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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台湾经济一度傲视全球，被广泛地誉称为亚洲“四小龙”。然而，民进党上台后一年的今天，台湾经济形势却迅速恶化，外贸大幅衰退，工业生产急转直下，经济增长率屡创历史新低，失业率更是节节攀升，股价指数持续大跌，金融危机阴影挥之不去。总而言之，如今的台湾经济是实实在在地深陷泥潭。
台湾经济何以如此迅速恶化？显然，这不可能是某个独立的单一因素引起的，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这其中外部因素、内部因素、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结构性因素、政策性因素都有，但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民进党的执政。民进党上台执政后，意识形态挂帅，导致岛内政局动荡，两岸关系前景不明；财经政策不明，导致股市大跌，民众信心受挫，进一步扼杀了台湾经济的活力与生机，从而最终加深了台湾经济的恶化。
外部经济环境恶化
台湾是典型的海岛型经济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外部经济环境特别是美国经济表现对台湾经济有着重要影响，这是台湾经济的外在制约因素。去年第4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增长走缓，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降至1.7%，第二季度进一步降为0.7%。加上美国电子信息、网络等高科技企业赢利下降，裁员不断，纳斯达克股价指数一路下滑，从去年9月的5000多点一度跌到今年4月的1700多点，新经济泡沫化渐现。高度依赖美国（占台湾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占电子信息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一）的台湾经济无法逃避这波美国经济增长放慢与新经济泡沫化的影响。不论是台湾经济增长率，还是台湾股价指数曲线走势，均与美国经济增长率、纳斯达克指数曲线走势相当一致。
从某种意义上讲，台湾经济也是一种“订单经济”。有订单，意味着有市场，企业才能运转，制造业就会活跃，外贸出口与经济就会增长；否则，企业生产活动就减少或停滞，出口与经济增长下降。今年以来，台湾经济的症状正是如此。因美国经济增长走缓，外部需求下降，台湾的外销订单自今年以来持续减少，其中6月份下降达20%，为历年所少见，这一切必然影响到台湾内部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今年上半年，台湾制造业生产衰退7%，其中6月份下降达11.9%，创下7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大衰退幅度；上半年进口额与出口额分别下降16.9%与10.8%，7月份更分别下降31.8%与28.4%。特别是台湾经济的支柱产业信息电子产业（去年产值达500多亿美元）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了两位数的衰退，直接影响整体外贸与经济增长。
就历史经验观察，在台湾经济发展历程中，每次重大经济衰退均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如过去台湾经济年增长率低于4%的只有3次，分别是第一次石油危机（1974年与1975年）、第二次石油危机（1982年）与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只是在时间上略滞后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这次也不例外，今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不到3%，也是受到外部经济增长趋缓的影响。只不过，这次台湾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又不完全是由外部环境影响所致。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台湾经济所受冲击较韩国、香港、新加坡轻得多，但这次台湾多项经济指标衰退程度均较上述三个地区严重，台湾从过去“四小龙”之首变为今天“四小龙”之尾，如此戏剧性的变化，难道都是外部因素惹的祸，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造成今日台湾经济形势恶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台湾的内因。
内部需求严重不足
从需求方面来讲，经济增长主要靠外部与内部的消费或投资带动。在外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台湾经济增长就需要依靠内部需求来拉动。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祖国大陆经济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与影响，但因内部消费特别是投资需求强劲，弥补了外需的不足，保证了经济维持8%左右的稳定增长。然而，对台湾经济增长贡献率达75%左右民间消费与投资却萎靡不振，增长迟缓，甚至衰退。由于股市与房地产价格持续大跌，造成财富缩水达15万亿元新台币（这是一个动态的数字），加上企业经营困难，大量裁员，失业人数大幅增加，消费下降（1-5月，商业营业额下降4.6%。其中5月份下降9.5%）。受此影响，今年上半年，民间消费仅增长2%左右，较过去低了许多，是影响经济增长下滑的关键因素。同时，台湾当局经济政策摇摆不定，方向不明确，政局动荡，企业对台湾经济前景缺乏信心，投资意愿不高。加上经济企业财务吃紧，贷款不易，也影响到企业的投资。依官方统计，今年第一季度民间投资下降7.5%，第二季度预计下降14%左右。同时今年上半年，机器设备，进口大幅衰退近20%，也充分证明内部投资严重不足。
尽管台湾当局提出扩大内需方案，企图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但因财政困难，多项公共工程严重落后，无法靠政府投资带动经济。在这种外需不足与内需乏力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与下滑，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只有1.06%，创下70年代中期以来单季最低增长率，第二季度预计也在1%左右，预计全年在2%左右，一些外国机构更预测将出现0.5%的负增长，较年初预测增长5%低了许多，显示台湾经济的衰退较预期严重得多。
