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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5)05-0083-09 科举是一个影响重大且利弊都十分显著的考试制度，对其评价向来都有激烈的争论，即使中国在1905年废止科举之后，这种争论还无休无止。尽管科举至今已被废止110年，但还不断被人们重提和反思，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时被翻新。废科举后对科举制的评价观点，依出现时间先后，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全盘否定阶段、在总体否定中肯定其中某些值得肯定的因素的阶段、在总体肯定中否定其中某些应该否定的因素的阶段。2005年中国掀起了一场科举百年祭的文化大争论以后，对科举制的评价开始逐渐进入第三个阶段。2005年，我曾发表《科举制百年祭》等系列反思论文。[1]在科举停废110周年之际，进一步反思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回顾1400多年间科举评价的沧桑巨变，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科举是国家取人材第一路” 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2]科场连着官场，科场的风云变幻，往往与官场息息相关，因此科举是“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3]两宋统治者高度重视科举，即使在激烈的宋金战争、宋蒙战争过程中，科举考试一如既往。南宋建炎元年(1127)高宗开科取士诏曾指出：“国家设科取人，制爵待士，岁月等阴阳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坚。”[4]所谓“岁月等阴阳之信”，就是说开科的时间非常固定，其准确可信等同于自然界昼夜季节的变化，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有关科举的法令则有金石般的刚性，得到普遍的贯彻。到明清两代，科举制更是进入超稳定性阶段，三年开科一次的社会活动已经成为类似于岁月和季节一样轮回的自然现象。如果遇到战乱和重大天灾等不可抗拒的变故，则选择次年补行或易地开科。科场无小事，无论是科举改革还是科场案，科举一有风吹草动，往往就会惊动朝廷。历代统治者也高度重视科举取士，明代永乐皇帝曾说：“科举是国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滥。”[5] “事至久而后精，谋以众而加详。”[6]科举制度的发展体现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就像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唐代瓷器较为古朴，宋代仍是清一色居多，元代开始出现青花瓷，明代瓷器开始走向五彩缤纷，清代瓷器则达到成熟绚烂的程度。科举制也是在隋唐时期变动改革中逐步发展完善，到明清时期臻于鼎盛严密，科场长期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 科举是一种高厉害、高竞争、高风险的选拔性考试，一旦登科及第，便风光无限。盛唐时期，“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7]到晚唐时期，朝野进一步重视进士科，“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8]进士科出身者日益成为中高层官员的主流。到宋代，绝大多数宰相都由进士出身者担任。即使是辽、金、元这样的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也通过科举选拔了许多才智之士。史载：“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真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9]明代中叶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清代科举考试的影响更是无所不在。1851年，来华西方人士布朗(Bram)在考察包括武举、宗室科举、翻译科举等各类科举之后指出：“政府看来将竞争与考试制度运用到每一个可能的方面。”[10] 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科举考试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考官和举子也都高度重视，多数时候科场中也秩序井然。欧阳修《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诗云：“紫殿焚香暖吹轻，广庭春晓席群英。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11]将科举考试的庄严和答卷时的静穆情形生动地描述出来。与此说法类似，1903年光绪癸卯科河南乡试，河东总督身份陈夔龙入闱监临，也描述了贡院中的考试情状：“比时场内人数以万计，灯笼火伞以数千计，堂上堂下火光烛天。而凡百执事视动俱寂，几若衔枚战士，万马无声。亦似有文昌魁斗，临在上而质在旁者。此无他，功令本极严肃，人心先存敬畏。奋多士功名之路，实隐寓天人感召之机。”[12]可见尽管当时科举制已经风雨飘摇，但在河南贡院内举行的末科乡试仍然十分严肃认真。 由于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实行科举制的时代通常被称之为科举时代。何德刚在《客座偶谈》卷二中曾说：“有清时代，一科举时代也。二百余年，粉饰太平，祸不作者，不得谓非科举之效，所谓英雄入吾彀中是也。大抵利禄之途，人人争趋，御世之术，饵之而已。乃疏导无方，壅塞之弊无以宣泄，其尾闾横绝至不可收拾。末季事变纷歧，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正如一位西方人所说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给中国人带来了好处。毫无疑问，它是整个行政制度中的最大亮点，例如它和政府其他部门的联系。