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际形势论文,和平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完稿日期〕2006年3月16日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06)3期0005—06
近一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美国全球扩张势头受挫，多极化在曲折中前进
美借推行“民主”、“自由”进行全球扩张的势头今年明显受挫。美在伊拉克欲罢不能；在中亚影响出现逆转；韩、澳等亚太盟国独立意识增强；美国内反战情绪上升。美霸气有所收敛，注意加强与盟国协调，寻求大国合作。尽管基本战略未变，但美对外政策日趋务实。受其影响，主要大国关系合作面相对上升，但竞争面也在发展。美欧在反恐、防扩散等问题上的协调加强；欧俄合作机制化建设深化；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中俄、中欧关系继续深化和充实；但美俄竞争加剧；美对华防范和接触同时都在加强。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围绕国际秩序和地缘战略态势等问题展开的角逐继续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前进。
(二)多数地区“热点”问题有所缓和，但中东形势依然严峻
一年来，多数地区“热点”继续保持相对缓和的势头。非洲总体形势趋稳；南亚局势继续保持缓和；朝核问题出现积极变化；“颜色革命”余波在独联体地区逐渐平息。但中东地区依然紧张动荡：巴以和平进程陷入停滞；伊拉克安全形势继续恶化，重建工作困难重重；伊朗核问题陷入僵局；美国加大对叙利亚的压力，叙利亚与黎巴嫩关系复杂化。中东地区持续动荡及其对周边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仍是当前国际形势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三)世界经济发展失衡问题及全球化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凸显
世界经济虽然继续保持增长，但受到高油价、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冲击。全球贸易失衡加剧，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美欧等国对新兴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全球化的一些负面影响进一步显现，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边缘化程度加剧，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激化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种族矛盾。欧盟遭受宪政危机，一体化进程受阻；法国爆发大规模骚乱，并波及比利时、德国等国，促使欧洲有关国家开始对其经济、社会政策、治理模式进行反思。这些将对欧盟内外政策产生深刻影响。
(四)非传统安全问题严峻，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成为各国共识
非传统安全问题在2005年比较突出。印度洋海啸、卡特里娜飓风、南亚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给受灾国家和地区造成严重损失，连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也未能幸免；禽流感在全球多个国家爆发，其他流行性疾病继续肆虐。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些问题，围绕抗灾救灾展开的政治和外交活动空前活跃。与此同时，国际恐怖主义出现强力反弹，恐怖袭击的对象增多。英国、印尼、俄罗斯、印度、约旦、埃及等国相继遭受恐怖袭击，澳大利亚挫败了恐怖分子的袭击计划。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的严峻问题使国际社会进一步意识到，加强国际合作是有效应对的惟一途径。
(五)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国际影响和地位提高，成为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包括非盟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组织和集团联合自强、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进一步增强，积极参与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在世界各种力量围绕联合国改革展开的激烈政治较量中，非盟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令人刮目相看。世界西方大国纷纷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发展中大国和集团的兴起，正在改变国际力量对比，冲击国际利益格局和国际秩序。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和平发展事业面对的外部环境机遇与挑战并存。尽管机遇是主要的，但挑战也是严峻的。
从有利的方面看，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贡献在国际上受到高度赞赏，国际空间不断扩大；除中日关系外，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趋向稳定，并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深化。周边形势继续向相对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作用上升，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推动地区合作过程中，中国继续有所作为，区域合作东西两翼齐飞，南亚联盟新近宣布接纳中国为观察员。中国参与的有关周边区域合作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总体看，在亚太战略格局的调整过程中，中国处于相对有利和比较主动的位置。
与此同时，中国外部环境面临的不利因素也在发展。第一，美国对中国保持的战略压力有增无减。美战略重点虽仍在中东，但并未因此放松对中国的防范和牵制。相反，美国对中国的关注一直在上升，一方面称中国为“利益相关者”，要求中国与其加强合作，“分担”国际责任，同时又拉拢印度，扶植日本，同欧盟加强对华政策协调，加快调整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从战略布局上加大对中国的防范力度，并继续利用贸易、人权、民主等问题向中国施压，欲按其规则和理念“塑造”或“规范”中国的行为。
第二，日本保守势力上升，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日本国内政治严重右倾，企图通过否定侵略历史，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成为真正的政治军事大国，保守主义正成为日本当前政治的主流，短期内难以改变。日本借重美国，插手台湾问题，阻挠中国发展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中日关系可能会继续下滑。日本对外政策调整趋势已对地区稳定、东亚国际秩序和中国国家安全构成隐患。
第三，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更趋复杂。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交往增多，我国国际利益的扩展也使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经贸摩擦上升。国际上对中国的发展，羡慕、嫉妒、惶恐等复杂心态兼而有之。“中国威胁论”不仅在周边和美欧有市场，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反映。我国经济发展对外依赖性出现的“三高”(市场、能源和原材料)现象，是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模式及生活方式也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
