式。技术落后国所从事的就是建立在要素优势基础上的产品加工或某种产品特定生产阶段的加工，从中获得就业、工资、利润和税收。尽管其利得份额占产品总增加值的比例较小，但只要劳动力趋于充分就业，企业可以获得绝对额较大的利润，同时该国还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这种分工结构就是可接受的。从技术先进国家的理论探讨中可以看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技术发明、产品设计与产品的加工制造在地点上的分离，使技术先进的国家不断地从技术发明、产品设计中获得经验的累积，从而强化这些国家在技术发明和产品设计方面的优势。而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越是从事产品的加工，或是从事某个阶段产品的加工，就越能够加工出高质量的产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干中学”演化成“从加工中学”，这种演化从全球经济的角度而言是国际分工的日趋专业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演化使其从国际分工和贸易以及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学到的东西更少。与此同时，技术先进国从分工中能够强化技术优势，凭借技术垄断获得份额更大的收益，这又推动了这些国家最大限度地将技术落后国固化在产品的纯粹加工阶段，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停留在“从加工中学习产品加工”的过程中，这种对加工的学习或从加工中所获得的回报赶不上技术先进国家从技术发明或创新中所获得的回报。丹诺斯[8]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在于此。因此，传统的“干中学”，即投资和国民收入累积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或赶超产生脱节：一方面是经济落后国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潜力的丧失或停滞；另一方面是这些国家收入水平和资金累积总量的扩张。“干”与“学”的脱节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脱节，这种“加工中学加工”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从加工中获得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快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相对缓慢的增长。
二、“干中学加工”在中国的检验
下面以中国为例，对上述观点进行检验。具体考虑的是：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否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如果加工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有限，则中国的技术进步是否更多地得益于自主的研发努力？就加工生产和贸易部门本身而言，加工过程中的经验积累是否推动了该部门技术的提升，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国外的技术进步和国内自主研发对加工贸易部门利得提高哪一个贡献更为显著？本文将考察这些国内和国外因素的长期作用效果。
(一)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及拟用的检验原理
中国的贸易开放是从发展加工贸易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图1给出了1981年以来中国加工贸易进口(包括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装配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比重的发展趋势。
我国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的比率自1981年以后迅速提高，到1989年已上升至31.7％，1990年开始突破40％(达到46.9％)，此后一直维持在40％以上的水平，1999年达到峰值55.9％。与此相对应，我国加工贸易增值率(用“VARPT”表示)总体也呈上升趋势(见下页图2)。
图1 1981-2005年中国加工贸易总进口的比重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技术进步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和研发投入。在考虑存在国际技术外溢的情况下，一国的技术进步就取决于全球的R&D投入。但考虑以贸易为载体的国际技术外溢时，只有可贸易品的流动才能伴随技术的传播。Coe和Helpman[9]使用进口份额作为权重来构造国外R&D存量，首次从实证角度考察了贸易伙伴的R&D如何通过进口贸易传导机制而影响本国技术进步，该方法成为其后研究进口贸易作为国际技术外溢传导机制的普遍做法，但不同的研究由于其特定目的往往对该方法进行修正。为了体现“干中学加工”过程中对国外技术的学习，本文借鉴方希桦[10]等将加权的国外研发支出变量乘以本国进口渗透率以体现进口为载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做法，以经过进口加权国的国外研发支出变量乘以加工贸易进口对GDP的比率，构造出新的变量来考察加工贸易过程中的国际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除了国外的技术传播，国内的自主研发也是促进本国技术升级以及加强对国外技术吸收的重要手段[11]，因此本文还将检验国内研发投入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作用。
图2 1982-2005年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
注：加工贸易增值率=(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如果加工贸易所引致的技术传播对提高一国技术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则加工贸易部门本身首先会是受益者；另一方面，加工贸易部门在加工生产过程中累积的生产和技术经验也会促进该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如前文所述，在“干中学加工”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下，加工国由于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其获得的利益比较小，本文拟用加工贸易增值率作为衡量加工国技术地位的一个指标，用以考察国内自主研发和以加工贸易为载体的国际技术传播以及加工生产经验积累对加工贸易部门技术进步的影响①。
