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文化与艺术（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之二论文,文化与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文化的别样作用”（19世纪后期）
对大众文学浪潮的反应，在德国仅限于理论上的忧虑，感到徒劳无益，而在其他国家，则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前景和更大的政治自由。尤其在英国，大众艺术的批评家们尽管在审美领域内拒绝它，但还是倾向于把它理解为更深层的社会力量的诸多体现之一。
早在1800年，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抒情歌谣集》第二版的著名序言中，就阐述了这一新的态度。实际上，当大众作品的大潮抵达德国以前，它就已经冲击英国几十年了。当时这位伟大的英国诗人发出了警告，认为真正的艺术所表现的“优美与高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威胁，这种威胁相当地来自“长篇小说，苍白而愚蠢的德国悲悼剧以及充斥着空虚与放纵叙事的诗歌作品”。在分析这种大众文学的传播时，他使用了心理学概念，那对现代的我们来说已经很熟悉了：即现代人对“粗俗和暴力刺激”的需求，会使得“心灵的辨别力迟钝”，而真正的艺术的作用则是激发这种力量。大众文学使人的态度变得消极，或者用华兹华斯的话来说，退化到“一种几乎野蛮的麻木状态”。他发现这些倾向是由社会变化造成的，因为“国家大事每天都有，为此知识积累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增长”。在同一篇文章中，华兹华斯说自己的作品是尽绵薄之力，以“抵抗新的堕落”倾向。
与19世纪德国的大众文化批评相较而言，以下引述几乎涵盖了英国批评初期具有的所有主题：即对艺术的关注从属于对文化整体的关注；集中关注制度化带来的社会压力；特别强调来自因循守旧的威胁；尝试对观众的态度作出说明，但不是以人的某种天生脾性，如惰性、消极性或低级本能为基础，而是把这种态度看作是社会压力的自然结果。最终，批评家们相信伟大的艺术能够抵制日益工业化的恶劣影响。
阿诺德与白哲特
在英国批评家中，马修·阿诺德是一位非常雄辩的代言人。与华兹华斯不同，他追随帕斯卡尔，更多关注的是精神价值而不是审美价值：华兹华斯所谓的“优美和高贵”，对他来说就是“精神性、甜美和启示”。（注：此处及以下都引自Matthew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1869年初版]（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pp.22—23; pp.60—61; pp.69—71.）在华兹华斯追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地方，阿诺德则指出，莱辛和赫尔德拓宽了生活的根基，通过散播“甜美和启示，从而使理性和上帝的意志盛行”。他深感忧虑，唯恐工业化的迅速蔓延会湮没“文化”，因为在他看来，文化是“尽善尽美的理想，是心灵和精神的内在状态”。他认为，真正的文化的这一作用，对人类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这种功能在我们现代世界尤其重要，我们的整体文明程度比希腊和罗马文明要高出很多，机械的、外向的以及越来越笃信机器的趋势……是困扰我们的危险因素。
这样，把文化的目的与对工业进步的关注相提并论后，阿诺德接着论述了大众文化的独特现象。与帕斯卡尔不同（或者，对此而言，也不同于现代“小报”上的社会批评），在对待游戏、运动和大众传媒时，他把它们看作是远离生活真实本质这一相同趋势下的各种各样的表现。
……过去的青少年一代所迷恋的游戏和运动，可能为未来的工作塑造了更好的体魄……而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则牺牲了这一切。
同文中，他抨击了为大众消费服务的文学生产者。
许多人设法给予大众所谓的精神食粮，并准备采用某种他们认为符合大众实际情况的方式。对于这一为大众服务的方式，一般的大众文学正是例子。
他认为，这种运作与文化是不相容的，文化具有“别样的作用”。他也挑出报纸（尤其是美国报纸）来专门抨击，并发现它的实用主义正是文化的反面。
由于要煽动人们去读《圣经》和报纸，煽动人们去获得事务的实践知识，所以国家更高的精神生活对人们帮助不大，不像文化所真正为人们设想的那么多；而且，文化的真正概念……正是美国所缺少的。
