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士人问题与文学批评之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魏论文,文学批评论文,士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关于魏晋文论的形成，一般认为从东汉末年汉献帝建安年代(公元196－220年)为起点，肇始于建安文学的繁荣与曹丕《典论·论文》的诞生。对于此前的东汉桓帝刘志(公元147－167年)、灵帝刘宏(公元168－189年)时期的士人活动，研究者往往由于文学与史学学科的各自为政，关注很少。这样，魏晋文学的形成往往人为地与东汉末期的历史相分离，成为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与历史学的建安年代概念有所不同，建安文学一般被纳入魏晋文学范畴，这虽然顾及了文学史与历史研究的不同，有利于对于建安文学的把握，但客观上也人为割裂了建安作为东汉末年汉献帝年号的特定历史阶段与东汉末年历史演变的自然联系，将建安文学从整个东汉后期的历史中分离出去，从而造成研究上的偏颇。魏晋“文的自觉”往往被解释成一种文学自身的变迁。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便可以发现，自东汉末年桓帝与灵帝时期以来的士人问题与魏晋文学的自觉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魏晋文学与文论的精神蕴涵，正是在东汉末年的连绵不断的士人活动氛围中形成的，是士人阶层浴火重生的产物。本文通过代表性的事件与人物，对当时纷繁万状的士人问题与文学批评作一些讨论，以探讨中国古代文论普遍性的蕴涵与价值，同时对于颇具争议的“魏晋文学自觉说”提出进一步的讨论意见。
一、东汉末年士人问题与批评风气
东汉末年士人问题的凸显，是东汉末年桓、灵时期的特殊政治局势造成的，它直接促成了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思想文化形态的演变。
中国自周秦时代开始，实行的是世卿世禄与分封相结合的制度，与之相匹配的则是礼乐制度。士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处于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后的最下层，大都为从事文化的职官。士的一般含义，是指具有文化知识与技能的贵族最下层人物，士的代表人物：如道家的老子出自史官，儒家则出自掌管教化的司徒之官，史官主张审时度势，儒家更强调士的道德精神信仰。随着后世儒士的主流化，“士志于道”与“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成为士的基本价值内涵。①西汉时代，汉武帝正式设立五经博士，采用察举与征辟相结合的方式广泛收罗人才，通过经学对策，使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朱买臣等普通士人脱颖而出，崭露头角。但是许多士人通经只是为了拾取青紫，等到西汉末年王莽复辟，就连扬雄、刘歆那样的硕儒，也与王莽复辟有染。所以，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比较西汉与东汉的士风，批评西汉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1](P752)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之后，与高祖刘邦选拔官僚的重要差异，就是不再将经学修养与实际行为相分离，而是紧紧结合在一起。迄至东汉桓灵两帝时期，是所谓“主荒政谬”时代，昏君与宦官中的奸恶之徒互相勾结、狼狈为奸②，迫害正直士人与官僚，而士人的人格精神也高扬一时。翻检史籍，可以发现，东汉末年的士人与西汉相比，有着几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1)传统的士大夫主体意识明显加强了，士人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如《后汉书》卷66《陈蕃传》记载，东汉党人领袖人物陈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陈蕃在东汉末年与李膺齐名，是一位由士人进入官僚阶层的人物，以刚直义烈著称，志在扫除天下浊秽。后在党锢之祸中被宦官所害。《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记载，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及以滂为清诏使，案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范滂后来也被宦官所害，其悲壮情节令世人感叹。这些人物立足于汉末政治斗争中，不畏险阻，舍生取义，时人对于他们的品评，着眼于现实情境，与西汉时对于士人的品评注重经学不同。《世说新语·品藻》记载：“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2](P499)由于汉末士人精英敢于犯上摄下，不畏强横，以生命来印证儒学，影响到当时的社会风气。使西汉以来士人追求经明行修的志向转变为立足于现实抗争的人格精神。
