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宽[1]2003年在《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社区干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 近年来，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在全球范围已形成共识，以生殖健康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框架，正在逐步取代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中心的传统计划生育政策模式。在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形势下，如何有效地开展知情选择，已经成为计划生育工作转变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国内知情选择的研究还局限在计划生育管理模式的探讨上，对实施知情选择的效果及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及如何解决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对育龄群众的避孕节育服务需求及现行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并探索实施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健康教育与服务模式，以及进一步推进的战略。【研究设计】本研究设计为流行病学社区干预研究。本研究在浙江省德清县、湖南省浏阳市和辽宁省凌海市，分别在两个乡镇中选择一定数量的行政村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干预组进行知情选择社区干预,对照组开展计划生育常规工作。项目实施前后分别进行育龄妇女问卷调查，计划生育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服务对象的小组访谈，比较项目实施期间干预组和对照组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知识、态度、信念和行为的变化来评估干预的效果，并运用知信行理论探讨了知识、态度、信念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干预方案】现场干预措施包括健康教育和规范技术服务。健康教育的对象包括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和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对育龄妇女干预的主要形式包括发放健康教育材料，播放教育录像和VCD，定期举办知识讲座和咨询，开展同伴教育等。干预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常见避孕方法的知识、知情选择的知识等。对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干预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知情选择的含义、实施的目的和意义，分析本地区的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干预方案等。对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干预的重点是知情选择的研究进展，人际交流和咨询技巧，避孕节育知识和避孕节育技术新进展等。规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规范化咨询服务的原则，标准化服务的步骤，避孕方法咨询服务的主题，个性化服务的要素，定期随访的要求等。每个社区都设立了专职咨询员，建立咨询<WP=9>服务室，并开通了咨询服务热线。现场干预时间为18个月。【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卡方检验、t检验、混合线性模型、广义估计方程和Logistic回归模型等。【研究结果】1．基本情况 基线调查中共调查已婚育龄妇女2,973人，其中干预组1,478人，对照组1,495人。效果评估调查中调查对象人数为2,540人，其中干预组1,278人，对照组1,262人。两组总随访率为85.44%。2．干预方案的实施提高了咨询服务质量与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本研究中知情选择干预方案的实施提高了计划生育咨询服务质量，干预组服务质量评分由项目实施前的56.65提高到86.73， 对照组由55.44提高到76.69。对象的年龄、职业和基线调查时咨询服务评分与研究期间咨询服务评分的增加值有统计学联系。对咨询服务的满意度干预组由52.35%上升到81.65%，对照组也由所提高从51.31%到70.35%。干预组咨询服务满意度提高程度高于对照组, 干预组/对照组 OR为1.40，95%可信限为（1.19, 1.64）。服务过程中服务对象是否被告知自己拥有自主选择权、是否被告知所选用避孕方法副作用的处理方法、是否获得书面宣传材料、咨询过程中服务人员有无倾向性、能否解答服务对象的问题等因素影响服务对象对咨询服务的满意度的变化。3．干预方案的实施有效提高了研究对象的避孕知识水平。无论是不同种类避孕方法的知识还是避孕知识的不同方面比较，干预组的增加值均高于对照组，两组得分增加值均数之比最高为长效不可逆类避孕方法达到4.00,最低为长效可逆类避孕方法,两组之比为1.65。避孕知识不同方面的比较，两组增加值均数之比最高为用法知识达到8.82，最低为原理知识1.93。干预组避孕知识总体增加值为对照组的2.54倍。项目实施后，干预组中对不同避孕方法的知晓率提高在20%以上的分别为紧急避孕、皮下埋植剂、体外排精、避孕针剂和安全期避孕。4．项目的实施改善了研究对象对知情选择的态度，坚定了自主选择的信念。在调整人口学指标的差异后，干预组对象对知情选择赞同程度提高的幅度高于对照组, 干预组对对照组的 OR值为1.38，95%可信限为（1.06, 1.79）。对本地区实施知情选择必要性认识的变化干预组中提高的比例高于对照组，OR值为1.51，95%可信限为（1.20, 1.91）。在调整人口学指标的差异后，干预组对象避孕方法自主选择能力提高的比例高于对照组，OR为1.60，95%可信限为（1.27，2.02）。5．干预提高了研究对象自主选择比例，未发现干预方案的实施对避孕率和人工流产率的影响。本研究中未发现干预活动对研究对象的避孕率、避孕方法更换<WP=10>率、新采取率、停用率等的影响，干预期间两组的人工流产率无统计学差异。干预期间更换或新采取避孕措施的对象中，干预组中自主选择的比例高于对照组，干预效应的OR值为2.46，95%可信限为（1.50,4.04）。6．研究对象的知识、态度、信念和行为的变化存在显着联系。干预期间干预组对象知识、态度、信念和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提示，育龄妇女
徐倩倩[2]2011年在《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及个人因素对农村育龄妇女避孕节育和生殖道感染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背景】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低生育水平状况下,提高避孕节育及其他生殖健康服务质量现已成为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关注的重点。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然而国内探究政策、经济、文化等宏观的社会因素对个体生殖健康状况及避孕节育现状影响的研究有限,尤其是将宏观的政策经济文化等因素与微观的个人数据相结合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少见。【目标】探索生育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以及家庭和个人特征等微观因素对我国农村育龄妇女避孕措施选用和生殖道感染的影响。【现场】陕西省灞桥区,河北省涿州市,重庆市长寿区,山东省临淄区,江苏省吴中区,吉林省柳河县,湖南省浏阳市,四川省大英县。【方法与内容】本论文研究资料来自两个方面,宏观水平的各省生育政策资料及社会经济文化水平资料来源于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微观水平的家庭及个体资料来源于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适宜技术选择行为及其变化的研究》课题的现场调查数据结果。该调查为流行病学现况调查,以“省、县、乡、村”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我国中等发达的9个省市进行抽样,对抽中的43个村/社区进行结构式问卷定量调查,调查样本点全部住户及户内20～49岁的育龄群众。调查内容包括住户基本信息、20～49岁育龄男女生殖健康状况及避孕节育适宜技术的使用和选择情况。问卷资料录入采用Epi-Data 3.1软件,数据分析使用SAS软件包及MLwiN2.22。