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西行成功原因探析
许 东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 要： 1220年七十三岁的丘处机历时三年，行程万余里，横跨数国，西行觐见成吉思汗，获得诸多特权，使全真道在元初达到了鼎盛。丘处机西行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宗教发展与政治需求的利益双赢是西行成功的前提；(二)文化上的求同存异与优势互补是西行成功的基础；(三)止杀的劝说与厌杀心态的契合是西行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 丘处机；西行；成吉思汗；全真道
丘处机是金元之际著名的宗教领袖和杰出的思想家，1148年生于山东栖霞，“幼稚抛家，孤贫乐道”[1]，二十岁拜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为师，后随师在山东、河南等地修道传教。王重阳仙逝之后，丘处机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一起扶灵西行至陕西终南山归葬先师，后“西留关中十五余年”[2]，隐居磻溪、龙门潜心修道，渐具盛名，受到金世宗的召见。1203年起，丘处机出任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执掌全真道二十四年，直至去世。在其人生经历中，堪称传奇的是在1220年到1223年，年逾七十的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的邀请，携弟子十八人由山东莱州大基山昊天观出发，过燕京而北上，途经今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国，行程万余里，来到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蒙古军大营，觐见成吉思汗，为其讲道，获得总领道教、赦免赋税兵役等诸多特权，使全真道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迅速发展。丘处机西行是历史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探究其成功原因，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历史性启示和跨时代借鉴价值。
一、宗教发展与政治需求的利益双赢是西行成功的前提
丘处机所在的全真道早期发展阶段，正处于蒙、金、宋等各方政权征伐混战的动荡时期。为了维系全真道的生存与发展，丘处机应时而变、应需而革，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不同的政治抉择，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实现了政与教的互动、互利、互赢。
金世宗大定年间，丘处机“住磻溪、龙门十有三年。真积力久，学道乃成”[3]，受到金世宗的召见，给予其“俾掌敕牒，主观事，度门众为道士，玄风大振，祖缘聿兴”、”御赐冠巾衫系”、“见于寿安宫、长松岛，讲论至道，圣情大悦”、“敕修宫庵”、“敕就王府浮玉亭演道”[4]等诸多特权与嘉赏。京兆统军、大大王、六大王、元妃等金廷王公贵胄纷纷追随丘处机信仰全真道。金统治阶层的认可为全真道的生存发展找到了合法性依据，为全真道的传道布教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信仰空间，“一时庆会大开，门户倚燕山。海上三州一变，陕右群魔俱丧，高会列仙班。仙道永无碍，斋醮任循环”[5]。政权的庇佑带来了全真道发展的红利，而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控制民众、维护政权稳定的隐形的社会管理功能被统治者所重视和利用。1214年，山东登州、宁海州发生叛乱，“驸马都尉仆散公将兵讨之，时登及宁海未服，公请师抚谕，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6]。丘处机依靠宗教领袖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协助金廷平定山东叛乱，表现出教为政服务的指向，是政教相互融合、互利共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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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对“长生天”的内涵解析是在迎合蒙古大汗“得道成仙，长生久视”的现实需求基础上，对全真道“行善进道，则升天为之仙”[18]思想的发散演绎，以不同文化间理论化的共通实现文化的共融，在蒙古统治政权的视野中为中原文明的存在找到了合法性、根源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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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丘处机“一言止杀”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源于成吉思汗个人心态上的主观转变，丘处机通过偶然事件的伦理说教和成吉思汗身边王公大臣的道德劝说加速了这种心态转变的进程。久征惯战的成吉思汗，在丘处机西行论道之时，已是年逾六十的老翁，壮年时期骁勇好战、嗜杀成性的心态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喜闻养生之道，乐听信好生之杀之劝”。[26]当成吉思汗东山狩猎，出现“射一大豕，马踣失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进马，遂罢猎”的怪事之时，丘处机解释说：“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护之也”。[27]成吉思汗在现实中受到的直观冲击使其心态随之发生了变化，“自后两月不出猎”[28]这种下意识的教徒式信仰实践正是对“好生”、“止杀”理念的主观认可。