(2)汉末士人身上表现出一种将儒学纲常宗教化的倾向，它激励着士人的人格精神与审美境界相通。孔子说：“里仁为美。”③孟子说：“充实之谓美。”④自先秦以来，孔孟与老庄强调人格之美，并且作为文艺批评的内容。汉末士大夫之间的相互品评，不仅推崇人物的道德学识，而且欣赏人格魅力，具备审美之价值。《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评论：“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陀，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李膺等人物以风教与人格为士人所重。《后汉书》卷68《郭太传》还记载：“(郭太)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将汉末名士与魏晋名士列在一起，加以记载与赏鉴，许多用语直接用在魏晋名士嵇康与阮籍身上，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汉末士人问题的激化，是东汉各种矛盾直接爆发的结果。东汉桓帝刘志与灵帝刘宏昏庸无能，重用宦官，迫害士人，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但起因又很复杂，东汉后期，皇帝即位时往往年幼，而由外戚秉政，皇帝长大后又不甘心受制于外戚，于是不得不用宦官诛杀外戚，事成后大肆封赏中常侍，于是宦官得以操控朝政。对于朝中的士大夫与官僚来说，他们自然不会忍受宦官的肆虐，于是一场官僚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在所难免。汉末士人活动遂与党锢之祸无可避免地联系起来，从而具有更加惨烈的色彩与悲剧冲突的意蕴，浸染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领域。依汉末党锢之祸中的士人表现，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以李膺、陈蕃、范滂为代表的正直义烈的官僚士大夫，代表着士人的主流价值观念。桓帝时期所谓的“党人之议”，始于不同派别的甘陵周福、河南尹房植两家宾客互相讥揣，各树朋徒，当国政多失、内官多宠，政治形势日益紧张、士阶层与宦官集团斗争日益激烈，逐渐发展成为关涉时政的清议。“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范滂、岑晊制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托以谣言”(《后汉纪》卷22《孝桓皇帝纪下》)，“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朝廷清流官僚与在野名士发起的这场清议，“上议执政，下议卿士”，形成从未有过的批评风潮，引导天下风俗，汉魏之际的文学批评首先受到的就是这种风气影响。范晔在《后汉书》卷66《陈蕃传》中论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而驱驰崄阸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范晔赞叹东汉末年士人风气的正道直行，以至于延缓了东汉末年王朝的崩溃。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感慨：“《陈蕃传》论推明忠义之事，悲愤壮烈，千载下读之懔懔犹有生气。”[3](P205)赵翼在《廿二史箚记·党禁之起》中指出，“盖东汉风气，本以名行相尚，迨朝政日非，则清议益峻。号为正人者，指斥权奸，力持正论。由是其名益高，海内希风附响，惟恐不及。而为所贬訾者，怨恨刺骨，日思所以倾之。此党祸之所以愈烈也”[4](P64)，也分析了党锢之祸发生的缘由。建安文士的诗文创作以气为主、崇尚风力，与这种悲慨风尚与审美心理有关。建安七子中的孔融诗文中的“体气高妙”，集中彰显了这一点。
第二类士人，是以汉末名士郭太为代表的逍遥派。当时，有些在野的士人对朝政悲观失望，不愿参与党人的活动，但同情党人，与党人有一定程度上的交往，他们对于朝政也发表一些温和的批评意见。这些人以名士郭太为代表。《后汉书》卷68《郭太传》记载：“或问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后遭母忧，有至孝称。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乃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遂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郭太善于品评人物，但并不为“危言核论”，因而宦官集团无从寻找其把柄。当时不少士人，看穿时局，不参与时政，如申屠蟠就是如此。《后汉书》卷53《申屠蟠传》记载：“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申屠蟠看到了清议活动将招致灾祸，故而退隐山野。他们的思想行为影响到魏晋希冀隐逸之风及其文艺思潮。
第三类士人，可以归纳为独行放诞派。《后汉书》有《独行列传》、《逸民列传》，记录了当时不少对于朝政完全丧失信心，遁世保身的士人。《逸民列传》中记载王霸：“少有清节。及王莽篡位，弃冠带，绝交宦。建武中，征到尚书，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隐居守志，茅屋蓬户。连征不至，以寿终。”又记庞公：“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列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独行、隐逸与放诞之风，表明这些士人与社会绝缘，与朝廷决不合作，已开魏晋从隐逸走向任诞之风。当然，这三种士人的划分是相对而言的，当时一些士人游离于诸派之间的也不少，比如名士蔡邕就是生存与挣扎于这几种士人之间的人物。宦官中同情士人，以耿直著称的人物也有，比如汉灵帝时期的宦官吕强就是这类人物。⑤
