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抑制消费战略转向鼓励消费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抑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扩大内需要求实行消费战略转移调节消费倾向
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消费需求实行的是抑制型消费战略。这是因为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勒紧裤带”搞建设的方针，消费短缺是资源高度动员的必然结果。而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期，虽然市场的影响力在不断加强，但是，由于当时整个经济中供给能力的弹性很小，国民经济中的主要矛盾仍是产品供不应求，通货膨胀是主要危险，所以，对消费需求的讨论大都是围绕所谓“超前消费”、“攀比效应”以及控制消费需求膨胀展开。直到1996年下半年经济生活中的市场约束日益明显，消费需求对经济的作用逐渐凸现出来。这样，1998年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开始了从抑制消费向鼓励消费的战略转移。
通货紧缩时期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扩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但目前似乎又处于一个两难困境之中，即扩大投资需要有强大的消费需求作基础，而强大的消费需求来源于人们收入的增加和预期的改善，而收入的增加和预期的改善取决于就业状况和企业效益，最终还是要依靠扩大投资需求。这样，投资和消费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连环套。不同的观点和解决方案正由此所引出。我们认为问题关键并不是在“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中理出头绪，而在于如何方能促进良性循环。实行消费战略转移便是促进良性循环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消费需求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是利用消费需求的波动，通过影响消费需求波动的幅度增加或减少需求的总量，改变国民经济的供求结构，以拉动经济增长或“熨平”经济周期。消费需求的波动一般都因消费倾向的变动引起。现实和理论都表明，消费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既定时期里只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而且，收入水平上升下降，只是构成了需求增加或减少的上限，其对需求总量的实际影响，仍是由消费倾向决定的。因此，对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主要是消费倾向。
所谓消费倾向，即收入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由多种不同的因素共同决定。在不同的条件下，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差异极大。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群中，在收入水平不同的各个社会阶层中，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其消费倾向及消费倾向对相关信息作出的反应都不尽相同。收入的不同部分，例如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其消费倾向波动的敏感性和幅度也大不相同。在宏观调控中，我们不可能针对不同的人群可能作出的反应分别制定不同的政策，而只能根据一定时期的宏观调控目标，对一般的消费倾向进行调节。
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和收入的增长，会出现一个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我国原先实行抑制消费战略时，居民尚处于低收入阶段，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相当高，若不抑制消费，将会加剧短缺程度，而且也难以实现高积累率、高投资率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而当前要求从抑制消费转向鼓励消费，是因为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过于猛烈，实行消费战略转移的目标并不是提高消费倾向而是使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放慢。应该说，通过一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通过税收、转移支付以及调整工资调控消费倾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工资增减直接调控收入分配的功能萎缩，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从而影响可支配收入增减以及影响消费函数的功能被提到重要位置。美国和日本在利用税收政策管理消费需求方面是比较典型的。美国政府政策的重点是刺激需求，1971～1983年间颁布了9个税法案，其中2个增税法案，7个减税法案，增税总额412亿美元，减税总额则高达2000亿美元。战后日本私有资本积累有限，因此，政府把节制消费、鼓励储蓄作为消费需求调控的首要目标。在税收政策上，采取的是抑制消费的税制；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所得税总占税收的2/3，而在所得税中，对工薪收入的课征又占了70%以上。（注：参阅郑必清主编：《消费调控论》，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我国也运用税收进行调节，不过，在社会收入水平还是很低的状况下，运用个人所得税税种进行调节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抑制消费而非鼓励消费。而在出现通缩困扰，7次降息之后已无再降息余地，而储蓄仍居高不下，于是在1999年推出了开征利息所得税的措施，意图是通过减少储蓄收益来抑制储蓄倾向，刺激消费倾向。但是，征收利息所得税减少了居民收入，而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这又使得利息所得税具有抑制消费的性质。从实际执行结果看，刺激消费和抑制消费的作用都不明显，主要是促使储蓄资金向股市分流，活跃了股市。
