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甲骨档案及其价值——纪念甲骨档案发现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论文,档案论文,浅谈论文,周年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骨档案是我国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历史档案，它是一种用锋利的玉石或刀子把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献记录。甲骨档案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社会生产、阶级斗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真实再现，对于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甲骨档案的出土，是我国近代史料上的四大发现之一，今年是其发现100周年。
一
甲骨档案形成于商代后期，是商代档案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保藏的甲骨，多为盘庚迁殷到纣亡的273年间的遗存。 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简称，所谓甲，是指龟的背甲或腹甲，骨是指牛的肩胛骨或其它兽骨，如猪骨、羊骨以及鹿角、兽头等。甲骨档案的文字是用铜刀或玉石刻在坚硬的龟甲和兽骨上的，于削整和契刻之前，龟甲兽骨须先经酸液处理使之软化。有的字是先用笔写好之后再刻的，有的是刻好后填朱的，大部分是直接用刀在甲骨上刻写的。甲骨文也偶有用笔写的字，从文字的不同笔体，以及在甲骨文中就有“笔”（“聿”）字来看，足可证明甲骨文字是用刀笔刻或毛笔写的。上面的字大的径逾半寸，小字细如芝麻，篆刻得整齐美观。一片甲骨档案少则几个字或几十个字，多则达180 字。甲骨档案从发现到今天，已经出土了十几万片，计有单字4500多个。
甲骨档案的产生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殷人崇拜诸神和祖先，对于一些迷惑不解的自然现象、农业生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人的生老病死等，殷商统治者都要通过占卜，去祈求神明祖先的佑助或问询吉凶祸福。所以，占卜便成了殷王朝一切活动的先导，从事占卜的巫和史，便成了沟通神与人之间的桥梁，他们选用被视为通神灵物的龟甲和易于显兆的兽骨作为占卜材料，然后在上面刻写上各种记录文字，于是大量的甲骨档案就这样产生了。
甲骨档案的形成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先是对占卜用的甲骨进行加工整治，之后按一定的规格进行钻凿，占卜时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把要卜问的事情向神灵禀告清楚，然后用炽燃的火棒在钻凿处烫灼，甲骨的另一面就出现不同形态、不同走向的裂纹，这就被认为是“卜兆”，占卜人就根据这些卜兆来解释和判断吉凶，最后把占卜有关的记事和事后应验的情况刻写在上面。一片完整的甲骨档案，大体上包括有叙辞（前辞）、命辞（问辞）、占辞、验辞等几个部分。
甲骨档案的记事内容十分广泛。诸如在农业生产上求问天时年成，在与各国交涉、战争中祈求佑助，对今夕来旬的卜问，以及殷王的田猎、游止、疾病、生子、祭祀等等，都属于占卜的范围。在这些活动中形成的卜辞，就成为记载史实的第一手真实记录。在甲骨档案中，除去卜辞和卜事刻辞外，还有记事刻辞和表谱、历法刻辞，它们记载了殷代的官制、世系、祭祀表谱、贵族家谱和年、月、日历等等，也是殷王室的文书记录，是当时的重要档案材料。
殷代灭亡之后，殷王朝的这些记事材料也就被湮没于地下。据考古学家研究，早在秦汉、隋唐时期，甲骨档案就曾经出土过，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甲骨档案的被认识和大量出土，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是近代的事情。按照最早收集甲骨的学者王襄说，甲骨档案的发现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冬末，而它的价值为人所知则在1899年秋。最早认识和研究甲骨文的人，被学界公认为清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王懿荣对金石素有研究，1899年他正在北京任国子监祭酒。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河南安阳小屯村有一批商代铜器出土，就亲赴安阳。然而，他到达时铜器已为商贾运走，发掘处只剩下大批正准备作肥田和药材用的龟甲和牛骨。其中，有一部分较大的龟甲，上有“行列整齐，非篆非籀”的古文字，这就是甲骨档案。后来，王懿荣共收集甲骨1000余片，被认为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