……他们全体一致毫不犹豫地宣称，他们的科举制度是无可置疑的，而我们的确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我们不该接受这一结论。”[13]因此，可以说科举制是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重要制度。 历史进入20世纪。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遇到了旷古未有的难以应付的挑战，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科举制也面临着不得不变革的困境。清朝末年，积贫积弱、国力日衰的中国面临列强侵略，在见识到西方各国的强大、寻找自身衰弱的原因与寻求追赶东西方大国的途径的时候，人们认识到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文体(尤其八股文)脱离实际，浪费士人的才智，于是废止八股文被提上议事日程，在1901年首先被废去。同时规定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 废止八股文、采用与当时内政外交有关的问题为策问题目，这是清末科举考试的重大改革。随后便有西方人士说这“毫无疑问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次革命”，“此次改革实际上是非常完全的”，[14]这些规定在清末1902年、1903年最后两科的乡试都得到了遵守，在最后两科的会试与殿试中也体现出科举改革的精神。不过，“社会的组织机构，正像各种动物一样，不是在预见环境将要产生变化时，早早着手适应性的变革，而是临到变化已经发生时，才开始进行反应性的改革。这是人们不能不承认的社会生物学的事实”。[15]最后几年的科举制改革是在内外交困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作出的调整，尽管科举考试的内容与题型已经出现重大的变化，但科举考试中西历史、政治外交知识，被有的人看作“散行八股”，[16]主政的张之洞等人认为科举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要想图强就必须兴办学堂，要兴办学堂就要废止科举。于是在1903年以后，将废科举提上朝廷的议事日程，只是当时考虑的是接下去几科渐进减少录取名额，到1911年完全废止。但因为1904年以后内忧外患更为严重，于是科举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1905年9月被提前彻底废止。 在废科举之前，多数人对废科举持乐观的态度，对废科举带来学堂兴盛的局面充满期待。但当时也有人担心废科举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此等之事关系于社会者至深，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日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废科举设学堂之后，恐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而其效果将使乡曲之中并稍识高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遂使风俗更加败坏，而吏治亦欲不易言。则于立宪之途更背驰矣，此又急宜加意者也。”[17]然而，待科举真正废去，随后而来的社会无序、政治动荡与文化断裂，还是大大超过了一般人的估计和想象。因此有这种说法：“末世不察，至薄帖括为小技，而未审先朝驾驭英雄之彀，即在乎此。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18]废科举不仅意味着科举时代的结束，而且预示着君主制度的覆亡。正如德国汉家傅吾康在1960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一书结尾中指出的：科举制的崩溃是传统国家灭亡的开始。[19]只是大部分人还是认为，科举停废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出现了新气象，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大事。 二、科举制的千秋功罪 一部科举史，就是一部130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竞争史，一部士人的喜乐哀怒辛酸史，一部科举精英人物的发家史，也是一部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衰史。经过1300年的持久实行，科举对传统社会的文化教育、官僚政治和历史发展进程等各方面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科举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考试制度，一种中国帝制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科举可以说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皆十分显著，大体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统一与压抑个性 科举制维护国家政治和文化统一的功能是十分强大的，它在全国采用相同的考试教材、考试文体和考试时间，使全国各地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科举制度既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又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制度保障。唐代各地的举子，每年都有机会赴首都长安参加明经和进士科的考试，宋以后三年一开科，全国各地精英人才也集中到京师与考。这种聚会使各地声气相通，各地举子赴考期间可以互相观摩比较、学习竞争，进而达到融合同化。尽管中国领土辽阔、方言众多、风俗各异，且中国人地方观念相当重，但若想中举及第，就须研读相同的儒家经典，使用同一种文字写诗作文，也就必然使文化趋同划一。