历史证明，丘处机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对全真道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使得全真道在战火纷争、政权更迭频繁的社会环境中依然保持着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并在金元之际发展到顶峰。
二、文化上的求同存异与优势互补是西行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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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已近杖乡之年的成吉思汗在阔别家乡远征中亚过程中，因年事已高加之征战多年，寻求长生不老之方、实现千秋万代的不朽功业成为其人生的终极诉求，臣下也多次向他进献延年益寿之方，如特使刘仲禄就因常常奉献医药而被成吉思汗所赏识。[19]全真道“全真而仙”的宗教教义正满足了成吉思汗长生久视的需求，加之“邱公行年三百余岁”[20]的传闻，强化了成吉思汗这种需求的紧迫性。在与成吉思汗的三次雪山论道中，丘处机传授“陛下修行之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陛下春秋已入上寿之期，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寿”[21]修身养命之说，为成吉思汗提供修身养命之方、治国保民之术。同时，丘处机以金世宗为例进行历史性的模拟论证，强调其修养学说的现实效果，“昔金国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过节，不胜衰惫，每朝会，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亦尝请余问修真之道，余如前说。自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升遐”。[22]理论化解释加之历史事实的阐述，增强了丘处机修养理论的可信度、说服力和影响力，成吉思汗最终心悦诚服，“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23]
随着蒙古、金、南宋之间的战事不断推进，三家对于丘处机这一宗教领袖的拉拢和争夺愈发激烈。《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记载：“宋使洎金使持诏来宣。同日，北方大蒙古亦使便宜刘仲禄来宣。人皆以为师当南行，盖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则杀戮大过，况语言不通。而我师不言，但选门人之可与共行者，得一十八人，同宣差刘仲禄西行。”[7]丘处机却宣金宋、选择蒙古的政治抉择多少让人意外，对于其中的缘由，王恽《大元故清和妙道广化真人玄门掌教大宗师尹公道行碑铭》提出：“大元己卯岁，太祖圣武皇帝遣便宜刘仲禄起长春于宁海之昆嵛山，闻师为其上足，假道于潍以见之，遂同宣诏旨。先是金宋交聘，公坚卧不起，至是师请曰：道其将行，开化度人，今其时矣！长春为首肯，决意北觐。”[8]以上说明，正是因为尹志平提醒丘处机西行面见成吉思汗有利于“开化度人”，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得出“今其时矣”，即有利于全真道长远发展的判断，所以丘处机才欣然答应了成吉思汗的召请。另外，商挺《大都清逸观碑》也云：“及南归至盖里泊，夜宣教语，谓众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9]丘处机充分地认识到大力弘扬全真道的机会到了，所以在东归途经盖里泊时要求弟子们要抓住机遇，以立观度人作为第一要务。这说明丘处机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所担负的弘扬全真道的重任，其欣然答应西行面见成吉思汗，也有依靠蒙古力量来弘扬全真道的考虑。
首先，天在蒙古族萨满教信仰中是诸神中之第一位神，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诸部之后曾说：“赖长生天之力，得天地之赞助，而匡普天下之百姓，俾人我一统之制矣。”[16]以“天”作为具有惩善罚恶功能的终极主宰，将自己的胜利归于天神的佑护，将敌人的失败也解释成“天不佑护”。丘处机顺应蒙古人“敬天”的传统，对于蒙古人信仰的“长生天”的内涵进行了理论加工，“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残去暴，为元元父母，恭行天罚，如代大匠斲，克艰克难，功成限毕，即升天复位”。[17]丘处机将成吉思汗称为“天人”，认为其是“长生天”意志的代表者，奉天承运，代天行罚，将蒙古大军征战多年、杀戮无数的行为称为是在成吉思汗“皇天眷命”带领下“除残去暴”、“恭行天罚”的正义之举。不仅如此，成吉思汗在世之时是天在人间的代表，其死后还可以”升天复位”，回归天神的之列。
