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索·
思想过程和革命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 ——论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创性研究
顾海良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恩格斯晚年通过对马克思思想过程和革命实践的研究，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以及与马克思思想发展有关的组织机构、理论活动等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作出了开创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是书斋中从文本到文本的孤立的思想沉思的过程，因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本考据限界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在与现实世界实践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中，特别是在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合中与时俱进的思想历史过程。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真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根本特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恩格斯；马克思思想；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创性研究，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重读”马克思，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学理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思想资源作了深湛研究；二是通过对马克思思想过程和革命实践的研究，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以及与马克思思想发展有关的组织机构、理论活动等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作了深透研究；三是通过对各种反对和曲解马克思思想的观点和理论的批判，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理论旨向和学术规范，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思想实质和时代意蕴作了深刻探索。以上第一方面的问题，我已经在《“重读”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思想资源和学理依循——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创性研究》一文〔1〕中作了阐释。本文仅就以上第二方面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1883年4月，马克思逝世后不久，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谈到，威廉·李卜克内西想要出版马克思全集，而恩格斯自己则打算“用一年时间写马克思的传记，此外还要写1843—1883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1864—1872年)”〔2〕。在恩格斯看来，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首要的是把这一研究同马克思一生的革命实践和马克思参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历史的探讨结合起来。任何脱离马克思革命实践及其过程的研究，都不可能真正把握马克思思想历史的内在逻辑；只有在马克思思想过程和革命实践的结合中，才能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这一基本理念，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
一、马克思的思想过程和革命实践关系的研究
恩格斯晚年第一次公布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写于1845年的手稿，这一手稿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过程的重要环节，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3〕。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的格言，为马克思一生所遵循，是理解马克思思想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最后成为马克思的墓志铭。 恩格斯在同马克思共同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更能深切地感悟这一格言的深刻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如德赛所指出的,与亚当·斯密、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一边写作一边战斗，一边还在策划着实行总的革命性变革的蓝图。它不仅要描述出与黑格尔不同的有关历史的目标，而且还积极地推动自己的世界接近这一目标。正如他所说的，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解释他周围的世界，还必须改变这个世界。马克思正是这样类型的哲学家”〔5〕。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是马克思创立这一“新世界观”的必要条件和根本目标。
在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手稿之前三年，马克思在1842年就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6〕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是书斋中从文本到文本的孤立的思想沉思的过程，因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停留在文本考据限界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在与现实世界实践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中，特别是在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合中接续发展的思想过程。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真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根本特征。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的研究中，一直强调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真实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这一特征。1884年11月，恩格斯提到：“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历史命运。”〔7〕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既是对思想史过程的研究，也是对这一思想与实践结合中进而影响实践过程的研究，而且整个“实践”还是马克思思想不断向前推进的源泉和根据。
1884年2月和3月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恩格斯撰写了《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这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和革命事业关系首次作出阐述的文本，也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开创性研究的重要文献。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伦出版，马克思任主编，恩格斯和沃尔弗及其他几位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任编委。《新莱茵报》是那一时期“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当时没有哪一家德文报纸能“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8〕。由于受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新莱茵报》在1849年5月19日被迫停刊。《新莱茵报》最后一期(第301期)用红色油墨印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编辑部《致科伦工人》一文中写道:“《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9〕
一是在对马克主义发展史整体过程的探索中，要加强对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及其关系的研究，在19世纪40年代的工人运动中，尽管这三个派别“很少相互交织在一起”，但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思想理论上的交流和交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初期还是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第一，马克思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根本特征。恩格斯提到，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内，却有着强大的思想凝聚力和理论感召力。这是因为，在这一“共产党”内，“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的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拥有一个至今还完全适用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主义宣言》”〔10〕。马克思思想及其历史发展，存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中，体现于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之中。这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根本特征。
第二，马克思思想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接受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检验的过程。恩格斯提到，《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欧洲“革命前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纲领，无论是针对法国还是针对德国的，都“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检验”，而且还“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像这个策略纲领那样得到了证实”〔11〕。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马克思逝世“差不多过了40年”，马克思思想和《共产党宣言》的策略纲领，也“已经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12〕。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得到发展的，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
第三，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革命策略纲领的思想，是在融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结果。1848年的德国革命，尽管是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匆忙上阵”的，但是德国革命有其自身的“革命的性质”，即如恩格斯指出的：“德国无产阶级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13〕。德国革命的独特性质，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时新的策略纲领。恩格斯提到，“当我们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现成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都在各种具体场合强调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大型的行动党了。但是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目的也不在这里。”〔1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新的实践，对马克思思想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使马克思思想得到新的发展，成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如恩格斯指出的：“首先是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才使得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而且“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举遭到镇压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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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在不加入混合菌种的情况下，提高C/N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纳豆的风味，尤其是在蒸豆子的环节中用10%糖蒸效果更佳。
恩格斯写作《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有着强烈的高扬无产阶级革命旗帜——马克思思想和《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责任感。在写作《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后不久，1884年10月，恩格斯在给贝克尔信中谈到：“自从我们失去了马克思之后，我必须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16〕恩格斯的这一历史责任感，深刻地镌刻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作的这些开创性研究之中。
二、马克思思想传记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恩格斯1878年撰写的题为《卡尔·马克思》的传略，首次对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发展作了阐释。在马克思的这一传略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了阐释，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是应该说明的是，本研究利用该一致性方法便于以量化的方式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考查框架及存在问题，结果只具有参考价值，并不是旨在说明哪些试卷是“好的”，哪些试卷是“差的”，也不是追究哪个“出的错”.一致性也只是试卷质量分析的一个视角，并不能代表对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全部评价.在研究过程中，考试大纲标准中对于某些知识点的划分过于笼统，以至分析试卷中对于试卷的内容主题和认识水平的分类编码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分析者对同一题目所考查认知水平的确定，受分析者经验和水平的影响而有所差异.