与税收调控相配合的是工资政策，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比重的增加，政府对工资直接调控的范围和力度大大降低，其功效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大大下降，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展余威。这样，转移支付的功效逐渐提到和工资杠杆相接近的地位。支出作为收入的函数，收入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支出。而转移支付对提高消费倾向的影响，可能是最明显的。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低收入阶层受收入所限，生活需要已经达到的满足程度不仅低于高收入阶层，甚至低于全社会已达到的平均水平，而高收入阶层的生活需要则已经在高水平上得到满足。因此，低收阶层的收入增加无论是从平均消费倾向还是从边际消费倾向看，其对于消费需求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全社会范围内的收入普遍增加。1997年在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调查中，占20%的低收户消费倾向为0.92，占20%的中等收入户为0.83，占20%的高收入户为0.73。占10%的最高收入户收入实际增长为8%，消费倾向为0.71；占10%的最低收入户收入实际增长为3%，消费倾向为0.95。中低收入者虽然有较大的消费上升空间，但消费能力较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因而通过转移支付扶持低收入阶层对消费所起的刺激作用，也就更为显著。1999年我国在推出利息所得税的同时，增加转移支付，增加公职人员工薪收入并带动企业职工工资上调，提高低收入阶层补贴，实行三条保障线，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收入，大约使1亿左右的普通居民的收入有了提高。由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它对于消费需求的调控拉动作用极其明显。以2000年为例，该年转移支付安排中央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补助37亿、对财政困难的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国企下岗职工生活费缺口补助50亿元、对困难行业养老金缺口补助88亿元、对部分地区落实提高社会保障待遇及提高工资的缺口补助532亿元，通过以上几项转移支付刺激的消费需求，可以促进GDP增长0.4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占5.55%。
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社会需求
消费需求是经济中相对稳定的因素，这种稳定性表现为，在经济周期中，它的波动总是小于投资需求的波动，并且滞后投资周期的波动。消费需求波动相对平缓，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投资需求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动荡，阻止着国民经济过于迅速的上升或下降。消费需求作为国民经济中的最终需求，始终约束着投资需求的波动。在投资需求迅速上升时期，由于消费需求上升相对缓慢，限制了投资需求增长的空间。而在投资需求迅速下降时期，则由于消费需求下降缓慢，甚至还可能没有停止其增长，因而从市场的角度阻止着投资需求的下降。
消费需求之所以能相对稳定乃至稳定增长，对于就业群体来说是用不着讨论的，对于失业者以及老幼孤寡，则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在早已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达国家里，经济繁荣时期社会保障收入大于支出可以抑制经济热了更热；而在经济萧条时期社会保障收入小于支出，由此而增加的这一大块支出弥补了需求不足，起到了托住经济不使下降过猛的作用。但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是近几年推出的，由于各项改革还在进行过程中，新的制度框架还未形成，其运作方式也不明确，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又加强了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既使消费者难以正常行为，又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形成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短期影响和它长期发挥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功能间的不一致。我国为了尽可能减少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加快了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并且结合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中的结构性调整，通过出售部分国有资产以及在股份制公司中减持国有股权所取得的资金，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并且使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在经济转轨条件下对消费需求进行宏观调控实现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
四、开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升级
消费结构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变化。人们对消费资料的需要是有层次性的，不同的消费资料需求弹性不同。从发展趋势看，在消费结构中，生存资料的消费总量增长而比例下降，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总量和比例呈增长态势。(2)吃、穿、用、住、行的变化趋势。吃的方面：食物消费在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由吃饱转向吃好。在食物支出中，主食的消费支出比例下降，副食的消费支出比例上升。穿的方面：穿的比例一般比较稳定，甚至会略有下降。在穿暖转向穿好，反映消费水平的提高。用的方面：用的比例会有所上升，然后趋于稳定。在用的支出中，一般日用品的消费比例会下降，高档耐用的消费品、文化用品、保健用品的消费比例会提高。住的方面：在较长时期内，住的比例会上升。在住的支出中，由满足基本住的需要转向重视住的质量需要。行的方面：行的比例会上升，然后趋于稳定。在行的支出中，由基本满足行的量的需要转向行的质的提高。(3)实物消费和劳务消费的变化趋势。随着社会科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越来越注重自己需求的满足程度、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消费结构中，实物消费总量增加但比重下降，劳务消费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