成吉思汗所统帅的蒙古大军常年生活在沙漠草原之中，游牧民族骁勇善战、耐受苦寒的品格，在开疆破土的征伐过程中表现出嗜杀成性、凶狠残暴的特点。蒙古铁骑所到之处，“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蒙鞑备录》)。金元之际，蒙古攻破燕京之后，金廷被迫南迁，成吉思汗等将领率领蒙古骑兵入居庸关，转战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北方百姓惨遭战火蹂躏，民不聊生。丘处机出于宗教家济世救人的使命感，不远万里西行觐见，寄希望于成吉思汗停战止杀，救民于水火之中。
帝问以震雷事，对曰：山野闻国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菌则禁其采，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上悦，曰：神仙是言，正和朕心。[24]
丘处机借“震雷”事件强调“以孝治天下”的必要性，极大地触动了成吉思汗，他不仅将丘处机所论的孝道之说“遍谕国人”，又召集王公大臣叮嘱“天俾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25]
山东、河北两地物阜人丰、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富集地，“四海之外，普天之下，所有国土，不啻亿兆，奇珍异宝，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经教，治国治身之术为之大备，屡有奇人成道升天耳。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蚕，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所以历代有国家者，唯争此地耳”。[12]丘处机西行觐见所经之地，多为“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结发异中州。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13]的蛮荒之所，“风俗之陋，最为汉族所鄙”。[14]在蒙古大军征伐过程中，蒙古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造成了巨大冲击，蒙古统治阶层甚至出现了”因汉人无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15]的倒退历史进化论。面对中原文明可能遭受到的毁灭性打击，丘处机以保全中原文明为出发点，以满足蒙古政权统治需求为落脚点，对中原文化进行倾向性、功能性、依附性的理论重构，寄以实现对中原文化的保全。
成吉思汗对“孝”的重新定位与深度认可，根源于蒙古政权拓荒阶段统治文化的缺陷，丘处机将“孝”定位为“奉天之道”的道德驱动，以孝道伦理的道德约束作用服务于集权统治的需要，发挥家国同构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功用，解决了成吉思汗政权统治的难题。
丘处机西行传道，表面上展现出政对教的妥协、教对政的渗透，本质上是教服务于政、教融合于政的自然发展。蒙古政权借助成熟完备的中原文化的因素，完成对臣民的道德教化与集权控制，是弥补蒙古统治阶层文化短板、实现蒙古政权良性维系的快捷方式。全真道在元代逐渐成为支撑蒙古政治统治理念、弥合族群文化隔阂的独立力量。这种变化是丘处机对于政教关系的重新审视和定位，是偶然性的社会环境下全真道的必然选择和终极出路，更是全真道应时而变、应需而革的改革派发展特性的目标性表达。
三、止杀的劝说与厌杀心态的契合是西行成功的关键
再次，在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国家管理体系中，“孝”被赋予调和家庭关系、稳定社会发展、强化集权统治的多重功效。元以前历代王朝对孝道大力提倡，但在蒙古政权统治时期，孝多被消解甚至抛弃，“鞑人贱老而喜壮”、(《蒙鞑备录》)“诸父母在，分财异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职”、“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元史》)。蒙古政权对于孝的观念和政策，在当时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忤逆父母、兄弟相残的情形多有发生。晚年的成吉思汗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上皇族内部争权夺位、骨肉纷争的血泪教训，对于以孝为核心建构起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理想社会管理状态心向往之。
对于成吉思汗而言，召见丘处机，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寻求长生久视之术，“渠谓邱公行年三百，有保养长生之秘术，乃奏举之”。[10]同时，借助丘处机作为宗教领袖的社会影响力服务于蒙古政权兼并战争和社会管理，满足了成吉思汗现实性的统治需求。在丘处机西行回程中，阿里鲜恳求与尹志平一同前往山东招谕，丘处机最终应允，“乃命清和同往，即付招谕书二副”。[11]
成吉思汗“止杀”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也受到身边大臣不断劝谏的影响。被誉为一代名相的耶律楚材曾借机对成吉思汗传达“好生恶杀”的观念，“甲申，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帝以问楚材，对曰：此瑞兽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师”(《元史》)。角端是传说中能讲人话的动物，当属无稽之谈，耶律楚材不过是借题发挥，以劝诫成吉思汗罢兵息战，而后者言听计从，说明耶律楚材论说的内容契合了成吉思汗罢兵止杀的主观意愿。