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包括χ2检验和多水平logistic回归。本文分析对象为其中20～49岁农村育龄妇女。【结果】本研究共计调查了10612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其中94.3%采取了避孕措施,主要避孕方法为IUD(69.1%)、绝育(22.3%)及避孕套(7.5%)。人均GDP水平较高、实行1孩政策为主、文盲率较低的地区,IUD及避孕套等可逆避孕方法使用比例较高,反之,绝育使用比例较高。相对于IUD使用者而言,家庭经济条件差、年龄在30岁以上、文化程度低、从事农业、有≥2次活产史的妇女更多的采用了绝育；相对于IUD使用者而言,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年龄在30岁以下、文化程度较高、从事非农业工作、尚无活产的妇女更多的采用了以避孕套为主的避孕方法。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症状报告率为31.13%,至少同时出现2种症状的报告率为22.23%,3种及以上症状报告率为10.4%。来自人均GDP水平较低、每万人口医生数较少的地区,家庭经济条件差、饮用井水、厨房使用烟囱排烟、使用自家茅厕、共用盆浴洗澡、文化水平低、务农、怀孕次数多、活产个数多、避孕知识得分低、使用绝育或不避孕、曾有人流史的农村已婚妇女是RTI高危人群。[结论]宏观的生育政策及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对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措施选择存在显着影响,农村避孕方法选择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服务模式需作相应调整。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患病率高,生殖道感染受社会经济文化医疗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制定RTI干预措施要从多角度加以考虑。
周颖[3]2010年在《北京市东城区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现况调查》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2001年颁布实施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和2002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避孕节育服务中必须遵循知情选择的原则。东城区位处北京中心城区,在全区62.5万户籍人口中育龄妇女18.3万人,已婚育龄妇女13.1万人。自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开展至今,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情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综合避孕率达82.3%。然而,人工流产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已婚妇女的人工流产率为46.5%,未采取避孕措施和避孕失败是主要原因。[研究目的]了解北京市东城区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现况,包括避孕措施的使用情况,常用避孕方法及知情选择知识的掌握,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的获得情况及其需求等,并探讨其潜在影响因素,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研究方法]本研究为流行病学现况研究,使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采取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北京市东城区选择东华门和东直门两个街道作为研究现场,并在每个现场抽取300名育龄妇女,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育龄妇女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同时,对所有49名计划生育服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并选择部分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分别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和小组访谈,以评估育龄妇女获得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的质量。[研究结果]定量调查包括育龄妇女和计划生育服务人员两个部分,共调查育龄妇女600名,回收有效问卷579份,合格率为96.50%；两个街道计划生育服务人员49名均接受了调查。定性访谈则包括育龄妇女的小组访谈,计划生育服务人员的小组访谈,以及计划生育管理人员的个人深入访谈。1、育龄妇女的基本情况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45岁～49岁,40岁～45岁及35岁～40岁叁个年龄段,其中,年龄最小为20岁,最大为48岁,年龄的中位数为39.62岁。最高学历以大学及大学以上居多(45.08%),调查前一年个人平均月收入以1000元～2000元间占的比例最高(36.27%)。2、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知识掌握情况对于8种常见避孕方法,知晓率前叁位分别为安全套(97.75%),宫内节育器(87.91%)和口服避孕药(82.90%)：知晓率最低的是皮下埋植剂(46.98%)。有239人(41.28%)知晓全部八种避孕方法。育龄妇女对使用方法的正确回答率较高,但是对各种避孕方法的避孕原理、优点及缺点的了解较少,正确回答率基本在60.00%以下。安全套的使用说法的正确回答率不一,最低仅10.36%,最高为95.68%。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历是男用安全套知识的影响因素,与初中及以下学历对象相比,高中／中专,大学及以上学历育龄妇女安全套知识较好(OR高中=1.684,95%CI：1.078～2.630；OR大学=1.895,95%CI：1.233～2.914)。避孕节育综合知识包括常用避孕方法的知识与安全套使用知识(总分40分),结果显示,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知识总得分最高分为36分,最低分仅1分,均值为(20.15±7.27)分。有序多分类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与初中及以下学历相比,高中／中专,大学及以上学历的育龄妇女知识总得分中≤15分所占的比例较低(OR高中=2.302,95%CI：1.495～3.545；OR大学=3.631,95%CI：2.212～5.962)。3、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情况在579名对象中,有339名(58.55%)有过流产经历,330名(56.99%)有过人工流产的经历。人工流产以1次为主(66.97%),3次及3次以上人工流产比例为4.55%(15人),平均人工流产的次数为(1.36±0.67)次。人工流产的原因主要避孕失败(51.66%)和未避孕(36.56%)。学历为高中／中专的育龄妇女,其人工流产比例高于初中及以下对象(OR=1.754,95%CI：1.063～2.895)；与职业为农民／工人的育龄妇女相比,无业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率较高(OR=2.213,95％CI:1.063～4.608).4、育龄妇女避孕情况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目前避孕的占91.2%,安全套,宫内节育器和安全期避孕是主要的叁种避孕方法,其比例分别为58.33%,35.61%和2.6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外地育龄妇女宫内节育器的使用高于比本地育龄妇女,而安全套使用比例低(P<0.05)。与18岁～30岁年龄组相比,40岁～45岁及45岁～49岁年龄组育龄妇女安全套使用比例较低(OR40～50=0.260,95％CI:0.135～0.501；OR45～49=0.157,95％CI:0.080～0.307)。调查对象中仅有74名对象使用过紧急避孕药,占14.02%。所有避孕的育龄妇女中,关于紧急避孕药服用剂量的回答,学历在大学及以上的育龄妇女紧急避孕药的使用知识好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对象(OR=2.183,95%CI：1.159～4.109)。