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大众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3)06-0065-05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历史从现代向后现代跨越的时代。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对精 英文化主流地位的僭越是发生在这一时代的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在此历史语境中，大众 文化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之间必然形成一种互相渗透、互相释证的“互文性 ”关系，即构成大众文化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皆与后现代主义文本符号相关联。因此， 大众文化只有在后现代主义话语系统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意味着：第一，如果像 杰姆逊那样将后现代主义指称为后工业社会的文化逻辑，那么大众文化就是这一文化逻 辑的唯物形式。大众文化是世界历史进入后现代时期的必然表现。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 化之间存在着同质性。第二，如果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反等级、解中心、去分化的文 化过程，那么这一过程是对现代主义话语系统所确立的精英文化在上、大众文化在下的 文化等级秩序的挑战和拆解，而且从起点到终点都昭显着大众文化理所当然的主导性。 后现代主义在瓦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结构后成为一种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的 文化。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合流已是不争的事实。第三，如果将后现代主义解读为 一种观念系统和认识框架，那么它必将是一种大众文化辩护理论。后现代主义在消解现 代主义精英意识的同时也完成了大众文化合法性的证明。“大众文化或许受后现代主义 革命的影响更深。而且，大众文化实际上已不再像20世纪上半叶那样受鄙视，这本身可 视为后现代主义趋势的一个现象。”[1](P42)本文旨在阐明：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之 间的互文关系制约着大众文化的本体品格，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平民主义立场改 变了大众文化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精英主义偏见，提供了理解大众文化的另一种可能性维 度。
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何以成为可能
尽管帕尔默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宣称“后现代主义已经死了”并断言“现在已经是后 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了[2](P1)。然而这一论断至少在中国语境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因 为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话题至今还挂在热中于从西方寻找话语资源的中国学人的嘴 上。在我看来，在带有强烈前现代色彩的当代中国谈论后现代主义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后 现代主义文化最生动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了“ 问题”，并且由于前现代文化现象的存在而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大众 文化是历史之手书写的后现代文本，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发展不平衡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变体。离开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就不可理论 。
后现代主义在前现代的中国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约略有四：
第一，诚如有论者所言，8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 最低限度的历史条件，而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现代传媒的扩张和信息的 超量生产则使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成为了现实。委实，当下中国前现代状况的存在并不能 成为后现代不存在的理由。中国辽阔的地域和自西向东、由北向南经济发展的梯次性不 平衡结构，使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悖论式文化景象获得了各自的合理性。城市贫民 窟与超豪华总统套房的悖论式共存使人感觉到仿佛置身于两个世界，希望工程宣传画上 那双无助而又营养不良的女童的眼睛与电视广告中一个个分明营养过剩的“小皇帝”之 间的反差令人对同为上帝子民的宗教教义和人生来平等的启蒙神话产生深刻的怀疑，老 少边穷地区牛拉肩扛、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与大都市里的声光无尽、糜费浮华的生活方 式成为必须给“现代”一词同时添加“前”或“后”的前缀的社会学原因。当代中国置 身于一个巨大的历史误置的文化落差之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观念和行 为方式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汇集，既有的符号等级秩序被动摇，它使当代中国文化 变得混乱而又奇妙。这本身就是一种众声喧哗的无主题的后现代文化景观。事实证明， 后现代主义是人类社会当然也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不可逃脱的文化命运。
