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海洋论文,战略论文,海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长期实践的结果，海权的观念很早就进入了人类的认识视野。但海权成为一种理论或系统化的观念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并转化为一种海洋战略，则是在近代海上强国的相继出现以及海权理论相关著作陆续发表之后。尽管人们对海权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笔者倾向于认同海权应是国家“海洋权利”（sea right ）与“海上力量”（sea power）的统一的观点（注：张文木：《论中国海洋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8页。）。同时笔者认为， 以强调海军力量和海上安全为主的观念是传统的海权观，而认为海军力量、海上安全同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科技并重的观念是新综合海权观。海权观支配海洋战略。受传统海权观支配的海洋战略是传统海洋战略，受新综合海权观支配的海洋战略是新综合海洋战略。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迫切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海洋战略。近邻日本自近代以来便以海洋强国的身份出现在东亚，其海洋战略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参考案例。本文试图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日本的传统海权观及其形成、日本向新综合海权观及其战略的过渡以及日本的海洋战略对中国的影响等三个方面作一初探。
日本的传统海权观及其形成
日本四面环海，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代，海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屏障作用。日本近代以前仅有的蒙古海军侵袭就因海上气候的恶劣而被阻遏。于是，日本逐渐形成了海洋是保护日本的天然屏障的朴素观念，加之锁国政策的推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的海权观与世界近代的海权观几乎隔绝。
但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力东渐，海洋不再是交通的屏障而是交通的便利。俄国及英国的舰船分别出现于日本的北、南海域，少数日本人的海权观念发生了变化。工藤平助的《赤虾夷风说考》、林子平的《海国兵谈》、横井小楠的《国是三论》、本多利明的《经世秘籍》等著作陆续出现，分别从岛国位置、海军军备、海外贸易等角度提出了日本的海权观。例如，日本海防理论的先驱林子平，提出了转变海洋为国家天然屏障的观点为海洋也容易成为敌方进攻之便利的观点，探讨了日本的发展与海军建设之间的关系，主张建立欧洲模式的海军；横井小楠提出了海洋对国家安全与发展存在利弊转换的看法，提出日本应利用海洋给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益处为日本服务。随后，日本又出现了一些关于海军战略、战术的译著及专著，例如本木正荣翻译的《海岸炮术备要》、天文方译局人员翻译的《海上炮术全书》、铃木春山翻译的《海上攻守略说》、藤井三郎著的《舶炮新编》等。
观念的彻底转变还需要环境的巨变。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竟被岛国英国的几艘军舰击败；美国培利舰队叩关以及随后各欧洲列强坚船利炮纷至，日本也被迫开国签约。这一系列残酷的现实终于使日本社会彻底接受了近代的海权观念。日本开始进入重视海军及海上安全的传统海权观阶段。
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天皇就提出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注：《明治文化集》第2卷，日本评论社1928年版，第33、34页。）的强国目标，并被作为国家意志由日本政府坚决地贯彻执行。1872年2月， 日本废除了兵部省，设置了海军省和陆军省，从而使日本海军完全独立。为加大对海军的资金投入，日本皇室、文武官员以及普通国民都积极捐钱、购买公债。随着马汉著作的问世，海权观进一步理论化，日本又陆续出现了一批海权论者，如金子坚太郎、小笠原太郎、秋山真之、佐藤铁太郎、加藤宽治等。他们的特点是把“马汉海权观”与日本的实际相结合、把海洋战略研究与海军战术研究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日本传统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日本及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海洋，海洋的关键是制海权，制海权的关键在于海军的强大，海军战略的关键是通过舰队决战击溃敌方。从此，日本开始以海军扩张为依托，追求海权强国的目标，并将邻国一次次拖进战争：甲午战争以日本突袭清帝国的北洋海军开始，日俄战争以日本袭击俄国驻旅顺的海军开始，太平洋战争以日本突袭美国驻珍珠港的海军开始。正如《日本海军史》所言，“使日本海军兴起的是战争，使日本海军覆灭的也是战争。”（注：[日本]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高度重视依托海上力量夺取海洋利益的传统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助推着日本在70余年间，走完了从岛国扩张为东亚海上及陆上强国，而后又回归岛国的历程。