汉末桓、灵两帝在宦官的操纵下对于党人的疯狂镇压，不仅迫害了许多正直的士人，而且摧毁了社会信仰系统。迫使士人的精神信念转变，走向新的世界。中国古代文论所依赖生成的精神世界本来是由孔孟代表的儒家与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共同组成的。其中在两汉时代，官方采用的是儒家的文学理论，它制约着文学批评的主流价值观念与方法。但是东汉后期社会伦常道德出现了全面的崩溃。范晔在《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中评论道：“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林语堂《中国人》一书对此评论道：“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太学生’有3000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议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由于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两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166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酒、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5](P41)政治批评引发了清议之风，伴随着人物品藻与文艺批评从价值观念到思维方式的转变，汉末士人的政治批评延及人物批评、风俗批评，以及文艺批评，产生了应劭的《风俗通义》这部风俗批评著作，其中包含着审美批评的丰富内容；汉末刘劭的《人物志》提出了新的人物批评标准；而曹丕《典论·论文》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批评则是在这种汉末士人批评的基础之上应运而生的产物。因此，从汉末士人遭际去探讨文学批评在内的思想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嬗变，是一个关捩。
二、从蔡邕及其交游看文学批评走向
在汉末诸类文士中，蔡邕可谓转折性关键人物。他一直处于诸种类型的士人之间：上承东汉士大夫的文化血脉，又得到汉末党人集团的赏识，以自己的丰厚学养与多才多艺受到朝野的赏识，却受到宦官集团的疯狂迫害，最后因董卓事件被王允所杀。从地域来说，蔡邕为避难从长安来到吴会之地，对于吴中的文士与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蔡邕出身儒学高士之家，自小笃信孝道，事母至孝。师事以中庸著称的太傅胡广，精于儒学，他曾为东汉王朝制订儒家经书，规范士人读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可见，蔡邕对于汉代经学的建构与传承可谓功不可没。
蔡邕多才多艺，是一个游走在儒学与文章之间的士人。但是在汉末，即使他这种不喜干预时政的文士，也无法逃离时事的纠葛，“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班固、崔骃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在《释晦》这篇赋文中可以看出，蔡邕抒写出自己游离于孔老之间的精神志趣，“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他的思想代表了汉魏之际士人精神世界的转变，传达出微妙又清晰的时代气息。
蔡邕虽未参与党人发起的清议活动，隐居在家“闲居古玩”，却很关注党人清议。“明年春，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后汉书》卷68《郭太传》)蔡邕此年三十八岁，可见他对于汉末党人清议活动的同情。当汉桓帝因为蔡邕经学修养深厚，为人正派而下诏陈述政事时，他直言以对，提出章奏，得罪宦官，受到迫害，“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正是这段遭遇，使蔡邕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是非之中而无法自拔，宦官被尽诛后，董卓把持朝政，董卓死后，蔡邕被王允所杀。从蔡邕的遭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处于汉末特殊时代环境中，一个正直的学者与文士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悲惨遭遇，与范滂的临刑前之叹⑥，以及魏晋之际竹林七贤嵇康临刑东市前的长叹，异曲同工。
蔡邕的文学观念，表现出深刻的内在矛盾，也显露出儒家文论向魏晋文论变迁的端倪。“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蔡邕与杨赐等人一起，反对汉灵帝立鸿都门学，上书提出：“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但蔡邕本人又是极其重视发愤著书，视为生命意志的表现。《后汉书》本传注引《邕别传》记载他在流放朔方之后，给汉灵帝的上书：“会臣被罪，逐放边野，恐所怀随躯朽腐，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文中蔡邕再次向汉灵帝表明编修后汉纪的心志，可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相比，也与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观念相通。
