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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9)04-0025-05
一
中国外交的60年，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效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研究中国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历史经验，对于新世纪中国外交的深入发展意义重大。
1.中国和平外交的第一个30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及其基本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此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直贯彻在中国外交工作中。
20世纪50年代，由于新中国成立时冷战格局已经形成，美苏的对华政策大相径庭。出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考虑，新中国首先把发展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采取联苏抗美的“一边倒”战略，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以而且可行的必然选择。其次，积极争取同亚非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特别是周边的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也与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三，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径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的实施，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密切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间的友谊，在国际社会站稳了脚跟；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巩固了新生政权，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也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基础，到1959年，有33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对外工作初步打开了新局面。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从友好走向破裂，美国仍然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外交承受了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迫于形势实行了既反美又反苏的“两条线”战略。面对中苏、中美关系的严峻态势和国际政治力量出现的重大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亚非拉各国），争取第二中间地带（西欧国家和日本），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中国大力加强与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不结盟运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在争取第二中间地带方面，1964年中国同法国建交，这是中国同西方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沉重打击。同时，中国与日本的民间交往频繁，为恢复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到1970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55个。
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霸主地位，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格局，其他多种力量的崛起已成事实，尤其是美国为了扭转与苏联争霸的不利局面，寻求与中国关系的改善，而苏联在中苏边界布置重兵，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毛泽东提出“一条线”战略，即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使得中国外交取得新的突破。首先，中国几乎同所有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美关系从敌对走向缓和，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西欧多数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次，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2758号决议，这是中国外交在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成果。从此，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再次，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又有新进展。10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就达到69个，到1980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共有124个。特别是“一条线”战略在使中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宝贵身份和彻底摆脱“国际孤立”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开始了中国走向世界、走进国际组织及其国际机制的历程。
中国和平外交的第一个30年，应该说是中国对外关系重要的起步时期。经过这30年，新中国外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务虚走向务实，由国际社会的次要角色、旁观者和反对者开始向主要角色和参与者转变，其外交理念和实践逐步成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政治安全，为第二个和平外交30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了必要的准备。
2.中国和平外交的第二个30年。20世纪80年代，根据国内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需要和对国际局势的重新审视，中国外交又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从而发展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确立，“真正的不结盟”外交战略的实行，大大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和战略主动。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不受社会制度异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地理条件远近和意识形态因素的限制，依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面发展对外关系，中国与各国的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中美关系依然保持对苏战略一致的同时，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得到了大大的加强；中苏关系缓和并渐正常化；中国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同时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了同周边国家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外交形式灵活多样，呈现多层次、多方面、多渠道、多色彩的生动局面。到1989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37个。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冷战结束，全球化、多极化的到来，中国成功地顶住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压力，克服了苏东剧变的冲击，打破西方对华制裁，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构筑了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取得新突破。中国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形成了全方位外交的新局面。中美关系从起伏不定走向基本稳定，差异和分歧仍存，但是共同利益也在增多。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表现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特点的新型国家关系。中俄关系进入稳定发展、持续深化和务实合作的时期。中日关系发展的突出特点是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发展不平衡，但是合作关系依然保持。中国和欧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在经历了“长期关系”、“全面伙伴关系”及进入新世纪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系列调整后，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局面。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实施“安邻、睦邻、富邻”政策，与周边国家已实现全面建交，同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发展合作关系，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的悬而未决的各种问题，并作为观察员国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与东盟国家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搞输出革命，不因与发达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增进而忽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高层互访频繁，合作领域拓宽，合作方式多样化，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协调和支持进一步加强。1992年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同77国集团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建设性发展。中国尽可能的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实现复兴的目标，大量减免非洲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的债务，全力支持非洲国家发展；中国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和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多边外交方面日趋活跃，中国主要参加了以联合国系统为主的全球性的各类政府间国际组织、各种国际会议及国际机制，参加了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有关国家参加的地区国际会议及区域性合作机制，参加了非政府组织及各类国际论坛等，扩大了外交活动空间，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良好的经济贸易关系，相互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空间。
总之，当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已参加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中国共产党已与世界上166个国家和地区的528个政党与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友好交往及联系，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发展到169个。中国和平外交注入了许多新的内涵，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经济外交、多边外交、全面参与国际机制等成为新的亮点；处理对外关系自主性和主动性增强，更显成熟和自信，在国际社会主动提出建设性主张，作用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彰显大国风范。
二
60年的和平外交告诉我们，中国外交战略有过频繁的调整，国家关系有过大起大落，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比较罕见。从今天的角度看，影响外交战略的选择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经验弥足珍贵。本文限于篇幅主要阐述四个方面。
