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中国粮食问题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粮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土地和水资源短缺、粮食总产量有限、人口众多，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工业化远远超过城市化、农业生产力落后、大多数人口仍旧生活在农村，反映了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现实状况。土地和水资源先天不足的条件，制约着粮食供给能力迅速提高，很难达到日益增长的庞大人口的粮食需求水平。然而，在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中，城市建设消耗宝贵的土地和水资源，还会逐渐减少粮食生产；薄弱的农业生产力却不能保障大量转移的农村人口新增加的粮食消费，从长期发展看，全国的粮食需求大于粮食供给，粮食消费高于粮食生产。难道可以因为粮食紧张而推迟城市化吗？对于中国来说，既要生存，妥善解决涉及全体人民吃饭的粮食问题；又要发展，尽快推动事关整个国家前途的城市化进程。如何节约资源、增产粮食、促进城市化发展，则是我国今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任务。
一
粮食问题与城市化的相互影响
在资源条件限制下，粮食问题与城市化的相互影响形成了可持续发展关系。粮食问题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重要，粮食安全是城市化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基本保障条件。早在60年代，曾经由于粮食危机而引起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倒退现象。现在，农村改革所带来的粮食增产保障我国城市化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期。到21世纪时，粮食是否安全，关系到全国城市化走向高潮的成败。城市化对粮食问题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负面影响可能导致粮食危机，正面影响可以实现粮食安全。
1.城市化对粮食问题的负面影响。
城市化对粮食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将会导致粮食供给不断减少、需求大量增加的矛盾激化。
从粮食供给方面看，城市化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包括：
（1）城市建设规模迅速扩大，促使农业耕地呈连续递减的趋势。大批修建工厂、商店、住宅、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将大量耕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根据美国学者布朗的研究表明，人口稠密的国家在加速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耕地不断减少的现象；近30—40年亚洲三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历史证实了这个规律。1955—1994年，日本粮田减少了52%，年均1.4%；1965—1994年，韩国减少了46%，年均1.2%；1962—1994年，台湾省减少了42%，年均1.2%。近年来，中国每年减少300万亩耕地的国情表明，今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建设用地，将是造成粮食产量持续下降的首要因素。
（2）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导致农业用水趋于紧张。城市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高于农村居民，其生活方式不利于节约使用宝贵的水资源。现在，我国北方城市普遍缺水现象严重，如果大部分农村人口迁徙到城市居住，则会消耗更大量的生活用水，从而加深了城市生活与农业生产争夺水源的矛盾。农业灌溉不足，将直接影响粮食作物生长不良、收成不好。
（3）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城市，削弱了对农业的投入。由于人多地少，资源有限的国情所决定，我国农业一直采取了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依靠劳动力高投入，获得耕地单位面积高产出，而且，通过集中大批劳动力开展农田水利等农业基本建设。即使如此，目前我国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安置。城市化有利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但是，今后如果我国城市化的建设过快、水平过高，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在短期内都移居城市工作，少数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则可能不足以保障对农业的高投入，将降低粮食的高产出。
（4）中国城市化引起的粮食缺口问题，依靠世界粮食生产也不可能解决。随着我国城市化大规模发展，粮食供不应求的缺口到21世纪将越来越大。根据外国学者预测，2000年达2000—4000万吨，2020年达5000万吨。他们认为，世界粮食生产潜力将不足以保障供应中国这样巨大的需求。
从粮食需求方面看，城市化所引起的消极作用有：
（1）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后的膳食结构变革，增加了人均粮食消耗量。农村居民的膳食结构比较简单，以植物蛋白为主；城市居民的膳食结构比较复杂，动物蛋白占有相当比例；而提供动物蛋白的肉类食品大部分是靠粮食转化来的，每斤猪肉和鸡肉需要数斤饲料粮。因此，城市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耗量高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移居城市，采用新的膳食结构，其人均粮食消耗量会比原有水平提高。今后，随着农村向城市移民浪潮深入发展，粮食消费总量将大幅度增长。
