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语文教学的文化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教学论文,视角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语文教学的文化视角呢？通俗地说，就是要将语文课的功能，当作一种精神文化教育来对待。这个平常的道理对语文教学真的那么重要吗？现在让我们通过朱自清先生的两篇散文来体会体会。
过去我们总是将朱自清的《背影》当作一般叙事散文看，除了说它表现“父爱”外，也没看出它有多深的意思。但是季羡林先生不同，他认为《背影》的主旨，是表现中华民族人伦文化的美德——“孝道”的。他说，“要想真正理解这一篇文章的含义不能不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谈起”，“《背影》所表现的就是三纲之一的父子这一纲的真精神。中国一向主张父慈子孝。在社会上孝是一种美德”。①季先生不愧为大师，他读出了《背影》的真精神，中华文化的真精神。季先生采用的就是“文化视角”。他让我们恍然大悟：不错，从“背影”二字的暗示里，就说明作者并不希望我们就文本解文本。文本之中虽然描写的是“父慈”，但那是慈父在儿子心中留下的永不磨灭的记忆。这记忆将随着儿子对父亲那无微不至的、几近琐细的爱的理解，化为感动、化为敬爱、化为崇高，成为一种“孝”的道德力量而播撒开来，去深深地熏染每个读者的心灵，润物无声地陶铸我们整个民族的灵魂。而且，这一切虽然也是作品意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已经是在情思汪洋的虚境里，已在文本之外了。此文的结构显然可分两层：文本之内写的是“父慈”，文本之外表达的是“子孝”。如果不从文化视角切入，我们对课文的理解只能处在一个比较浅表的层次上，那将是多么遗憾。
更重要的是，采用文化视角看《背影》，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意蕴的理解，而且有利于我们对作品进行艺术质量的考察。《背影》虽然是一篇白话散文，但采用的艺术手法却仍然体现着我们民族古老的审美理想。这里仅讲两点：
其一是含蓄。虽然恩格斯也说过，对于艺术来说，愈含蓄愈好，但是中国人理解的艺术含蓄，是十分严苛的。如语言的表述是不好直说的，而是要“高不言高，意中含其高”，“远不言远，意中含其远”②。《背影》的文本之中，无一字说“父慈”，但通篇处处都在说“父慈”，这是第一层含蓄，用司空图的话来说，就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但这还不是含蓄的最高境界。含蓄的最高境界乃是刘勰说的“文外之重旨”，即皎然说的“文外之旨”。《背影》表现的“孝道”，并不在文本之内，而是在文本之外，文本之内表现的是“父慈”，文本之外表现的是“子孝”，它体现了作者对“文外之旨”这种“诗道之极”③的追求。这种“旨微于言象之外”（宗炳语）的艺术境界，是艺术含蓄的更高层次。
其二是朴素。庄子曾说，“朴素，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这是我们民族的审美理想。所谓“朴素”，是指一种平淡、自然和本色的美学风格。宋代人将这种风格称为“平淡”。梅尧臣诗云：“作诗无今古，唯造平淡难。”“平淡”怎么会是“难”的呢？因为这种平淡“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苏轼语），这是艺术辩证法的高境界。《背影》的“朴素”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语言的朴素本色，自然、平淡、朴素，无一字有斧凿痕；二是叙事状物的朴实无华，点点滴滴，平平常常，真真切切，无一丝造作感，却蕴含了浓郁的父爱和崇高的子孝。借用黄庭坚的话说，就是能于“平淡”中见出“山高水深”，这在艺术上是很难企及的“大巧”和“佳作”。④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背影》是大巧、是佳作，那么，它与《荷塘月色》比，又如何呢？这也可以用苏轼的话去体会。苏轼在《与侄书》中有云：“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这是苏轼的体会，也是艺术的规律。从“五色绚烂”到平淡朴素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荷塘月色》充满着青春气息，是“五色绚烂”的美；《背影》的平淡朴素，是“渐老渐熟”的美，“绚烂之极”的表现。因此，即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背影》也达到了一个更难企及的境界。
看来，如果没有文化视角的帮助，《背影》的“文外之旨”的意蕴层次便很难被发现。不仅无法穷尽这篇散文的意蕴，而且它那高超的艺术也将被埋没，说它含蓄，说它平淡之中能见出山高水深，都将失去根据。这样，文化视角对于语文教学来讲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那么，文化视角对于语文真的那么重要吗？《背影》是否仅是一个偶然的例证？为了打消这样的疑虑，我们再举一例。一部《水浒传》，让古今许多文人闹不明白。结果出现了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事，把个一百二十回的本子，仅仅保留了前七十回：这位明末清初的“才子”，就凭他对梁山草寇的仇视，说宋江等人不配被“招安”，为《水浒》另造了一个七十回的版本。结果，却成了一件似乎谁也说不清的历史公案：两种版本的《水浒》同时流行到现在。