总的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世界和地区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很多。这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挑战也在不断变化。应对这些挑战，当前比较迫切的是要解决好以下几类问题：一是克服大国关系和周边环境中的制约因素。世界上许多大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存有戒心，并常以各种方式干扰、迟滞中国的发展。这方面的主要问题目前来自美国因素和日本因素。二是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意义。可持续发展问题一般被人们作为一个国内发展和增长方式问题来看待，但随着中国经济对世界市场、世界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这个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三是促进软硬国力协调发展，认真思考我们在软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更多的精神和智力支持。
中美关系是影响中国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最关键的因素。
最近一、两年来，随着中美互动关系中一些基本因素的作用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这些变化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方面：其一，随着中国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的持续上升，中美关系的合作基础和发展潜力与日俱增，而与此同时，双方交往深化过程中出现的摩擦面也有一定程度的扩大，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因素在两国合作与摩擦中都已成为一个战略层次的因素。
接下来，就中国的国际定位来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正处在新一轮的辩论和变化过程中。美国务实派趋于把中国看作美国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强调以相对务实和平和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而美国国内的一些保守人士则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日益显露的重大威胁，呼吁尽早把中国作为挑战加以遏止。这两种看法既有差异，也反映出一定的共识：一是把中国的发展作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加以对待；二是认为美国应更加重视中国，不论是从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三是都把规范中国的行为，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作为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
中美关系还有一个变化，即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出现弱化趋势。台湾问题向来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台独”势力也极力利用这一点做文章，近年来不断在台海形势上制造危机，在中美之间挑起事端。然而，物极必反，“台独”势力的嚣张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世人对“台独”危害的认识，不但促使中国大陆颁布《反分裂国家法》，增强同“台独”势力斗争中的主动权，也迫使美国以特定方式加强控制“台独”势力的影响。因此，尽管“台独”势力仍在两岸关系上不断发起新的挑衅，但与过去相比，台湾问题的可控性相对加大，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出现被边缘化的迹象。
最后，在一定意义上，日本因素正像台湾问题一样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持续存在的干扰因素。这反映了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新特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因素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更多扮演的是一个积极角色，在中美之间发挥某种桥梁作用。九十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作用发生逆转，由积极日益转向消极，甚至有可能将中美拖入双方均不愿看到的正面冲突。这是中美关系当前出现的又一新问题，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加以认真对待。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美关系再次进入一个可塑性很强的调整期。鉴于中美双方日益扩大的合作基础，加上双方主流意见都相对比较理性，且充分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大意义，中美双方有条件、有能力通过加强沟通和相互理解，促进双边关系在更高层次的交往与合作中向稳定、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日关系是中国改善大国关系和营造良好周边环境过程中面对的一个突出和复杂的问题。
中日关系目前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政冷经热”常态化，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中日关系当前的政治僵局，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受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地位下滑，国民情绪失落感加重。受此影响，日本对外政策渐趋保守和右倾。进入二十一世纪，在中国迅速发展，美国加大对日本的扶持力度，东亚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加速调整的大背景下，日本对外政策进入一个“躁动期”，右倾趋势开始由量变转向质变，其特点体现在日本右翼政治家反复玩弄的三张连环牌上：一是美国牌，利用美国对美日同盟的倚重，傍美自大，再次奉行“脱亚入美”政策；二是中国牌，一再炮制“中国威胁论”，为日本摆脱“和平宪法”制约，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寻找借口；三是历史牌。日本领导人一再指责中国拿历史问题压日本、做文章，实在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玩弄历史牌的不是中国、韩国等国家，而是日本领导人自己。日本政治领袖一再坚持参拜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其动机不只出于所谓“个人内心世界的问题”，而主要出于一箭双雕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利用历史问题在日本国内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日本对外政策右倾化加固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以历史问题刺激中国等邻国，在中日两国间挑起民族情绪对立，扩大“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市场，反过来进一步利用日本国内“民意”强化对外政策的右倾化趋势。