另外，在根据各地户籍多寡和文风高下规定不同的中式限额的情况下，有意照顾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增加了这些地区和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宋代以后，中国再未出现春秋战国或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长期分裂、割据的状态，与科举制的实行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在1896年曾指出：“尽管具有其缺陷，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20] 然而，科举这种统一考试在贯彻公平选才的同时，却无法测出个性独特及具有某方面特别专长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求异思维。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等为主，考生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只能遵守朱熹的章句集注，不能有所变异和自由发挥，作八股文则规定以古人的口气“代圣贤立言”。士人要想通过科举入仕实现“修齐治平”，就必须服膺当朝统治，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统一考试制度不利于士人的自由思想和发散性思维，不利于发明创造和学术的多元发展。 (二)普及文化与忽视科技 在奉行官本位的中国古代，参加科举是士人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客观事实，自然会使人们信奉“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的劝学格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范进中举之后，不仅使亲朋完全改变了态度，而且很快就富贵起来，这种科举时代戏剧性的“中举效应”，使许多确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由于科举注重测验应试者的文化知识水平，受名利的驱使和家庭乡族的推动，许多人努力向学，勤苦读书。尽管能及第或中举的机会很少，但只要存在着通过自身奋斗出人头地的可能，便可调动人们的学习积极性，促进重学风气的形成。因此，科举取士的利诱或激励机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上重学风气的形成和文化的普及，推动经学、史学、文学和书法艺术高度繁荣。由于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科举为儒学的传承、繁衍和普及起到了任何其他制度无法相比的作用。1300年间科举以经术取士，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读经运动，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儒学社会。又因为以文取士，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成为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 但是，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化也有相当消极的影响。科举考试具有强大的指挥棒功能，指导着士人的努力方向，科举考什么社会上便教什么学什么，不考什么社会上便不教什么不学什么。科举考经史辞章，人们便将心思才华用于经史辞章，而这些内容多局限于人文学科范围。虽然唐代和清末设有算学科举，但只是次要科目，并不受到重视。当整个知识阶层才学都用于诗赋经义的时候，科学技术自然便相对被冷落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古代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技术不易发展。当然，明清以后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并不在科举制度，而在于重道轻器、重学轻术的传统文化，因为在隋代科举制产生之前中国已是一个重人事轻技艺的国家了，但科举制强化了当时重治术轻技术的观念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贤能治国与做官第一 作为一种自由报考的选拔性考试，科举制至少在程序上给所有考生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世家大族无法垄断仕途，因此“富不过三代”。在科举时代，实行精英治国或贤能治国体制，能否当官以才学为依据。“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21]官宦人家的子弟也只有通过科举才能使其家道不致中落，若无法延续其科第链条，则无法保住其家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而一些士人通过科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青云直上至中高层官员，形成了相当大的社会阶层流动，使政府官员的结构多样化，这种官员成分的不断更新有利于保持活力和清明吏治。由于任官授职有比较刚性的资格标准，保证了政府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并在相当范围内减少了买官卖官、任用私人的机会，至少在政府机构的入口处限制了植党营私的机会，这也是为何科举会被西方国家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而成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为士人开放了入仕的机会，因此使官僚政治得到强化，使“做官第一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在科举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而读书目的就是为了应举入仕。科举制的长期实施，使读书人相信举业至上，养成了对当官的向往和迷恋心态。科举制客观上帮助了唯书、唯上的心理定势的形成，这对中国社会有着长远的消极影响。