目前使用的避孕方法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的占58.14%,本人自己决定的占33.14%,其他(配偶、计生干部、服务人员及医生)占8.7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户口性质、职业是育龄妇女避孕方法决定权的影响因素(P<0.05)。5、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知情知晓率所有接受调查的育龄妇女中,292人(50.43%)听说过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曾有104名(17.96%)育龄妇女在接受调查之前的一年内接受过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及相关知识的面对面咨询。501名(86.53%)育龄群众认为有必要在当地开展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城镇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知晓率(60.42%)高于农村育龄妇女(54.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职业为农民／工人的育龄妇女相比,商业／服务性行业及在街道／社区工作的育龄妇女知晓较好(OR商业=1.948,95％CI: 1.115～3.402；OR其他=2.477,95％CI:1.261～4.867)；与避孕节育知识总得分≤15相比,21分～26分及26分以上育龄妇女的知晓较好(OR21～26=1.909,95％CI:1.192～3.058; OR26～=2.738,95%CI:1.639～4.572)。6、育龄妇女更换避孕方法的意愿在实施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后,有165名(28.50%)对象想过更换避孕方法,另外71.50%的育龄妇女表示没有想过更换。外地户口更换避孕方法的意愿低于本地户口的育龄妇女(OR=0.333,95%CI：0.186～0.597)；大学及以上育龄妇女更换避孕方法的意愿高于初中及以下(OR=2.855,95%CI:1.495～5.454)。7、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提供能力及培训需求计划生育服务人员的避孕节育知识掌握情况良好,在开展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过程中,计划生育服务人员主要承担的是宣传教育(51.16%),其次为咨询服务(25.58%)和计划生育随访服务(11.63%)。就目前开展的力度而言,大部分人(75.51%)认为开展的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对于避孕节育知情的理解还存在片面性,如错误地认为知情选择的最终目的是严格控制我国人口数量(30.61%)。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对于知情选择的错误认识将直接影响育龄妇女知情选择避孕方法的质量。大部分(43人／49人)计划生育服务人员曾经提供过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其中41人认为仍需要接受相关培训,如咨询技能、宣教方法和策略,以提高自身服务的能力,而定性访谈结果也表明计划生育服务人员需要咨询技能的相关培训。【结论】北京市东城区育龄妇女有较高的人工流产率,未避孕和避孕失败是流产的主要原因；对避孕节育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但对常用避孕方法的原理及优缺点了解甚少；对避孕节育知情选择了解不全面；接受避孕节育咨询服务的比例也较低；而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对避孕节育知识存在片面理解,也将直接导致育龄妇女对知情选择的错误认识,因此,应以全国生殖健康咨询师职业化建设为契机,加大宣传力度,对育龄群众和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培训,提高育龄群众的避孕节育知识,提高计划生育服务人员提供知情选择服务的能力和质量,最终达到提高育龄妇女知情选择避孕节育措施的水平。
赵洪鑫[4]2011年在《中国叁城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现况及优质服务干预效果评价》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人口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巨大的城乡差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我国的人口流动呈现出波浪推进之势。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预计,在未来的30年,我国将形成5亿城镇人口、5亿流动迁移人口、5亿农村人口的“叁分天下”的格局。进城农民数量的不断增大是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巨大推动力,但由于从农村进城的流动人口年龄结构轻,文化程度低,收入低,生活条件差,健康意识薄弱,远离家乡,脱离了父母的监护和原居地道德风俗的束缚,流动人口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为性观念开放、婚前性行为发生率高、性行为安全意识差等特点,这些使得该群体意外妊娠发生较多,并存在性病/艾滋病感染等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充分了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存在的问题和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循证化的干预措施,通过多部门合作,采取多种宣传途径,向流动人口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提高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培养其权利意识、生殖保健意识,树立自主选择避孕方法的信念,增加计划生育服务的可及性,最终改变不利于生殖健康的行为,提高避孕节育方法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另一方面,对于计划生育服务提供者,通过宣传、倡导、咨询技巧培训和技术培训等,提高服务者的生殖健康知识水平,促使其深入学习流动人口相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加强其为流动人口服务的信念,提高综合服务的技能,才能保障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开展。[研究目的]探讨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特征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现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综合干预方案,在试点社区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干预研究,评估干预效果,探讨适宜流动人口的优质服务模式。[研究方法]本研究是基于工作场所的流行病学社区干预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在流动人口流入地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研究对象,于北京、上海和成都叁个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选择流动人口集中的区选择工作性质、规模和工作条件基本相似的工厂、建筑工地和服务娱乐场所各4个,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在选定的干预社区实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综合干预方案,对照社区开展常规计划生育工作,通过基线调查和终末评估调查比较项目开展前后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变化；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人员对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知识、态度、行为变化,以评价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本研究共调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161人,干预后随访到有效对象144人(失访率10.56%)。调查流动人口6304人,干预后随访到有效对象5503人(失访率12.71%)。1.