第二，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在国民的深层心理层面上存有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潜质。与 具有宗教传统的西欧基督教文化、东亚佛教文化以及中东伊斯兰教文化相比，中国文化 的特殊之处在于具有世俗的现世精神。如绝圣弃智的反智主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 ”的“为我”思想，“齐物我、齐是非”的相对主义，安时处顺、逍遥自得的游戏思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平权观念，“食色，性也”的性无善恶论，权为民用的民 本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个人主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思想… …凡此种种，无不证明中国文化中早就有了后现代主义的原发性因素，只不过在中国制 度化的文化等级秩序中这些异质性因素是潜流而非主流，是边缘的而非中心的。尽管如 此，我们在正统的伦理本位文化、集体本位文化中的确发现了具有“另类”色彩的感性 文化、个体文化的存在，虽然我们不能由此断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但至少应 该相信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存在着被后来理论家命名为“后现代”的文化因子。而近代以 来理想主义的一再受挫以及现代以来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虚假承诺的幻灭遂使中国文 化合乎逻辑地重新折回到实用理性本位文化之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受制于这一关 系的世俗化倾向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显而易见。最现代的思想往往植根于最古老最原始 的思想。所以西方后现代主义在东渐过程中与中国文化及心理一拍即合。就此而论，后 现代主义实际上产生于汉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第三，虽然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同20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有关，然而， 正如杜威·佛克马所言，后现代主义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也并非西方所独有[3](P3)。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对已经经典化的现代主义的修正； 而在中国，后现代主义则适合了中国人消解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内在需要，正是欧 美的后现代主义让中国人发现了自己真实的愿望并从中得到了满足。1990年代中国所发 生的一切可视为文化史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为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所制约的禁欲和 清教徒式的生活理念让位于消费主义、现世主义、享乐主义以及物质主义的意识形态， 文化的世俗化趋势已经不可更改，为主流叙事指认的那些价值体系失去了约束力，文化 生产者不再像以往那样忙于意识形态的制造和输出，大众也不再是圣言的倾听者，世界 洋溢着惟我独尊的后现代主义平民意识，文化成了根据市场行情、快乐原则和大众欲望 心理学(生理学)按照一定的“配方”研制出来的消费品，大众文化成了市民社会摆脱政 治权力场的社会公共领域。这样，不管人们是否愿意，终究将被看不见的历史之手强制 性地置放在充满变数、不明对错的历史关头，此时，红色禁欲主义时期的“历史的主人 ”已蜕变为彻头彻尾的卡通人物或肥皂剧人物，处于这样的历史时刻的文化充塞着不置 可否的喜剧精神。这使得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最大可能地贴近后现代主义，也即大众文 化以一种后现代变体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3](P230)。如此以来，90年代中 国大众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在解中心化的“微小叙事”和平面化特征上彼此互证。中国文 化经验开始从政治道德层面的理想冲动滑入日常的现实生活实践，文化价值的判断根据 由政治道德转向大众生活诉求，禁欲主义和清教主义的伦理观被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 伦理观取代。政治道德权威的衰落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凸现是相继发生的，这是社会 文化的大转型，它构成了大众文化得到肯定性评价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第四，只要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文本中遣词造句的方法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诸多 后现代主义的语词及修辞已成为批评家普遍使用的基础性语汇。在相似的经济基础之上 容易产生相似的意识形态，这使后现代主义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效的 认识范式和工作语言。诸如：德里达的“解构”、“异延”、“播撒”，利奥塔的“元 叙事”、“宏大叙事”，哈桑的“后现代的转折”、“不确定的内向性”，杰姆逊的“ 削平深度”、“历史意识消失”、“主体的死亡”、“距离感的消失”，波德里亚的“ 幻象”、“仿真”，福柯的“权力、知识、话语”，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哈贝马 斯的“公共领域”，罗兰·巴特的“作者的死亡”，巴赫金的“狂欢”，拉康的“镜像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丹尼尔·贝尔的“后 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阿尔都塞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这里列 示的明显带有“解构”倾向的后现代概念已成为嵌入中国大众文化批评文本字里行间的 关键词，众多对大众文化抱有好感的中国学人正是借重于后现代的对抗性的话语策略来 对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进行解构，并从后现代主义的修辞方式和表达方式中获得了某种 启发来开展自己的学术活动的。离开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的支持，中国大众文化批 评至少还停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认识水平上。
二、大众文化研究中批判与辩护的变奏