瓦尔特·白哲特在写于1867年的《英国宪法》中论述说，英国倾向于“生活的外部表现”，远离“真正的哲学”，暴露出这个民族越来越追求肤浅和爱慕成功的风尚。他担心，职业政客和职业生意人之间的不幸联盟所造成的压力，会使英国贵族政治的价值观误入迷途，同时，他也痛惜，这种现代偶像崇拜将会影响到民族文学作品。
对社会等级的崇敬——至少就世袭等级而言——并不是基于对金钱的崇敬。举止礼节在特定等级中属于半世袭的遗产，且被看作是高尚的艺术之一。它是一种社会风尚；体现在人类日常的口头交往中，而文学表达艺术则体现在人们偶尔的笔头交往中。（注：Walter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The World's Classics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44),pp.80—81.）
他把报纸阅读独立出来，认为这是唯一还能找到大批读者的知识活动。正如欧洲或美国的经典社会学家（特尼斯Toennies，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沃尔德Ward或罗斯Ross）一样，他指出报纸增强了公众舆论的力量，但这又蓄意受控于特定的政治和商业利益：“尽管这样，危险之特征也是公众生活这一特定称谓所赋予的。报纸每天不停地描述惹人注目的事情；评论它的特性，详数它的细节，调查它的动机，预料它的原因。”谈及政治领域，白哲特抱怨报纸“给了它一种优先权和显要性，对其他领域来说可不是这样”，“文学领域、科学领域、哲学领域不仅比不上政治领域的显要性，并且相较而言几乎毫无价值。报纸不提它们而且也不可能提到它们。”白哲特离开了由席勒所推进的德国唯心主义思想，认为这一倾向的根源在于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终究是被引诱的。
有什么样的报纸，就有什么样的读者；由于不可抗拒的先后关系，他们相信那些报纸不断宣传的人物是更聪明的、更能干的，或者不管怎样，多少总比别人更胜一筹……英国的政治家……是舞台上的演员，因而，对心怀崇敬的观众来说，很难不相信那些被崇敬的演员要比自己更高一筹。（注：Ibid.,p.42.）
白哲特完全专注于关于艺术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争论，一方面是真正的文化和艺术，另一方面则是降低人的知识水准和道德水准的大众产品，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在他的《文学研究》（大部分写于50年代）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一篇《威弗利小说》（Waverly Novels）（注：1814年，司各特（Walter Scott）匿名发表历史小说《威弗利》，由于这部小说深受读者欢迎，他便用“威弗利作者”的化名接连写了许多部历史小说，直到1827年才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些小说的作者。）的论文（德国批评家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司各特小说的娱乐功能）。在论文中，白哲特闪烁其词地称赞司各特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制造者，并接着评论道：
从总体粗略看来，在司各特对人类生活作出的描写中，只有两点不足。一是他忽略了对灵魂的描写……我们没有看到神圣的力量……他的男女主人公是这个世界的装饰，但不是为另一个世界的；甚至在他们的爱情中也没有什么是符合永恒性的。另外，正如已看到的，司各特也忽略了对非世俗的抽象知性的任何描写。如果孤立看来，这一点也许不该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因为那些东西本身缺乏戏剧性也没有生气；但是联系到上面我们已提到的忽略之处，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了。由于感官和浪漫故事的统一，使司各特的世界具有如此令人喜爱的特征——一幅我们最喜欢盯着看的阳光普照大地的迷人图景；因而，由于在柔韧的知性和超自然的灵魂方面有所欠缺，使司各特的“世界”显得冗赘而短暂易逝，简而言之，写实主义，就是他那个世界的特征。