因为王襄、王懿荣等人的发现和研究，甲骨档案从此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前后对甲骨文研究作出贡献的有王襄、刘鹗、孙诒让、明义士、胡厚宣、陈梦家等，最为著名的是“四堂”学者，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和郭沫若（号鼎堂）。刘鹗先后搜得甲骨档案有5000余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问世，是为第一部甲骨著录书。罗振玉获得甲骨更多，总数在3万片以上， 先后编成《殷墟书契》前后编、《殷墟书契考释》等书。罗振玉与王国维对于殷墟地点的考定，为后人研究甲骨档案和殷商史指出了可靠的和基本的方向。他们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西北五里之小屯，也即《史纪·项羽本纪》所指的“殷墟”，是商代后期国都遗址。孙诒让于1917年出版了《契文举例》，是考释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郭沫若先后著成《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书籍。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殷墟文字》甲乙编、胡厚宣的《甲骨久录》《甲骨续存》和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也是甲骨研究的力作。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的出版，则标志着甲骨研究已迈向一个新阶段，该书也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50余年里，甲骨档案的出土经历了私人挖掘和科学发掘两个阶段，出土的大量甲骨档案，除由前中央研究院收藏外，有不少被一些官僚、学者和外国人据为己有。据不完全统计，仅流失到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就有两万多片。大量甲骨档案流散国外，使我国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了重大的损失。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一珍贵历史档案的收集和保管，散存在国内的绝大部分已收归国有。虽然对殷墟遗址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但出土的甲骨档案并不多。1973年在小屯村南的一次发掘中，曾出土有字甲骨4800多片，是解放后出土甲骨档案最多、最重要的一次。自甲骨档案被发现到现在的100年间，总计出土约在15万片以上，虽然其中多是残片， 但其数量之巨也是相当可观的。至今，我国大陆已收藏甲骨共达9万余片，分散于24省市39城市。甲骨档案流失及保存情况如下：
中国126,215片；加拿大8,702片；日本12.443片；英国3.089片； 德国715片；前苏联119片；瑞典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 新加坡29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共计153,550片。中国大陆存95.880片， 其中私人1,731片，台湾30.250片，香港85片。另外，据胡厚宣1958 年访苏时鉴定，前苏联所存全系伪片。
二
甲骨档案的发现，不仅有力地说明了我国历史文化的悠久，而且甲骨本身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笔者认为表现在档案学、史料研究、文字学和书法四个方面。
首先，甲骨档案的发现对于档案事业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一，因为甲骨上面的文字记录是当时各种活动的真实记录，所以记有文字的甲骨属于古代档案的范围。考古学家陈梦家在谈到卜辞的性质时说：“这些卜辞可以视做政治的决定记录，”“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这样，就有力证实了甲骨档案为目前我国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档案。其二，甲骨档案有一定的保管人员。因为这些甲骨材料很多是殷王室的文书记录，直接关系到殷王朝的利害和最高统治者的祸福，所以殷王十分重视占卜和对卜辞的保管，在王朝的国家机关中设置了地位很高的宗教官员——巫和史，他们主要从事占卜、祭祀和文字记录，同时也负责这些甲骨档案的保管工作。这些巫和史，可以看作最早的档案工作人员。其三，殷王朝有了一定的档案保管地点。甲骨档案以现今安阳小屯村出土为最多，而且以小屯村北和小屯村南最为集中，其次是侯家庄村南，这里原是殷王朝的国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竹书纪年》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上述三处是殷统治者宗庙及陵墓所在地。由此推测，殷代的甲骨档案是集中保管在宗庙地区的。根据考古发现，在宗庙建筑的左右常伴有半穴居式的地下室，地下室内又多有圆窦和方窖，这是当时殷王贮存器物的地方，绝大部分的甲骨档案就是出土于这些窖窦中的。例如在1936年发掘的YH12坑，就集中出土了武丁时期的甲骨档案17000 余片，所以考古学家认为，这可能是武丁时期的一个档案库。据此可认为，殷商时期出现了类似档案室或档案馆的档案保管机构。其四，殷代的甲骨档案有了一定的保管制度。在发掘窖窦中贮存的甲骨档案时，发现这些档案大致上都有朝代可循，有的坑是存贮一个朝代的，有的坑是积累几个朝代的，还有将龟甲和兽骨分别保管的。在这些被保管起来的甲骨中，有的龟甲编连成册，有的将数片牛胛骨合为一包。在YH127 坑出土的龟甲中，还发现有将“背甲制成刀子的样子，中间穿孔，上面刻辞的”。中间穿孔，可能是为了将若干片甲骨穿连在一起，这大概就是典册之“册”字原形，卜辞中的册字就证明了这一点。穿连成册或按包保管，可能是将记载同一事情的甲骨集中在一起，更便于保管和利用。根据《殷墟卜辞综述》记载：“卜辞集中出土于殷都安阳，而卜辞中所记占卜地有在殷都以外来的，可见在外地占卜了的这些甲骨仍旧归档于殷都。”如纣王在征伐入方时所形成的档案，就都带回到殷都宗庙。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的甲骨档案已有了“归档”的做法。