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现况：通过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人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和育龄流动人口的访谈,目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如下：1)育龄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基本的计划生育服务,但也存在服务宣传方式单一、检查收费、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差等问题；2)“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双向管理”政策实施情况有待改善,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与户籍地之间目前还没有常规的工作沟通,责任分工也不是很明确；3)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管理系统有待完善；4)“缺乏权力,没有强制手段”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最难解决的问题；5)加强宣教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中最应解决的问题；6)流动人口现居地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技术服务参差不齐；7)未婚流动人口对现众服务资源的利用少;8)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最应该解决的问题包括：“加大宣教力度”、“提供免费、方便的医疗服务”、“领导重视”、“开发新型避孕节育措施,改善免费避孕药具的质量”、“增加计划生育服务人员的数量”、“计卫联手、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等；9)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优势和障碍并存。2.项目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问卷调查结果本研究调查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以30-40岁为主,女性超过90%,学历以大学为主,平均月收入以2000-4000为主,取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或取得医师资格的约占一半,以从事宣教服务和咨询服务为主。上海现场的计划生育服务人员,最近一年接受过培训的有60.78%；北京现场的计划生育服务人员,最近一年接受过培训的有23.81%；成都现场的计划生育服务人员,最近一年接受过培训的有82.98%。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掌握整体都比较好,能正确回答相关问题的技术人员达到90%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9种常用避孕方法知识水平测试得分均较高,超过80分,仅皮埋等得分较低。50岁以上的服务人员避孕节育知识得分低于30岁以下者,平均月收入高的服务人员,避孕节育知识水平也越高,最近一年接受过培训的服务人员,知识得分高于未接受培训者；取得合格证的服务人员,知识水平高于未取得合格证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对流动人口提供宣教服务的意愿都很强烈。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为户籍人口提供过上环取环、查孕、查病、绝育手术、皮埋、人流等服务的比例要高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对生殖健康综合咨询了解甚少,对规范化咨询服务六个原则、标准化咨询服务六个基本步骤、避孕节育咨询服务六个主题的知晓率全部在50%以下甚至更低。3.对育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的结果：本调查中的流动人口以20-40岁为主,未婚35.76%,已婚64.24%,近80%为农业户口,来现居住地的主要原因是劳务,接近90%；流动人口在现居地的主要居住方式为集体宿舍、自租房和与他人租房,自己购房的不足百分之十；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医疗费用是全部由自己支付的,仅有不足10%的研究对象的医疗费用大部分由工作单位支付；16.64%的18岁以上未婚流动人口表示目前有性生活,流动人口发生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平均为22岁,最小为12岁；流动人口到现居地后累计性伴个数平均为1.29个,性伴总数最多为30个。性伴数量大于1的比例接近20%；流动人口对常用避孕措施的使用方法、避孕原理、优点和副作用的整体知晓情况较差。在满分为100分的9种常用避孕方法知识水平测试中,流动人口对男用避孕套的回答情况最好,平均得分约为40分,其他8种避孕方法的得分都在30分左右,对于皮埋等方法,得分更是低于10分。9种方法的平均得分,叁地流动人口均低于30分。已婚流动人口平均孩子个数为1.27个,小孩数量超过2个的不到3%,期望孩子个数为1.66个,期望孩子个数超过2个的不超过5%。流动人口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超生倾向。未婚有性生活流动人口避孕现用率为85.87%,已婚有性生活流动人口避孕现用率达到了91.26%。未婚有性生活的研究对象,最主要使用的避孕方法依次为避孕套(74.19%)、口服避孕药(10.65%)、宫内节育器(7.42%)、绝育术(1.94%),其他方法包括避孕针剂、紧急避孕药、皮埋、自然避孕法等有5.81%。已婚有性生活的研究对象,最主要使用的避孕方法依次为宫内节育器(51.24%)避孕套(25.16%)、绝育术(17.47%)、口服避孕药(3.63%),其他方法包括避孕针剂、紧急避孕药、皮埋、自然避孕法等有2.49%。接近半数的研究对象避孕节育方法是由双方共同决定的。未婚研究对象由他人(计划生育干部、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医生等)决定避孕方法的比例很低。但已婚流动人口现用避孕方法由他人决定的比例仍有19.90%。研究对象最近1年接受过面对面避孕节育咨询的比例仅为13.35%。大部分流动人口不知道自己或伴侣使用的宫内节育器类型。在知晓自己所使用的宫内节育器类型的流动人口中,使用率最高的是宫型IUD,其次是O型165环和Tcu220C。流动人口到现居住地后的查环率仅为55.71%。使用避孕套的流动人口,最近3次性生活均使用了避孕套的比例在90%左右。共有163人目前使用口服避孕药避孕,其中有22.30%的对象不知道自己使用口服避孕药的种类；避孕1号(18.47%)、妈富隆(19.38%)、避孕叁相片(13.94%)、避孕2号(12.20%)是常用的避孕药类型。有过性行为的流动人口中,使用过紧急避孕药的有11.20%,其中22.27%的流动人口对自己使用的紧急避孕药种类不了解。知晓者中以使用左炔诺孕酮的人数最多,其次是米非司酮；同时流动人口对紧急避孕药正确使用的相关知识了解甚少。分别仅有17.44%和6.12%的研究对象知道紧急避孕药1个月和1年最多可以服用的次数。31.27%的流动人口在户籍地接受过免费的计划生育检查。到现居住地后,接受免费计划生育检查的比例仅为23.13%,流动人口接受免费计划生育检查的比例降低。在现居住地,流动人口接受过面对面咨询服务的比例仅为18.51%。流动人口在现居地获得过宣教服务的比例有49.03%；获得过咨询服务的比例为19.78%；获得过技术服务的有33.57%;获得过随访服务的有14.63%。高达41.64%的研究对象对这些服务表示不满意。4.优质服务干预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知识态度行为的影响经过培训,技术服务人员的避孕节育知识得分和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的认识有所提高,但幅度并不大。而干预前后干预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对规范化咨询服务六个原则、标准化咨询服务六个基本步骤、避孕节育咨询服务六个主题的认识大幅提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对流动人口的服务意愿增加,对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服务比例增加。5.优质服务干预对流动人口知识态度行为的影响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干预活动显着提高了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知识水平；干预对研究对象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有促进作用；干预能够提高研究对象接受过免费计划生育检查(查环、查孕、查病)的比例；干预提高了流动人口对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服务的需求；在一年的干预期过后,对照组和干预组研究对象避孕现用率和避孕方法构成比变化不大；干预活动提高了查环率和最近3次性生活坚持使用避孕套的比例；显着提高了研究对象寻求计划生育服务的行为,减少了人工流产。