蔡邕善于鼓琴，将琴乐作为自己心灵世界的寄托，从而与魏晋文艺精神相通。他在《琴赋》中提出：“一弹三欷，凄有余哀。丹弦既张，八音既平。”《述行赋》中提出：“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惨。乘舫州而湍流兮，浮清波以横厉。”这些音乐美学，与嵇康《琴赋》中的音乐思想异曲同工，嵇康在《琴赋》中感叹：“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晋书》卷49《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蔡邕所作的《琴操》中有《河间杂歌·聂政刺韩王曲》，记载的就是《广陵散》的故事情节。可见，嵇康的《广陵散》受到蔡邕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也指出：“《广陵散》乃古之名曲，弹之者不一其人，非嵇康之所独得。康死之后，其曲仍流传不辍，未尝因康死而便至绝响也。《世说》及《魏志注》所引《康别传》，载康临终之言，盖康自以为妙绝时人，不同凡响，平生过自珍贵，不肯教人。及将死之时，遂发此叹，以为从此以后，无复能继己者耳。后人耳食相传，误以为能弹此曲者，惟叔夜(嵇康字)一人。”[6](P347)可知从蔡邕到嵇康都对《广陵散》进行过生命的演绎，其中的审美精神是建立在心心相印基础之上的。
再从蔡邕的交游来看，他与袁公熙、袁涣、羊续、胡广、乔玄、卢植、马日磾、王延寿、圈典、王匡、杨复、申屠蟠、郭有道、李膺、边让等人交往很深。这些人或为他的师友，或为同僚。应当强调的是，在建安文学中属于领军人物的孔融、王粲，以及曹操等人，都与他有着非同一般的交往甚至交情。他的女儿蔡琰成为建安文学中唯一成就突出的女诗人，创作出流传千古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蔡邕与曹操有很深的交往。曹操生于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小蔡邕22岁，蔡邕入朝为官，“拜郎中，校书东观”时，曹操正好20岁，被“举孝廉为郎”，二人此时相识相交往。蔡邕死后，其女蔡琰流落胡地，曹操以重金赎回，使其改嫁董祀，而当董祀犯法当诛，蔡琰求情，曹操为之动容，赦免董祀。这些举动，都可视为对蔡邕旧情的感念，曹丕在《蔡伯喈女赋》序中言：“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玉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郡都尉董祀。”由此可证二人感情深厚。曹操及其曹丕、曹植对于建安文学风气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孔融是汉末党锢之祸中因家族受害而成名的名士，又是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可谓横跨汉末与魏晋文学的重要人物。蔡邕死后，孔融对其甚为思念：“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后汉书》卷70《孔融传》)蔡邕约比孔融年长20岁，二人性格极为相投，无论在蔡邕还是孔融身上，都带有较强的汉末名士色彩。孔融投曹操后，游离于曹氏与汉献帝之间。《后汉书》卷62《荀悦传》记载：“献帝颇好文学，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孔融和蔡邕皆爱提携后进，荐达贤士，广泛结交。孔融在文学创作上，多受到蔡邕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碑诔》中言：“孔融所创，有摹伯喈”。但孔融在曹操营垒中，后期思想与文章已经与前期不同，走向了佯狂放荡，与祢衡相交，开魏晋名士放荡之先河。刘师培指出：“东汉之文，均尚和缓，其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实自衡始。《鹦鹉赋序》谓：‘衡因为赋，笔不停辍，文不加点。’知他文亦然。是以汉魏文士，多尚聘辞，或慷慨高厉，或溢气坌涌，(孔融《荐祢衡疏》语)此皆衡文开之先也。孔融引重衡文，即以此启。故融之所作，多范伯喈，惟荐衡表，则效衡体，与他篇文气不同。”[7](P24)孔融称赞祢衡“见善若惊，疾恶如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的人格行为，这表现了当时肯定人物才性，彰显个性，不拘性行的人物品藻观念，这种人物批评尚气的风尚对于文章的风格浸润是很明显的。
蔡邕对汉末才俊王粲加以提携，使之传续自己的学术与文章。王粲(公元177－217年)为建安七子之首。《三国志·魏志》卷21《王粲传》记载：“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王粲为建安七子之冠冕，祖上位列三公，曾祖王龚、祖父王畅，皆为后汉三公。王粲在汉末董卓死后，为避董卓部将在长安作乱而逃亡荆州刘表，不受重用，后归依曹操，受到重用，成为建安七子之首。蔡邕之藏书，后经由王粲族兄之子王业而传给王弼。⑦宋晁公武《郡斋读书记序》云：“王粲为蔡中郎所奇，皆尽得其家书，故邺以多闻称而粲以博物显。”王粲以善于考辨典章旧物，为曹操制度建设提供参考而著称，是一位博学多才的重要人物，显然与他受到蔡邕的知遇与授业有关。王粲死后，王粲两子因卷入一次未遂政变事件被曹丕所杀，王粲族兄的儿子王业过继给王粲为子，王业是王弼的父亲，王弼极有可能从其父手中继承藏书。王弼成为魏国正始年代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可见，王粲不仅是汉末至魏初的重要文士，而且对于王弼为代表的正始之音亦有开创的意义。