日本对外政策右倾化，对地区形势和中国周边环境产生的危害性是显著的。一是直接冲击东亚国际秩序的政治基础。脱胎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战后国际秩序和东亚地区秩序有一个基本特点，即从国际行为规范和国际道义准则上明确界定了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限。对那场战争的态度，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到对正义与邪恶持什么样的基本态度，关系到未来东亚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是一个现实意义十分重大的国际道义问题，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根本性、普世性和恒久性的大问题。人类在这个问题上所应具有的良知，绝不能与所谓对侵略战争中的“为国捐躯者”的自我悲情混为一谈，更不是靠煽动这种悲情就可以回避和抹煞的。二是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本领导人近来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的态度，都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对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十分有害。三是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政界近来一些不负责任的做法和极端言论显示，为借美国之手加大对中国发展的遏制，日本某些人士有将美国拖入中日冲突，挑起中美对抗的意图。这种用心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中美两国来说，都颇为险恶。
不过，日本右倾势力在对外政策上的做法，在实践中面临若干难以逾越的障碍和制约。首先是在历史问题上面临欲为所不能为的悖论。不论怎样狡辩，侵略、屠杀既抹煞不了，更无法加以合理化。有组织地屠杀无辜平民，无论是30万人，还是10万人、3万人、3千人，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极大的犯罪。日本玩弄数字游戏没有意义，核心问题是最重要的人权(生命权)遭到了最严重的践踏。二是美国牌打出的悖论。美国提升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作用，是要牵着日本的鼻子走，而不会让日本牵着美国走。再有就是日本周边环境的制约。东亚已不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种政治秩序，也不是六、七十年代雁型模式代表的那种经济秩序。日本在这个地区要想继续发展、不被孤立和发挥影响，除了同中国、韩国、东盟等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除了以平等而不是高人一等的身份参与多边区域合作，别无选择。日美关系替代不了这一切。
鉴于以上新形势，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也应考虑新的思路。一是正视现实，即中日在七、八十年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所反映的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日关系是否良好、正常，要用新的标准，而不能再用那个时期的标准和尺度去度量。未来发展中日关系，应把要考虑的基本因素放在国家利益、国际行为规范和道义准则三个基本方面，既不委曲求全，也不以偏概全，该讲的原则要理直气壮地讲，该加强的合作要争取继续扩大和深化。二是冷静看待中日两国在国际和本地区的地位变化趋势。日本在过去一个世纪在东亚的优势地位，是以中国的积贫积弱为前提的，但从历史的长远发展看，这种状况并无代表意义和可持续性。以中国的个头、规模和底蕴，只要中国将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日本在本地区的影响就必然发生变化，中国无须与日本在本地区一争高低。因此，中国越是发展，就越应注意以平等之心对待日本和其他周边国家，这对中日从长远发展正常关系至关重要。当然，如果日本不能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或冷战思维影响，无法从失去“领导地位”的失落感中解脱出来，则未来中日关系偏离正轨的责任只能由日本承担。三是在中美关系中要把日本因素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共同对待，促使美国更加平衡、谨慎、负责地处理中美日三角关系。
可持续发展对中国和平发展有重大战略意义。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对中国国内发展是一个战略性问题，而且对于中国的对外关系，也日益成为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能走多远。
首先，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与走和平发展之路，都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无二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如果离开了科学发展观，离开了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就将越走越窄，就将失去保障。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人与自然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与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或不协调等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在发展过程中更是难免出现这些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既然不能向外转嫁，就只能内部消化。要自我消化这些矛盾和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科学发展观出发，把可持续发展问题，建设和谐社会问题，提高到内政外交的战略层面加以对待，有意识地、主动地防范和化解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问题，把有关矛盾降到最低限度，而不能等各种矛盾激化之后再去被动应对，否则天下就会大乱。因此，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就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必须构建和谐社会。这既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外部环境所决定的。在当今世界，中国不但不可能走欧美日走过的对外侵略、扩张老路去发展自己，而且还要防止别人干扰和破坏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对中国的发展、强盛感到不舒服，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要阻挠、干扰中国的发展。中国有些学者提醒得好，中国的发展越是以破坏环境、破坏和谐、拉大社会差距为代价，人家就越有理由来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复兴。要减少外来干扰和破坏，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就必须倍加注意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通过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来开辟一条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有其必然性，而且有其可行性。首先是中国的传统价值、道义取向和社会制度使然。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把“天下为公”作为治世的最高理想。这些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价值观早已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当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则进一步为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提供了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并相继产生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共同富裕”、“和谐世界”等影响我们几代人的充满人文关怀的理念。中国的各种民间组织，如工、青、妇、学组织，居委会，业主大会，协会，等等，则为人文关怀的传递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渠道和手段。其次是当今科技革命使然。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为中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九十年初，西方某些学者曾预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发生粮食危机。结果，在中国科学家在农业科技方面的突破面前，看来这种预言是失灵了。现在又有人扬言中国的发展将使世界能源状况如何如何，但通过推进节能和替代能源技术的运用和市场化，加上改进生产和生活方式，大概这类预言还是注定要落空的。最后是政策导向使然。中国政府现在提出建立创新社会，提倡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通过鼓励创新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有了政策保障。
