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信任与供应链协作信任、合作意图之间的动态差异性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关系论文,供应链论文,意图论文,差异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供应链协作关系中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信任作为一种减少复杂性的机制，在供应链协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Lui et al.[1]研究认为信任为企业合作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的环境。因此，建立了信任关系的供应链企业，与其他拥有低单位成本、高市场份额但合作伙伴变动率高的对手相比更有竞争优势。目前，学者们已经开始逐步认识到了信任的建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复杂不确定的供应链环境下，供应链协作过程具有明显的动态特征。然而，迄今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信任动态特征的笼统分析，而缺乏专门针对供应链协作信任动态发展过程的研究。
与此同时，已有不少研究[2，3]，指出了制度信任对于交易信任的重要作用。制度信任最早来源于社会学的研究，Zucker[4]指出了基于制度的信任不考虑沟通所带来的亲密和类似，是关注能够支持交易成功实现的客观结构条件。技术接受推理理论的研究表明，行为意愿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3]，而意图和行为是由确定会实现期望的特定情境来产生的。学者们[5，6]认为制度信任是影响交易过程和结果的主要原因，制度信任是和一些相关因素一起来研究的[7，8]，研究目的主要是考察制度信任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信任的影响，研究方法大部分为实证研究，也有部分案例研究。
尽管如此，现有研究对动态协作过程中制度信任、供应链协作信任之间的差异性作用关系的研究几乎没有，特别是将制度信任、供应链协作信任和合作意图这三个因素放入同一个动态研究框架的研究还没有见到直接相关的文献。而信任和合作意图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进行具体的研究。本研究试图从动态性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即着重研究制度信任、供应链协作信任和合作意图之间的作用关系如何？随着供应链协作关系的变化，这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如何变化？
2 理论评述
早期的信任理论认为信任在关系发展过程中只是一个简单地增强或减弱的单维现象。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信任是一个动态过程[9]，信任的建立需要经历一系列等级层次的连续阶段。Lewicki和Bunker[10]对信任动态性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可信任度水平的角度指出了信任的三个水平，即基于计算的信任、基于知识的信任和基于认同的信任，它们是“一个水平信任的获取使得下一水平信任得以发展的连续反复”，代表了信任发展的不同水平。Nguyen[11]进一步发展了Lewicki和Bunker[10]的观点，提出了组织信任发展模型，把关系阶段分为了解阶段和理解/认同阶段，不同阶段发展和保持信任的对象、基础和机制各不相同。目前，Nguyen[11]的成果已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本文将在Nguyen[11]组织信任发展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度信任、供应链协作信任和合作意图之间的关系。
制度信任是不考虑情感的外部客观条件所促成的主观信心。Pavlou[12]认为特定的制度结构对组织信任有显著影响，并间接影响交易的成功。Pavlou et al.[13]提出了制度信任发展的概念模型，分别从第三方和双边层面对结构担保、推动条件和情境标准分析制度信任对信任的关系，然而，其仅仅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未进行实证检验；Pavlou和Gefen[2]出了信息技术驱动下制度机制的有效性认知(包括反馈机制、第三方契约服务和信用卡担保)对在线拍卖下买方对卖方的信任研究，证实了制度信任对买方信任和认知风险的作用。另外，合作意图是合作成员企业对未来交易期望的认知，那么供应链协作信任与合作意图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从动态视角研究制度信任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关系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制度信任保证信任的建立与发展[13]。在Pavlou et al.[13]的研究中，制度信任成为衡量企业之间是否可以建立和保持信任关系的主要标志，它被分为第三方制度信任和双边制度信任两种类型。前者来源于Zucker[4]的基于契约和证明的信任机制，后者是对公平、稳定和可预言的促使成功交易的程序、过程和规范的主观信心。根据对已有文献的总结可以看出，在动态信任理论的研究中，动态过程主要通过关系过程来体现，而直接对组织信任进行控制和诱导的关键就是制度信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制度信任与供应链协作信任之间存在关系，但并不能认为这种关系在供应链协作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是一成不变的。制度信任在动态过程中如何对供应链协作信任存在着差异性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3 理论模型构建和假设提出