[结论]工厂、工地、服务娱乐场所工作的流动人口没有明显的超生倾向,已经不再属于“超生游击队”。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避孕现用率高,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避孕节育知识水平低下,对计划生育服务需求高,但在现居地接受的计划生育服务不足,避孕节育知情选择能力较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避孕节育知识水平和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掌握较好,但缺乏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能力,对流动人口提供的计划生育服务不足。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干预项目一年以来,干预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生殖健康综合咨询能力大幅提高,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知识水平有较大提高,接受计划生育服务增加,避孕节育知情选择能力也有一定提高。流动人口优质干预基于工作场所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模式值得进一步推广,但优质服务干预对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的长期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舒星宇[5]2006年在《甘肃省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干预项目效果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 对甘肃省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干预措施的实施、作用和结果以及对现阶段项目工作的开展进行评估。①对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干预措施的投入进行评估;②对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干预措施实施后,育龄群众的避孕方法使用现况和人工流产情况,及其“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知识、态度和行为进行评估;③对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干预过程中男性参与计划生育的状况进行评估;④为甘肃省全面推广“避孕节育知情选择”项目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西部地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提供研究基础和经验。 方法 ①基线调查:2001年,在甘肃省临泽县和永靖县分层、整群随机抽样6个干预乡镇和对应的对照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若干个行政村作为样本点。研究对象包括研究地区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人员、技术服务人员、服务机构和已婚育龄妇女。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填入统一专用调查表。在项目县分别组织计划生育干部、技术服务人员、育龄妇女及已婚男子各两组,每个组10—12人,参加小组访谈。②干预研究:2002年1月～2003年12月,通过宣传教育、服务干预、同伴教育和跟踪随访等措施对干预组研究对象进行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干预,对照组继续开展常规计划生育工作。③终期调查:2004年,对各样本点的研究对象进行终期问卷调查,并组织对各组人员的小组访谈。 结果 ①项目县计划生育政策环境得到改善,两县均设立了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知晓率、术后随访率、群众满意率、宣传教育普及率和避孕咨询覆盖率等指标。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中,大多文化程度较低,初级技术职称者占大多数,其中大多数人知道避孕节育知情选择也能理解其含义。②终期调查干预组育龄妇女知道的避孕方法种数为9种,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种(P<0.05)。干预措施结束后,育龄妇女使用长效避孕措施的比例略有下降,宫内节育器仍然是其
龚双燕, 王晖, 刘鸿雁[6]2013年在《少数民族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现用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现用避孕措施知情选择现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方法,2011年7月对贵州、云南和青海3省5县通过叁阶段概率比例规模随机抽样方法,抽取1 375名<3岁儿童监护人的已婚育龄妇女和135名调查所在地县乡两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统计分析育龄妇女现用避孕方法知情选择状况和服务提供情况,应用CMH卡方检验对已婚育龄妇女的现用避孕方法知情状况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分类有序logistic分析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已婚育龄妇女中,17.04%的调查对象了解其现用避孕方法的特点或副作用;47.24%有权选择其他避孕方法;25.69%由夫妇共同决定现用避孕方法;34.33%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经常代替服务对象选择避孕方法。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与汉族相比,傣族妇女对避孕方法的了解程度较低(OR=0.675,95%CI:0.453~1.006);高中文化程度者了解现用避孕方法副作用及特点的可能性是未上学者的4.1倍(OR=4.116,95%CI:2.254~7.515)。结论:应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避孕知识和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宣传教育以及服务人员业务培训,特别需要重视提升在家看护孩子且文化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育龄妇女知情选择的能力和水平。
白明华, 滕国兴, 谭伟良, 倪林[7]2007年在《知情选择对苏州市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状况的影响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分析实施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对苏州市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和人工流产发生状况的影响。方法根据实施知情选择前后的常规统计年报资料,对避孕措施现用率和避孕失败的人工流产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实施知情选择后,已婚育龄妇女综合避孕率从1998年的91.39%下降至2005年的88.38%,其中,长效避孕措施现用率从82.70%下降到71.27%,短效避孕措施现用率从8.69%上升至17.11%;避孕失败的人工流产率从9.06‰下降到8.11‰,其中,长效措施避孕失败的人工流产率下降了2.41‰,短效措施避孕失败的人工流产率上升了4.55‰,前后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开展避孕节育方法的知情选择,使已婚育龄妇女的避孕节育方法多样化,降低了避孕失败的人工流产率;但短效措施避孕失败人工流产率有所上升,提示需进一步提高咨询和随访质量、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指导和服务。
