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战略方面的主要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发展战略的理论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主编张卓元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研究》1997年第6 期）中作出如下概括：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引下，从中国国情出发，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成果，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且在这过程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学家。这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第二，通过冷静地分析中国国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人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长期幻想中漫游回到现实中来。
第三，研究方法有重大改进，表现在更加紧密的联系实际，重视数量分析，加强实证研究，注意吸收当代经济研究成果。
具体来说，自1978年以来对基本经济理论、尤其在发展战略研究方面的贡献，张卓元谈到以下方面：
——一些经济学家（如马洪、于光远、刘国光、孙尚清、刘明夫）在改革初期，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要保留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而且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竞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企业应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蒋一苇还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等等。
——有的经济学家，较早从理论上肯定农村包产到户的做法。这些理论观点，对于解除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持方面，起着先导作用。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科片课题组，多次接受中央任务，就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系统见解。1987年公开提出中国改革和发展要“稳中求进”的思路，着力抓改革促稳定与发展，改革方面要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线推进，坚决反对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改革派”的大本营。
——既一贯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又反对“一步到位”，主张积极稳妥的渐进式改革，致力于使经济体制转轨，进入良性循环。既要充分吸收当代经济学的有用成果和外国成功经验，又反对照搬外国模式，而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对转轨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如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价格改革、宏观经济管理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收入分配、对外开放、政府经济职能转换等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力图作出理论概括。9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专家正式建议海南省率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谈到中国经济理论关于发展战略研究的前景，张卓元提出有三个问题需要研究和重视：
头一个问题，当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中国现代化建设，包含两大方面的转变。一个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个是从二元经济结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现代化的中高等收入国家。在这两个转变中将会碰到一系列过去经济学家从未碰到过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用新的原理、概念来补充、丰富和发展现有的经济学说。
我国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要求在科技进步基础上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解放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第三产业部门。可见核心的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消除。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使经济在稳定中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也是我们中国从未碰到过、从未研究过的重大问题。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根据过去的经验，最根本的主要处理好经济速度与物价上涨的关系。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祖尧在1997年第6 期《经济学动态》上《关于推进农村工业现代化、社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总结我国改革与发展探索的历程，肯定“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方针。他说：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个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方针，是一个科学的而非倡导盲目蛮干的方针，是一个对人民负责而非搞政治赌博的方针。所谓“石头”，就是指我国的国情，我国发展和改革的规律性；所谓“摸”，就是在发展和改革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求知，总结过去，预测未来。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才能减少盲目性，减少决策失误，即使发生失误，也能迅速改正，从而避免更大的损失。所以，今后仍然要继续“摸”下去。
2、发展战略的模式问题
（1）从中国国情出发实施经济发展战略
刘国光在1983年第6 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撰文《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若干重要问题》谈到：
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其客体即战略实施的对象，就是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这是制定战略的客观依据。国情包括多种多样的内容，除了资源、地理等自然因素外，还有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一般地罗列现象是不难的，但要真正揭示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才能逐步地摸清、摸准。
（2）几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1984年第2 期的《新华文摘》刊《北京“发展战略讨论会”观点综述》概括有以下类型：
——三位三生型。具有中国特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经济、社会、科技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人民生活、社会生产和环境生态综合平衡的发展战略。
——社会效益型。经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良好的社会质量和环境质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能全面发展的知识化社会。
——人力资源开发型。以全面充分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为杠杆，以自然资源、资金、工农业生产等经济实力的“硬条件”为基础，着重技术、知识、信息等“软条件”的调整、提高和发展，从而根本改变落后状况，走一条人力资源开发型道路。
——经济效益型。以提高效率、效益为核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在党的领导下，社会制度和经济机制有机结合的经济、社会、科技协调发展的最优化发展模式。
1985年第8 期的《新华文摘》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综述》，关于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综述道：
发展战略究竟应该是经济、社会二位一体的发展战略，还是经济、社会、科技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是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一些同志指出，在当代，科学技术因素在制定发展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状况不仅直接影响、改变生产力的各个因素，还影响、推动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活的变革。科学技术愈发展，发展战略受其制约的程度就愈大。因此，发展战略要把科学技术发展放在重要地位，要充分吸收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充分利用这些成果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3）提出模式不能绝对化的观点
于祖尧（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在《关于推进农村工业现代化、社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模式要不断调整和改革的观点。他指出：