一是在对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阐释中，恩格斯提出，“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1847年和1848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和《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抓住时机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自从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17〕。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凸显了唯物史观创立后马克思思想和革命实践发展的新变化。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财富在权力的支配下向少数人手里集中，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社会底层则日趋贫困甚至民不聊生，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掌权者由于可以不劳而获，日益骄奢淫逸、不思进取。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最后结果，就是当权者下台，政治权力发生更替。古今中外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曾一再上演。20世纪90年代，苏共失权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第三，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深入到政治运动”和争取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之间的内在逻辑作了阐释。恩格斯认为；“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在当时的活动分作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一是“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二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37〕与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组织的广泛联系，取得思想理论传播的阵地，成为他和马克思参与“实际的活动”的切入点，他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取得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支持；同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着联系，成为宪章运动中央机关报《北极星报》的撰稿人；同布鲁塞尔的民主派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派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等等。恩格斯认为：在那一时期，“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38〕。
二是提出《共产党宣言》当时就发挥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18〕的作用，强调《共产党宣言》的真理性和实践性。
三是提出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包括货币学说在内”，而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作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本要点”〔19〕。
四是提出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伟大贡献，“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从1864年的成立宣言直到1871年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撰写欧洲工人还记忆犹新的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20〕等等。
对于施工影响范围的确定以施工期间出行时间的变化为判断指标[7],如果求得时间增加率h超过60%，则认为此范围为影响范围，反之则改变范围进行分配，直到出行时间增加率超过60%.
从马克主义发展史研究来看，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作的创新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突出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同欧洲工人运动密切结合的关系，强调马克思思想同欧洲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斗争的关系；二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关键环节作了阐释，突出马克思思想过程中革命实践、组织活动、思想鼓动和理论著述之间的交互作用；三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内涵作了阐释，凸显马克思在“整个世界观上实现了变革”和“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两个“重要发现”，进而提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21〕重要结论。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一直打算重新撰写马克思的思想传记。1883年5月，他在给贝克尔的信中提到：“马克思甚至把1848年以前所写的几乎全部文稿、书信和手稿都保存下来了，这是写传记的绝好材料”；而写马克思的传记，涉及的将是“一部《新莱茵报》和1848—1849年下莱茵河地区运动的历史”，也是“一部1849—1852年讨厌的伦敦流亡生活的历史和国际史”〔22〕。1885年9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提到，马克思和他所主张“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从其历史发展来看，“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23〕恩格斯希望从马克思的“生活的历史”和马克思从事的“运动的历史”及其结合中，再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
恩格斯撰写马克思思想传记的想法，在马克思逝世10周年时才得以实现。1892年12月，恩格斯在《社会政治科学手册》第4卷上发表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周年撰写的。恩格斯指出：“过去出版的马克思传记大多数都是错误满篇”，恩格斯当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是“唯一可靠的传记”〔24〕。在《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中，恩格斯更加注重马克思思想发展方面的内容，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研究。 在该文中，恩格斯提到：“1844年9月，弗·恩格斯到巴黎拜访马克思，停留了几天；他们是从在‘德法年鉴’共同工作时开始通信的，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合作，直到马克思逝世。这个合作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一部驳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战性著作……即‘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25〕这一历史过程的概述，清晰地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起点。恩格斯还提到：“1864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许多人，特别是法国人都曾经自命为该协会的创始人。不言而喻，像这样的组织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创立的。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26〕恩格斯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创立和发展中的贡献作出科学界定，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廓清了认识上的迷雾。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意义上看，在《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中，恩格斯从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尽可能详尽地开列”〔27〕出来的经典文献，特别是对“马克思的已经发表的著作”的各种版本作出的确凿提示，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研究，也为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形成时期研究，第一次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和翔实的思想资源。