在西方，大众文化的发源地通常认为是美国，或者说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现大众文化完 全发展的形式。而大众文化理论批评工作则主要是由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具有精英主义思 想传统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承担的，这决定了大众文化批评的历史主要就是批评大众文化 的历史。后现代主义为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校正了道德理想主义者以精英主 义的标准裁断大众文化的“批评的越位”，标示着大众文化批评历史由批判到辩护的转 折。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大众文化辩护理论。
大众文化研究的滥觞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叶英国社会评论家马休·阿诺德。他在《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倡导以美与智的文化来抵抗个人主义和工业主义所导致的缺乏秩 序、准则和方向感的无政府状态。所谓“无政府状态”其实就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被贬的 漫画形式。这一阿诺德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的接手人是F·R·利维斯和他的妻子，利维 斯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和《文化与环境》中对通俗小说、电影和广告等大众文 化形式进行了全面地指责，如他指控广告“永无休止地、无孔不入地对大众进行手淫式 操纵和愚弄”[4](P41)，用语之尖刻除了美国的麦克唐纳无人能出其右。他称大众文化 是民间文化的灾难，因为它一刀切断了显然是值得缅怀的传统和过去。不难看出，其怀 古幽思先入为主地影响了他对现代大众文化的判断，这形成了基于“文化一直掌握在少 数人手中”[4](P38)这一假设之上的利维斯主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发言人霍克 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建构的文化工业理论则是最为系统和深刻的大众文化 批判理论，它的深刻洞见包括它的错误都将给大众文化的研究者以重要启示，以至于一 切大众文化的辩护者只有首先修正文化工业理论然后才能有效表达自己的观点。另外， 二次大战后卷入美国大众文化大辩论的批评家们的观点也颇值一提，安德鲁·罗斯本于 冷战思维将从内部防止大众文化和从外部防止苏联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表现出十足的政 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批评立场；伯纳德·罗森堡认为大众文化破坏了美国社会的幸福生 活，不仅使人的品位变坏，而且在迈向极权主义的同时使人的理智变得残酷无情；麦克 唐纳在《大众文化理论》一文中的悲观主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众文化是上面 强加的，是商人雇佣技术人员创造的，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参与仅限于买 与不买之间选择。简言之，庸俗作家们利用大众文化需求来赚钱，或者为了维护他们的 阶级统治。”[4](P48)大众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无不呈现出特定的“经济学意 义”。阿诺德主义——利维斯主义——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麦克唐纳对大众文化 商业本性的揭示形成了一条赓续不绝的大众文化批判传统。
从理论上为大众文化辩护是20世纪50年代以降才有的事。从否定大众文化到肯定大众 文化是当代西方社会知识分子价值观念转变的一个标志。转变的理由虽多，而以我之见 ，后现代主义在1960年代以后的出现无疑是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原因。“我们能详尽的说 明后现代主义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的联系，因为很清楚，后现代主义欢呼文化的多面性 、迷幻与非等级性的无序状态。”[2](P203)大众文化那种无中心的、拼贴的、复制的 、游戏的、媚俗的文化代码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得到了理论支持。后现代主义的矛头所指 是：革除文化等级秩序，打破少数文化寡头垄断文化资源的局面以重新分配社会文化资 本，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以为大众文化正名，瓦解精英主义者建立“没有围墙的 博物馆”[2](P201)的想入非非，降低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为人类代言的愿望。
自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世界发生了社会文化的历史性转型。发端于18世纪启蒙主义 和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自然地走向衰落，表征着消费主义观念的 大众文化事实上成为取代上帝的新的世俗宗教，抑或说，大众文化就是当今后现代主义 时代的意识形态。“旧意识形态的枯竭不可避免地导致渴望新的意识形态。”[5](P37) 大众文化成为宗教失灵后西方人的灵魂归依之地。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 ，后工业社会文化运作的基本形式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正是后 工业文明时代“文明受损”的表征。杰姆逊从文化视角所做的历史分期至今仍为研究者 不断地引证，即与现代西方由市场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进 程相对应，西方社会文化已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特 征是文化工业的出现以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人为界限的消弭，文化不再仅仅是 大学讲台上所讲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里存放的“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阿诺德语) ，它已降格为威廉斯所称的“全部生活方式”。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已经走向穷途末 路或改头换面成为当代新的畅销文化。
在中国，大众文化由被批判到被肯定的历史再一次被重演。