席勒说，一种只是满足读者休闲需求的文学不能被称之为艺术。白哲特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在他看来，大众文学是一种没有道德价值和知识价值的文学。他批评司各特小说未能展示人的灵魂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而且只停留在感官悦人的层次，没有强调不朽性。这样，白哲特走近了帕斯卡尔的观点：排斥了精神和知性斗争的艺术不是艺术。
阿诺德、白哲特和那个时代的其他批评家，一方面没有把艺术作品看得高深莫测，另一方面也没有把艺术看作是追求市场或大众性的替代品。进而，他们描述了一种既非孤高也非俯就的艺术概念——但与此同时，这种概念并不承认大众文化产品的生存空间。这些思想家所信仰的是：艺术（尤其是文学）的根本功能是要带来人类的普遍解放。
《爱丁堡评论》
当人们浏览如《爱丁堡评论》、《每季评论》、《布莱克伍德杂志》及其他杂志期刊时，会逐渐发觉出当时盛行的观点，引人注目的观点以及鲜为人知的观点。几乎任何有关文化和交往领域的概念化范畴都可在这些浩瀚卷帙中找到。它们保存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关于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角色；大众趣味的变化；不同媒体作用的增强；社会团体和文学风尚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家、大买办与宣传推销之间的相互纠结。在本文中，只能表达一下我对这些丰富材料的感受。
创刊于1802年的《爱丁堡评论》，由于把主题定位在文化争论（大众文化与它的对立面），及其与整个社会的联系上，并且贯穿了整个世纪，因而也许是最丰富的资料。尽管评论文章都是未署名的，但众所周知，实际上所有英国文艺生活中的名人都一度是其定期撰稿人。这些评论文章几乎形成了这份杂志的唯一主题：即多年显示出来的普遍看法是，互助妥协，在质量与大众读者的需要和正当要求之间保持整体平衡。下面是一些有关争论主题和所持立场的实例。
在第65卷（1837年），我们找到一篇关于历史著作的评论，标题是“报纸文学”。它赞扬“整个帝国的现代文明看起来在进步”。尽管得承认比起古人的天赋来“英国绘画不那么富有诗意”，但只有“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国家”，才能骄傲地说“我们这些人能享受到生活的便利和优越”。
由铁路或轮船所提供的便宜而快捷的旅行，安装着玻璃窗的温暖的房屋，洁净的衬衫和棉质的袜子，来自远方的茶具和烟斗等奢侈品，能跟得上时代知识的小书架，并且，最重要的是，拥有报纸。（注：Edinburgh Review,Vol.65,1837(No.CXXXII),p.197.）
“报纸”的确是一个关键词。作者接着说，报纸：
在本质上，构成了和象征着我们的文明所独具的时代精神及趋势。没有什么地方是它涉及不到的；没有什么事物是它照顾不到的；而且没有任何要说话的人是它所不欢迎的。（注：Ibid.）
作者毫不犹疑地热衷于某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审美，认为当代报纸具有过去时代的史诗功能。
我们的当代文明依赖于它，也许它对崇高和优美的直接影响达不到史诗篇章的高扬程度；但它以其谦卑的方式（当然，我们是在对所有诗人持以尊敬的意义上提到这一点），被证明是对自由的很好保证。（注：Ibid.,p.148.）
这篇文章同时说，就“作者为每日新闻而撰稿”来说，“公众除了听从别无选择”。然而与此同时，“作者也处于对真理不利的位置”。（注：Ibid.,p.201.）不过，至关重要的是：一方面，公众的观点依赖于报纸，而另一方面，作者要满足大众读者的需要。在此，这个两难困境被回避了。
然而应该注意，这是一种乐观主义的观点，尤其是认为“评判任何特定时代的唯一妥当的标准（即衡量一个社会道德与知识水准的尺度），是其大众作品的风格和其家居建筑的风格”。（注：参见Vol.61,1835(No.CXXIII),p.184.）这就意味着：
在自由而廉价的出版业中，报纸也许是最佳的代言者，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它都代表着大部分人的真实的道德和知识状况。（注：Ibid.,Vol.65,p.203.）
可以看到，这篇文章触及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所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在他看来，建筑也是一项评判社会文化水平的基本标准；但由于他坚持顽固的反自由主义立场，所以他不想善待也不赞同为大多数人而生产的大众文化商品，并且与这篇文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把艺术自身作为衡量一个时代的道德与知识状况的唯一标准。