阮瑀(公元165－212年)为蔡邕的学生。《三国志·魏志》卷21《王粲传》记载：“瑀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注引《典略》曰：“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文心雕龙·神思》曰：“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蔡邕死后，阮瑀为老师蔡邕立庙。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引嘉靖《尉氏县志》卷四云：“蔡相公庙在县西四十里燕子陂，其断碑上截犹存，云：‘蔡邕赴洛，其徒阮瑀辈饯之于此，缱绻不能别者累日。邕既殁，复相与追慕之，立庙焉。’”阮瑀之子阮籍，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可见，从交游与文学思想来看，蔡邕堪为汉末魏初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三、三国时代文士命运与文学批评重构
蔡邕的命运与遭际可为典型。然而，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来看，汉末三国时代，文士命运与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汉皇权不复存在，文士依附于各个割据政权，他们的地位反而得到了升华，先秦时代的独立意志与创作才华获得释放，出现了建安文学的高潮，而文学批评在这个时期也获得独立发展。引人注目的是，以曹丕《典论·论文》为中心的文论中心，乃是基于作家论之上而构建的，它与西晋太康年间产生的陆机《文赋》的创作论不同。显然，它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士状态直接有关。
汉末社会大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士人阶层中的不少人为生存所迫，或隐居，或流入各个军事割据集团以避难。当时容纳士人的主要有：袁绍的河北士林集团，曹操的中原士林集团，刘表的荆州士林集团，孙策(孙吴)的江东士林集团，刘璋的益州士林集团，还有一些散落于陇西(如侯瑾等)、辽东(如管宁等)、交趾(如薛综等)等军事割据集团。袁绍集团有田丰、审配、沮授、王修、崔琰、陈琳；曹操集团：荀彧、荀攸、孔融、钟繇、袁涣、华歆、杨修、司马朗、阮瑀等；孙权集团：张昭、张纮、顾雍、诸葛瑾、严畯、虞翻；刘表集团：王粲、韩嵩、宋忠、傅巽、蒯越、刘先、裴潜、潘濬；刘璋集团：樊敏、高颐、许靖、刘巴、法正、秦宓、杜琼、许慈。这些集团中士人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断流动，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人一样，如孔融先是四处流离，后依曹操，又因拂逆曹操，为曹操所杀；王粲先是投奔刘表，后归依曹操，成为建安七子之首；陈琳先为袁绍书记，后投降曹操，成为建安七子之一。曹操的乐府诗《短歌行》中用“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来形容当时文士的漂泊处境，是颇为生动而形象的。
曹操是三国时代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笼络了最多的汉末士人，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峰。后汉党锢人物属于地主阶级的改良派。曹操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也属于这个范畴。他曾自叙：“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三国志·魏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从这段自叙来看，曹操虽为宦官家庭出身，但他很早就在思想上脱离了这个集团。灵帝建宁元年，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事败，被宦官曹节等所杀。东汉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曹操第二次被征拜议郎后，就上书朝廷，申诉窦武、陈蕃之冤，“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三国志·魏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上书言辞激烈，颇有党人风格。太尉桥玄为人正直，奖掖后进。曾对曹操说：“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后汉书》卷51《桥玄传》)曹操常感其知己。曹操在建安七年所作的《祀故太尉桥玄文》中赞扬他：“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膺子瓒，位至东平相。初，曹操微时，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曹操未发迹前，对汉末名士尤其是党人中的名流极为仰慕。史载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又善草书、会抚琴、懂医药、明养生之道，颇有名士之风，在他成为帝王后，与士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既广泛援用文士，又对文士加以控制。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在谈到汉末建安文学时，强调汉献帝的播迁引起了士人的变动不居，文学创作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曹氏父子成为文士聚集的轴心：“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从王粲在汉末的命运遭遇中，我们可以见出汉末文士与曹操统治集团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迁。