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贸易、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1995-200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污染论文,对外贸易论文,关系论文,我国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全球化浪潮中，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1978年至2006年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9.6％，同期进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17％，外贸依存度由10％上升到68％；FDI由1985年的19.56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603亿美元，年均增长18％。然而，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以2003年数据为例，我国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了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全国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酸雨覆盖区约占国土面积的1/3；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占一半、工业危险物处置率仅为32％；2003年沿海赤潮发生次数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3倍。2005年，瑞士达沃斯发布的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33位。环境恶化已是不争事实。那么在我国的环境质量问题上，对外贸易和FDI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是恶化还是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呢？
贸易和FDI对环境的影响历来就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贸易和FDI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采用新技术的动机和机遇，能促使其实现清洁或绿色生产，进而提高全球环境质量和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它所引起的环境后果都是消极的。然而此争议在我国却不明显，已有的绝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质量无影响甚至有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李善同，1999；张连众等，2003；兰天，2004；杨海生等，2005；李斌等，2006)；而FDI则在恶化我国环境(郑植宇，2001；吴玉鸣，2003、2007；杨海生等，2005、2006；应瑞瑶、周力，2006)。笔者综合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到了一些新结论，其中有关FDI和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与现有观点相冲突。在FDI和贸易对环境影响问题上给出不同判断，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政策取向，判断失误将有可能导致重大政策失误。笔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为提升FDI流入质量、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改善我国环境质量提供了新思路。笔者的研究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描述有关国际贸易、FDI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理论研究进展和基本的实证情况；第三部分为基本模型，主要说明建模思想、研究方法、样本选择以及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第四部分为实证研究，解释主要实证结果，分析其不同于以往研究成果的原因，并再次用经验证据论证文章观点；最后一部分为文章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有关对外贸易、FDI与环境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
(一)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有关国际贸易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始自Grossman和Krueger两位学者。Grossman和Krueger(1991)在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的环境效应时，首次实证考察得出环境与收入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Grossman和Krueger(1993，1995)开创性地将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分解为以下三类：第一为规模效应，即较大规模的生产水平对应于更严重的污染排放、环境质量下降；第二为结构效应，强调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产业结构转化与调整对环境保护的正面影响；第三为技术进步效应，指由贸易带来的专业分工和新技术使得单位产出的污染量下降。随后，该分析范式在研究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时得到了广泛应用。OECD(1994)将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总结为产品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与规模效应四个方面，Panayotou(2000)在Grossman和Krueger的基础上加入了收入效应和法规效应，后来又有学者进一步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归纳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产品效应、收入效应和规制效应。