须知，任何模式都是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普遍适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模式是不存在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虽有一般规律可循，但一般规律只能通过具体的经济模式起作用。所以，任何具有示范意义的模式都不能绝对化、凝固化，都必须适应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和改革。
3、发展战略的目标问题
刘国光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途径》（《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指出：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分阶段性，表现在它不只是规定到本世纪末生产翻两番，而且要经过一个又一个相衔接的进程，使目标阶段化，一步一步地促其实现。“战略目标实现过程的阶段性是不能任意超越的。如果我们把后十年才能做的事情拿到前十年来做，或者把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才能做的事情拿到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来做，那就可能欲速而不达。”他还指出：
我们应当根据“全国一盘棋”的要求，从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来确定它们各自的具体发展目标，有的需要也可能增长更多更快，走在现代化的前列，而有的则不一定需要和可能翻两番。
陈兆兴在《国际问题研究》1984年第1 期《发展经济学几个理论问题初探》上提出变通目标的概念。他说：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追求什么目标，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发展经济学在确定发展目标方面，经历过一个探索过程。50、60年代时期，发展中国家普遍效法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办法，追求高速度增长，以为只要经济能高速增长，失业和贫富悬殊问题自然地可以解决，整个经济将会出现蓬勃发展。这样效法西方国家过去发展目标，称为传统发展目标，又称为赶超目标。7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看到经济虽然增长较快，但这并没有解决失业和贫富悬殊等问题，于是总结经验，提出以满足人民基本需要为奋斗目标，出现新的发展目标，又称为变通目标。
4、发展战略的速度问题
熊映梧在《“翻两番”的经济学思考》《人民日报》（1985年7 月8日）文中提出：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讲，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一条经济规律。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并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越高越好，而要从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保持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地、持续稳定地发展。经济增长率过高过低都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在经济发展战略决策上，要十分重视选择适度的经济增长率。
如何确定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我在《宏观经济控制重要的一环——选择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一文中专门作了探讨。在这里，我想再强调一点：既然7—8%的年增长率可以保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何必再去追求不可靠的、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的过高的增长率呢？
吴敬琏、李剑阁、丁宁宁在《把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应的范围内》（1985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指出：
与其勉强地追求一时一地的高速度，直到国力无法承受时再被迫进行大的调整，忍受重大损失，还不如防患于未然，主动放慢增长速度，争取一个适度的、可以长期维持下去的高速度。
“跃进——调整”的大起大落，造成的损失太大。
为了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协调的增长，我们都应当认真对待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过热”现象。
卫兴华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形势问题》（《经济经纬》1995年第1期）谈到：
如果注意的话，有个提法有变化。国民经济发展方针，过去中央有个提法：“持续、稳定、协调”六个字；现在的提法有所变化：“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快速不是越快越好，还要建康发展。包括原来的“六字”方针中的稳定、协调。要经济结构合理化，注意经济效益。没有效益的发展，没有意义；靠多投入，多产出没有意义。应该是少投入，多产出。
要平均速度9%—10%左右，不能含水份，不能是高速度、低效益，20年左右可以经济起飞。
李京文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经济经纬》1997年第5期）指出：
本世纪末，新的发展阶段将是一个速度适当加快，而侧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逐渐转向集约型、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阶段。
5、发展战略的布局问题
（1）地区布局结构
刘国光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途径》（《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提出：
地区布局结局，这是经济结构在空间的表现，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家，十分重要。从全国着眼，可以分为沿海、内地；或沿海、腹地、边疆；或东部、西部两三块。
今后经济发展，一方面要继续调整布局，开发西部地区，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并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协作，加速沿海向内地的技术转移，把东部与西部的建设结合起来，相互促进。
（2）行业布局结构
项启源、程礼泽在《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规律体系》（《学术月刊》1985年第5期）提出把电子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的观点。
我们主张应该把电子工业明确列为从现在到本世纪末的战略重点，即大体上放在同农业、能源、交通、科学、教育相当的地位。其根据是：
“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总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条规律。”“发展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新产业，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3）发展与体制的目标结构布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伟在《管理世界》1997年第1 期撰文提出这一问题。他在《发展目标和制度目标的结构解释》中谈到：
到2010年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所有制结构上大体会是这种状态：国有制比重大约在34%左右，明显高于当代西方国家但已不再占主体地位；包括国有、集体、股份等形式的公有经济比重大约在71%以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巩固；各种非公有经济比重大约为30%左右，比目前的13%显著提高，但却仍是附属补充经济。这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政企普遍分离，国有制直接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刘伟对这种变化发展的格局做出预测：
改革开放以来（1978—1995年），国有制所占资产比重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如果说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总的趋势是进步的，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那么不能否认这种历史进步性相当深刻的根源在于财产制度发生了上述历史变化，由此必须承认这种财产制度变化的历史进步性，而且假定今后20年左右，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确定，仍能保持这种进步的趋势。
（4）先富带后富与人的能力发展
詹武、刘文璞、张厚义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几个问题》（1983年8月15日《人民日报》）谈到：
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目标；允许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项战略性措施。不论从理论上看，或是从实践上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条件下，是不存在“两极分化”的基础的。我们应该确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合理差别，同私有制社会的“两极分化”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韩庆祥在《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 期）撰文《能力本位论与21世纪中国的发展》提出：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确立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独立人格、人的权利和人的价值方面的价值观，而这些都是以人的能力为基础的，离开人的能力，它们是难以确立和实现的。上述情况反映了人类文化及现代文化价值观发展的态势和主要趋势，也说明人的能力价值高于其它价值。