(二)数据准备
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产出中不能为资本和劳动投入所解释的部分(索洛余值)，可将其作为技术对产出的贡献。在具体的测算中，通常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对数化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计算中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选择一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进口和研发数据进行计算成为理想选择。但对中国而言，一些位于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的国家/地区，如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其研发数据在本文研究的时间样本范围内不是连续可得，因此本文选用7个OECD国家(G-7)作为对中国获得国外技术溢出的来源②。为考虑以加工贸易为载体的跨国技术溢出，本文借鉴方希桦等[10]将加权的国外研发支出变量乘以本国进口渗透率以体现进口为载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做法，将加权的G-7国研发支出变量乘以加工贸易进口对GDP的比率，构造出的变量记为PRTIMPSF。
图3 1978-2005年中国财政科技拨款与研究支出(亿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由于1988年以前国内研发投入数据不可得，为保证样本长度，我们采用政府R&D支出(即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用“SD”表示)来代理我国历年的研发总投入。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企业研发投入迅速增加(表现为总研发支出与政府研发投入之间的差额不断增大，见图3)，用政府R&D支出来度量国内技术创新活动对本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得出的结果可能是被低估的。
“干中学”的原本含义为生产经验积累过程中获得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会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干中学加工”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在加工生产过程中累积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本文用累积的加工贸易出口总额(ACPRTEXP)作为我国在加工生产中经验积累的反映。以上各变量的计算结果及相应说明见下页表1。
(三)实证检验结果
1.变量平稳性检验 上述各变量数据均是时间序列，在考察各因素对TFP及加工贸易部门增值率影响的计量检验中，要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如果时间序列非平稳，则变量不具有有限方差，高斯-马尔科夫定理不再成立，用OLS方法得到的参数估计不再一致，可能出现伪回归而导致错误的因果关系。运用ADF检验对本文所用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第78页表2。
检验过程中发现，各变量在水平层次均是非平稳的，考虑加工贸易技术溢出影响的国外研发(PRTIMPSF)经过一阶差分后仍不平稳，二阶差分以后才平稳；经过投资指数价格平减的国内研发支出(SD)及其一阶差分序列均不平稳，其对数序列(LNSD)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对于TFP及VARPT序列而言，其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序列均是平稳的。
由于国内研发支出与G-7国研发数据在统计方法及口径上的差异，SD与PRTIMPSF在量上是不可比较的③，鉴于此我们对SD进行了对数处理，而对PRTIMPSF未进行相应处理，我们只能在模型中分别考察其变化趋势对相同因变量的影响。
注：①实际GDP按1981年不变价格计算，用CPI指数平减；1981年到2004年实际资本存量采用郭庆旺和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的计算结果，2005年资本存量按文中方法计算得出。原文数据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这里以1981年为基期用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GDP、就业人数及相关价格平减因子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②G-7国研发投入(SF)数据来源于OECD，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2006/2，Paris及Division of Science Resources Statistics，USA，按照0ECD购买力平价汇率已将所有国家的研发支出换算成1996年为基期的美元计价；英国1982年、1984年两年数据不可得，采用其上、下年均值替代，德国1991年及以前的数据为联邦德国数据。③加工贸易技术溢出影响的国外研发(PRTIMPSF)为历年加工贸易进口/GDP与SF的乘积。④政府财政科技拨款(SD)按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1981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⑤ACPRTEXP为取对数累加的历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到1994年汇率制度的调整，这里没有将出口数据换算成本国货币并将其按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仅对原始出口数据取对数进行累加。
各变量时间序列的不平稳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放弃OLS回归方法，而采用协整技术和因果检验方法来考察各变量之间的作用及其因果关系。本文先检验相关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存在协整，则进一步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考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上述水平变量均不平稳，而相应的一阶或二阶差分序列均平稳，符合同阶平稳条件方可进行协整检验的要求，亦满足Granger因果检验对变量平稳性的要求。