这一热烈争论，在约十年后出现的一篇文章里得到了证实。它谈到了由于“依赖报刊文学”所产生的“不幸后果”。
报刊文学那持续再发行的要求使得一切需要深思熟虑的观点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那需要像专家一样去关注、研究事物，或选择、搜集材料。（注：Ibid.,Vol.83,1846(No.CLXVIII),p.383.）
这篇文章严厉地批评报刊文学应大众所需，提供“新奇的事物”，“矫揉造作的肥皂剧”，这妨碍公众学会欣赏“平稳与宁静风格的作品，而这种气度与平和正是那些我们视之为文学杰作的显著特征。”（注：Ibid.）接着，作为文化堕落的最显著例证，作者让美国浮出水面，继续说道：
但愿，狄更斯先生会错误地以为是美国的新闻界打动和影响了公众的感情。我们不禁想到，如果他的描述就是这样的，必须以毒攻毒，那么是不是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都得怀着敬意读这些报纸呢？（注：Ibid.,Vol.76,1843(No.CLIV,Art.VIII),p.520.）
文艺专栏（feuilleton）、小说连载和报刊文摘等是新闻与杂志的特色，对此，《爱丁堡评论》上充满了或赞同或反对的争论。然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印刷世界里，报纸扮演着怎样的社会角色。五年后，一篇有趣的文章不仅重申了“报纸是评判文化状况的最合适的标准”，而且还宣称报纸正在取代书籍。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任何一个有分量的书商都会慨叹，无论是出现重大的公众事件，还是讨论巨大的变化改革，出版书籍都是无济于事的。（注：Ibid.,Vol.88,1848(No.CLXXVIII,Art.II),p.342.）
1843年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戏剧的现状。不同于德国古典作家（尤其是席勒）的抨击，它认为一般公众对毫无意义的闹剧和喜剧的偏好，是由于他们的艺术感悟力在现代文明要求的影响下日渐削弱的缘故。
目前，我们对舞台上华丽场景和书籍中丰富插图的喜好，似乎像是屈从于脆弱心灵的无聊倾向，那颗心灵不愿意自己呈现图景，而要求舞台表演迎合它慵懒的无能。（注：Ibid.,Vol.78,1843(No.CLXVIII,Art.V),pp.384—385.）
这一论题，即现代文明对创造性想象力的阉割作用，在一篇论述诗歌的文章中再次出现：
人们周围的辅助和帮助工具越来越多，使他们变得衰弱不堪。法律庇佑着每个人，已经没有必要自己承担自我捍卫的重任了；还有劳动分工，已经先于知识的自力更生成为人们的凭借，而且由于劳动分工的日益细致，要求一个工作的人具有与之最相适应的品性。工业主义，产生欲望，同时也是欲望的镇静剂，——因为它的繁荣正是得自于一次又一次地向自私自利屈服。（注：Ibid.,Vol.89,1849(No.CLXXX,Art.III),p.360.）
顺便说一句，这篇文章预见了雷斯曼（Riesman）和其他人所使用的那些现代社会批评范畴，即认为一个人如果想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所认可的成员，他的个体价值就必须被取消。
特定社会的同一化后果是，产生出了一种延滞性的力量，抑制和消磨了人们的态度与行为，并且不知不觉地毁灭了人们的幽默感、禀赋特性和自然流露的情感。这样做，靠的是使遮蔽（个性）成为一种习惯的必要，靠的是既不给它生存的食物也不给它生存的空间。正是如此，人们就这样被同一个模子铸了出来。此外——知识和道德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像当今这样一个知识扩散的时代，一起共同建构了我们的精神结构，不过从一开始到后来的趋向，它们经常彼此完全不同：因此它们的影响彼此抵消，从而使人们虽然很好地具备了思想和言语，但常常没有目标或目的。（注：Ibid.）
这篇文章结尾论述道，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艺术仅能保持“对真实和现实的微弱把握”，因为这个时代“宜于信奉——不负责任的生活，它使小事大作，并使我们对大事避而不见。但是，没有天真，理想也就不会存在”。（注：Ibid.）