2005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又跃上新台阶，升至第四位，这既是振奋人心的好事，也使中国增长方式中的许多问题、中国与外部世界利益关系中的某些矛盾被进一步放大。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突出。这对搞好中国的对外关系带来许多启示，其中最为紧要的也许是，良好的外部环境，不仅取决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安全问题，而且还应更多地涵盖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有关的因素。而这需要从更深的层次思考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需要更加重视软硬国力的协调发展。
当前，软国力建设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意义更加突出。
软国力反映国家的社会凝聚力、社会管理水平和组织能力，反映对国内国际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认知、分析能力，反映本国的发展经验、文化传承、价值观念等民族特性在世界的吸引力和魅力，也反映本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交往与感召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在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中国的软国力同硬国力一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外交往的扩大和深入，文化、教育、体育事业的成就，等等，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中国的软国力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在许多方面还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还同国家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不相适应。这些问题近年来变得更加突出、更加紧迫了，因为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第三贸易大国、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同时，不仅需要应对和解决的新问题越来越多了，而且世界向中国提出的问题也更多了、更深了，涉及中国的体制和发展模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有的效果比较好，有的效果就不太好。这种状况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有不利影响，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也会形成制约。
中国在软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而论之，首先当然要从软硬国力相辅相成的关系去寻找答案。中国对软国力建设的总体投入还比较有限，分配也不太平衡、不尽合理。这既反映出中国的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也说明在认识、体制和政策上还存在一定问题。经济投入和硬国力的支持作用，并不能解释全部问题。在许多投入相对比较到位的领域，软国力产出的效果并非总是令人满意的。这就需要从软国力形成的内在规律去寻找原因了。在这方面，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理论跟不上实践，恐怕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对内政外交出现的各种挑战和问题在政策实践层面的回应，总体效果是比较好的，但在理论和学术层面提供的支持，往往并不尽如人意。这一点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问题比较突出。对于许多已在或者正在政策上付诸实践的事情，研究机构才刚刚当成政策建议提出来，甚至连政策建议都还没有想好，是常有之事。而当需要把政策实践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在理论上总结、升华、提炼时，有关研究也常常满足不了需要，往往浅尝而止。理论脱离、滞后于实践，还常常体现在知识界、学术界、理论界存在的“失语”现象上。在讨论国际国内问题时，要么简单复述经常听到的一些套话，要么把舶来的概念、思路和逻辑不加鉴别地套用，让人听了一头雾水。
理论与实践脱节，与实践不相适应，是中国增强软国力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知识界、理论界负有特殊的责任。解决问题的途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看理论分析的步伐是否能跟上实践的步伐，二是看理论分析的工具是否正确。前者是个功夫问题，通过加强努力就比较容易解决；后者是个方法问题，解决起来需要多一些深层思考。就国际问题研究来说，现在经常使用的一些分析方法、分析工具和看问题的思路，看来是有些问题的。
比如，中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巨大进步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但当西方拿人权来压中国时，中国专家、学者的反应，无论在事实依据上还是在学理分析上，力度常常显得不够。究其原因，恐怕是由于有关专家、学者从人权概念开始就跟着人家走，表述意见时也就会在有意无意之间顺着人家的思路和逻辑展开。中华文明从上古开始，就十分注重人文关怀。当今中国的人文关怀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的许多方式，与西方的那套概念和逻辑本来就不是能够一一对应的。为何不能用中国人自己的概念去表述自己的人权观，去同人家对话。西方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内的一些学者也跟着人家大谈特谈三权制衡的政体如何重要，殊不知这种政体在中国明代就已臻于完备，并为英国等西方国家近代政体所借鉴，但这并不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关键问题。讨论全球化，也往往也跟着西方的思路走，举一堆国际贸易、金融、投资方面的数据来证明当前全球化水平如何高，国家主权的意义如何下降，非法移民问题如何严重，但就不想一想，为什么发达国家在谈全球化时偏偏要把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人力因素—忽略掉？最重要的经济要素都不能自由流动，全球化中的问题还不大吗，国家主权的意义还小吗？
理论要跟上实践，恐怕还是要解决一个中国特色问题才行。中国的政治家在这方面比学者做得好。“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三大法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这些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经验和理念，没有一条是舶来品，在语言、概念和思维方式上都体现了浓厚的中国特色，通俗易懂，一点也不高深，但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却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这对于中国加强软国力建设，不能不说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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