王粲于汉末遭乱流寓，投奔荆州牧刘表。刘表是王粲祖父王畅的学生，当时收罗了许多流亡荆州的人士，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表卒，王粲在荆州生活了十六年。王粲也曾写过《荆州文学记官志》，描述了刘表治下荆州学术复兴的情形。但王粲自伤不遇，后来转投曹操，自谓找到知音。《三国志·魏志》卷21《王粲传》中记载：“魏国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陈寿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而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中评论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萧统《文选》：卷30)强调王粲诗文与他的特殊身世有关。刘宋时另一文人江淹在《杂拟诗》中也写出了王粲从“伊昔值世乱，秣马辞帝京”到深受曹操、曹丕重用的命运转变：“贤主降嘉赏，金貂服玄缨。侍宴出河曲，飞盖游邺城。朝露竟几何，忽如水上萍。”(萧统《文选》：卷31)江淹感叹汉魏之际王粲这样的文士命运如朝露飘萍，瞬息万变。
王粲的命运变迁，反映出一代文士在汉末动乱中重新择主而事的过程，也说明了建安文士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嬗变的必然性。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汉末桓灵时代至建安年代曹操取代汉室而起士人命运与心态的变化事实。钟嵘《诗品》评论王粲的创作道：“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钟嵘将王粲作为西晋诗作的重要参照物，他评论西晋潘岳之诗“其源出于仲宣”；张协“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可见，王粲在汉魏两晋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钟嵘《诗品序》在分析建安文士创作状况时进一步分析：“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正是在文士云集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以作家批评为特征的曹丕《典论·文论》。就今天所见的《典论》的其他篇章，如《奸谗》、《内诫》、《论周成汉昭》、《论孝武》等来看，主要是考察历史人物得失的，着重于人物品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分析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文人相轻的毛病，认为不能强行苛求。曹丕由于经常与这些文士接触，对其长处与短处看得很清楚：“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曹丕具体分析了这些文士在文学写作上的个性特点及其才华表现，对于其中的缺点也毫不隐讳。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奠定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主体观念，倡导尊重文士创作个性与“审己以度人”的批评方法，以及“文本同而末异”的文体论，这些都与汉末以来士人地位与价值的重新确立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从曹植与杨修的书信往来中找到证据。杨修祖上四世三公，曾祖杨秉、祖父杨赐、父亲杨彪都在汉末党锢之祸中受到迫害。《后汉书》卷54《杨秉传》记载：“秉性不饮酒，又早丧夫人，遂不复娶，所在以淳白称。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曹植则与杨修深相交纳。曹植在给杨修的信中，回顾了建安文士为曹氏所笼络的情况。那些名士在动乱中虽然失却了大一统帝国的庇护，但是却也因此而振作一时，各擅其长。《三国志·魏志》卷19《陈思王传》注引《典略》曰：“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菑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书曰：‘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仆少好词赋，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不能飞翰绝迹，一举千里也。’”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一些原来栖居高位的士人散到各个统治集团之中，其中东汉末年的世胄多进入曹氏集团。王粲与杨修便是如此，他们在曹氏统治集团中寻找各自的代理人，有的因身不由己地卷进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中而身罹祸害。“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这几句写出他们意气风发之情状，由此也可见当时文士与帝王人物相处的情形。