2.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同加工贸易中技术传播及国内研发的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 LNSD一阶差分平稳，而PRTIMPSF要经过二阶差分才平稳，TFP的一阶及二阶差分均平稳，因此只单独能将LNSD和PRTIMPSF与TFP分别进行协整检验。
流行的协整检验方法有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法和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在有限样本下采用E-G两步法估计协整向量，可得到具有超一致性和强有效性的协整参数估计量，但这种估计是有偏差的，样本容量越小，偏差越大。如果变量间的确存在唯一协整关系，则用Johansen方法估计出的协整向量经标准化处理后，与用E-G方法估计出的结果近似。据此本文对每一组变量均运用两种方法进行协整检验，从两种估计结果的一致性推断变量间长期稳定关系的稳健性。
对TFP及PRTIMPSF的协整检验结果如下：E-G协整检验法：第一步，对二者进行OLS回归：
第二步，对上述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N，N，1)下残差序列ADF值为-2.579256，低于5％临界值-1.9592，残差序列平稳。
回归方程残差序列平稳表明TFP与PRTIMPSF之间存在协整，即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用Johansen方法对TFP及PRTIMPSF进一步验证这种关系，检验结果如下(AIC准则表明最优滞后期为1期，设定检验方程带有截距项)：
TFP=0.223718+0.011711PRTIMPSF
(0.00406)⑤
检验方程也表明了PRTIMPSF与TF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极大似然比统计量均未能推翻二者不存在协整关系或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用Johansen检验方法不能明确地检验出TFP和PRTIMPSF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Granger指出，若变量之间存在(严格的)协整关系，则这些变量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为了考察PRTIMPSF是否为引致TFP提高的原因，对二者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变量是平稳的，因此这里对TFP与PRTIMPSF的二阶差分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未能推翻二者不是对方Granger原因的假设。这表明以加工贸易进口为载体的国外技术溢出可能对中国TFP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这一结论缺乏稳健性。
对TFP与LNSD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如下：E-G检验法：第一步，对二者进行OLS回归：
第二步,对上述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N，N，1)下残差ADF值为-2.401024,低于5％临界值-1.9574,残差序列平稳。
Johansen协整检验法：AIC准则表明最优滞后期为3期，设定检验方程带有截距项和趋势项，估计结果如下：TFP=-0.208910+0.096174 LNSD+0.004752@TREND
(0.01149)(0.00060)
对二者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极大似然比统计量为32.28793，大于1％临界值30.45，原假设被推翻；对二者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零假设，极大似然比统计量为9.459402，小于5％临界值12.25，结合E-G检验法的估计结果，可认为二者存在唯一协整关系。
对TFP与LNSD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一阶差分序列，滞后1期)，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国内研发支出差分序列不为TFP差分序列Granger原因的零假设均被推翻，即差分LNSD为差分TFP的Granger原因。
以上检验结果表明，国内的自主研发努力是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显著原因，与以加工贸易进口为载体的“干中学加工”作用相比，国内研发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更为稳健。
3.对加工贸易增值率同国内研发及“干中学加工”活动的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 这里把研究范围缩小到加工贸易部门本身，用加工贸易增值率(VARPT)衡量该部门的技术积累和生产效率提升的结果，将其分别与累积的加工贸易出口量(ACPRTEXP，代理生产经验的积累)、以加工贸易进口为载体的国外技术传递(PRTIMPSF)及国内研发支出(LNSD)进行协整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寻找加工贸易部门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
对VARPT与ACFRTEXP的协整检验：E-G协整检验：第一步：
VARPT=-0.693941+0.156063 ACFRTEXP
(-12.23571)[***]
(17.08199)[***]
=0.923760 F=291.7945 DW=0.837905
第二步：(N，N，3)下残差ADF值为-3.602478，低于1％临界值-2.6700，残差序列平稳。
Johansen协整检验：AIC准则显示最终优滞后期为3，设定检验方程带有截距项。对二者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极大似然比统计量为18.85527，大于5％临界值15.41，原假设被推翻；对二者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零假设，极大似然比统计量为0.936412，小于5％临界值3.76，表明二者存在唯一协整关系。检验方程如下：