恩格斯晚年十分注重对马克思参与第一国际的“实际活动”同马克思思想发展关系的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的基本条件已经消失。但是，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随着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再度兴起，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联合和统一的条件也见成熟。回顾这一历史过程，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作出这样的评价：“19世纪60年代初，欧洲典型的动荡氛围——它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诞生——继续促进国际工人协会在这10年中的发展。政局动荡导致普法战争爆发，1866年至1867年的经济危机使罢工增加，这都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威望，所以在头几年中，它能够在马克思设计的相当宽松的理论框架内稳定地发展。”〔45〕第一国际的活动，在马克思毕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随着第一国际的成立，马克思思想作为第一国际理论旗帜的作用日益显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也日益显著。
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 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一生以多种方式参加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投入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无产阶级队伍的活动,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不懈的斗争。 1893年2月，恩格斯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弗·雅·施穆伊洛夫的回信中，提到马克思革命生涯中与工人运动组织最为密切的“实际活动”，就是“马克思1844—1849年的实际活动”。这一“实际活动”就是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1844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工人组织，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被迫停止活动。恩格斯强调，“特别是在1846—1848年布鲁塞尔协会”的“实际活动”，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有着重要的影响。
恩格斯1885年撰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作为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引言”〔32〕，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撰写的有关马克思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活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也是对马克思的“实际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关系作出专门论述的唯一的一篇重要文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也是恩格斯撰写的关于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简史。恩格斯对共产主义者同盟从德国流亡者于1834年在巴黎建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同盟“流亡者同盟”到1836年正义者同盟，再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发展背景和历史过程作了概述，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阐释。同时，恩格斯以他和马克思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为背景和线索，对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的理论特征和思想力量作出了最为深刻的论述。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1883年4月，马克思去世不久，恩格斯在同劳拉·拉法格谈到可能翻译法文版《共产党宣言》时曾答应“写篇序言”，“序言”的内容主要是“把历史情况等等解释一下”〔31〕。这里讲的“历史情况”最为重要的就应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情况”。
第二，恩格斯对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唯物史观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作了阐释。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这个“在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却“有着直接的意义”;自那以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会发生的偶然现象了。”更为重要的是，以唯物史观的“新观点”为指导，“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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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回忆道：“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35〕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而1845年春天是他们的唯物史观从“大致完成”向“详细制定”发展的重要节点，而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成为他们的“新观点”系统阐释的新实践，即是与国际工人运动结合和无产阶级政党创立的新实践。
第一，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及其理论特征作了论述。恩格斯指出，他1843年底在曼彻斯特时，就“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在这同一时期，“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33〕1844年夏天，恩格斯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他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由此而开始了他们的“共同的工作”。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的创立，“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34〕。
虽然SME评估标准和“国际评估准则(IVSs)”并没有详细说明评估师该怎样保持独立性，但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委托方或评估结果的使用者可能会对评估师如何保持独立性有所要求，因此在评估过程中，评估师应根据实际情况遵守相关的要求，以保持独立性。此外，为了提供给使用者客观的不存在偏见的评估报告，独立性还要求评估师决不能被“评估结果”所制约。
对照组 对对照组患者实施X片平片检查 对患者腰椎的正面和侧面进行拍摄，并使用热敏打印机将患者拍摄影像打印出来。
第四，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活动”的过程和意义作了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发生的影响，促进了当时的正义者同盟，“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内部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进而使“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39〕。到1847年春天，正义者同盟正式派人到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接着又到巴黎去找恩格斯，正义者同盟“确信我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形式”。这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他们的科学理论，也有可能帮助正义者同盟“用新的符合时代和目的的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40〕。