直到1905年科举停罢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法政专门学校和学生数占了全国各类学校和学生数的一半以上，求学的目的便是从政。[22]就是在当代，“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社会上也还有所存在。 (四)鼓励向学与片面应试 科举具有强大的以考促学功能，政府利用科举吸引社会各方办学，调动民间办学的积极性，节省了政府财政开支。当时颇为普及的启蒙识字教育和中等教育基本上是由民间私塾承担的。科举起码在数量上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扩大了教育范围，打破了世族、官僚垄断教育的状况，促使教育机会下移，养成了中华民族重视读书的传统。即使是农、工、商家庭的子弟，家长也督促及早向学，只要有一线成才希望，父母往往愿意含辛茹苦，送子就读。科举制的利诱促使读书人急剧增加，北宋进士苏辙曾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23]科举时代，读书应举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24]这种风气的长盛不衰，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发展，甚至连偏远的村落也是如此，故有“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的诗句。[25]当今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之一，与科举时代形成的重学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重视读书应举的同时也造成了过分重视考试结果的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当时科举不仅成为教育的手段，也成了教育的目的。许多举子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应试，各级学校多是片面追求中举及第率。为了在激烈科举竞争中取得优胜，许多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只重视文化学习，很少顾及身体的锻炼，积成文弱的体质。就是在智育方面的学习，也往往是揣摩科场文体和应试技巧。在科举制下讲求功利的应考之风，使科举制的选拔功能逐渐下降，在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科举制走到了穷途末路，终于遭到了被废止的命运。 三、还原科举制的真相 1905年科举制的停废，终结了1300年尊崇科举的时代。此后的100年，总体而言，中国进入了一个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从2005年科举制百年祭开始终结盲目批判科举，中国应该逐渐进入一个理性评价科举、重新认识科举的时代。[26]我们应该认识到，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利弊并存，它“使得中国兴盛，也因此而使中国衰败”。[27]但清末为了废科举，对科举制进行了激愤的完全否定，难免以偏概全，至今许多人对科举仍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由于长期对科举制进行片面的、妖魔化的宣传，使很多根本不了解科举制的人在认识它之前就留下了坏印象。在多数人眼中，科举制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禁锢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是过去中国腐败落后的重要根源。 偏见比无知离真相更远。就对科举的认识而言，这句话很有道理。没有接受过片面宣传灌输的人，如过去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对科举的认识可能还更接近于科举制的真相。由于考状元、考秀才的传统戏剧和故事，对科举形成了朴素的认识。“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知道贫苦的读书人可以刻苦攻读参加考试而改变命运，知道靠自己的才学考秀才考状元是很好的事。而经历过以往中学教科书《范进中举》《孔乙己》的宣传灌输，科举给人们留下的多是坏印象。然而，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范进”“孔乙己”等虚构文学人物的可笑，不应掩盖苏东坡、林则徐等真实进士群体的可敬。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我觉得有责任还原历史真相，应当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 为科举制平反，需要在一定形式复活历史、再现历史，回到历史情景中去。在交通不便的古时候，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或者为出人头地光耀门楣，许多人寒窗苦读十年，不畏旅途的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到京城赶考。没有坚强的毅力和恒心，能做得到这一点么？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许多出身穷苦的文化精英，正是通过科举，实现了社会流动，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没有科举考试的平等竞争，他们能有机会走出乡村到京城去竞争，能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或政府高层去施展才华么？科举是连接统治者与平民阶层的纽带，朝廷用科举来选拔满足统治需要的官员，而士人则通过科举来获得成为政府官员的机会，或实现理想抱负或获取政治经济的利益。 有关现代人任意裁剪历史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对《儒林外史》的态度。《儒林外史》一书确实讽刺批判了一些科举时代的应试现象，不过，只要不是戴着有色眼镜阅读此书，便可以看出此书对科举的态度并不是单纯的批判，其实对科举也有所肯定。