大众文化在当初所引发的震动不亚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又一次入侵。大众文化在登陆 中国的头10年曾遭到人文知识分子的拼死抵抗，直至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大众文 化还依然被那些继续“等待戈多”的人骂得一无是处。卡拉OK、夜总会、网吧、摇滚乐 、POP音乐、游艺广场、发廊、好莱坞、卡通、肥皂剧、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 商业物流、橱窗、仓储式超市、选美大赛、时装表演、广告招贴、电视、手机、录像、 金庸、王朔、琼瑶、染发、非常男女、丰乳肥臀、女人化装、男人壮阳、明星文本…… 这些散发着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情调及欲望的亚文化奇观至今也很难说在具有清教主 义情结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中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原因在于：其一，非此即彼 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然。不能证明你是好的，因此你就是坏的，没有在好坏两极之 间辟出一种中间状态。其二，大众文化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内只是欧美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才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传统政治、道德文化的“自留地”里长不出大众文化这 样的庄稼，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与冷战思维并存的东、西方意识形态之分殊，使来 自异域的大众文化总是被想当然地解读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殖民扩张，只能是“被审 ”对象。其三，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实践来看，说到底有资格评判大众文化的不是大众 自己，主要发言人是作为社会精神权威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执掌着社会的话语权力。 超拔的文化趣味和生就的道德优越感使其对大众文化怀有本能的反感。手持道德理想主 义和审美主义的价值尺度只能丈量出大众文化的种种短处来。其四，文化精英的代言情 结和经典情结。对于政治中心和伦理本位思想的深刻记忆使他们把胆敢为大众文化辩护 的行为都看做精神叛变，把一切社会不良现象皆看做大众文化负效应的证明。以精英文 化的价值尺度诸如道德感、深邃性、审美性、创造性去考量大众文化，指斥大众文化的 非道德性、平面化、世俗性、商业性和机械复制性。
在中国学界，后现代主义同样履行了它在西方所履行的任务：使大众文化批评发生了 由批判到辩护的主题变奏。后现代主义对大众文化的肯定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替嬗的结 果。早在1980年代后期，人们已不难感觉到中国社会“政治道德一体化”中心价值体系 处于严重受损的状况，它使文化精英确立的文化秩序面临合法化的危机。随着1993年以 来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出现以及经济实利主义原则在市民社会的普遍奉行，大众文化伺机 与以国家意志为宗旨的主导文化和以人文理想为核心的精英文化分庭抗礼，把注意力投 向大众生活的私人领域和具体经验，大众日常生活活动作为一个政治道德文化的反题被 赋予了正当性。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建构理想而言，解放、进步、革命、真理、理想的 伟大主题由于缺乏直接满足日常生活动机和利益的现实性，而只能是悬挂在天上的精神 馅饼。而那些直接指向大众生活的现实利益和世俗欲望反倒安慰了大众对幸福生活的期 待。人们将他们的注意力和责任心从政治化的公共活动逐渐地转向私人化的家庭和自我 的活动方面。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90年代中国 大众文化具有了与“后现代”的某些特殊的相似性：它以消解政治道德理性权威的方式 ，在放逐各种形上思考的同时，肯定了人生意义的平凡性和生存活动的现实要求，把现 实活动从精神性高度重新拉回到平常百姓的具体感受经验之中。
三、如何为大众文化辩护
我们无法怀疑如下事实：大众文化辩护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成果之一。这里拟从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美学倾向、艺术追求、文化态度和价值立场等五个层面来 求证：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大众文化辩护理论。
第一，从哲学基础看，后现代主义排拒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探索世界本源及最 高本体的形上追求和消解这种追求的怀疑论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冲动。西方文化一直在 逻各斯中心的统治下走过了几千年。自柏拉图的理式论到中世纪的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 ，从18世纪启蒙主义的理性至上到德国古典哲学试图一网打尽天地间所有问题的哲学野 心，以及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对“元叙事”、“深度模式”的设定，无不落入中心论的思 维框架，由此形成了一条强固的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或者叫形而上学的认识传统。这种 现代理性观念和知识形式构成了精英文化权威性的思想背景，正是凭借这一背景，精英 文化对其他文化类别的排斥、控制和压迫遂成为可能，从而掩盖了这些知识形式与权力 之间的关系，听任官僚体制生产出压迫性的差异和等级。
后现代主义哲学从思维方式和基本原则上对形而上学的根基进行了颠覆。后现代主义 是极端的相对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为彻底告别形而上学，1960年代以后的西方后现代主 义走上了彻底消解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和深度意义追寻的不归之路。它生产了一种新的 学术话语，这种话语的核心之一便是摧毁现代主义精英文化的“理性”，以解构性思维 重新安排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为被理性大厦压扁的人的感性诉求恢复名誉，挽救被理性 遮盖的感性世界的丰富性。大众文化以感性置换理性是对精英文化以理性遮蔽感性的更 正，而且这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据以安身立命的理性主义的瓦解是同时完成的。既 然世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深藏在表象后面的本体存在，既然世界本身是一些零散无序 的碎片的拼贴，那么，现代主义对本体性问题的思考只能是自讨苦吃。大众文化是一种 彻底世俗化、功利化、娱乐化和感性化的文化，后现代主义的平民意识、感觉方式、价 值观念和文化态度为大众文化以感性置换理性提供了充分的理据。任何叙事都具有了正 当性而不一定非要围住普遍理性打转转，这对于大众文化来说不啻为天堂福音。