供应链协作信任具有明显的动态性特征，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前发展。本研究遵循了Nguyen[11]提出的“了解—理解/认同”企业信任发展的综合模型，把企业间的交易关系发展分为了解阶段和理解/认同阶段，在这两个动态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相对应的理论模型。
3.1 了解阶段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供应链协作信任的心理行为表现有：可信性和善意。可信性即可靠性、诚实和能力，是“供应链的一方按预期方式完全地履行契约中承诺的可能”[14]。善意是“供应链的一方能公正地进行交易，即使给予机会，也不采取损害他方利益的行动”[15]。目前所提出的信任度量指标大多可归结到可信性和善意。善意是可信性的更高阶段，因为合作行为并不完全是基于理性计算，还需要善意[15]。了解阶段供应链协作信任的重要基础是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了解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是可信性。
制度信任不考虑沟通所带来的亲密和类似，是关注能够支持交易成功实现的客观结构条件。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制度信任，本研究借鉴了Pavlou[12]的维度划分，即监控的有效性认知、反馈的有效性认知、认证的有效性认知、契约的有效性认知及规范的有效性认知，有效性认知是指相信制度相对于其他因素能提供强制性追索权。由于不完善的法律环境，制度的实施无法完全享有法律的合法保护和政府的强制执行，因此，运用“有效性认知”来获取主体心理的认知反应比较合理。
了解阶段供应链的合作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交易关系容易破裂，为了防止合作企业的投机行为，企业往往采取严格的监控措施，当然，合作企业也应该认识到了严格的监控机制的有效性。当监控机制的惩罚大于投机行为带来的收益时，监控的有效性认知会对可信性有正向影响。反馈的有效性认知可看作用来减少投机行为，建立信任的结构保证[16]。由于了解阶段关注的是成本/收益分析，反馈机制无法反映合作企业的价值、意图等信息，可以预期，了解阶段反馈的有效性认知只与可信性有关。认证的有效性认知从第三方的视角反映企业的可靠性信息，现实实践表明，在关系脆弱的阶段，企业愿意通过第三方核实合作企业的信息，可以预期，企业对其所接收到的认证信息的有效性认知对可信性有正向影响。与此同时，该阶段也关注契约实施，契约的成功实施是最重要的合作态度，通过理性地计算出违约成本大于预期的合法收益，契约的有效性认知能够帮助建立供应链协作信任，因此，契约的有效性认知对可信性有正向影响。另外，规范的有效性认知衡量了企业认识到合作规范能够保证交易按照规定执行的程度，它能够减少投机行为，加强合作，促进问题的协调解决，可以预期，了解阶段规范的有效性认知对可信性有正向影响。而关于合作意图，现有研究大都将其视为一个后果性因素[13]。同样，本研究将合作意图作为一个后果性因素引入理论模型。可信性是供应链一方按照预期方式有能力履行契约中承诺的可能，可以预期，可信性与合作意图正相关。
图1 了解阶段的理论模型
了解阶段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连接两个变量的箭头表示因果关系，箭尾处的变量为外生变量，有监控的有效性认知
其中，“＋”表示两变量正相关，“H”表示箭头对应的假设，如“H1”表示了解阶段中监控的有效性认知与可信性正相关。
3.2 理解/认同阶段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理解/认同阶段企业间的依赖性有了提高，企业不断发展对合作企业肯定或否定的知识，获取与合作企业成功交易的经验及问题处理的态度，合作企业的知识和成本/收益分析是该阶段的重要基础，该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是可信性和善意。根据Pavlou et al.[13]所提出的“结构性担保的有效作用会随着企业关系的发展而削弱，推动条件的有效作用会随着企业关系的发展而增强”的观点，监控、反馈、认证、契约及规范的有效性认知都反映的是契约、规则、保证等结构性担保的实现，因此，可以预期，监控、反馈、认证、契约及规范的有效性认知都对可信性有正向影响，并且，相对于了解阶段，理解/认同阶段它们对可信性的影响较小。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在理解/认同阶段，反馈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合作方的价值、原则及善意意图，因此，反馈的有效性认知对善意也存在作用，对善意的作用实质上反映了供应链企业间的标准、关系价值及行为和目标的共同信念等推动条件的反馈。与此同时，合作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反映了与其企业相关的价值、标准、规则，Axelrod[16]指出了价值和规则能够减少投机行为，加强合作，促进问题的协调解决。因此，合作规范的有效性认知对善意也存在作用，其对善意的作用实质上反映了企业价值等推动条件的合作规范。另外，可信性和善意对合作意图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该阶段基于知识的信任和基于计算的信任占据了主导作用，可以预期，该阶段可信性和善意对合作意图均正相关，相对于上阶段，可信性对合作意图的影响较小。
图2 理解/认同阶段的理论模型
理解/认同阶段的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表示两变量正相关，下箭头表示作用趋势，“H”表示箭头对应的假设，如“H7”表示相对于了解阶段，理解/认同阶段监控的有效性认知对可信性的影响较小。
4 实证研究
4.1 样本选取背景