日本向新综合海权观及其战略的过渡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因军事上的彻底战败和科技的发展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向新综合海权观念过渡，即在高度重视传统的海上军事力量及海上安全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海洋资源、海洋环保、海洋科技等非军事因素。不过，前后两者并未完全对等，这使日本的海洋战略表现出过渡性的特点。
一方面，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科技在开发海洋资源、谋求海洋权益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从而导致日本海权意识也充分考虑海洋资源、海洋环保、海洋经济及海洋科技等因素，并在制定和实施海洋战略时把这些非军事因素列入其中。
战后，日本开始重视海洋科技与海洋开发、海洋安全的关系，注意调动各部门的力量从事这方面工作。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隶属于日本科学技术厅，堪称日本海洋技术开发的大本营。该中心人力、资金、建制齐全，主要进行与海洋相关的科学技术的综合试验研究与探索，许多成果、仪器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日本海上保安厅也积极从事海洋科技的研发。例如，日本海上保安厅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对海洋能源的利用加以研究。目前已经把浪力发电、潮流发电应用到海上航路标记的照明，以实现“以海洋能源来保护大海安全”的宗旨。鉴于日本资源不能自给的现状，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了自2001年至2016年为期16年的“甲烷水合物开发计划”。“甲烷水合物”被称为“可燃冰”，主要埋藏在永久冻土层下或是海底深处地层中，日本储量丰富，作为新能源其开采潜力巨大。日本是个渔业大国，负责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是农林水产省水产厅。为有效管理海洋水产资源，日本制定了《海洋水产资源开发促进法》。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还共同出资设立了海洋水产资源开发中心，该中心已在东海、南中国海、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南极等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水产资源调查。气象厅也为日本的海洋开发和海洋安全不断提供气象支持。另外，鉴于传统的海洋安全观向新的综合海洋安全观转变，日本的海洋安全也把海洋环境安全纳入视野。例如，日本已建立了较为严密的海洋污染预防和反应体系。
日本的海洋科技研究和海洋开发不仅为官方重视，而且形成了产学研的共识与互动。例如，日本近年的海洋深层水研究与利用就是这种联动的成果。深层海水有一系列有别于一般表层海水的特质。1986年，日本科学技术厅开始实施为期5 年的“海洋深层资源开发研究计划”。1989年4月，日本首次创办海洋深层水研究所， 日本各地的中小企业也都积极参与深层海水的应用开发。1997年1月， 日本成立了产官学横向联合的组织——海洋深层水利用研究会，由东海大学海洋学系主任担任会长，并同国外进行合作研究。日本为了在亚洲及世界的海洋研发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增强本国的海洋竞争力，还提出了21世纪开发海洋的基本构想：探求新的海洋开发可能性；研究地球环境变化，探索海洋奥秘；推进海洋开发长期计划；确保优美海洋景观，创造优美环境；从全球出发，推进海洋开发；充实海洋基础开发（注：周军：《日本海洋开发计划》，载《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0年第12期，第19页。）。
另一方面，日本仍高度重视海权的传统关注点，强调海军建设及海上安全，并且走“精兵外洋化”之路。战败的日本被美国占领，随之建立了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使得日本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1945年9月海军省撤消， 日本海军一度不复存在。但是，冷战使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作用提升，日本的海上力量重新出现。1950年，日本建立警察预备队，后改称保安队，1954年改编成自卫队，海上自卫队是其中之一。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由4个机动舰队（下属航空及潜艇部队）、5个地方舰队、1个练习舰队、1个教育航空集团和其他直属部队组成。主力是机动舰队和地方舰队，主要部署在横须贺、佐世保、大凑、吴港、舞鹤等5个海军基地。
随着日本海上力量的变化，日本传统的海洋军事战略已经悄然回归。海军向舰艇排水量的大型化、舰艇功能的综合化、海军建设的科学化发展。日本海上自卫队初建时，向美国租用了18艘护航炮舰、50艘支援登陆艇，舰艇总的排水量仅5.8万吨；现在，日本舰艇的排水量早已今非昔比，大型直升机护卫舰“榛名”号排水量是4950吨，而“大隅”级登陆舰是8900吨，日本还曾一度谋求建造万吨以上的“直升机航母”（注：中川和彦：《建造直升机航空母舰的意义》，载[日本]《东洋经济周刊》2003年10月25日。）。
同时，日本高度重视海军的科学化精兵之路，即舰队部署科学化和舰艇装备科技化。例如，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每个舰队都部署了“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并辅助配合二至三艘MURASAME多用途驱逐舰、一艘HATAKAZE驱逐舰、两艘ASAGIAI驱逐舰、一艘SIRANE或者HARUNA直升机驱逐舰，形成了完整的反潜、防空、舰对舰打击力量（注：平可夫：《中国舰队要告别甲午阴影》，载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9月12日。）。这种重视各舰队均衡部署与舰艇高科技含量的强军思想，使日本的海上力量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