由于国际贸易具有双向性、灵活性、多边性，其对环境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多种效应的合力，目前国际学术界对此已经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自由贸易所引起的环境后果都是消极的，贸易自由化直接导致环境的恶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贸易自由化在短期内的环境效应是消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自由化将对环境产生长期的、积极的影响。实质上，以上两种观点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六种效应的合力方向给出了不同判断。为此，国际上也就形成几种假说，如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假说、“向底线赛跑”(Race to the Bottom)假说和“污染避难所” (Pollution Haven)假说。
EKC假说源于收入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关系曲线，它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其恶化的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该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从贸易对环境六个方面的效用来分析就是当收入达到某个水平以后，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总和将会超过规模效应，亦即在长期中贸易自由化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是有帮助的。经验证据结果表明，贸易与环境关系之间的问题错综复杂，支持和反对EKC假说的证据都很丰富。例如，Bhagwati(1993)、Lopez(1994)、Grossman和Krueger(1995)、Rothman(1998)等的研究结果就表明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成立；Roda et al.(2001)、Friedl和Getzner(2003)等的研究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Lee(1996)对79类贸易和环境问题做了归纳和分析，用大量的经验数据来揭示贸易和环境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FDI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FDI的流向是环境政策影响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采取松弛环境政策的国家是否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国与国之间的环境控制成本差异是否会大到使得污染密集型产业迁徙到那些环境管制较为宽松的欠发达国家中去？这些问题正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向底线赛跑”假说认为，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各国将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Dua和Esty，1997)，“污染避难所”指的是一个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政策之后，会迫使该国污染严重的产业向环境管制宽松的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因而成为“污染物避难所”。不难发现，以上两假说与FDI联系紧密。
假设有如下情形：某项国际环境公约对有关国家的某类生产行业的污染排放规定了一个标准，那么签字国家在减污代价高昂的推动下，将丧失污染密集行业的比较优势，资本将转移到那些环境标准较低的非签字国家中去。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非签字国家的污染密集行业在世界市场上将会变得更有竞争力，于是产出和污染排放都会增加。此时签字国的环境变得清洁，而非签字国成为所谓的“污染避难所”。这与观察到的发展中国家更多地从事“肮脏行业” (Dirty Industries)的生产(Hettige et al.，1992)且出口也多属污染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品，而发达国家更多出口清洁产品(Leeand Roland-Holst，1994)的情况相一致。Wheeler(2001)选择除美国以外的三个接受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巴西和墨西哥，以空气质量变化趋势为分析样本，结果表明全球化浪潮中空气质量在上述国家主要的大城市都呈现下降趋势。
也有直接证据表明， “污染避难所”假说值得怀疑。如Bartik(1988)、Friedman et al.(1992)、Levin-son(1992)等的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和工厂选址之间并不存在重大联系。Duerksen和Leonard(1980)研究发现，在化工、造纸、冶金和石化等污染密集领域，吸引海外投资最多的并不是那些环境管制标准较低的欠发达国家，而是一些环境标准较高的工业化国家。Grehter和Melo(2003)考察了1981-1998年52个国家的5个重污染行业，发现污染行业通常有着较高的贸易壁垒，有关计量分析并不支持发达国家的污染行业会迁移到欠发达国家的论断，并指出“污染避难所”的假说是令人怀疑的。此外，Beghin和Potier(1997)、Eliste和Fredriksson(1998)等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三)我国学者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理论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如杜希饶、刘凌(2006)。该文沿用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用以探讨国际贸易、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得出如下有关贸易和环境的结论：贸易自由化对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影响不确定，它取决于可贸易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贸易开放的增长效应以及污染要素密集度；贸易自由化能否改善环境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开放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为先前的争论，如“污染避难所”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解释。国际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往往取决于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分工模式以及国际贸易对国内要素部门配置的影响，这充分提醒贸易政策制定者要充分考虑到贸易开放对增长、环境以及社会福利影响的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意味着在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下降两者之间的权衡取舍。此外，陈丽丽(2004)运用H-O要素禀赋框架对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分析。