VARPT=-0.718925+0.159133ADFRTEXP
(0.00890)
E-G协整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均表明VARPT与ACPRTEX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表明加工过程中生产经验的积累同贸易利得的增加是相伴随的。但就ACPRTEXP序列本身而言，其同加工贸易增值率(VARPT)一样，均是加工贸易部门生产活动的结果，所以二者之间可能不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对VARPT与ADFRTEXP的一阶差分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实了这一推测。因此，为探求加工贸易增值率提高的来源，须进一步从国内和国外研发活动中寻找原因。
对VARPT与LNSD的检验：E-G协整检验：第一步：
VARPT=-2.112726+0.495280 LNSD
(-3.915588)[***](4.345933)[***]
=0.427032 F=18.88713 DW=0.497080
第二步：(N，N，3)下残差ADF值为-2.281884，低于5％临界值-1.9583，残差序列平稳。但OLS回归方程较低的拟合优度以及残差序列要经过3期滞后才平稳，这暗示VARPT与LNSD之间的协整关系有待进一步检验。为此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发现结果未能拒绝两个序列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一阶差分，滞后一期)，结果表明二者存在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我们发现了国内研发活动同加工贸易增值率提高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的证据，虽然这种稳定关系未能得到进一步确认，但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二者之间在长期是相互推动的。
对VARPT与PRTIMPSF的检验：E-G两步法：第一步：
VARPT=-0.144919+0.052182PRTIMSF
(-2.026214)[*] (6.295338)[***]
=0.616805 F=39.63129 DW=0.715705
第二步：(N，N，1)下残差ADF值为-2.249683，低于5％临界值-1.9583，残差序列平稳。
Johansen协整检验未能确定两个序列间可能存在的协整向量个数。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二者取二阶差分，滞后一期)的结果表明，PRTIMPSF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8.69％)是VARPT的Granger原因(这一结论不强劲)。综合以上分析发现，某些证据表明了国外技术通过加工贸易进口促进了我国加工贸易增值率的提高。
(四)检验结论总结
以上在加工贸易背景下就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加工贸易部门技术进步原因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外的技术进步通过加工贸易促进了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但我国自主的研发努力则是促进我国整体技术水平提升的更重要因素：从以上对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国内原因和以加工贸易为载体的外部原因检验的结果看，国内因素推动作用的证据更为强健。且上文指出，由于分析中采用的国内研发投入序列仅是政府投入数据，因此忽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企业研发投入迅速增加的事实，自主研发对我国整体技术提升的作用预计会更明显。对加工贸易部门本身而言，加工生产活动的累积在长期内表现出了同该部门技术地位提升(表现为增值率的提高)的稳定关系。当然加工贸易部门生产经验的积累有可能同时受到国内技术开发和国外技术溢出的影响。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加工贸易部门增值率的提高同国内研发活动是相互推动的，但国外研发活动通过加工贸易对国内加工贸易部门增值率的提升作用则缺乏足够的可信度。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本文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中国得到了证实：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干”与“学”的国别分离导致技术落后国从加工中积累和学习到的经验对于促进本国整体技术水平提升和贸易利得的增加作用是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要加速技术进步，改善在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必须依赖自主的技术创新。
注释：
①上文提出的“加工国获得的利益比较小”是相对于技术创新国而言的。因此衡量加工贸易部门的利得是否提升本应考察加工国在产品增值过程中的获利份额，但此类数据不可得。加工国在分工中的技术地位提升会导致获利份额增大，总体而言，这种获利份额的增加在加工国内部将表现为加工贸易增值率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加工贸易增值率提高当成反映加工国分工或者技术地位提升的一个必要条件。
②7国为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方希桦等[10]、仇怡和方齐云[13]在他们的分析中也选用这7国并阐述了其理由。
③G-7国的数据采用OECD购买力平价折算成美元，而中国的研发投入以本国货币计算。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在操作上缺乏标准性且不能随意进行变换处理。
④E-G协整检验第一步回归方程系数下面圆括号中为系数t值，“***”表示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为5％，“*”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下同。
⑤Johansen协整检验方程下括号内为系数标准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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