张成超[8]2009年在《改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的综合干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总目标:按照不同流动人口人群的个性化特征,推广筛选出的新避孕节育方法,满足不同特征,不同时期的流动人口的避孕需求。并通过IBP的方法,结合优质服务的开展了解流动人口对计划生育现用避孕节育方法服务的满意度,以整合进常规工作后具有可持续性。具体目标:1.评价个性化的避孕需求:通过评价流动人口其对适宜避孕节育方法的需求,针对其所处的不同生理阶段和不同职业来制定出适宜的个性化方案。2.评价流动人口的满意度:评价流动人口在干预前中后叁个阶段对计生服务机构提供的计生服务以及服务过程中的满意度的变化,并且找出影响满意度的因素。3.改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通过流动人口对计生服务机构提供的计生服务的满意度变化相应的调整常规工作来进一步完善计生优质服务。并且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方法】:1.设计方法:本研究是流行病学现场干预试验。整个过程采用运作性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从证实问题、分析问题,到最终解决问题,包括需要评估、需求评估、资源评估、干预方案制定实施和效果评估五个步骤。2008年1月到7月,在深圳市2个医疗机构(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深圳和东莞市的2个工厂和3个社区现场,共7个研究现场开展现场干预研究。在每个研究现场中,对接受宣教和技术服务的两类干预人群,分别实施两种干预模式:基本干预和全面干预。干预过程中,采用IBP研究、试点方法、过程评估、运作式研究不断完善干预活动。干预前以及实施干预后,分别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对当前未使用长效避孕措施的育龄流动人口(16-49岁)进行抽样调查。2.干预方法:分为基本干预方案和全面干预方案。干预A组实施基本干预方案,干预措施包括宣教和推荐到计划生育服务部门两个内容,简便易行。宣教的形式是计划生育服务人员给流动人口提供避孕措施宣传册;推荐到计划生育服务部门的形式是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联系方式分发给妇女,告之可以在这些机构免费获得避孕药具和避孕相关服务。干预B组实施全面干预方案,干预措施包括小组宣教、面对面咨询、提供避孕药具、推荐到计划生育服务部门四个内容,全面详细。小组宣教的形式是在对小组进行口头交流的过程中,或者在看过录像后问答式的讨论中,给流动人口提问题的机会,并给宣教对象提供宣教册;面对面咨询的形式是使用咨询指南进行讨论,对避孕药具进行演示以及回答提问:提供避孕药具是在流动人口获得避孕措施知情选择信息后,根据需要提供免费的避孕套、避孕药和宫内节育器;推荐到计划生育服务部门的形式同基本干预组。3.数据管理及分析方法: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调查的数据和资料。定性研究在每次访谈结束后,当日就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归纳并写出小结,并在24小时内对录音进行转录,分析结果主要采用直接引用的形式。定量调查中每份调查表均进行双人双遍编码,利用Epi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库,同时对所收集的问卷进行平行双录入。录入过程由Epidata 3.0软件进行逻辑检查,录入完毕,利用Epidata 3.0软件进行校对,发现问题核查原始积累,并对数据库进行更正,直到两个数据库完全一致。统计方法主要包括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一般统计描述,运用卡方检验,秩和检验进行干预效果评估、比较及服务质量的评估,运用logistic回归探讨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现状分析结果(1)宣教方面宣教对象是来中心接受计生服务的流动人口,还有在社区居住的和工厂的流动人口。宣教形式:采用营造氛围、主题倡导、舆论宣传和健康教育。其中的亮点是健康教育,因为一是针对外来青工的青春健康教育活动;二是针对15-49周岁已婚育龄妇女开展青春期、新婚期、孕产期、避孕期、更年期等五期教育;叁是利用社区生育文化中心、网上婚育学校、视频婚校、电台生殖健康栏目、人口计生论坛、男性健康论坛等载体,对育龄群众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四是对流动人口的个性化宣传往往与避孕药具的发放工作紧密结合起来。(2)避孕药具发放方面一是宣传不够,发放渠道不畅,很多人不知道有国家免费避孕用具;二是基层计生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社区工作站计生工作人员的素质无法满足群众需求;叁是服务时间安排不合理:四是部分群众希望通过市场购买获得自己需要的产品,计生系统也想在社会营销方面作一点尝试,但由于体制的问题,目前尚难以开展;五是工作经费紧张。(3)技术服务方面流动性太大,避孕节育服务后的随访工作难开展,医生与服务对象的交流不够,避孕宣教指导服务工作不到位,由于人员缺乏,服务的过程中不能做到一对一服务,计划生育方式方法还不能适应群众的需求,群众不理解,影响服务效果。(4)供方培训方面一是培训师资少,二是工作人员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接受培训,叁是部分基层工作人员专业不对口。2.干预效果评估:总体上来说,在年龄上,服务中心的年龄半均31.05岁,中位数为30.48,18-48.72(1143);工厂的年龄甲均是31.16,中位数是30.24,17.21-47.82:社区机构的年龄平均是29.49。中位数是28.95,16.59-48.13。年龄基本在一个范围内。虽然女性比例都比男性高,但是去服务中心的女性还是占绝大多数。大部分人的学历集中在初中和高中阶段。除了社区,其余两个机构的人口已婚的都占到80%以上。工厂的蓝领比较多,其余两个机构这两个职业人数相当。大部分的夫妻都在一个城市,而且大部分人群都与配偶住存一起。根据研究现场类型结果分为叁大部分:1.工厂型研究现场2.医疗机构型研究现场3.社区型研究现场。(1)工厂型研究现场工厂型研究现场包括2个:东莞工厂区和深圳南山区工厂。1)人口学特征东莞工厂区调查对象在文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南山工厂的调查对象在文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两研究现场干预效果评估——避孕知识将知识得分分为及格与不及格两类,及格者答对9题。统计显示无论是南山工厂还是东莞工厂,经基本干预和全面干预后男性和女性调查者的知识水平都有所提高(P＜0.05)。3)两研究现场干预效果比较——避孕知识男性调查中,两调查现场干预效果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调查者中,干预前,深圳的女性调查者知识水平较东莞的女性调查者知识水平高(P＜0.05);基本干预后,两地的女性调查者的知识水平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全面干预后,两地女性调查者的知识水甲差异均有统计意义(P＜0.05)。4)工厂型研究现场中何种特征人群干预效果更好在工厂型干预现场中,特别是女性流动人口中,避孕知识水平较低(不及格者)(OR=0.463),知道免费避孕地点数较少(OR=0.250),在有专业人员咨询的地点获得药具者(OR=0.538)运用东莞的干预模式较为有效。5)计划生育服务质量评估工厂型研究现场在提供适量的避孕知识和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能力、寻求服务者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寻求服务者满意度方面,无论是全面干预组还是基本干预组均优于干预前(P＜0.05)。(2)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型研究现场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型调查现场包括2个调查现场:深圳计生服务中心和南山计生服务中心。1)人口学特征深圳市计生服务中心各干预阶段的男女调查对象在文化程度以及职业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1)。南山区计生服务中心各干预阶段的男女调查对象在文化程度以及年龄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两研究现场干预效果评估——满意度干预的各阶段调查者对计生服务中心的十一项相关工作进行评分,满意者得4分,较满意者得3分,一般者得2分,较不满意者得1分,不满意者得0分。深圳计生服务中心的女性调查者,无论是基本干预组还是全面干预组,经干预后女性调查对象对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满意度都有所提高(P＜0.05)男性调查者,经基本干预和全面干预后,对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满意度都有所提高(P＜0.05),但是基本组和全面组间的满意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两调查现场干预效果比较——满意度干预前,南山中心的女性调查者较深圳中心对服务中心的满意度高(P＜0.05):经基本干预后,南山中心的女性调查者的满意度和深圳中心的满意度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经全面干预后,深圳中心的满意度较南山中心的满意度高(P＜0.05)。