清代《儒林外史》有五十回抄本、五十六回刊本、六十回石印本，而1954年以后整理出版的五十五回排印本，却将五十六回本中叙述补授全书中主要人物进士翰林的“幽榜”的最后一回删去，其原因是认为该回的内容与全书“反科举”的中心思想不符。这实际上是先入为主认定科举不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古人身上，任意地剪裁历史。因为从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的内容来看，并不是全书的结尾，而第五十六回中的“幽榜”才构成此书完整的结尾，是这部小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8]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许多版本的《儒林外史》都将第五十六回重新收回，也就是还原历史真实。[29] 在废科举后相当长时期内，人们习惯于对科举采取“有罪推定”的套路。“有罪推定”是指刑事司法程序中以有罪为预设前提去寻找“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这很容易导致冤狱产生。科举制虽然在清末被废止，但我觉得不能因此而对其采用“有罪推定”的办法，并以论带史，去寻找科举史上值得批判的东西。为了说明科举时代许多进步人士对其也持批判的态度，于是细大不捐地搜罗对科举的批评言论，好像古代人多认为科举不好似的。为了说科举制不好，甚至说科举选拔的进士没有真才实学者，连状元也多是庸才。 其实，科举时代多数人是高度肯定其公平性和选拔功能的。当时社会上崇重科举，因为“自制科取士以来，名臣良吏，多出举业，扬名荣亲，道无逾此”。[30]几乎每一本《乡试录》《会试录》都有主考官写的前序和后序，明清时期主持乡试和会试的众多著名人物，都在这些科举录中对公平取才客观衡文的情况作过叙述和肯定。不否定其中有自夸的成分，但同样也不能否定其中有写实的成分。可以这么说，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科举人物对科举制是肯定的。1300年间，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成果，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科举人物的贡献，否定科举制，将与肯定韩、柳、欧、苏等著名科举人物产生悖论。要总结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科举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元素。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论及科举，如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鲁迅、顾颉刚、毛泽东、陈寅恪、钱穆等。对科举制的评价，恶评与好评反差极大，在这些著名人物中，孙中山是对科举评价最高的一个，他曾说：“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实用，制度则昭若日月。”[31]一百多年来，科举评价跌宕起伏，至“文革”中达到最低点。已经走出“文革”时代的中国人，应该逐渐摆脱“文革”的大批判思维。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2005年以后，学术界对科举的评价已经越来越客观，而且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上对科举的认识还深受过去长期片面批判的影响，对科举的印象多是负面的，仍然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才有可能在大众的心目中真正还原历史的真相。 四、替沉默的古人说话 要想还原科举制的真相，我们应试图尽量重构科举场景，还原科举情景。不要再与古人为敌，而要与古人为友。我们需要走进历史时空，走近古人，与那些文化巨人对话，深入他们的心灵，倾听他们的声音。 历史已逝，今人的身体已不可能回到古代，但思绪和目光却可以进入古代，追寻古人的足迹，与古人神交。翻开一本本科举时代流传下来的线装古籍，阅读一篇篇关于科举的策论文赋和笔记故事，有时仿佛能够走进古代中国，走近科举人物，并与他们对话，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感受古人心灵的律动和思想的起伏。经过一番精神行走之后，回转身来，看看现代人对科举的认识，以及许多强加给古人的批判科举的观点。这时，我们可能感觉自己背后站着成千上万进士出身的文化先辈，具有一种使命感，有责任替他们这些被误解的沉默发声。 走进古代中国，我们可能见到认真备考的白居易、韩愈，遇到赶考路上的王安石、苏轼，可能看到在激烈争论科举改革的欧阳修、司马光，可能目睹文天祥中状元的风光、张居正进士及第的得意、吴敬梓屡试不第的无奈……当我们看了大量古人关于科举的记述，触摸历史的脉动时，可以听到古人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及第后的欢欣与轻快、落第后的痛苦与无奈。看到许多进士在抵御外敌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记载，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心灵深处的精忠与信义。 陈寅恪曾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32]我们认识科举也应设身处地，将自己置身于古代特定的历史情景之中，站在前人的社会背景和心理状态思考问题，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人的所思所想。 在民族文化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应再让科举制长久蒙冤，不应再让科举人物长期失语，而要替沉默的古人说话。将科举批倒批臭，说科举选拔出来的多是没有真才实学者，那些进士出身的精英人物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千百年后他们的后代，会将他们那么重视且觉得十分公正的科举制贬损得一无是处。无视众多优秀人才从进士出身的事实，说科举选拔出来的都是庸才或蠢才，这叫白居易、苏东坡们情何以堪？叫文天祥、林则徐们怎能瞑目？ 古人已经作古，自然不会说话，受到后人的误解或者有许多委屈，也无法申辩，只有沉默。