1858年《爱丁堡评论》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评价一本重要的论大众文化的法国出版物。这本书是《大众生活史，即十五世纪以来的文学与传播》（Histoire des livres populaires,ou de la littérature du colportage,despuis le XV siècle, par M.Charles Nisard,Secrétaire—adjoint de la Commission de l'examen des livres du colportage,Paris 1854）。评论者用了15页来论述这本书，因为“不可能不相提并论，在英国同样有如此重要的出版种类”。他列举了英国许多这种“基本出版物”的例子。我认为他对大众文化刊物的阐释非常清晰，就大众市场产品而言，19世纪没有任何别的论述能比之更清楚。当谈到当代文学的“叫卖者”（hawkers）时，他说：
毫无疑问，这是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其利害几乎不亚于基础教育自身；因为它涉及自我教育的结果，这对个人性格的实际形成和道德准则的最初确定有着更直接的影响，无论是否察觉或公开承认，这种善或恶的道德准则，都注定成为贯穿他整个生活的行动指导。（注：Ibid.,Vol.107,1858 (No.CCXVII,Art.VIII),p.246.）
作为一份具有一定社会目的的杂志，《爱丁堡评论》一次又一次地让其撰稿人站到大众娱乐的可悲层面上来思考。不同时期，不同撰稿人都提出过许多补救的方法，如加强教育、施行义务教育，用法律手段反对文化垃圾，对戏剧进行筛选，让知识分子们审慎地努力去提高公众的水准，好使公众的“决定性一票”投向“好的趣味”的作品。（注：Ibid.,Vol.65,1837(No.CXXXII),p.204.）
贯穿整个19世纪，作家们警惕地观察着新的发展，鲜有与之抵触。尽管公众继续购买畅销书，但高雅文化的捍卫者们似乎仍然占据理论界论争的主导。不过，还是出现了与这一纯正姿态相反的特定立场，并有作家毅然为“为了人民和来自人民的艺术”而辩护。这种态度在1896年的《爱丁堡评论》有着很好的传达。它提出疑问：大众之道德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会增加知识分子在其时代出类拔萃的阻力”，即“大众的提高必然导致对天才的压低”，真是如此吗？（注：Ibid.,Vol.183,1896(No.CCCLXXV),p.20.）如果这是真的， “我们担心，多数人的利益会凌驾于少数人的要求之上……”（注：Ibid.）但这并非实情：
……物质繁荣伴随着道德的进步；我们人民的生活，总体来说，比过去的五十年更健康……他们的房子更大了，劳动的状况更便利了，并且消遣的机会也更多了……没有证据表明，在提高大众的同时，我们压制了天才。相反，我们已论述过，尽管天才也许致力于新的追求或新的探究，但我们的知识增长并无衰退的迹象；并且，一个比以往世纪都更好地控制了自然并解释了自然的时代，不应该被指控说是知识低劣的时代。（注：Ibid.）
在这种乐观主义的解释中，《爱丁堡评论》概述了那个世纪的成就，并憧憬着科学和技术不断成功的新势头。在此，阿诺德的无知之辈，把大众文化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宏伟进步联系起来。这篇文章是《爱丁堡评论》历史上的制高点。我们看到，直到1860年前后，杂志还显示出对文学事务如趣味与风格等的巨大兴趣，并且发表了一系列对文化尤其是审美事物的纲领性宣言，引起许多人的争论。后来，投稿缺少了活力，风格也变得单调，还有争论的标准模糊起来，并时常流于浅薄琐屑。可以假设说，艺术曾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和教育政策的关注焦点，在欧洲的浪漫派作家时期达到鼎盛，而《爱丁堡评论》的知识史则反映出了艺术地位的衰微。
译者简介：曹卫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注释：
(15)Schiller,“the Uses of the Chorus in Tragedy,”loc.cit.,p.440.
(23)引自：An Oxford Anthology of English Pro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44),p.393ff.
(28)Walter Bagehot,Literary Studies,Introduction by George Sampson,Everyman's Library ed.,Vol.II (New York:E.P.Dutton & Co.,Inc.,1932),pp.16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