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三百年明史的经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经验教训论文,三百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2)02-0087-04
包括南明在内，明朝的寿命长达三百多年。这在我国古代史上，是属于国祚较长的。 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交往诸方面，都有显赫的成就，在我国封建社会中 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与教训。本文 择其要者，略述数端。
古语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里的“天”，如果按照唯物论者的解释，把它 作为客观规律的代称，那么这句古语就是从宏观的角度道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 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不管是什么人，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获得成功 ，才能在历史上发挥进步作用。这个真理，在中外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地得到证明；而 明朝的历史，尤其清楚地向人们作了证明。就以朱元璋的历史活动为例。从总体上讲， 朱元璋无疑是一个获得极大成功的人物，而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他在群雄并起的元朝 末年，既削平了群雄，又推翻了元朝，在中国大地上重建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 一政权。他为什么能够建立这一历史性的功绩?显然是由于他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 元朝末年，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封建政权的黑暗统治，造成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 尖锐的局面，当时群雄之所以一时并起，其根源即在于此。而要解决这时的混乱状态， 就只有在消除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两种矛盾之后，才能奏效，这也就成了当时强烈 的时代要求。通观这时的元朝政权和朱元璋以外的各地群雄，都没有能够提出符合这一 时代要求的政策，而只有朱元璋这样办了。他起兵不久就支持农民反抗地主夺取土地的 斗争，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在北伐中原、向设在大都(今北京)的元朝中央政权作最 后冲击时，他又发布告北方人民的檄文，号召汉族各阶层人民“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对蒙古、色目人则宣布“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对解决当时的民族矛 盾起了积极的作用[1](卷二一)。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削平群雄、战胜元政权，其奥秘就 在这里。
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为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订立了完备的法规与章程 。但是，这些法规与章程，在其各个继任者中执行情况并不相同。这就牵涉到人治与法 治的问题。人治好，还是法治好?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看来， 只有好的章程、法规，而没有一个善于执行这些章程、法规，或者德才兼备、善于因时 制宜地对国家加以管理、在国民中享有极大威信的当权人物，是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 反过来，只有一个理想的当权人物，而没有相应的比较健全的章程、法规，同样不可能 把国家治理好。明朝的历史对此作出了生动的说明。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进一步发展了 在中国古代史上早已形成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一制度在对付人民群众方面的功 能，诚然是不足称道的，但它将统治阶级的权力，尽可能地集中在皇帝手中，削弱了文 官武将、地方势力的力量，使统治阶级内部的任何臣民都无力与皇帝对抗，因此也较好 地担负起了防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叛乱、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从这一角度讲，它 是值得肯定的好章程。不过，当时这一制度的积极作用，只有在皇帝是比较有作为的当 权者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挥，否则就起不了作用。比如，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倦勤 怠政，使得宦官权势大大发展，出现了汪直等有名的权势显赫的大宦官，时有“今人但 知汪太监”之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限制皇帝之外的其他统治阶级人物手握大权的 功能，被大大降低。再如天启年间，由于明熹宗非常昏庸，大权旁落于著名宦官魏忠贤 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限制皇帝之外其他统治阶级人物手握大权的功能，再一次 被大大削弱。而嘉靖年间，情况与上述两个时期截然相反，皇帝朱厚熜接受了其前辈 的教训，在宦官问题上头脑甚为清醒，对之控制甚严，犯罪者“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 ”[2](卷三○四《宦官传》一)，从而使得这时的宦官皆小心谨慎，不敢越权行事，专 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限制皇帝之外的其他统治阶级人物手握大权的功能，因之没有受到 宦官的影响。以上各例，虽然仅限于宦官势力消长一个领域，但在说明为了要把国家治 理好，好的章程与好的当权者必须同时具备上，却是十分有力的。