但是，历史真相遮蔽得了一时，遮蔽不了永世。古人留下的文字，以及进士们彪炳史册的业绩，却无法抹杀。在中国文化自觉、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到一定时候，被冷落多年的肯定科举的文字迟早会被人们重新提出，其冤屈总能够得到申辩。 我认为，可以将科举人物定性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精英群体之一。其理由，一是因为科举时代考试录取率很低，清代许多省的乡试录取率只有1%～3%，中举及第之后立即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二是因为无论是从政治事功、文学创作方面，还是从教育事业、文化繁荣等方面来看，进士等科举人物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自然属于传统社会的精英人物。而且，这些科举精英中的许多人，还是起自垄亩，从草根阶层跻身主流社会的，这主要归因于科举具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确实使一部分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不论从历史沿革还是在具体实施的结果上，都充分体现出“至公”的理念，其影响不仅在科举文化所辐射的范畴之内，而且还在更为广泛的古代和现代社会领域。确实，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公平始终是科举变革的“关键词”。“科举的公平理念与措施不仅在历史上具有先进性与现代性，在当今社会仍具有普适性，有些做法的公平程度至今未被超越，有相当丰厚的历史遗产值得今天的高考所继承。”[33] 美国学者艾尔曼认为：“虽然中国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了，这种传统却以另一种方式被传承下来。如今各个国家普遍设立考试制度，这是从以前的中国科举制度转变而来的。尽管其内容改变了，但它的技术、方法和规制都被延续了下来。从这个方面看，我不赞同科举制度是落后的这种观点，我认为它是进步的，只是到了清朝末年，大家都把它与清政府联系在一起，因为清政府是腐败的，所以与之有关的东西都要废除。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科举考试被废除后，考试制度还是得到了继承，如孙中山时期的考试院，实际上是把科举制度现代化了。以科举为主的考试制度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要多了解其作用，并给出它一个新的评论，而不是全盘否定，认定它没有价值。”[34] 评价科举制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制度，评价废科举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能就事论事，只局限于中国近代教育史或中国历史的范围，而要放宽视野，将其置于整个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范围来考察。科举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有深刻的影响，但由于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曾长短不同地仿行过科举，且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曾受科举制的影响，所以科举对世界文明进程也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科举制通过考试竞争来选拔人才，作为人类创造的重要制度文明成果，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 知今有助于通古，借助对现代考试问题的了解，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科举制的本来面貌。同时，在古代的历史时空行走，走近古人，最后还是要跳出古代，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参考。历史并不会完全过去，它还会影响现实。实行1300年的科举制虽然在形式上已废止110年，但其精神实质已经成为中国考试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当今公务员考试、高考制度、司法考试中都依稀可以看到科举的影子，历史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无形地制约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进程。 尽管经过科举百年祭的争论，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人以往对科举制的片面印象，但许多人对科举的了解还是很不全面或不准确。例如，甚至连个别在报章上介绍和批判科举制的“专家”，还在说明清乡试“每场考三天两夜，三场共十二天六夜”，考生被锁在狭小的号舍中苦不堪言。其实，每场考试只有一天，包括入场、考试、出场只有两天或至多两天半时间。①连“专家”都还以讹传讹，将基本的考试时间弄错，难怪一般民众对科举多是一知半解了。因此，纠正以往的偏见、普及客观的知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随着科举学研究的深化，中国人对科举的印象逐渐在拨乱反正。在研究科举之前多数人对科举制只可能有坏印象，在研究科举之后对科举制却有了不坏的印象。科举不是妖魔鬼怪，不是洪水猛兽，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我们应客观全面地认识科举，深入系统地研究科举，将科举学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无愧于发明这种独特考试制度的中华民族的祖先。 ①乡试每场实际考试时间是初九这一整天，但要在头一天(初八)点名入场，初九当天考完后交卷出场或次日出场；休息准备一天(初十)之后，十一日再入场，十二日考第二场；同样，十五考第三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