1847年夏天，在伦敦召开的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同盟经过改组，正式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恩格斯参加了这次大会。新的同盟章程的第一条就是：“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41〕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恩格斯谈到：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在长时间的辩论中……捍卫了新理论”：而且“一致通过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42〕。在很短时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就公布于世。
情况 2 u1,…,u10的颜色当中互不相同的仅有两种,不妨设f(ui{1,2}, i=1,2,…,10,则当每个C(vj)是2-子集时不包含颜色1或2,因此可以作为Y中顶点色集合的{1,2,3,4,5}的子集的数目为当20≤n≤30时,19个集合不能区分Y中的n个顶点,矛盾。令B=B1∪B2∪B3,其中:
“对公民进行税法教育和宣传，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是极其重要的。在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十多年教育中，关于税法教育和宣传内容占较少的比例，我们必须从小学开始，用一定课时，正面阐述税收的功能和作用，阐明我国现行税收与旧中国税收有着本质区别。”但是现今纳税义务人才是需要提高纳税意识的主体，更不用说对公共眼光下的明星的规范教育了。因此我国在重视纳税教育的基础上，就应对明星等高收入群体有更加明确、严格的教育，拓展税收宣传的深度和广度要让高收入群体把依法纳税作为准则来对待。
四、第一国际的“实际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恩格斯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时提到：“目前的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是当年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43〕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到第一国际的“实际活动”，是以《共产党宣言》为思想红线的，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形成时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产物，与工人运动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根本源泉和不竭动力。《共产党宣言》是以“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结束语的，这一结束语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当时工人运动实际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则和基本策略。如恩格斯指出的：“自那时起，它已经传遍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已经由公开宣布斗争的国际性的新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17年以后，这个口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号角响彻全世界，而今天世界各国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都已经把它写到自己的旗帜上。”〔44〕
1895年3月，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考虑“写马克思传”，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思想历史研究的问题。他提到，他掌握的“国际的历史”的材料，“多年来我一直准备用来写马克思传”，而且打算就从第一国际“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开始”〔28〕。在第一国际期间，恩格斯认为，1870—1872年是“关键时期”，也是马克思“从事社会活动的最重要时期”，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来看，“也最难凭报刊材料正确地加以阐明”的时期，是“那些必须粉碎的诽谤绝大部分都属于这个时期”〔29〕。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社会活动”另一个重要时期就是1842—1862年。对这个时期，恩格斯认为，“不是由我而是由别的什么人来解释也可以”，这是因为，“包括《福格特先生》在内的公开论战，已经把很多问题说清楚了，马克思当时就已坚决地驳斥了那些庸俗的民主主义者的诽谤，所以现在不必再逐一加以批驳了。”〔30〕这是对《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中有关论述的重要补充，更是对马克思思想传记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关系探索的深化。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特别注意保存马克思留下的与第一国际有关的资料。1883年6月，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谈到，打算写一部关于马克思的“详细传记”；就马克思一生来说，“要是没有国际，便成为挖去了钻石的钻石戒指”〔46〕。国际工人协会从1864年成立至1876年解散的10余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努力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策略原则贯穿于国际的全部活动之中。马克思思想是第一国际发展的旗帜，而第一国际的发展也丰富和完善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不可磨灭的永恒记忆。
直至晚年，恩格斯依然十分珍视第一国际的历史。1893年2月，恩格斯在给弗·雅·施穆伊洛夫的回信中提到：“关于国际，可靠的只有艾希霍夫，他是根据马克思的批注写作的；其他所有人的东西，从弗里布尔到拉夫莱和察赫尔，完全是谎言和神话。”〔47〕恩格斯这里提到的著作，包括艾希霍夫的《国际工人协会》(1868)、弗里布尔的《国际工人协会》(1871)和拉弗莱的《现代社会主义》(1881)。1893年1月，恩格斯在给瑞士社会主义者路易·艾里提埃的信中提到：“资产阶级报纸怎样评述老国际，我是毫不在意的，但是，如果有人竟在党的报刊上歪曲它的历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48〕1893年5月，恩格斯还在考虑第一国际研究的事情。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提到：尽管“1870年以前的国际工人协会的资料非常不完整”，但相对于分散各处的资料而言，“我掌握材料的情况毕竟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得多。”恩格斯不无担心地表示：“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加以整理。可是，什么时候呢？”〔49〕恩格斯还是没有等到那个“时候”，这一方面因为《资本论》第三卷编辑出版工作进入最后关头，另一方面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恩格斯更为关注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有关文章的重新出版问题。
无论是在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还是在第一国际的“实际活动”的阐释中，恩格斯十分关注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不放松的对社会主义运动“流派”的研究。
如图5所示，当微纳测头受Y向负载时，中心体会发生微小的Y向移动和转动。由于梁的长度远远大于其厚度，故可以忽略Y向移动，只考虑平面内的弯曲和绕梁中心轴线的转动[15]。