信心危机
信心不足或信心危机，是台湾经济形势迅速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台湾当局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最近他公开表示“台湾（经济）不景气不单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信心问题”。信心危机对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股市与汇市上。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反映投资者信心的一面镜子。民进党上台之初，台湾股市在9000点以上，此后逐渐下跌，数度跌至5000点以下，今年7月24日一度跌到4040点的“心防大线”，创下近8年来的新低。台湾股市的多次大幅下跌，均是岛内原因引起的，如停建“核四”案（前前后后就引起多次股市大跌）、唐飞辞职，台湾领导人的不当讲话等。特别是去年第4季度，每到台湾领导人就职的20日前后，股市就会大跌，如10月19日、11月20日与12月20日，股市出现3次大跌，正是台湾领导人"5·20"就职日的后遗症。今年7月份，台湾股市新一波大跌行情，则是由于发生一些大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公司资产大量被掏空、新台币贬值与投资人信心受到打击所致。同时自今年5月21日台湾当局引导新台币大幅贬值后，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信心危机，汇市不断出现新台币的多次大幅贬值。
信心危机来自民进党执政能力的不足，政局的动荡与两岸关系前景的不明。民进党上台后，独断专行，意识形态挂帅，导致各种政治、社会矛盾激化，朝野斗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先后发生“八掌溪事件”、“核四停建风波”、“国民年金”、劳动工时制度改革、美浓水库兴建、高雄外海污染事件等，直接导致民众对民进党执政的信心下降，不满情绪上升，对台湾领导人的满意度从上台之初的82%持续下降到40%左右，对“经济部长”的满意度更一直徘徊在30%上下。7月底，《联合报》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民进党的满意度从去年6月调查时的51%降为今年7月的23%，而不满意度从21%上升到64%，这一切正表明民众对民进党的失望与不满情绪。
日前，台湾领导人又与李登辉的旧势力勾结，祭出“民粹主义”招牌，以本土与非本土划分台湾社会，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政治危机。政治问题成为影响台湾经济的毒药。据台湾“经济部”一项调查，48%的企业家认为影响投资环境最大的是政治因素，且这一比率较一年前上升了29%。台湾前“经建会”主任江丙坤表示，台湾经济恶化，“最严重的是政治不安的心病”。
两岸关系僵局不能突破，前景不明，是造成台湾民众信心危机的另一主因。民进党上台后，并没有修改“台独党纲”，台湾领导人虽曾有“四不一没有”的承诺，但却在大力推动“去中国化”运动，消除与“中国”或“统一”有关的语言、文化、符号与标志等，加大了两岸的潜在性危机。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受到挫折后，台美在政治与军事上的结盟日趋明显，台湾领导人公开表示要与美日合作分工建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要与美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等，对大陆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两岸关系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严重打击了台湾民众的信心，这正是台湾工商界及民众对台湾经济与台湾前途的忧虑所在。王永庆就公开表示“两岸关系搞好了，台湾经济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他并且呼吁台湾当局坦然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甚至一批与台湾领导人关系密切的“国策顾问”也上书要求接受“中华民国”架构下的“一个中国”，认为两岸僵局未解，关键在于双方对“一中”歧见，“岛内经济景气不佳，是民众有感两岸政情混沌，台海局势不稳，以致缺乏投资信心”。可以说，两岸问题已经成为左右台湾经济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只要台湾当局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1992年两会口头达成的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共识，两岸关系就不能彻底改善，台湾民众的信心就难以建立，台湾的投资环境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台湾经济的发展就会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结构性与历史遗留问题凸显
台湾经济形势的恶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台湾经济结构性的缺陷在内外环境交错下更加凸显。一是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台湾在60年代到70年代靠传统的轻型加工工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经济起飞，80年代到90年代依靠电子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实现了台湾经济的又一次转型，保持了台湾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优势。但台湾高科技经济结构单一，高度集中在信息电子产业领域，尤其是计算机及其周边产业、芯片代工等。这些产品又高度依赖美国，在新经济出现泡沫现象后，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就受到较大冲击，从而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发展。而其他高科技产业则相当落后，无法实现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也就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这也是未来台湾经济发展的隐忧所在。同时，传统产业在80年代中期后因生产成本上升，缺乏技术革新，无法享受高科技产业的优惠政策，加上东南亚与祖国大陆传统加工产业的发展迅速，台湾传统产业优势逐渐丧失比较优势，竞争力下降，面临生存与发展困境。