一些学者对我国对外贸易、FDI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如张连众等(2003)利用我国2000年31个省市的SO[2]排放量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兰天(2004)选用1995-2001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CO[,2]排放量作为污染指标，得到了与张连众等一致的结论。李善同等(1999)则通过建立一个动态递推的中国经济一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就贸易自由化对我国产生的环境影响作了分析，其研究结论认为增长效应是污染增加的主要原因，贸易自由化并不会导致我国环境的迅速恶化。杨海生等(2005)运用面板数据研究了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得出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之间呈负向关系、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的结论，也就是说外贸在改善环境质量而FDI在恶化环境质量，引入FDI将加大我国越过EKC顶点的难度。吴玉鸣(2003、2007)运用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FDI与我国环境规制问题，认为FDI在恶化我国环境。然而，笔者结合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通过选择更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样本、设定并结合分析多种模型，得出了与先前研究不同的结论。
三、实证模型
(一)模型设计
笔者在探讨国际贸易、FDI对我国环境质量的影响时，并不是简单地运用贸易和FDI数据直接对反映环境质量的相关变量做回归处理。笔者认为环境问题始终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如果不考虑经济发展而直接运用FDI和对外贸易数据对反映环境质量的变量做回归分析，极有可能会因为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模型设定错误并得出可疑结论。因此，笔者在模型中加入了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人均GDP，在EKC的基础上加入了国际贸易和FDI，通过分析国际贸易和FDI对EKC曲线的影响得出其对我国环境质量的影响。为此，需要检验如下三个基本模型：
式中：Enso表示污染排放量，Agdp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eport代表进出口总额，Fdi表示外国直接投资。
笔者将分别检验和分析以上三组模型。模型(1)和模型(2)用于检验EKC在我国的实际情况。根据传统的EKC假说，污染物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应该呈倒U形关系，也就是说(1)和(2)中的二次项系数为负，抛物线的开口向下。模型(3)为关键模型，用于检验贸易和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系数
反映了其对我国环境影响的正负以及强弱，以FDI为例，若FDI前系数为正且结果显著，则表明FDI对我国EKC有负效应，它表明随着FDI不断流入我国，环境状况将恶化；若系数为负且结果显著，则表明FDI对我国EKC有正影响，FDI的流入将使得我国环境改善；若系数不显著则表明，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不大。在系数不显著的情况下，考虑到FDI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及其在引进先进技术和环境管理理念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可能仍将有助于我国环境质量改善。此外，通过对三个模型的直观比较还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通常FDI带来的技术和环境理念优于本地区原有企业，于是初步判断FDI估计系数为负，根据“污染成本转移假说”初步判断对外贸易估计系数为正。
(二)估计方法
笔者沿用国外环境经济学家估计EKC的常用方法，模型(1)将采用传统的线性估计方法，使用全国数据对EKC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模型(2)和模型(3)将采用面板数据并运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FE)模型进行分析。笔者不选用随机效果(Random Effects，RE)模型，主要是考虑到随机效应模型要求被忽略的变量与等式右端的所有变量无关，即笔者省略掉的一些与环境相关的因素，如产业结构、行业规模、集中度等都与对外贸易和FDI无关，显然这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前提。
(三)样本与数据
1.样本选择
样本选择主要考虑地区GDP总量、区域FDI流入量和对外贸易量。选择1995至2005年11年间GDP、FDI和国际贸易量进入排名前10位次数最多的省级单位，综合三项指标选出具体样本为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北、河南、上海、辽宁、四川、湖北、北京、福建、天津，在加入全国数据后，横截面数量为14个，时间序列数据为11年，两者合计样本数为154。很多学者直接运用整个国家的对外贸易、FDI和污染的相关数据来分析，笔者认为对于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而言，选取全部数据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使用笔者选择的样本将更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分析回归结果时将进一步讨论样本选择与结论问题。
2.数据来源
用于反映环境污染的指标是SO[，2]排放量(单位：万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 (1996-2006)、《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5、1997)；人均GDP数据(单位：元)、各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单位：万美元)、FDI(单位：万美元)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CCER金融研究数据库，其中人均GDP为现值数据，2005年FDI的地区分布数据来自于商务部网站公布的各地区2006年统计公报，另有几个省2005年的FDI数据来自于该省2006年统计年鉴；其中，FDI和贸易的数据在模型估计时按照当年的平均汇率进行了换算，平均汇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四、实证分析及基本结论