随着舰艇排水量的大型化、舰艇功能的综合化以及海军建设的科学化，日本海军任务的多元化、活动海域的远洋化愈显突出。长期以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辅助美国海军力量、保卫海上交通线以及国内救灾。沿海警备的地方舰队主要监视外国潜艇的动向，在日本周围海域执行任务时，关注的方向主要是“北方”。但冷战结束后，海上自卫队在任务功能、活动区域上均发生了变化：参加柬埔寨维和行动、波斯湾扫雷、为印度洋美国海军提供补给等任务，由重视“北方”开始重视“西方”、“南方”，由防御近海到涉足远洋。日本的海洋军事战略开始由近岸、近海防御向海上歼敌、远洋积极防御转变。
日本对海权中传统因素即海军及海上安全的持续关注，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岛国的地缘环境。作为处于太平洋的一个列岛国家，日本南北长、东西窄、资源有限。这一方面造成日本陆地战略纵深很短、内陆防御的回旋空间极其有限；另一方面造成日本对海外资源的依赖性很强、海洋交通对其举足轻重。因此，日本必须在海上做文章，以海洋空间弥补陆地空间的不足，把海洋作为日本的战略纵深带，确保国家安全和海上经济命脉，日本把拥有绝对优势的海军力量视为其中的一个关键。
二是国内外政治环境。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不平衡的日美同盟持续存在、中国崛起、朝鲜半岛核危机同国内要求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及“政治大国”的呼声、政党的右倾化以及极右翼势力的鼓噪相互动，使日本走上了利用日美同盟关系、抓住国际形势变动机会推动海上力量乘势而起的道路。
三是日本仍和邻国存在主权及其相关权益之争。中日间的钓鱼岛问题、日俄间的北方四岛问题、韩日间的独岛（竹岛）问题。与之相对应，日本与邻国也存在着海洋专属经济区界限划分之争。另外，日本又围绕“日本海”、“东海”、“东朝鲜海”的称呼问题与韩、朝展开争议。
因此，日本对海上力量及海上安全的追求丝毫不会减弱。随着日美同盟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平宪法及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动摇，日本会坚定地加大对传统海权及海洋战略的关注。最明显的佐证就是：一个宣布放弃战争权、主张专守防卫的国家却拥有世界排名第二的军费投入和全球名列前茅的海军力量。
尽管日本的海权观正把海上军事力量、海上安全以及海洋资源、海洋环保、海洋科技等因素纳入其中，并把这种观念转化为海洋战略加以推行，但是，日本尚未真正进入新综合海权观和海洋战略阶段。对海洋资源、海洋环保、海洋科技的关注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海军发展现状、摇摇欲坠的和平宪法、紧随并利用美国积极进攻战略的对外政策面前，都还弱势明显。因此，日本的海权观和海洋战略具有过渡时期的双重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日本的海洋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的海权观及由此制定的海洋战略，对中国曾经并将继续产生影响。在日本重视传统海权理念的时期，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日近代化的轨迹在海洋上迎头相撞。甲午海战中，中国输掉了“腐败的政治制度、落后的海军指挥意识”（注：平可夫：《中国舰队要告别甲午阴影》。），中日两国的海洋之路和国家命运从此大相径庭。二战后，日本开始由强调以海上军力及海上安全为主的传统海权观，向海上军力、海上安全与海洋资源、海洋环保、海洋科技并重的新综合海权观转变，带有传统和新综合海权观及海洋战略的双重性特点，因而也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谋求国家和平崛起、迈向海洋强国的中国提出了挑战。目前，中日之间在海上主权问题、海洋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划界问题、海上能源问题、海上交通线问题等方面存在现实和潜在的争议。
中日之间的主权之争主要体现在钓鱼岛问题上。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双方从历史、地理及国际法方面展开争论，不时引发外交及舆论的交锋。
中日之间在大陆架及海洋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也存在争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各沿岸国家为使本国超过200海里海域的大陆架主权得到承认， 必须在2009年5月之前， 把有关本国大陆架界线的调查数据提交给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中日两国已分别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何划定东海大陆架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便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中国主张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界，即以中国大陆的海岸为基线划界；日本则主张“等距离原则”划界，即以钓鱼岛为基点划界。而且，围绕大陆架及海洋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中日之间在冲鸟岛“是岛屿还是岩石”问题上也发生争议。该岛由直径数米的两块礁石组成。中国认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不能居住和进行经济生活的“岩石”周围不能划定专属经济水域；日本则以涨潮时该岛不被水面淹没并已在该岛实施过观测为由，认为它不是“岩石”而是“岛屿”。中日之所以就该问题展开争议，是因为它涉及该岛周围200海里经济水域的划界以及海洋资源的归属。