（2）农村人口在城市生活的口粮，是难以保障的粮食消费问题。占我国总人口80%的农村人口长期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自己生产粮食，首先要满足自己的口粮消费。但是，改革以来，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市，需要购买商品粮，等于大大增长了粮食消费量。现在，全国进入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每年达五千万，按每人年消耗300公斤粮食计，一年为150亿公斤；如此大的粮食消费量已给粮食供应带来很大的困难。根据国内学者预测，2020年我国城市人口比例上升至45%，农村人口比例下降至55%，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比例达25%。面临这样庞大的转移人口，保障粮食消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我国城市化的粮食缺口通过大量进口弥补，势必刺激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升，可能使国内消费不起。现在，国内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进口一少部分粮食，既有利于平抑价格，又可以满足消费需求。到21世纪时，为了适应大规模城市化需要，我国每年进口上千万吨的粮食，将会导致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持续上扬。其结果是，我国有可能缺乏足够的外汇购买进口粮食，国内粮价长期居高不下，增加了消费者负担。
2、城市化对粮食问题的正面影响。
城市化对粮食问题的负面影响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但是，城市化的优势对粮食问题也有正面影响，有利于缓解粮食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增加粮食供给，减少粮食需求。
从粮食供给方面看，城市化的积极因素包括：
（1）城市的聚集效应，有利于合理使用土地。由于城市人口密度比农村大，城市居民人均用地要比农村居民少。以住宅用地为例，城市则比农村节省一些。目前，乡镇企业广泛建立在农村，布局相当分散，如果向小城镇适度集中发展，则会节省建设用地。从近期看，城市建设大规模发展，减少了大量农业耕地。但是，从长远看，城市集中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定居，小城镇集中大批乡镇企业生产，把农村的宅基地和工业用地复垦为农田，相对扩大了农业耕地。这将是促进粮食产量回升的有利因素。
（2）城市经济水平提高，促进工业支援农业。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及第三产业势必蓬勃发展，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可以对农业生产提供比较充足的财力和物力支持。美国、欧洲共同体、日本等发达国家和组织，并没有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发生“粮食危机”，恰恰都是通过工业及第三产业补贴农业；如果取消补贴，这些国家很难维持农业保持高水平生产。因此，强有力的城市经济将构成我国粮食增产的基本保障条件。
（3）城市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业发展规模经营提供了有利机遇。随着城市不断吸收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土地可以逐渐集中到留下来的少量劳动力手上，统一经营，连片耕作，达到较大的农业生产规模，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减少了因劳动力转移而削弱农业投入的负面影响。抓住农业规模经营这个机遇，将是稳定粮食产量的最佳选择。需要指出的是规模效益最大化，不一定是产量最高点。
（4）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粮食需求缺口在二、三千万吨以下，通过世界粮食生产可以满足。目前，还有很多地方尚未被开发，适宜发展粮食生产。到21世纪时，世界粮食生产水平将进一步提高，除挖掘土地资源潜力外，还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粮食单产满足世界人口的需求。
从粮食需求方面看，城市化的积极因素有：
（1）城市适当加快发展速度，可以缓解粮食消费增长趋势。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全部承担起城市居民的商品粮食供应责任，城市人口与粮食消费构成正比例增长关系。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仍坚持这种传统认识，则会人为地夸大了当前我国城市的粮食需求状况。因为国家改革了旧的福利体制，削减或取消了很多粮食消费补贴种类，把城市居民的商品粮供应从计划推向市场，合理地调节他们的粮食消费水平。事实证明，全国城镇居民的口粮消费已经下降，高峰期的1986年为人均137.88公斤，1994年为人均101.67公斤；用于肉、蛋、奶生产的饲料粮也在下降，高峰期的1992年为人均121.7公斤，1994年为人均116公斤。根据国内有关专家分析，近十年来，我国粮食消费规律发生较大变化：尽管城市蓬勃发展、人口大量增加，但是，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费总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降势头。经过测算，1994年与1988年相比，全国城镇人口增长19.67%，人均粮食消耗量（口粮和饲料粮）减少11.2%，粮食消费总量仅仅增长了6.68%；与高峰期的1991年相比，粮食消费总量还绝对减少了1.8%。究其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改革形成的市场机制将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费降低到真实的需求水平，更重要的是由于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农村转移人口）遵循市场发展规律选择自己的粮食消费标准；在市场法则起决定作用的情况下，城市化进程中粮食需求增加，所引起的价格上涨，既刺激了粮食生产的提高，又抑制了粮食消费的增长，从而调整了粮食的供求关系。今后，坚持以深化体制改革来推动城市化进程，这种调整作用将会不断增强，粮食消费增长是有限度的。
（2）我国城市化粮食缺口所导致的国际价格波动，将会影响国外粮食生产，有利于国内消费。由于粮食需求相对过剩、价格疲软，很多发达国家采取限产休耕政策，减少了粮食产量。目前，世界粮食供给短缺、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欧洲共同体停止了对粮食生产的限制。进入21世纪后，我国进口大量粮食的需求，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的增长，将会促使发达国家粮食生产潜力的发挥；随着世界粮食供给不断充足起来，国际粮食市场价格逐渐下降，将会减轻国内消费压力。
二
在粮食问题巨大压力下坚持城市化发展