(一)回归结果
为减少数据的不平稳，笔者在模型设计时对变量进行了取对数变换。运用Eviews5.0进行回归的过程中，笔者对不同的模型设定(如加入FDI、对外贸易以及污染物排放的滞后项)结果也进行了比较，得出按照最初的模型设定是合理的的结论。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表。
(二)结果分析
结合表1提供的信息，综合考虑三个模型的判定系数R[2]、调整的R[2]以及F统计值，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都很高；从模型系数的t统计量、P值和F统计量来看，模型设定时所考虑因素的系数都显著，因而模型的设定具有其合理性、是可取的。从表1可以看出：模型(1)的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水平表明，全国污染物体排放与全国人均GDP之间不存在倒U形关系，而呈现出正U形关系，就全国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环境库茨涅兹曲线；模型(2)的估计结果表明，被选定省份和地区的污染物排放与当地的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形的关系，说明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假说在局部地区成立；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污染物排放和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FDI和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的影响作用各不相同，FDI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国的环境压力，而对外贸易在相当的程度上恶化了我国的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得到印证。
在判断我国EKC假说时，时间序列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给出了不同结论。前者判断EKC为正U形，而后者判断为倒U形。这表明样本区域的环境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其余地区的环境在恶化，而且环境恶化程度高于选定地区环境质量改善的程度，总的环境效应趋于恶化。模型(1)得出环境曲线呈正U形，可能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很大关系，危机期间国内经济萧条、出口急剧下降、增长放慢，这从反面又印证了对外贸易在恶化我国环境。综合分析三个模型，不难得出我国正在重复西方国家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通过样本分析可知，选择不同的样本将导致分析结果差异巨大。笔者选择的样本囊括了我国主要的经济发达地区，余留下的则主要为不发达地区。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样本区域的环境随着经济发展将有可能得到改善，而非样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则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若进一步结合FDI和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及其在我国的区位分布，可知非样本地区将有可能陷入经济不发展和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状态之中。
进一步分析模型(3)，考虑到模型估计系数为原数值取对数后的结果，系数估计值代表弹性，可知环境的FDI弹性和环境的贸易弹性分别为-0.08和0.11，这表明FDI流入每增加1％，就能够带来0.08％单位环境质量的改善，而对外贸易每增加1％，则会导致我国环境在原有水平上恶化0.11％。结论与最初模型设定时的判断相一致，然而这却与先前的研究，如张连众等、兰天、杨海生等、李斌等得出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改善我国环境的结论不同，也与杨海生等得出的FDI在恶化我国环境的结论不一致。笔者分析得出其根本原因在于样本选择不一样。笔者认为本研究的选择方法具有相对优势，第一，FDI，对外贸易和污染排放在我国地区间分布极不平衡(见表2)，FDI和贸易主要分布于笔者所选地区，而先前的研究都将各省作为研究对象，研究FDI或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显然在样本选择上值得商榷，而笔者的选择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二，从计量分析角度而言，这种偏差将导致巨大的异方差现象，考虑到样本数量、判定系数等因素，即使进行异方差处理也无法避免估计结果失真。
FDI与贸易对我国环境质量的影响，还可以通过现实途径分析。图1记录了1999-2005年间FDI在我国产业间投入状况，FDI投入主要在第二产业，第一和第三产业投入少且在过去6年中几乎没有变化。
FDI在产业间的分布
图1 FDI在产业间的分布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注：笔者进行数据统计时，第一产业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为采掘、制造、电力、煤气以及水生产供应、地质勘查、水利管理、建筑业；第三产业为第一二产业统计后的剩余产业。
表3各类外资利用方式所占比重
年份外商独资 合资经营合作经营 年份 外商独资 合资经营 合作经营
1999 38.6％
39.3％ 20.4％ 2003
62.4％28.8％ 7.2％
2000 47.3％
35.2％ 16.2％ 200466％ 27％
5％
2001 50.9％
33.6％ 13.3％ 2005
71.2％24.2％ 3.0％
2002 60.2％
28.4％
9.6％- - - -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注：外资利用方式中占总投入绝大部分的为外商独资、合资经营和合作经营三种，其他利用方式所占份额极小，本表给予忽略。
FDI投入绝大部分流入第二产业，而该产业是公认的污染严重产业。从外资利用方式来看，FDI主要用于外商独资和合资经营(见表3)。FDI进入时不仅带来了资金同样也引进了技术。总体而言，国外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优于国内现有水平，考虑到FDI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倘若仅以国内的资本与技术投入维持样本分析期间同样的经济增长率，恐怕将付出更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而使用国外资本和技术，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环境问题。这是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角度来分析的，也正好印证了“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假说。