若问到底哪个版本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更具有思想价值、艺术价值？更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若不以文化视角看《水浒》，那就难得其解了。宋代以成熟的儒家文化治天下，这个文化已经高度严密化、网络化和逻辑化了。而“忠义”二字恰好呈纵横之势构成了这个文化网络的“核心”和“骨架”，那个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一般都在这个官方文化网络的历史语境中生活，因此也只能靠这个文化网络和文化逻辑认识生活和评价生活。这就是产生宋江这种人的历史语境。而宋代的这套文化逻辑也在《水浒》成书的明代嘉靖、万历时代延续着。作者施耐庵也是这种历史文化语境造就的明代下层文人，对农民起义充满了人道的同情，但却按宋代官方文化逻辑竭力说明，以宋江为首的造反者，都是忠于大宋的良民。他们之所以啸聚山林，是不得已而为之，都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小说前七十回，他以浓墨重彩歌颂了各路英雄，表现了他对人民的热爱。小说后半，完全按宋江提出的争取皇帝招安的路线发展，意在说明宋江和众英雄本是忠于皇帝的臣民，为了洗去造反和盗寇的罪名，宋江带领大家去打方腊，一个接一个战死疆场，成了以死尽忠靖节的大宋忠臣。最后，面对皇帝送来的毒酒，宋江不仅自己喝，而且拉着莽撞的李逵一起喝，意在以死明节。因此，对于《水浒传》的作者来说，前半部是歌颂英雄，后半部的招安和惨死也是在歌颂英雄，证明他们一个个都是义薄云天的大宋忠臣。古今只有李贽最懂作者的用心，将《水浒传》命名为“忠义水浒传”，并不认为此书前后有什么矛盾。
但是，如果不从宋代的历史文化语境看问题，即不从文化视角看《水浒》，那就要影响对《水浒传》的理解了。如果仅以阶级斗争的政治标准看《水浒》，那就只能肯定它“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部分，与金圣叹的思路一样。如果从文化视角看水浒，那么，《水浒传》的客观价值和悲剧意义就不同凡响了。按一般的道理，上了梁山的英雄好汉已经是挣断枷锁的奴隶，他们完全可以走古今农民造反者的共同道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但是，梁山好汉却没有走上这条路，而是走上了一条自己挑选的招安和死亡的路。是什么东西使他们选择了这样的归宿呢？是宋代的官方文化，它是一种绵密如网的文化枷锁。宋江原为刀笔小吏，粗通诗书，是一名宋代官方文化熏育出来的下层知识分子，与那些扯旗造反的草莽英雄比，他的身上又多了一道绳索，即官方长期灌输的文化逻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入草为寇，这是比女人失节更为严重的不忠不义的行为，这是以忠义为本的宋江死也不愿意走的路，但是他却身不由己地陷入此境。于是。他选择了争取招安的路，无论如何也要为自己和弟兄们洗刷掉盗寇和谋反的罪名，将他们带上光明大道，其实，这却是一条实实在在的死亡之路。水泊梁山众英雄的悲剧命运告诉后人：打碎束缚奴隶精神上的枷锁，远比打碎束缚奴隶肉体上的枷锁更重要。《水浒传》中包含的这个朴素的真理可以照彻千古。而对于《水浒传》版本来说，客观地显示出梁山好汉悲剧命运的根源，远比揭示其“官逼民反”的主题更重要。一百二十回本，将造成梁山好汉悲剧命运的根源显示得明明白白，是一本具有悲剧美的小说；而七十回本，只反映了一个“官逼民反”的主题。前者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教育意义，而后者却将一个具有悲剧美的厚重小说浅薄化了。看来，只有采用文化视角，才能读出《水浒传》的厚重与深意。
或许有人仍有疑问：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难道将《水浒》理解为“逼上梁山”的政治视角，不是文化？——是的，是文化，但却不是作者文化思考的焦点。所以，还不是充分的文化诗学批评。我所说的文化视角，是一种由作家的“文化焦虑”所形成的视角，比如鲁迅所关心的辛亥革命前后的国民性问题，施耐庵所关心的怎样在宋代文化逻辑中替梁山好汉平反和替他们辩护的问题，都是作家的文化焦虑。每篇文章、每个文学作品的故事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换句话说，它们都应是作者文化焦虑的体现。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使努力破解作者文化焦虑的批评成为可能。这样，以文化视角讲解语文课，也就不难做到了。
注释：
①季羡林：《读朱自清的“背影”》，《季羡林散文全编》（三），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85页。
②（唐）桂林诗僧淳：《诗评》中有云：“夫缘情蓄意，诗之要旨也。一曰：高不言高，意中含其高；二曰：远不言远，意中含其远；三曰：闲不言闲，意中含其闲；四曰：静不言静，意中含其静。”见宋人蔡傅编《吟窗杂录》（上），清人陈应行辑录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25页。
③（唐）皎然《诗式》，其云：“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谢灵运），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覩文字，该诗道之极也”。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页。
④（宋）黄庭坚有云：“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