1888年10月，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提出“最好把四十年代德国运动的三个派别分别加以考察”的问题。恩格斯提出这个问题，与倍倍尔打算撰写关于魏特林和19世纪40年代德国“社会运动”的著作有关。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三个“派别”，一是指“魏特林共产主义”，恩格斯认为，这一“派别”是“在它消亡以前或者在它的追随者转到我们方面以前一直是一个单独的派别”。魏特林共产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流行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理论，曾经是正义者同盟政治的和思想的纲领，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一派的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主张，很快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1846年5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为特林派别彻底决裂。恩格斯指出，“这是在文献中没有得到说明的一个阶段”。二是指“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派别”，也就是赫斯、格律恩以及其他许多美文学家。这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传播的一种反映小资产阶级的假想，它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崇拜所谓的“爱”和抽象的“人性”，对当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严重危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了深刻批判。三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派别”。〔50〕
在对这三个“派别”的研究中，恩格斯提出了事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两个开创性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对马克思思想的历史阐释中，凸显的是马克思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结合的历史真实，形成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开创性观点。
总体上看，家庭、宗族、社区、政府等均为农村养老提供了资源供给，而家庭是主要的供给者，政府一直都充当着有限养老供给的角色。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供给者，不能只满足农村地区最低限度要求，而是要成为主要供给者，为农村养老提高充分的制度支持与资源支撑。
在《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中，恩格斯对第一国际创立时马克思是如何对待当时实际存在的工人运动“派别”的问题作了说明。恩格斯提到，“马克思这样起草了章程以及它的原则性的绪论部分，以致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能在这个范围内一致地合作共事；这种联合的内部一致直到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从出现时起就企图瓦解任何工人运动——出现以前，从未受到破坏。当然，协会的力量是以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渴望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事实为基础的；总委员会除了道义手段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手段，它甚至连经费也没有：总委员会并没有所谓的‘国际的百万财产’，它所有的大都只是债务。用这样少量的钱做这样多的事情，大概是史无前例的。”〔51〕
二是恩格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外部历史”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就如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和同盟的历史》的样式，多从公开的事件、会议和著作等“外部”形式上做出的历史研究。可以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这种“外部历史”研究相对应，也存在着“内部历史”研究的问题。恩格斯没有提出“内部历史”研究的概念，但还是实际地指出了“内部历史”研究的基本内涵。这就是恩格斯在对三种“流派”论述中强调的：要“利用马克思和我的一些旧文稿”，即如当时还没有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一些手稿；甚至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自身，“它的发展进程也只能根据旧文稿去研究”；同时，“不能避开不谈某些内幕”，如在“赫斯同我们之间疏远的情况”，而这些“要简单地、用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还需要“重新翻阅整个故纸堆”〔52〕。与“外部历史”相对应，“内部历史”更注重没有公开发表的文本、文稿、书信的研究以及各种思想碰撞、交锋过程的研究等等。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作的“内部历史”的研究，集中体现于恩格斯在1891年公开发表15年前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上。
恩格斯在对马克思思想过程和革命实践结合问题的阐释中，突出了“外部历史”和“内部历史”及其关系的问题，无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视野，也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创新的研究。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的研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多以“外部历史”为主，从公开的事件、会议和著作等“外部”形式上作出的思想历史的研究：20世纪后半期，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的手稿、笔记和书信等各种文本的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部历史”的研究得到更多的重视，出现了以“内部历史”研究挤压“外部历史”研究、甚至排挤和抹杀“外部历史”研究的学术倾向。对“文本”的孤立的、近乎于“考据学”的研究，已经脱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从事的革命实践和“外部”的阶级斗争和理论论争，也已经偏离了恩格斯晚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学理依循和学术遵循。
注释：
〔1〕顾海良：《“重读”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思想资源和学理依循——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创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1期。
〔2〕〔31〕〔32〕〔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21、5、356、44页。
〔3〕〔8〕〔9〕〔10〕〔11〕〔12〕〔13〕〔14〕〔15〕〔33〕〔34〕〔35〕〔36〕〔37〕〔38〕〔39〕〔40〕〔41〕〔42〕〔43〕〔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6，7、12，12，3，4，4，4、5，5-6，7、10，232，232，232，232-233，233，233，234-335，235-236，236，237，226，237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6页。
〔5〕〔英〕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7〕〔16〕〔22〕〔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525、509、646页。
〔17〕〔18〕〔19〕〔20〕〔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2，453，455、456，456，457、460、46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24〕〔25〕〔26〕〔27〕〔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00、393、398、400、399页。
〔28〕〔29〕〔30〕〔48〕〔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7、427、427-428、12、70-71页。
〔45〕〔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9-350页。
〔50〕〔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09-110、109-110页。
作者简介： 顾海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4.001
〔责任编辑：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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