尽管粮食问题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很多矛盾，但是，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不要仅仅根据粮食的多与少而决定是否加快或放慢实现城市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必然规律。某些外国学者认为：“由于大规模推进城市化造成了严重的饥饿和贫困状态，发展中国家应该延缓城市化”，这种结论显然是荒谬的，或是别有用心的。无论未来粮食供需形势是否严峻，我国必须坚持推动城市化进程。今后，国家要尽量协调粮食问题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1.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城市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产业革命的产物。现在，世界上的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正在向信息社会过渡。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推动力，没有强大的工业实力，就不可能有现代城市化。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过程中，需要依靠工业化推进城市化。尤其值得忧虑的是，中国工业化正处于产业结构、发展速度剧烈变动的中期阶段，而现有的城市化水平还大幅度低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达到的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1949年，我国仍完全处于自然经济性质的农业社会，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比例的10.6%，农村人口则占89.4%；工业产值很低，农业产值占绝对大的比例。从1953年开始，我国实行大规模工业化，经过近30年发展，城市化水平提高有限。到1980年，城市人口比例为19%，只提高近9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占81%；而工业产值比例已达工农业总产值的76%，农业产值比例仅有24%。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但还落后于工业化水平。1993年，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到28%，仅用了十几年时间，就提高了9个百分点，农村人口比例减少到72%；而工业产值比例上升至83%，农业产值比例下降到17%。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继续严重失去平衡：从城乡人口结构看，城市与农村比例为2.8∶7.2；从工农业产业结构看，工业与农业比例为8.3∶1.7，仍处于倒置状态。现在，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不是加速或限速的决策选择，而是赶上工业化发展的步伐，尽早改变落后局面；我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中期阶段，具备较强大的推动力，可以把城市化提高到与其相适应的水平。
2.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与趋势。
回顾解放后四十多年的历史，我国城市化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发展进程大起大落，忽快忽慢。展望未来前景，我国城市化进程可能会保持稳定、持续发展趋势。历史教训必须认真汲取，妥善处理粮食供需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但是，不能片面理解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经验，以免因粮食问题而贻误对城市化的现实选择。
早在50年代末，随着“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工业项目的陆续完成，我国城市化进程出现第一个高峰，全国城市数量曾达到208个。同时，我国出现了城市粮食需求增长、农村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为了解决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粮食需求与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粮食供给之间的矛盾，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决策。其结果是，合作化程度越高，粮食供给量越低，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吃光了农村的粮食储备，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农村粮食供给能力陷入危机状态，根本无法满足城市粮食需求。为此，国家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把2000万城市人口迁移到农村生活，让其自给自足，以减轻粮食缺口的压力；将城市建制压缩到150多个，通过减少城市数量，限制城市粮食需求量增长。1960—1964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断，跌入低谷，城市人口比例从19.7%，急剧地下降到14%。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城市化进程又一次出现倒退情况。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由于工农业生产下降、政治需要等因素，国家动员了数千万知识青年、城市无业人员上山下乡。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城市化进展缓慢，成效不大。城市数量被压缩后没有恢复到原有发展水平，小城镇数量还一直在减少，由5400个镇下降到2900多个镇。减少的原因是，在城乡隔绝体制、特别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小城镇丧失了作为农村经济中心的地位。1980年，城市人口比例虽经两次下降却又回升到19%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仅仅是由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而造成的。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结构大调整、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城市化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期。一大批崛起的小城镇开辟了城市化的新进程。1983—1986年，每年平均设镇1600个左右。