笔者有关对外贸易与环境关系研究的结果，同样获得了经验证据支持。表4记录了1996到2005年我国出口增长与工业三废排放增长情况，10年间我国工业出口增长幅度达412％，实现了出口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SO[，2]、工业烟尘、工业粉尘以及固体废物排放分别是原来的197％、250％、150％、215％、173％和209％，贸易额增加的同时环境在恶化。
为进一步分析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结合表3将出口增长与衡量环境的指标(如工业废水排放、工业废弃排放、工业SO[，2]排放以及固体废弃物排放)之间的关系作成图形(见图2)。图2表明出口与环境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废弃物与出口之间呈现出某种滞后关系。这可能与从对外贸易订单签订到产品交付之间有一段时间有关。从出口金额构成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大头(见表5)，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整理，出口的工业制品被分成五类：第一类为化学品及相关产品；第二类为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第三类为机械及运输设备；第四类为杂项制品；第五类为未分类的其他产品。其中又以第二和第三类所占出口比重最大。从整体上而言，第二类工业产品属于高污染品，显然第二类产品出口的急剧增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我国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上升。这一结果印证了Hettige et al.(1992)指出的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从事“肮脏行业”生产、出口多属污染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品的说法。
图2 1996-2005年贸易出口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
表5 1996-2005年我国出口货物分类金额表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总额
初级产品工业品年份总额初级产品 工业品
1996 1510.48 219.251291.232001
2660.98
263.38
2397.6
1997 1827.92 239.531588.392002
3255.96
285.42970.56
1998 1837.09 204.891632.2 2003
4382.28
348.12
4034.16
1999 1949.31 199.411749.9 2004
5933.26
405.49
5527.77
2000 2492.03 254.6 2237.432005
7619.53
490.37
7129.16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如果考虑到廉价的初级产品国际间流动反映出来的“生态流动”，对外贸易使得环境成本转向由出口国承担，广泛的自由贸易将使得环境成本负担大规模由进口国转向出口国。发达国家通过进口大量资源密集型产品，将污染物通过“合理”的买卖保留在发展中国家，改善本国环境却恶化了国外环境。结合以上内容，不难发现“环境成本转移”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得到了印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1)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我国环境；(2)FDI流入有利于我国环境改善；(3)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整体上不符合EKC假说，但是样本区符合。考虑到贸易、环境、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不能为了环境而牺牲贸易，更不能为了贸易而牺牲环境，两难选择中只能通过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机制加以解决。针对我国出口多属污染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品的特征，应利用经济手段将环境成本内生于产品成本之中，对于不可避免的环境污染则应该通过环境税、排污权交易、许可证制度、合同管理以及其他的财政和金融制度给予规范和限制以起到预防性作用；完善环境法律法规、提高环境标准、强制实施清洁生产、迫使企业主动或被动推进产业升级、转变产业结构是改变我国成为“污染避难所”的根本途径；加强国际合作，通过贸易将国际环境结合起来，一方面能够避免国际环境保护的“搭便车”行为，另一方面能够避免国家间采取单方面的贸易和环境措施，减少或避免以环境保护为借口进行贸易保护。
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在FDI流入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促经了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环境质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FDI对我国没有坏处，在我国有超过30％的FDI流入到了污染密集型产业之中。这就要求我国制定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有选择地利用外资，实现内资与外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
我国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呈现出地区间差异，非样本区域环境污染严重尚未有改善的迹象，而样本区域正经历着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轨迹。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极高，经济发展将面临严重的环境约束，为避免陷入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发生的环境恶化与经济不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我国应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打破条块分割的环境治理模式，实现区域间环境协调，应适时推出环境垂直管理体系。
标签：贸易自由化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对外贸易政策论文; 环境污染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 环境保护论文; 国家统计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