（1）研制PC构件生产线用摆模机器人及其配套模具，摆模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在 PC构件生产制造行业的应用，包括机械结构、传动系统和控制系统三大部分。应保证其具有良好的控制精度，摆模精度在±2mm之内，具有高度开放、兼容和易移植的控制系统及高效便捷的人机互动界面。配合专用模具，自动化实现 PC生产线模具放置、固定、拆卸和回收等工作。
在成吉思汗止杀主观意愿不断强化的基础上，丘处机不遗余力地劝其止杀，“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元史》)。正是丘处机极具目的性和导向性的说教，契合了成吉思汗阶段性、现实性、政治性的需求，“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29]丘处机西行论道后，1223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启程东归，丘处机“一言止杀”的历史功效随着统治者的主观意愿的变化得到了实践。
西行觐见回到燕京，丘处机利用成吉思汗赋予的种种特权，默许亡金遗民、流民难众入教避难，据《元史》记载：“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丘处机”一言止杀”拯救中原百姓的自觉宗教实践，使得全真道的社会存在感、自主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对蒙古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与影响更加深远。
结 语
为构建全真道长久发展的政治生态和信仰环境，丘处机在满足成吉思汗寻求长生久视和统治中原需要的基础上，实现了政与教之间的互利双赢，这是西行成功的前提。在努力保全中原文化的同时，丘处机着力迎合蒙古统治者的信仰与文化需求，达成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与相互认同，这是其西行成功的基础。丘处机劝恶止杀的说教和成吉思汗身边王公大臣的劝谏，契合了成吉思汗晚年好生厌杀心态的主观转变，这是其西行成功的关键。从一定意义上讲，丘处机西行是历史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深度挖掘和分析这一跨越时空限制、具有永恒魅力、极富当代价值的中国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于今天我们提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大有裨益。
我的汽车停在路上，压着双黄线，但不再有人在意这类事。与以往不同，汽车第一下启动就成了，仿佛它知道这次的启动关系重大。我将卫星导航器扔出车窗。当我驾车时，天空颜色变得越来越浅，太阳光悄悄地射进来，就像瑞安在宵禁后蹑手蹑脚溜回家。很快，整个世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我从汽车杂物箱里摸索出太阳眼镜，尽管太阳早已经在滑向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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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West bound success of Qiu Chuji
XU Dong
(Qilu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China )
Abstract :In 1220, Qiu chuji has been 73 years old, he lasted three years, Over 10,000 miles of travel, across several countries, westbound to worship Genghis Kham. Obtain many privileges, Quanzhen Dao reached its peak at the early Yuan Dynasty.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Qiu Chuji's westbound. First,The benefits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need are a prerequisite for success. Second,Cultural unity,diversity and complementarity are the foundation for success.Thrid,The combination of the persuasion of the killing and the mentality of the killing is the key for success.
Key words :Qiu Chuji；Westbound；Genghis Kham；Quanzhen School of Daois
收稿日期： 2019- 05- 08
作者简介： 许 东(1984-)，男，汉族，山东邹城人，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宗教文献研究与整理。
中图分类号： B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02-( 2019) 04-0103-04
(责任编辑：戴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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