这样高的小城镇数量增长速度，既是对历史上小城镇大量减少的补救，又反映了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实力。经过高速增长期之后，小城镇数量的增长速度较大幅度降低。1987—1991年，每年平均设镇350个左右。紧接着小城镇的兴起，大量新建立的城市担当了城市化第二高峰期的主角。但是，城市数量增长速度比小城镇更为不稳定，高速增长转为低速增长的间隔时间短，缺乏规律性。1988年、1993年、1994年为高速增长年份，每年平均设市50个左右。1990年为低速增长年份，当年设市16个。在保持一段低速增长期间以后，小城镇数量增长速度又出现加快趋势。1992—1994年，每年平均设镇1250个。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化以高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止1994年底统计，全国的城市共设有622个，其中包括：3个直辖市、206个地级市、413个县级市；小城镇共设立16702个。与改革前的30年发展相比，在改革后短短十几年里，新增加城市400多个，小城镇13800多个。虽然城市化进程的第二个高峰期并未受到粮食供不应求矛盾的干扰，但是，粮食问题的压力一直存在。例如，80年代中期国家规定，农民进城要自带口粮。
从现在到21世纪初，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规律，国家要合理控制城市化进程，有计划地设置城市和小城镇。1995—2000年，每年拟设市17—18个左右，拟设镇500个左右。2001—2010年，每年拟设市20个左右，拟设镇350—450个左右。按这15年发展速度预测，到2010年，我国的城市累计数量可达1000个，小城镇累计数量可达24000个。在新世纪，我国必须实现粮食安全，保障城市化发展。
三
关于协调粮食问题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
今后我国城市化将会形成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如果再次发生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粮食危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则不可能象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再次压缩几十个城市，把上千万人口迁移到农村。既然如此，那么怎样才能协调粮食问题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呢？国家应该实行以节约资源、增产粮食为主导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方针，可采取五项重要战略措施。
1.调整城市结构，节约城市建设用地。根据有关调查表明，1981—1991年，城市人均用地增长情况如下：小城市由95.3平方米增加到103.5平方米，中等城市由84.8平方米增加到86.1平方米，大城市由59.8平方米增加到60.8平方米。由此可见，无论从增长幅度看，还是从增长前后情况看，大城市人均用地最少，中等城市次之，小城市最多。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该适当发展大、中城市，尽快扭转因负载过重而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的传统认识和政策。这样，将会减少城市建设对农业耕地的占用，从而缓解粮食生产下降趋势。
2.明确土地产权主体，防止土地资源大量流失。自1992年以来，土地资源进入市场实行有偿使用和转让，成为价值不断上升的固定资产，受到了严重的掠夺和损失。对于农村土地，乡镇政府认为有权占用，获得土地增值收益，村民委员会则以产权法人自居，可以任意占用，转为村办工业企业用地。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无恒产则无恒心”，谁也不珍惜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竞相占用，以致不断流失。这种制度成本是我国承受不起的，所造成的土地资源破坏将会贻害子孙后代。为了保护土地资源，应该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是农村集体，即农村土地属于全体村民所有，任何人和单位都不得以产权主体身份占用，“有恒产则有恒心”，广大农民将会合理利用属于自己的土地资源，有计划地占用，尽量减少流失。例如，广东省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基本建设占用了很多农村土地，但是，当地村庄都保留足够数量的土地，以满足本社区若干年后人口增长的粮食需求。
3.走生态农业道路，提高农业生产力。现在，我国农业生产尚未完全脱离传统农业模式，生产力水平较低。今后，我国怎样实现农业现代化呢？如果选择石油农业道路，则会成本高、污染大。只有走生态农业道路，才能避免出现石油农业的问题；而且，生态农业适合国情，容易被广大农民所接受。根据国内某些试点经验表明：实行生态农业，以科技进步为先导，综合开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力，粮食增产10%至15%，经济效益也增长较大；同时，除了安排本地剩余农村劳动力外，还吸收了很多外地劳动力。
4.依靠科学技术，促进粮食生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以深入开发粮食生产潜力。一是运用科学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按照我国现有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分析，良种繁育、地膜覆盖等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就可以使粮食单产增加1.5—3.5倍。从世界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看，无土栽培、生物工程等高新科技成果一旦应用，粮食单产增加数量则更为可观。二是运用科学技术改造中低产粮田。我国有不少种类土地粮食产量很低，例如：盐碱地、红壤地、干旱地、涝洼地等等；而且，这些种类的土地在全国占有较大面积。针对不同种类土地的具体特点，因地制宜，应用适合治理的科技成果，将可以改造出一大批高产粮田。
5.调整膳食结构，减少城市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耗量。我国的海域辽阔，近海、滩涂面积很大，适宜发展海水养殖业；草原、草山、草地、草坡也较多，适合发展饲草类动物畜牧业。城市居民的膳食结构改为主要食用牛、羊、海水鱼等多种不以粮食为饲料的动物肉类，可以节约粮食，降低粮食消费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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