由于岛屿在大陆架及海洋专属经济区划界上的巨大作用，日本已认识到应把大陆架、海洋专属经济区划界与日本周边有争议的岛屿作为整体加以考虑。日本海洋产业研究会编写的《迈向海洋开发利用新世纪》中就曾指出：“岛屿在确保日本200海里经济区中占有重要位置。”“假如这些岛屿不存在，日本海洋经济区只限制在四个主岛海岸200海里水域内，那么，其面积将从现在的约451万平方公里变为250万平方公里，减少200万平方公里。”日本外务省也透露过， 如果失去钓鱼岛和北方四岛，日本的管辖海域将减少110万平方公里，如果日本占有钓鱼岛， 并以钓鱼岛为基础划分东海的专属经济区，日本将多得7～20万平方公里海域（注：杨金森：《钓鱼岛争端和日本的海上扩张》，载《中国海洋报》1996年9月3日。）。
中日海洋能源之争。中日两国都是石油净进口国，能源潜力巨大的海洋自然成为两国关注的目标。目前，中国正在东海进行天然气开发。对此，日本认为，中国开发位于中日海洋专属经济区“中间线”附近的东海海底的天然气，可能损害日本的利益，于是要求中国提供试开采东海天然气资源的数据，并要求中国根据蕴藏比例分配给日本。由于中国不承认日本的所谓“中间线”， 因而拒绝了日方的要求。2004年6月，自民党“海洋权益工作组”拟定了有关保护日本海洋权益的报告草案，建议设立以首相为首的“海洋权益有关阁僚会议”，以推动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等相关省厅之间实现情报共享，制定综合战略，尽快在东海日中“中间线”日本一侧进行资源调查。
中日海上交通线的潜在争议。日本早就认识到海上交通线被切断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极为重视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目前，对日本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西南航线，从冲绳群岛和台湾两侧海域，经南中国海，在马六甲海峡与连接西欧和亚太的欧亚航线衔接。一条是北太平洋航线，从日本东海岸，经北太平洋，至北美，与连接亚洲国家和北美国家的国际贸易航路重叠。可见，对日本重要的海洋交通线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同样至关重要。目前，日本试图介入台海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并主观地认为“中国海军设定了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确保距大陆沿岸约1000公里的‘制海权’范围……距大陆沿岸1000公里，相当于从千岛群岛到日本列岛、台湾和菲律宾的‘第一列岛线’外侧（东侧），日本的海上通道也包括在内”（注：野口东秀：《中国海军增强潜艇部队作用》，载[日本]《产经新闻》2004年9月8日。），中日间在该问题上的潜在互动显而易见。
笔者认为，在传统海权观和海洋战略影响下，以海上力量谋求海洋权利，国家间在海洋上倾向于对抗，近代中日在海洋上的激烈冲突证明了这一点。在新综合海权观和海洋战略作用下，国家会通过海洋利益和海上力量谋求海上安全，即通过海洋经济、科技开发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海上军备来共同维护国家在海洋上的地位和安全。而全球化下的高度关联性促使各国互相让渡利益，走合作开发之路，强调双赢和共同安全。因此，新综合海权观和海洋战略易使国家间在海上倾向于合作。过渡时期的海权观和海洋战略具有双重性，因此通常表现为对抗加合作。由于日本在残留大量传统海权观和海洋战略的同时，开始向新综合海权观和海洋战略过渡，因此，尽管目前中日在海洋上表现为相对较浓的对抗色彩，但从理论上分析，还存在另一种发展趋势。
基于日本正在向新综合海权观和海洋战略过渡的总体判断，中国应当因势利导地采取相应的对策：
首先，明确提出自己的海权观和海洋战略。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在海权观上应敢于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平崛起理论为中国摆脱传统海权观和海洋战略的束缚、树立新综合海权观和海洋战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中国应在海洋战略之中贯彻以海洋利益和海上力量谋求海洋和平的理念，并努力使其他国家理解与信任中国的合作发展意图，避免出现战略误判。
其次，积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合作，构筑有吸引力的合作平台。这种合作将产生积极效果：合作中实现经济共赢、合作中建立政治互信。中国应努力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和合作平台以促使日本加入，因为任何国家都不愿意被边缘化，地缘意识极强的日本尤其如此。
再次，利用中日已有的陆地合作，分层次地延伸到海洋合作之中。中日在陆地上已经存在广泛的合作，但是当合作延伸到海洋时，具有强烈海洋意识的日本难免存在着不适应感，毕竟两国从未在海洋上展开过广泛深入的合作。因此，应利用两国在陆地上已有的众多合作项目、合作经验，逐步延伸到海洋合作之中，并由易到难、分层次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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