回顾明朝的兴衰史，还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其中期的改革运动，对于延长明朝的寿命 ，起了很大作用。土木之变后，经过八十余年发展演变的明王朝，已经进入其中期阶段 。在经济上有所发展的同时，土地集中的现象日益严重，人民的赋役负担越来越大，政 治上的腐败现象与日俱增，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境外势力的威胁也在迅速增长。到了正 德年间，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南北各地，嘉靖年间更出现了“南倭北虏”交相为 患的局面。时至于此，如果没有相应的挽救措施，明朝政权的覆灭指日可待。但是，自 嘉靖中期之后，明朝统治集团中出现了海瑞、高拱、张居正等一批有远见、有头脑的政 治家，他们先后搞起了以整顿赋役制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中心的、涉及到经济、政 治、军事、文化、民族关系诸多方面的改革运动。这一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当 时的阶级关系，清除或抑制了若干腐朽的社会现象，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改善了封建 国家的财政状况，增强了国力。这一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尽管不可能化腐朽为神奇， 从根本上改变明王朝的没落命运，但确实为这一险象丛生的封建王朝，注入了一些活力 ，使之避免了迅速灭亡的命运。如果从张居正去世、这一全国性的改革基本停止的万历 十年(1582年)算起，明朝中央政权此后继续存在的时间还有62年之久；如果从嘉靖中 期算起，明朝中央政权此后继续存在的时间则达到了约一个世纪。明中期改革运动延长 明王朝寿命的事实，对于后人很有借鉴意义。一个政权，当它刚刚建立之时，除个别情 况外，一定是生气勃勃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必然逐渐面临日益严重复杂的 社会矛盾。面对这种局面，如果当权者昏暗不堪，墨守陈规，那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一 步步陷入灭顶之灾，政权遭到覆亡的命运。如果不想遭到这样的下场，那就只好向明朝 中期的张居正等人学习。其实，这样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说 是相当之多。不过，明朝的情况十分典型罢了。
官吏是否廉洁，对于政权的兴亡，往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回顾明朝的兴衰史时 ，令人得到的又一个极为深刻的感受。在封建社会里，官吏贪污受贿是一个不可治愈的 痼疾，最好的情况是受到抑制，贪污受贿现象不过分猖狂。但即使这样，对于社会安定 发展也有明显的作用。明初朱元璋时期就是这样。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极力抑制贪污， 为此不惜采用剥皮实草之类酷刑。朱元璋的这类举措，对于改变元末贪官污吏恣意横行 的局面，发生了明显的作用。当时虽然贪婪的赃吏仍不乏其人，而对老百姓“招徕拊循 ”的循吏也为数不少，这一时期成为封建社会里吏治相对清廉的时期。如所周知，朱元 璋当政的明初三十余年，是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的“清明”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究 其原因，官吏贪污之受到抑制，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明朝末年的情况与朱元璋当政时期 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明中期以后，政治渐趋腐败，贪污受贿的现象日渐抬头，当时兴起 的改革运动虽然曾经将抑制贪污列为改革的内容之一，但并未能把这一问题较好地解决 掉。到了明朝末年，吏治空前败坏，甚至由于贪风太盛导致无钱即不能办事，从而使得 个别官吏想独自成为清廉君子也办不到。当时贪污最厉害、影响最大的是军官。军官的 营私中饱，使得明王朝筹措来镇压农民起义、抵御后金的军费，大部落入他们的私囊。 为了解决问题，应付时局的需要，明王朝只好再次筹措，但接踵而来的是军官的再次乾 没。于是便形成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在这一次次的恶性循环中，劳动人民的赋役负担 随之而一次次加重。这时所谓的三饷加派，便是由此而产生的。说到明朝灭亡的原因， 谁都知道赋役剥削的极端沉重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由上述情况来看，追根究底来讲 ，则不能不将之归结在吏治的败坏、贪风的盛行上。综观明初和明末的情况，一个发人 深省的规律清清楚楚地摆在人们面前：官吏廉，国可兴；文武贪，国必亡。这一血的教 训，后人实应牢牢记取。
明朝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出现资本 主义萌芽。当时，江南地区的丝织业等行业中，存在着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 ，甚至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也出现了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的离经叛道思想、强调“人必 有私”的观念，以及提倡“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等。在大约同时，西欧自地中海沿岸 开始，也陆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快发展起来，在17世 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又出现了工业革命，从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 段。而中国却是资本主义萌芽一直没有发展起来。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之 时，中国发生的是旧式的农民战争。到了18世纪，资本主义萌芽虽以明清之际战乱后的 残余为基础，重新进入恢复期，但始终没有壮大起来。19世纪中叶后中国的社会更因外 力入侵而中断了正常发展，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为什么中国与西欧的资本主义 萌芽遇到两种不同的命运呢?