第二，从美学倾向看，后现代主义彻底瓦解了“美”的先验存在和“美是理念的感性 显现”的美学信念，使美从虚无缥缈的云端降落到现实的地面。一般地说，现代主义在 消解黑格尔式的整体性、普遍性的元叙事模式之后另设了一种元叙事，在一笔勾销巴尔 扎克以来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同时又总是怀抱着再造中心的形而上学的企图，甚至达 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极致。所以，在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百余年的历史中， 现代主义不辞劳苦地修筑了一座座让人望而却步的精神古堡。生命的原始激情被现代主 义榨干。现代主义艺术成为现当代精英文化的理想范本。而后现代主义则从现代主义的 精神古堡抽身返回生命的自然状态。填平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认为艺术可以出 现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上，而生活则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一方面在现实生活 中发现铺天盖地的“美”的存在——历史仿佛一夜之间跨入泛审美的时代，另一方面， 我们在艺术文本中惊奇地发现审美价值的严重缺失。因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颠 覆基本上可视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颠覆。现代主义在放大审美与生活的距离后走进 精英文化的象牙塔，而后现代主义则在审美与生活的零距离状态建构了一种大众文化的 “新美学”。
第三，从艺术追求看，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使艺术话语逐渐朝日常生活话语靠拢 。这种后现代话语重新修订了艺术的定义，抛弃了古典主义升华净化之类的审美作风， 使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如果说现代主义的艺术定义取决于艺术曾是什么，那么， 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定义则必须考虑艺术已经变成什么以及在将来还会变成什么。在现代 主义那里，艺术从现实世界退出而进入一个自主自律的空间，仰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的等级区别以确证其独特性。由现代主义界定的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经过19世纪中 期到20世纪60年代一百年的时间已经自我封闭，再也提不出什么新的艺术命题。再往前 溯，从亚里士多德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由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诗学皆鼓吹一种脱离现 实的审美与艺术的乌托邦，认为艺术不仅反映任何现实中已存在的东西，尤其应该追求 现实中尚未存在的东西，因此艺术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超现实的。后现代主义瓦解了 艺术独创的幻想，辩称所有的艺术都是互为文本的，真品与摹本的区分丧失了意义，艺 术的神圣化和生活的世俗化的分野不再被视作“当然”。缘此，一切文学文本的意义都 具有未定性，读者不再为勘探作品的本意而大伤脑筋。就这样，后现代主义在艺术上便 导向通俗，由此决定了它同大众消费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后现代主义迥异于现代主 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通过合成的方式使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区别难以厘定，最终 与大众文化合流。
第四，从文化态度看，后现代主义的突出特点是拒绝汇入古老传统的河道，表现出自 由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通常说来，精英文化因其理性主义旨趣而不取游戏的态度， 所宣示的是人的文化生活的严肃性和深刻性，刻意追求文化的教化功能。只是20世纪的 人们并不像18世纪认为的那样如此有理性，人不过“游戏者”。果真如此的话，不同文 化形态就可以一揽子装进哲学化了的游戏的箩筐中，“仪式产生于神圣的游戏；诗歌诞 生于游戏并繁荣于游戏；音乐和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在源于宗教性竞赛的 语词和形式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战争的规则、高尚生活的习惯，都是在各种游戏中被建 立起来的。”[6](P222)现在可称做文化的那些人类活动原本只是游戏而已，游戏是衍 生各种文化形态的母体，文化是次生性的。其实早在18世纪，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 的第14封信中就已用天生“游戏本能”来解释艺术的起源了，康德和斯宾塞也都把艺术 看做是一种游戏。后现代主义指认艺术的游戏本质与上述思想大师有不谋而合之处。
第五，从价值立场看，后现代主义的宽容和多元取向为大众文化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 间。因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大肆宣扬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怎样都行”(费耶阿本德语) 的极端相对主义的价值准则，因此使现代主义追求的结论的惟一性、绝对性失去合理性 。“和普遍化的、单一集体专制相反，后现代思想倡导多元事物构成的多样性，用以取 代一种话语、一种承诺的历史。”[7](P26)比较而言，现代主义艺术传统都是在精英主 义框架中运行的，现代主义从不把大众的艺术趣味作为写作的参数而加以考虑。而后现 代主义崇尚经验的直接性，以平民意识置换精英意识。“后现代主义保持着‘更多的冷 静’，与过去的其他先锋派相反，它更为冷静，较少党同伐异，更少对大众文化以及它 所处身其中的电子社会嗤之以鼻，因而也就鱼龙混杂而包容了那些通俗的作品。”[8]( P27)哈桑一语道破天机：后现代主义理论营造了大众文化四处蔓延的理想的场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后现代主义为大众文化辩护的积极意义受到它彻底相对论的限制 。后现代主义本身的不足使大众文化的不足被掩盖，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根本发现不了 大众文化的缺陷，甚至误将缺陷当做优点去肯定。因此，后现代主义只能提供认识大众 文化的一种角度，大众文化究竟是对是错，后现代主义并不是最后的理论依据。
收稿日期：200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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