然而，曹操虽然笼络了许多文士，但对汉末党人及其后代颇多猜忌，多有杀戮。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杀中原名士边让并其妻儿。此举让曹操在兖州士林的名声大坏，“刚直壮烈”的陈宫再也无法容忍曹操的专横跋扈，特别是曹操为泄私愤，率军南下徐州屠城，杀害十万百姓，陈宫叛离曹操，与之对抗。孔融、杨修皆是汉末名士，从骨子里对曹操的出身极为不屑，也激起猜忌心极强的曹操的反感。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杀孔融，灭族；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杀杨修，看在老太尉杨彪的面上，未灭族。荀彧是汉末党人之后，曹操重用荀彧，然当荀彧阻碍了他的政治野心时，荀彧之死在所难免。在曹操当政的后期，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开始为争帝位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士集团，开启了魏晋文士卷入政争的先例。曹植的心腹是二丁、杨修、邯郸淳等文士，亲近曹丕的文士则是路粹、徐干、吴质等人。曹丕继位后杀了曹植的羽翼丁氏兄弟，士人与帝王权臣之间的矛盾即使在建安时期的曹氏集团内部，也依然是十分尖锐的。曹植后期的创作，迫于生命的忧伤，情调低沉，言辞闪烁，实已开正始文学之先河。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士人问题一直是文学批评的中枢所在。我们通过对于汉末士人问题与文学批评演变关系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文学批评是人的主体精神的体现。因此，文学批评的演变，表面是文学观念的变化，但最根本的则是肇自人的主体地位与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是一种主体性极强的批评形态，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变迁与发展，最根本的要从批评主体着眼，旁及范畴、理论、观念等层面。
(2)汉魏之际的文学批评变迁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但是作为主体的士人问题始终制约着这个特殊时代批评形态的嬗变。鲁迅早期研究魏晋风度与文学便注意到这个问题，这种思路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鲁迅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8](P505)，正是肇自这种士人主体地位历史演变而引起的，由此而引起了文学观念的变迁，《典论·论文》中提出的“诗赋欲丽”即来自于这种人文背景之上。一些学者认为：文的自觉表现为形式的华美，这一过程并不始于魏晋，而是始于汉代，因为汉代辞赋文学就以华丽为特征。这种看法，实质上并没有看到文学的自觉与士人的觉醒有着直接的联系，是士人问题所引起的文学主体的变迁。如果从汉代与建安文学的文辞形式来看，各有特点，并无高下之分。南朝文学家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就指出：“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但在人格精神与文学自觉方面，建安文学与汉代官方文学的内容迥然不同。建安文学的主体文士阶层经历了浴火重生般的人生洗礼，他们的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面貌一新，这是不争的事实。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过程经历了士人命运与精神世界的全面嬗变。因此，魏晋“文学的自觉”问题的探讨，来自于士人问题的诠解，而不应当理解成一种文学形式的变迁。
(3)士人的人格精神与审美精神密切联系，构建成这个时代特定的蕴涵。汉末士人历经苦难而形成的人格精神与审美精神，对于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生生不息的文论精神蕴涵，乃至于对当代文学批评精神与方法的重建，都有着深刻的昭示。没有人格精神的构建与文学精神的充实，任何文学研究都会流于形式，走向衰败。
注释：
①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
②东汉时期的宦官也不乏正直有识之人。如蔡伦、曹腾、吕强等人皆是。《后汉书·宦者列传》与清代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箚记》都有所记载与论述。
③“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
④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
⑤参见《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吕强传》。
⑥《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范滂临刑前与老母诀别，“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⑦《三国志·魏书》卷28《钟会传》注引《博物记》：“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凯生业，业即刘表外孙也。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业字长绪，位至谒者仆射。子宏字正宗，司隶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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