考察甲骨档案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看出，商代甲骨档案的保管工作，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我国有事实可考的比较正规的档案工作，是从殷商开始的。
其次，甲骨档案是珍贵的历史史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值。其一，甲骨档案反映了殷商时代、西周时期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如当时奴隶主阶级广泛使用奴隶进行劳动。商朝把农业生产的奴隶称为“众人”。甲骨档案中的“众”字，就像许多赤身裸体的奴隶，在烈日下痛苦地劳动的样子，这正是奴隶痛苦生活的反映。为了反抗奴隶主阶级的压迫，奴隶常常举行暴动或逃亡。甲骨文把奴隶的逃亡称为“丧众”，表示奴隶们已经逃到森林里去了。另外，许多农作物的名称，如禾、麦、粟、桑、麻之类，在甲骨文中已有记载；一些卜辞中也有殷王向上天求雨和询问农业收成的记录，展现了殷商时期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其二，甲骨档案记载了诸如礼制、天文、历法、地理、医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为各项专门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郭沫若《卜辞通纂》把甲骨卜辞分成五类：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干支数字除外），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将甲骨档案按其内容分为八项：祭、出入、田猎、征伐、年、风、雨等内容。王襄的《殷契征文》，则分为12项，董作宾的《殷历谱》分为20项。根据甲骨档案承载的信息，甲骨学者开展了深入、科学的研究。丁山的《新殷本纪》及周鸿翔的《商殷帝王本纪》等，根据甲骨材料进行增补，使文献记载的殷王本纪更为充实。董作宾的《殷历谱》、日本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研究》、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李学勤的《殷代地理简论》、加拿大许进雄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研究》等专著，对商代的礼制、历法、地理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其三，甲骨档案印证了古代记载里一些材料的真实性，订正了一些史籍的谬误。王国维把甲骨学研究从考释文字阶段推进到史料研究阶段。他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篇论著中，考证了甲骨文中出现的先公先王和父、兄之名，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他还根据《后上》8.14与《戬》1.10的缀合，认为“上甲以后诸先公之次，当为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指出“《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次，乃违事实”。又据《后上》5.1考证出：祖乙自当为中丁子”，指出“《史记》盖误”。 王国维曾就卜辞中的“王亥”研究与罗振玉互相切磋，指出：“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并论述甲骨文中的王恒，说：“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解者，而今由卜辞通之。”如此等等，不仅为史学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而且大大提高了甲骨档案的研究、利用价值。
第三，甲骨档案保存了大量的信息符号——甲骨文字。甲骨文对于研究我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文字出现很早，相传黄帝时，“其史仓颉，又象鸟迹，始作文字”。《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我国文字究竟起源于何时？郭沫若、于省吾曾认为我国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钵口沿上刻的二三十种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省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但从仰韶文化起一直到甲骨文产生，这一段历史时期里所产生的文字，包括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文字，都不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仅仅那几个文字，还不能记载成文史。而甲骨文则不同，不仅包括4500个以上字汇，可划分为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 所以古文字学家认为甲骨文是我国“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从甲骨文发展到今天的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文字的发展经过了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几个阶段。而汉字的基本字型，可以说是甲骨文奠定了最早的基础。