二是政商结构下的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不当往来所造成的坏账问题严重。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台湾政商关系复杂，金融机构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当资金往来问题严重。许多企业过度投机，大量通过房地产与股票、债券等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特别是一些政治人物通过空壳公司或人头方式向银行施压贷款，从事房地产或股票投资。当股市与房地产价格下跌时，资金被套牢，引发连锁反应。银行为避免更大的损失，要求企业还款，否则就要“斩仓”或“断头”（低价出售股票与房地产来减少损失）。许多企业因无力还款被“断头”，导致企业因资金周转不灵发生经营困难。台湾当局担心造成更大的金融市场动荡与经济危机，则不断要求银行不要收紧银根，延长企业还款期限，继续对企业贷款，政府则通过降低金融机构的营业税等措施减缓银行压力。结果将危机隐藏起来，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延缓了不具竞争力或问题企业与银行的生存。一旦经济环境变坏，金融机构困难增大，就会再次收缩银根，政府压力失效，必导致企业不时发生财务危机与经营困难。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1998年后半年到1999年初台湾发生的所谓“本土性金融危机”就是因此造成的。这一问题在民进党上台后，不但没有得到改善，问题反而更加严重，银行超额贷款金额从去年6月底的6500亿元新台币增到今年3月底的1.3万亿元新台币，超额贷款比率从5.1%上升为9.1%；中华信用评等公司最新发布的资料认为，到今年6月底，台湾金融机构坏账比率达12%，预计到年底增到15%。受银行紧缩信用与经济不景气影响，企业经营更加困难，今年上半年，台湾关厂或倒闭企业达3114家，较上年同期增长50%。不久前，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更认为台湾有200多家大企业存在严重财务危机。银行坏账与企业财务危机问题成为台湾经济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因此不时有国际媒体发出台湾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警告。近年来，台湾经济始终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
当局决策失误难辞其咎
在过去台湾经济发生衰退和困难时，有着丰富执政经验的国民党常常会采取较为适当与有效的政策或措施，从而将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但民进党上台后，由于缺乏财经方面的专业人士，又以意识形态挂帅，造成财经政策混乱不明，前后矛盾，甚至严重失误，加上政策执行不力，不仅严重影响投资环境与企业信心，而且加剧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民进党上台后，抛弃过去国民党执政时经济优先政策，强调环保先于经济，并依党纲（民进党党纲将反核列为仅次于台独的两大政治追求之一）行事，贸然宣布停建“核四”电厂，不仅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风暴，而且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恶化了投资环境，加大了岛内外企业对民进党经济政策的疑虑，严重挫伤了台湾经济的锐气。接着台湾领导人以租税公平为由，要求缩小高科技产业税收优惠范围，征收高科技技术员工分红所得税，引发高科技产业界的担忧。台湾当局从选举与连任考虑出发，不管财政困难的现实，还不断要兑现选举时的社会福利政策承诺，要发放老人福利津贴，要减税，这不仅会进一步加剧财政问题，而且无助于改善经济，甚至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影响财政的稳健与经济运行。甚至为挽救一时，民进党当局不惜借重李登辉，采取让新台币汇率贬值救经济的冒险政策，不但未能救活台湾经济，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台湾经济与新台币的信心危机，导致金融市场更加动荡。
不仅如此，民进党不仅没有反省自己在执政上的失误与责任，反而将经济形势恶化归于外部环境不好，归于台商大陆投资，归于在野党制衡与政党恶斗，归于外国媒体与学者“唱衰台湾”。这种没有反省能力与习惯于推卸责任的执政者，必将加深台湾经济形势的恶化，让人民承受更多的痛苦。
对大陆经贸政策扼杀了台湾的生机
如今台湾经济市场结构已发生了重要变化，虽然美国仍是台湾第一市场，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二大出口市场（占台湾出口总额的18%），也是台湾最大的外贸顺差来源地，成为支撑台湾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民进党当局在分裂意识主导下，未能正视这一点，不是积极推动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而是极力阻挠，设法限制。一方面，面对工商界不断呼吁取消“戒急用忍”政策的压力，采取拖延战术，4次表示要调整，却4次延后，至今迟迟不开放石化上游、高科技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到大陆投资，加上内部投资环境又不佳，严重遏制了台湾企业的生存、发展之路。不仅如此，台湾当局还处处设置障碍，加强资金管制，甚至对积极到大陆投资、批评民进党的企业进行情报侦查，以逃税等名义进行罚款。另一方面，台湾当局不开放直接“三通”，两岸不能直航，也不允许大陆企业到台投资，甚至将对台湾经济复苏具有重要意义的开放大陆民众到岛内旅游也一拖再拖，不仅影响了两岸经贸的双向、直接往来，也让外商对台湾失去信心，对台投资下降，今年上半年外商对台投资下降22%。可以说，台湾当局的分裂意识与防堵式大陆经贸政策，严重挫伤了台湾企业的积极性，削弱了台湾企业的竞争力，扼杀了台湾经济的生机与出路。
依此观察，目前台湾经济形势恶化不完全是短期现象，未来虽会因国际经济景气好转恢复增长，但台湾当局若不能改善两岸关系，不正视两岸经贸往来，不开放两岸直接“三通”，看不到台湾经济的腹地——祖国大陆这一点，台湾将错过产业结构调整与大陆入世、北京申奥成功所带来的机遇，台湾经济发展前途堪忧，很可能会走上一条长期衰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