James，Mulaik和Brett[17]指出，足够大的样本才能保证获取良好的结构模型拟合优度，并且增加度量模型的可靠性。样本数据来自43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与规模的供应链企业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19份问卷，其中32份由于企业不合作、企业清算等原因被剔除。同时，根据企业规模必须低于1000人、调查对象工作年限必须高于五年及必须是对企业对外业务熟悉的高层管理者的原则进行二次剔除，有66份无法满足，另有3份信息严重不足。因此，共获得318份有效问卷，满足了数据分析方法大样本(至少300)的要求，问卷回收率为83.8％，有效回收率为63.6％。
4.2 变量及其度量
如图1，2所示，模型涉及两个阶段共计15个变量，结合调查对象的特点，以现有研究为基础对变量的度量项目进行设计，共设计度量项目24个，答卷者采用通行的7级分值回答。对24个度量项目，研究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结果，剔除了不适当度量项目，表1列出了正式研究数据分析的23个度量项目。其中，1，2分别表示了解阶段和理解/认同阶段。15个变量的可靠性系数(Cronbach α)最小0.5963＞0.5，表明因素的度量项目之间相关较强，均按预期模式加载到相应因子(载荷值都大于0.4)。另外，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表明各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性。
4.3 结构模型拟合优度评估
本研究的目的是判别理论模型描述的制度信任、供应链协作信任和合作意图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性作用，表2显示了结构模型中各潜在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及相应的P值。其中，了解阶段的各项拟和指数的数据分析结果为：Chi-square=444.3，DF=477；GFI=0.924；AGFI=0.906；RMSEA=0.000；CFI=1.000；NFI=0.908；IFI=1.007，结构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理解/认同阶段的各项拟和指标也基本符合理想的拟和优度标准，具体如下：Chi-square=440.0，DF=576；GFI=0.931；AGFI=0.915；RMSEA=0.000；CFI=1.000；NFI=0.901；IFI=1.035。
5 结果与讨论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获得假设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在整体上得到了验证，说明制度信任和供应链协作信任、合作意图之间存在理论上的结构关系，并且这种结构关系在供应链协作信任动态过程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本研究提出的21个假设有19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而证明了提出的理论观点在限定的范围内是成立的。
在制度信任与供应链协作信任的关系方面，从验证结果的情况来看，除了H5和H16，所有假设与预期基本一致。这2个假设涉及了规范的有效性认知与可信性的关系。H5结果表明，规范的有效性认知与可信性之间并没有呈现预期的正向关系，并且P值大于0.1。这可能是由于了解阶段企业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在供应链协作关系的初期还没有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当然也无法达成有效的合作规范，因而使得样本企业对此时合作规范的有效性还存在疑惑，这会影响H5的显著性。理解/认同阶段的验证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即监控、反馈、认证、契约及规范的有效性认知对可信性有正向影响，反馈和规范的有效性认知对善意也有正向影响，这为供应链实践中发展善意维度的信任关系提供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视角。另外，由于H16是分别通过比较H5和H15的路径系数来检验的，既然H5无法得到验证，那么H16必然也无法得到支持的结论。
供应链协作信任与再次合作意愿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H6、H17和H18分别反映了两阶段中可信性对再次合作意愿的正向影响，它们都已经按照预期被一一验证。H21涉及了善意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这个假设也获得了支持结论，这说明在理解/认同阶段，善意可以推动供应链企业之间的进一步的深入合作。由此，可以认为，可信性和善意在供应链协作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再次合作意愿有直接影响，可以将可信性和善意作为促进供应链企业之间再次合作意愿的两个方向。
6 结论
尽管前人已经做了大量关于信任方面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是描述性或说明性的，并且更多的是将信任看作为静态或单维的分析变量。本研究的结论表明了供应链协作关系的动态过程中制度信任、供应链协作信任和合作意图这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作用程度的变化。
本研究尽管整体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获得了重要的研究结论，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在进行供应链协作关系阶段的划分时，遵循了Nguyen[11]提出的“了解—理解/认同”企业信任发展的综合模型，把企业协作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然而，阶段划分是否合理，协作关系的动态划分是否可以更细些，重新划分是否会使因素的作用关系发生变化，上述问题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