甲骨档案研究的一个伴随成果，是出现了甲骨书法这一墨苑奇葩。所谓早骨书法，即是用毛笔书写甲骨文，书写时按照甲骨文刻写的要求，在执笔、用笔、点划、结构、章法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点。甲骨书法的创始人物是罗振玉，他在研究之余，集甲骨文字用毛笔写成楹联。他自己曾说：“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三日夕得而联，存之中笥，用佐临池。”后于1921年以《集殷墟文字楹帖》为书名付印。其后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集甲骨文字为楹联。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对甲骨书法也颇有研究。据严一萍《甲骨学》第八章《甲骨文字的艺术》介绍，董作宾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逝世时，用甲骨文字撰写了400多字的长篇挽联。 甲骨书法已在书坛占得了一席之地，形成了古朴、典雅、浑厚的书风，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爱。
三
笔者再谈一下甲骨档案的发现问题。
甲骨档案系何人于何时发现，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甲骨档案是1899年由王懿荣首先发现。王懿荣，字廉生，谥文敏，山东福山人。光绪六年中进士，二十一年任国子监祭酒。传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在北京任职时，因患疟疾而吃中药，其中有味药即“龙骨”。当药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药店买回来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审视，发现了龙骨上的文字，颇为惊讶。王氏本来就是金石学家，精研铜器铭文之学，知道这种骨头很古，就派人到达仁堂药铺，问明来历，选取了一些文字较明者，全部买下。这样，甲骨文就被王懿荣偶然地发现了。
另一观点认为，是王襄于1898年发现的甲骨档案。王襄，天津人，我国第一代甲骨学专家，解放后曾任天津文史馆馆长。本世纪80年代，王襄写于50年代的遗著《殷契征文》发表，明确指出：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年”。其遗著中提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潍县人范寿轩（古董商）在天津出售文物，并向其请教“带字骨版”，他和友人孟定生当时已认定是古代文字。次年10月，范寿轩带来一批甲骨，王襄等人观览，“知为三古遗品”，随即议定价格购买。但王襄与孟定生俱贫寒，仅购买一部分，其余甲骨俱售给北京的王懿荣。按照这种说法，甲骨文是被王襄、孟定生首先发现和鉴定的，而王懿荣见到甲骨文是在王襄之后。
笔者认同后一种观点。王懿荣因吃中药“龙骨”而发现甲骨档案，仅仅是“传说”而已，王氏本人的著述及其后人（如其子王汉章）的著述中，没有对这一事情的记载。中国最早参与发现和研究甲骨档案的一批学者（如刘鹗、王襄等）的论述中，也不见有王懿荣首先发现甲骨文的记载。而王襄的发现则是在《殷契征文》中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有其事实根据的。
那么，为什么学界一直盛传是王懿荣1899年最先发现甲骨档案呢？这是有客观原因的。
其一，王襄与孟定生虽然较早地发现并收购甲骨档案，但王、孟“惜皆寒素，力有不逮，仅于所见十百数中获得一二，意谓不负所见，借资考古而已。”“孟氏与余（笔者按：即王襄）皆困于力，未能博收。”王襄、孟定生在早期收藏家中，因购藏较少和精品不多，故没有像王懿荣、刘鹗等大宗收藏家那样引人注目。
其二，王襄所藏甲骨，于1925年才选拓或《殷契征文》出版，而且此书印制不精，拓本又有剪割描画，人们一度怀疑其材料的可靠性，缩小了此书的影响。而与王襄同时或稍后的甲骨收藏家，如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等人的藏品，早已先王襄的收藏而公布。正因为此，王懿荣等人的研究成果得以传世并为世人研究使用，自然就扩大了它们收藏者的影响。因此，王懿荣的影响要远远超过王襄。
其三，王襄自1900年以后，“老母病笃，志在缓人之急，因不重此殷契。念之余痛悸心，至今犹觉懔懔。自是不谈殷契者且十二年”，直到1920年才出版了他的《殷契类纂》一书。而就在这20多年间，甲骨学已经形成，甲骨档案研究领域已拓宽。王襄由于较长时间的沉默，没有能更多地发挥自己作为最先发现和收购甲骨档案者的影响。
其四，明确标有甲骨档案最先发现时间的王襄遗著《殷契征文》，写于本世纪50年代，而发表于80年代。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中，王懿荣最先发现甲骨档案似乎已成为定论，王襄于1898年最先发现甲骨档案的事实就被这种“定论”给掩盖了。
当然，王襄发现也好，王懿荣发现也罢，这一问题的争论丝毫不会影响甲骨档案发现的重要意义。今天，甲骨档案的价值与影响已是不言而喻、人所共知。笔者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引起广大学界同仁对这一珍贵历史档案价值的探讨、认识，并掀起一个纪念其发现100 周年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