可以说，由于对权力的依赖（权本位）到人对物的依赖（钱本位）再到人对能力的依赖（能力本位）的历史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同时也反映出发展的历史趋势，以及当代精神。
6、发展战略的社会化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管理世界》杂志总顾问孙尚清同志因工作过度劳累突发疾病，经紧急抢救无效，于1996 年4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5岁。他的遗作《发展观的演进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管理世界》1996年第3期）， 提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提出是发展观不断完善的结果”的观点。他指出：
进入70年代以来，在对既往的发展战略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观向着被称之为“发展目标的社会化”的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50—60年代，发展几乎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同义语，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是发展政策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如果发展不能使最贫困阶层得到利益就意味着发展的失败。这种观点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70年代支配了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的‘基本需求战略’，便是它在政策实践中的反映。”孙尚清指出：
虽然中国在发展上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但中国政府已经把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
中国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也一定能够通过发展得到解决。”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徐庆在《论中国经济的四元结构》（《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中也谈到各部类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徐庆认为：
依据经济结构同质化发展目标和生产方式的差异，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表现为明显的四元结构，这四元经济是：农村传统部门经济、乡镇企业部门经济、城市传统部门经济、现代部门经济。原则上，现代部门经济包括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提出四元结构划分标准，是遵循经济发展同质化目标的规律，以生产方式的层次不同相区别，反映了当前城乡之间和“两个根本转变”过程中的经济结构的客观差异和现实。
传统的二元或三元模型模糊了经济发展同质化方向，必然会导致片面工业化、扼制第三产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等一系列错误。
7、发展、就业、稳定的关系问题
厉以宁在1997年第4 期《经济学动态》中《转型发展理论》一文谈到这一问题。他认为：
在经济发展中，一般情况下唯有把就业放在突出位置，也就是把发展放在突出位置，才能使综合国力增强，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社会得以稳定，使经济得以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特殊条件下，否则就要一直强调发展，强调就业，强调在发展中求稳定，而不能单纯地为稳定而稳定。厉以宁提出他对此一问题所持基本观点是：
产权改革作为一种改革思路，就业优先作为一种发展战略。
8、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
刘思华在《中南财经大学》1997年第3 期撰文《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考》认为：
可持续发展经济要求体制、技术和生态的创新。而“制度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从可持续发展来说，能够保证经济可持续的经济制度，不仅仅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而且包括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和生态生产等领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变革，使之都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制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物质再生产、精神再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的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共同增殖，从而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著名经济学家孙尚清曾做出过较为完整的解释。他在《管理世界》1996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倡和普及是80年代后期以来发展观的最重要的进步。这一提法虽然在1972年的世界环境大会上就已出现，但是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则是1987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中对其作出定义和阐发之后。“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致力于：（1 ）消除贫困和适度经济增长；（2）控制人口和开发人力资源；（3）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尽量延长资源的可供给时间，不断开辟新的能源和其他资源；（4）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5）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需求，建立公平的分配原则；（6）推动技术进步和对于危险的有效控制。 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现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的思想，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自身社会经济行为的认识的飞跃。孙尚清主张：
把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孙尚清指出中国实施这一基本国策的紧迫性：
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公署公布的《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各国人文发展指数（1992年数值）的测算，中国在世界174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11位，中国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 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绝对数量很大的贫困人口等因素，都加大了我们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难度。
何祚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院士）在《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撰文《中国的“东西南北中”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 何祚庥院士提出：
中国的资源，其中包括矿产、水能资源和水资源呈逆向分布的事实，使中国的人和物的分布呈巨大反差，中国虽“地大物博”，但那是在中国的西部北部，中国也有“人口众多”，但那是在中国的东部南部。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人和自然”的矛盾，或“东西南北中”的问题，是中国人谋求生存和发展时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中国人和中国的自然环境、资源等等的具体矛盾，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不研究不了解中国，解决中国土地上的“东西南北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就不能有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9、中国未来发展预测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组长、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人文研究科学院院士李京文在1997年第5 期《经济经纬》预言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大趋势，他谈到：
下个世纪头10年，中国经济将会以较快地、较好地速度发展；以后的15年将是中国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阶段。
2050年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由过去解决生产发展与不断增长的人民需求数量上的矛盾为主，逐渐转向如何提高买力，解决人民的生活、文化需求质量上更高要求为主。
21世纪中国的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同时起步，同时并进。李京文指出：
我们到现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过程，我们的主要任务还要搞工业化。但是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先搞完工业化再搞信息化。我们看来要工业化、信息化同时起步，同时并进。
说明：王培三副研究馆员给予材料检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