1.国际环境是影响国家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基本特征是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还取决于国际因素。国际格局中各种力量的分布、组合状况及其演变趋势、当前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重大国际事件等等，都会对一国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国际大环境影响或制约着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对外关系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因冷战体制的制约，在对外战略、对外关系的选择上回旋余地十分有限，并带有浓重的两极政治格局的烙印，国家关系的状况基本上是以亲美还是亲苏来决定。这种相当稳固的一个中心、一元结构和集团、阵营、结盟式的国家关系特征，使大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对外关系都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牵制，都要以美苏关系为基轴进行调整，选择空间非常狭小。而苏联将社会主义阵营视为与美国抗衡的战略基地、势力范围和国家安全之所在，在这个阵营内部的任何国家的利益都要服从苏联与美国较量和对抗的大战略，一旦有违背苏联战略要求的行为，肯定会遭到苏联的排斥，并以大党大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之，中苏关系的大起大落就与此有关。中国和苏联在处理两国关系上对彼此的期望值非常高，甚至苛求对方抛弃自己的现实国家利益，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所以遇到两国利益发生碰撞又不能冷静妥善解决时，就不惜将朋友变成敌人。其思维定式就是或者是敌人，或者是朋友，不允许有丝毫的含糊与动摇，将复杂的国家关系用最简单的办法进行处理。当时中国的外交始终没有脱离冷战体制，外交战略始终围绕着如何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进行，从50年代的联苏抗美、60年代的既反美又反苏、70年代的联美抗苏，直到80年代的不结盟，每一次对外战略的调整都与美国和苏联有关。可见国际环境对国家外交的外部影响至关重要，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样重要。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处心积虑地封锁、遏制、包围，把冷战与反共意识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估计非常严峻，甚至陷入了主观臆断。斯大林曾经将列宁的时代理论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把危机同战争联系起来，进而把战争同革命联系起来。其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推进世界革命维护苏联的安全，保障了苏联的安全就有利于世界革命。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沿袭了斯大林的时代观，对列宁关于时代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在“总危机”、“总决战”观念的驱使下，建立势力范围、进行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推行大党主义、大国主义，长期关起门来搞建设，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中国受其影响，70年代末以前始终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虽然反对过苏联“输出革命”，但60年代中期，自己也开始“支援世界革命”。在反对两霸时，中国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口号，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1970年，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中国整个经济建设转入了战时轨道，大规模地进行三线建设，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面对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反应迟钝，观念、认识严重滞后，导致国际战略、策略制定的失误，给中国外交带来负面的影响，错过了发展的有利时机。相比之下，日本和西欧各国充分利用战后和平的国际环境，在美国的保护伞下乘机做大，成为世界级的力量中心。历史经验证明，仅用战争、对抗的办法解决国家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已不能完全奏效，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现实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协商对话、平等互利是适合潮流的正确选择，维护国际和平环境也是中国外交的责任和义务。
2.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是国家开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动力。二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和均势已经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惟一追求，国家利益的确定和外交政策的制定注入了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异同成为划分国家关系好恶的重要尺度，美国如此，苏联也是如此。中苏两党在处理两国分歧时也曾一味突出意识形态利益，似乎意识形态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利益，是大是大非的、绝对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公开竖起意识形态大旗，展开前所未有的大论战，导致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进而殃及两国关系，最终酿成战略对抗。意识形态利益与现实国家利益之间的错位，极大地影响了党际关系、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致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削弱了社会主义整体力量和优势的充分发挥。在处理国际问题和国家关系问题上，基于各种因素，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往往采取不尽相同的、甚至是相左的政策，而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却能促成超越意识形态的联合。这表明意识形态利益并不是决定国家关系的惟一尺度，意识形态利益应服从、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很多情况下需要超越意识形态利益。中国外交的第二个30年，中国以国家利益为准绳，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与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发达国家等不同类型国家发展平等、互利、协作、共处的国家关系，解决了过去多年未能解决的难题，对外关系得以顺畅发展，为国内建设营造了宽松的国际环境。
3.妥善处理边界问题是建立周边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安全因素是国家关系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因素。安全保障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卫国土不受外来侵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安全是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的首要目标和内容。中国是一个周边国家最多的国家，与周边国家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首要课题，而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立足周边、走向世界，实施“安邻、睦邻、富邻”政策必须解决的关键难题。例如：中苏（俄）边界问题曾经成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难题。中苏边界谈判经历了几十年的复杂过程。60年代，随着两国分歧的加剧，边境地区一再出现紧张局势，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中国的一再提议下，1964年边界问题提上两国谈判日程，中国愿意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通过谈判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但由于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致使谈判没有结果。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部署军队54个师，共100多万人，导弹瞄准中国。中国也被迫在边界部署了重兵。国家关系的核心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根本是安全，损害了安全利益也就破坏了国家关系的基础。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破坏了中苏关系的基础，成为中苏对抗最直接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抓住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关系为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的机遇，经过不懈努力，解决了与周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2个陆地邻国的边界问题。对边界问题的妥善处理是建立睦邻互信周边关系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首要条件。
4.积极参与国际机制是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制度保障。20世纪50年到60年代，因西方主要大国拒绝承认中国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加上两种意识形态与两种社会制度严峻对峙的国际环境，中国基本游离于国际机制之外，一度成为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的力量。在西方国家主宰国际机制的情况下，中国要求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要求恢复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和参与一般性国际机制的愿望和要求多数被拒绝，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趋向恶化。70年代，中国成为国际机制初步参与者。以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为标志，中国成为国际机制的初步参与者，开始了真正参与国际机制的历程。中国逐步解决了在其他国际组织的合法地位问题，与各类国际机制的接触相应增多，并开始关注这些机制的作用和对中国的影响，中国融入多边机制的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在财政和技术上给予中国的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80年代开始，中国逐步发展成为能够现实的看待国家利益与各种国际机制的关系的国家。中国对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组织机构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参与愿望。在联合国系统，中国的参与已逐渐从政治、安全领域扩大到经济、社会、人权、环境等领域。90年代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中国对国际机制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更加积极的态势参加了世界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等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也开始了在国际机制中力争更大的发言权、追求更多的国家利益的历程。中国在国际机制中彰显了中国正义、诚信、负责的大国风范，在国际机制中的地位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尊重。参加并建设多边、双边合作机制，使国家关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成为维系国家关系健康发展的工具和制度保障。
21世纪初期至中期，是中国越来越被各类国家视为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的关键时期，将会引起现有国际战略力量的结构性改变，引起众多国家对中国的关注和主张的改变，引起更多的战略共识与分歧，引起对华外交政策的诸多调整，也会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寄予更多更高的期望。坚持包容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世界是非常务实而理性的战略选择。60年的和平外交是最宝贵的历史借鉴和历史教科书，中国的和平外交将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稳步前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更为宽松的国际环境。
收稿日期：2009-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