回顾明朝的历史以及同期的西欧史可知，刚刚出世的资本 主义萌芽，力量十分弱小，单靠自己是不能茁壮成长的，它需要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 才能战胜封建势力，壮大自己，并最终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这种支持，资本 主义萌芽在西欧得到了，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没能得到，相反在这里还受到了种种压制 和摧残，如在明代的中国受到了重征迭税的剥夺和矿监税吏的肆虐。可见，中国和西欧 的资本主义萌芽之遇到两种不同的命运，实非偶然。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这段历史给后 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担当国家重任的后来人，当新的先进的社会因素出现时，千万不 可忘记爱之、扶之，否则将酿成大错，成为历史的罪人。
中华民族是由多个兄弟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各个民族之间优势互补，相依而存， 在互相学习、帮助中共同为中国的文明发达作出贡献。各个民族之间，由于这样或那样 的原因，难免偶而产生矛盾，甚至发展至冲突和战争，而冲突和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皆受损害，这从反面教育了双方，最终会捐弃前嫌，重归于好。因而在历史上，中华 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民族相互间友好相处、亲密交往是常态，矛盾冲突是偶或存在的变 态，而且大家越来越认识到相互间避免冲突、友好相处的重要，相互间的关系呈日益密 切的总趋势。回顾明朝的历史，对于这一点，可以十分清楚地观察出来。如当时的蒙汉 关系即是如此。由于明朝是在推翻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元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退 到漠北的蒙古贵族又不甘心这一失败，因而自明初以来明朝与蒙古贵族之间发生了不少 武装冲突。但尽管如此，蒙古族与内地汉族之间的民间交往，在有明一代一直未断。并 且因双方为了应付武装冲突，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仅从修筑万里长城一项，就可 以想象出明朝为此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至于蒙古方面则“分番夜守”、日防明兵之 “赶马捣巢”、“未遂安生”等记载，史不绝书)，导致“华夷交困”，终于使明、蒙 双方决定弃战言好，从而出现了隆庆年间的“俺答封贡”。自此，明朝解除了北方的边 患，大省军费；蒙古则得到了在沿边开设互市市场的好处，使之可以很方便地以其畜产 品换回内地的布匹、铁锅等生活必需品。蒙古族和汉族由此亲密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深 。明代及历史上各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相互关系日益亲密的总趋势及其形成原因 ，为后人正确处理这类关系、努力发展平等和睦互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提供了有益的 启示。
明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以至非洲、欧洲国家，发生了广泛的关系，这一段中外交往史给 后人的启示也是很深刻的。有明二百多年中，倭寇曾猖狂骚扰东南沿海，来自西方的葡 萄牙、荷兰等国殖民主义者也先后来中国进行过侵略，他们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危 害，但最终都被中国军民打败了：倭患被平定，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从浙、闽沿海等地被 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台湾向郑成功递交了投降书。为什么能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是 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但是，在抵抗外国侵略中仅有英勇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有 强大的综合国力作后盾，否则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明朝时期，中国无论经济发展水平 、科学文化发达程度，抑或是国家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实力，都处于世界的先进之列，综 合国力不小于任何外来的入侵者，这才保证了军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最终胜利。由此可以 看出，中国要自立于世界，保持独立地位，必须千方百计加强自己的综合国力，这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明朝后期，西方耶稣会士随着殖民主义者的东来，也来到了中 国。他们的本意在于向中国传布天主教，但为了取得中国人的好感和信任以便传教，很 注重向中国介绍欧洲的科学知识，其中有一些是先进于中国的。当时一些勇于吸收外来 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如徐光启等，也积极与西方耶稣会士相交往，接受其介绍的先进 知识，从而形成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这对当时中国数学、天文学、历法、物理 学、军火制造等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徐光启等勇于吸收外来 先进文化的举动，反映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而其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给中国 所带来的益处，启示着后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不断进步，积极吸收外来先进 文化诚为十分必要。
收稿日期：200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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