4)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型研究现场中何种特征人群干预效果更好深圳中心的干预模式应用在年龄较小(OR=0.499),文化水平相对较低(OR=0.665),使用现代避孕药具(OR=2.158),使用避孕药具的频率较低(OR=1.446),平时在无专业专业人员咨询的地点获得避孕药具(OR=2.158),知道较少的可以获得免费避孕药具地点(OR=0.696)的女性人群,对计生中心的工作的满意度提高较多。5)计划生育服务质量评估干预后服务提供者对寻求服务者提供了更多的避孕药具、适量的知识和信息,同时寻求服务者认为,干预后服务提供者的能力更好,医患之间的互动更加,医疗机构的环境也更好(P＜0.05)。(3)社区型研究现场社区型调查现场包括2个:罗湖社康中心和罗湖大食堂。1)人口学特征深圳罗湖大食堂的男性调查者在文化程度以及职业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调查者在职业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罗湖社康中心的男性调查者在文化程度、职业以及婚姻状况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女性调查者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两研究现场干预效果评估——满意度用调查对象的避孕满意度对干预效果进行评估。干预后,罗湖大食堂的男性调查者和女性调查者的满意度都较干预前有所提高(P＜0.05)。男、女调查者基本干预组和全面干预组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后,罗湖社康中心男性和女性调查者满意度较干预前都有所提高(P＜0.05),且全面干预较基本干预组的知识水半高(P＜0.05)。3)两研究现场干预效果比较——满意度从干预过程中所加的服务满意度比较,基本干预组和全面干预组有统计学上的差别,其中基本干预组重点存增加使用说明书,全面干预组重点存避孕药具随访,说明流动人口对药具服务的长效机制有了要求,更关注避孕药具的安全性和随访的隐私保密性。4)影响干预效果的因素罗湖社康中心的干预模式应用在知道免费避孕药具发放地点数多、使用传统避孕药具、已婚、年纪大的以及偶尔使用避孕措施的育龄流动人口人群。罗湖大饭堂的干预模式应该用在知道免费避孕药具发放地点数少、使用现代避孕药具、未婚、年纪小的以及经常使用避孕措施的育龄流动人口人群。5)计划生育服务质量评估经过干预之后,调查者表示服务提供者在提供避孕信息、服务者的能力、互动、知情选择的标准化、提供服务的场地的环境都有所改善,其对计划生育服务的满意度都有所提高(P＜0.05)。【结论】:1.在工厂,运用东莞的干预模式,即强调增加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药具的获得途径的干预模式效果较好。特别当流动人口的避孕相关知识较低,知道免费避孕地点数较少,习惯在有专业人员咨询的地点获得药具的女性流动人口人群中者中效果较好。2.在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中,运用深圳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干预模式,即强调流动人口需求个性化的模式效果较佳。特别是年龄较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使用现代避孕药具,使用避孕药具的频率较低,平时在无专业专业人员咨询的地点获得避孕药具,知道较少的可以获得免费避孕药具地点的女性人群。3.在社区运用增加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药具的获得途径的干预模式效果时,对男性流动人口而言,年龄较大、文化水甲较高、避孕知识水平相对较低的以及知道免费避孕药具获得地点较多的,一般在无专业人员咨询的地点获得避孕药具者效果更佳。对女性流动人口而言,存年龄较小,文化水半较低,一般使用传统避孕药具,一般在有专业人员咨询的地点获得避孕药具以及知道较少的可以免费获得避孕药具的地点者中效果较好。4.干预实施后,医疗机构、工厂以及社区提供的计划生育服务质量更优。
田爱平, 高博, 刘丹萍, 曹力[9]2005年在《四川省农村育龄妇女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干预项目研究报告》文中研究表明目的:评价开展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活动对四川省农村育龄妇女的避孕节育知识和知情选择的知识、能力、态度和避孕行为等影响。方法:在四川省兴文县的2个乡开展持续1·5年的、以社区为基础、20~49岁的已婚育龄妇女为对象的干预性研究,干预活动包括组织社区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录像带、组织讲座、面对面的宣传和开展同伴教育,分析干预效果。结果:干预组育龄妇女对避孕方法的使用、原理、优点、缺点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在干预后避孕方法使用率及使用避孕套的比例均高于干预前;避孕方法使用的最终决定者由干预前计划生育服务人员转变为干预后为本人。结论:集知识、信息、咨询与服务为一体的社区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干预项目的实施,可显着提高农村育龄妇女的避孕节育知识水平和她们选择避孕方法的能力。
文彬[10]2011年在《育龄妇女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现况调查》文中指出【研究背景】生殖健康权利是基本的人权,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是保障生殖健康权利的重要途径,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则是优质服务最核心的因素。开展知情选择服务既要满足大众化的服务需求,促进他们自主决策的能力,又要努力针对不同人群开展个性化服务。因此,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的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2009年,生殖健康咨询师资格认证工作全面开展。目前,我国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的现状不容乐观,由于计划生育服务人员的咨询知识、技巧和态度的不足,咨询服务提供者能力参差不齐、整体素质不高,同时,服务人员和群众均对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对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和对服务质量的提高带来很大障碍,不能满足群众性与生殖健康的综合需求。【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了解广东、河南、重庆、内蒙古四省市育龄妇女性与生殖健康的现状、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现状、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的现状及需求,为更好地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本研究是流行病学横断面研究,研究现场为广东省佛山市、河南焦作市、重庆、内蒙古包头市。通过随机抽样方法在四个项目点各选择2个乡镇作为研究现场,以抽到的乡镇内办理了暂住证或常住居民为子总体,抽取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自行设计的结构式问卷对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定量资料应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统计软件采用SAS9.13,资料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相结合的办法。单因素分析方法包括非参数检验、卡方检验等。在分析有关变量的影响因素时,根据因变量类型分别采用非条件二分类或多分类Logistic回归法。【研究结果】共对160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最后回收的合格问卷是1453份,合格率为90.8%。本次调查育龄妇女以中青年为主,35岁～人数最多,占25.81%。研究对象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38.98%。研究对象主要为农民,占40.74%,研究对象的平均月收入在＜1000,1000～2000之间,分别占56.85%和26.15%。本次调查的育龄群众中,在婚的共1386人,占95.39%。育龄群众对宫内节育器、避孕套和结扎叁种常用的避孕措施的使用比例97.80%,而各自的使用比例依次为：宫内节育器(66.64%)、避孕套(20.85%)和结扎(10.31%)。育龄妇女目前使用的避孕措施主要来自于计划生育服务机构(880人,66.52%),其次为医院(126人,9.52%)。其中74.53%的对象目前使用的避孕方法是免费的。目前使用避孕方法大部分由双方共同决定的占52.55%,而由本人决定的占34.27%,而与此同时仍有7.01%表示目前使用的避孕措施是由计生/卫生服务人员所决定。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最高学历和地区是避孕方法决定权的主要影响因素。育龄妇女对常用避孕方法的知晓率低,对于9种常见避孕方法,知晓率前叁位分别为宫内节育器(1357人,93.52%),安全套(1348人,92.97%)和女扎(1314人,90.56%)。知晓率最低的是皮下埋植剂,仅为63.70%。知晓全部九种避孕方法的对象为54.03%,对紧急避孕药及皮下埋植剂的知晓率相对较低,且对常用避孕方法的避孕原理、优点、缺点的了解不够深入避孕节育综合知识包括常用避孕方法的知识与安全套使用知识。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知识总得分最高分为97.73分,最低分仅0分,中位数为65.91分。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年龄、职业、最高学历、婚姻状况及地区是影响避孕节育知识总得分的主要因素。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知晓率为77.84%。对象听说避孕节育知识途径的第一顺位中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计生人员(759,67.71%)和电视、广播(243,21.68%),从整体上来说,计生人员和电视、广播仍然是人们听说避孕节育知识的主要途径。两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最高学历、职业、避孕节育知识总得分与地区是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知晓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开展避孕节育知情的态度,1453名育龄妇女中,1246人赞成开展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占85.75%。接受调查的1453名育龄妇女中,538名(37.03%)对象想过在实施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后更换避孕方法,915名(62.98%)育龄妇女表示没有想过更换。两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年龄、户口性质、地区、知情选择知晓及避孕节育知识总得分是更换避孕方法意愿的影响因素。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开展的形式主要为宣教活动(34.63%),咨询服务(29.44%)及技术服务(24.88%),仅有8.42%为定期举办讲座。目前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的开展形式还比较单一和局限。1453名受访育龄妇女中有838人曾在最近一年内接受过面对面的避孕节育相关知识的咨询,咨询比例为57.67%。咨询中存在以下情况：少数计划生育工作人员(8.35%)不能主动告知育龄群众可以自己决定使用何种避孕方法；而6.80%的服务人员不能给介绍叁种或叁种以上的避孕方法；接近1/3(29.95%)的服务人员倾向于让对象使用某一种避孕方法；更有甚至12.53%的服务人员限定对象使用某一种避孕方法。有了性和生殖健康方面问题,44.83%对象选择了计划生育服务站/所,其次为医院(43.84%)和妇幼保健院(10.67%)。此项结果说明了大部分对于计划生育服务站持信任态度。首先计生服务站的主要原因有环境好(35.57%),其次是设备及技术水平高(28.04%)。仅60.29%的对象听说过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和人权。但有86.44%的人表示愿意了解相关群众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和人权的知识。两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最高学历、职业、月收入、避孕节育知识总得分与地区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仅62.97%的人听说过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57.81%的对象认为当地开展了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22.02%则表示对该服务项目不知晓。服务提供机构是计划生育机构,占84.76%,其次分别为街道或者居委(8.21%)、医院(3.93%)及社区服务中心(2.86%)。两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调整户口性质、学历等可能影响因素后,年龄、职业、月收入、婚姻状况、地区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有85.48%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当地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数据充分显示了育龄群众对于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的需求。如果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1294人(89.06%)表示愿意接受该项服务。关于服务对象最希望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的场所,37.33%希望在计划生育机构开展该服务,其次是专业咨询机构,占28.97%,再次是医院,占21.98%。关于服务对象最希望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的形式,48.47%的人回答讲座,41.92%认为是面对面咨询。关于服务对象最希望提供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的内容,分别为避孕节育,占53.43%,其次为生殖道感染占22.98%。在全部调查对象中,有706人(48.59%)最近半年中接受过相关的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其中,咨询的主要地点是计划生育服务站(583人,82.23%),其次是医院(53人,7.48%)。服务对象最近一次咨询的主要原因是一般咨询(303人,43.29%),其次是生殖感染(264人,37.71%)。接受服务的对象均对服务表示满意,分别为非常满意474(67.14%)人,满意205人(29.04%)。【结论】四省市育龄妇女对避孕节育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但对常用避孕方法的原理及优缺点了解甚少；对避孕节育知情选择了解不全面；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形式单一,以宣传教育为主；对性健康知识的知晓率较低,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意识较淡薄；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开展的知晓率低；85.48%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当地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充分显示了育龄群众对于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的需求；而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对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知识存在片面理解,也将直接导致育龄妇女对性与生殖健康知情选择的错误认识,因此,应以全国生殖健康咨询师职业化建设为契机,加大宣传力度,对育龄群众和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和咨询服务人员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培训,提高育龄群众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提高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和咨询服务人员提供综合咨询服务的能力和质量,最终达到提高育龄妇女的性与生殖健康水平,促进育龄群众的生殖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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