进入1990年代以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转变表现在：一是原来的消费主要满足人类最基本的吃穿用类消费，如今则逐渐拓展到购买住房、汽车、通讯工具等方面的消费；二是原来消费主要是购买各种商品的简单的商品性消费，如今则逐渐到包括各种服务在内的复杂性商品消费，如餐饮、医疗保健、教育、娱乐、体育、旅游、家庭服务等；三是从大量的普遍性商品消费转向注重选择、追求时尚的个性化消费，商品的质量、品牌、款式和售后服务越来越受到重视，质量意识、品牌意识增强。
实现消费升级有两种极不相同的做法，一种是我国传统的攒够了钱再实现消费升级的做法，另一种是发达国家通行的利用消费信贷来实现消费升级。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后，后一种做法逐渐成为主流，特别是一些参加工作时间不久的年轻人，对现代消费的欲望很强而支付能力有限，消费信贷的开展使他们早早圆了消费梦。我国原来实行抑制消费战略，直到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时，才提出推广消费信贷。然而对推出的效应估计不足，认为在短期内，信贷消费难以成为普通认可的消费方式：一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消费者对信贷消费认同有一个过程；二是由于缺乏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和信贷消费短期内收益小风险大，商业银行对信贷消费运作的积极性不高，信贷消费手续繁杂；三是消费者对未来收入不稳定的预期延缓了接受信贷消费的进程。因此，人们认为以信贷消费方式推动消费有个相当长的推进过程。但随后的实践证明，这个过程相当短，只经过三年，信贷消费已成为重要的消费方式。
利用信贷拓展消费，目前最主要的是买房和买车。汽车消费信贷在国外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消费方式，以消费信贷方式购车占汽车销售总量的比重，美国为70%，日本为50%，德国为60%。这说明，即使在发达国家，收入比我们高的大多数居民也用贷款购车。我国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启动汽车市场特别是轿车市场单靠居民收入的原始积累是不行的，必须大力发展汽车信贷消费。汽车消费信贷从无到有，增长非常之快。
同汽车消费信贷相比，住房信贷的发展更为迅速。我国住房信贷增长额占新增贷款额的比重不断提高，1998年占3%，1999年这一比重迅速提高到12%，而2000年更是猛增至42%，即有近一半的新增贷款是借给居民个人用来购房。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重已达到3.3%。住房信贷的增长对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1999、2000年商品房销售额分别比上年增长23.9%、30.1%，而其中销售给个人的分别增长了41.8%和51.9%。这自然归功于住房信贷的增长。住房信贷与住房销售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住房信贷对住房投资的影响是通过住房销售起作用的。住房信贷的直接作用就是使住房销售增加，住房信贷成为住房销售重要的资金来源，即对个人住房销售的贡献度不断提高，1998、1999、2000年中住房信贷对个人住房销售额的比分别为24.6%、45.9%、68.7%，如果把公积金贷款考虑进去，1998、1999、2000年分别为61.4%、70.3%、79.5%，上升的幅度较大。在某些城市这一比重更高，北京87%，上海94.5%，天津96.3%，长春93%。如果没有住房消费信贷的支持，出现这种新格局的时间有可能推迟5-10年。
住房需求的增加会导致相关产品需求的增长。按每销售100元住宅可以带动130元其他商品的经验数据来估计，1997—1999年住房信贷的引致需求分别为1712.36亿元、2428.01亿元、3292.4亿元。1997、1998、1999年的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每年下降一个点，而边际消费倾向则从1997年的0.83降为1998年的0.55，至1999年恢复到0.66。这表明影响储蓄率上升的其他因素的作用力相当大，如果没有住房信贷的增长，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的趋势可能更加明显。事实上，1999年边际消费倾向开始回升，2000年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80和0.75，而正是在这时，个人住房信贷开始真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住房信贷来说，它在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方面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五、投资改善消费环境
普及家用电器需要创造一个普遍能够用上电的环境；普及汽车需要修公路，快速便捷的公路网络才能使车尽其用；通讯手段的普及需要有良好的通讯环境。在通货紧缩下，消费环境的好坏对释放消费者潜在消费尤为重要。近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不仅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刺激了消费，而且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使消费环境得到相当大的改善，从而也促进了消费升级和消费倾向回升。
人们的消费除了吃、穿、用等物质消费之外，还有各种服务消费，当我国从贫困到温饱，再从温饱到小康之后，对各种服务消费提出日益迫切的需求。近10年来，占一户家庭全年消费性支出比例最高的就是教育消费，据测量，由于教育支出的增长，使1999年消费性支出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但就是这种上升比例，我国与国际比差距还很大，比如我国1999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为10.5%，而全世界的水平水平在1995年就已经达到16.2%。现在有的人上不了学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没有挤过“独木桥”，以致于大量中国学生到国外上高中、上大学。但是要让学校扩大招生，就需要投资创造能够扩招的环境。开展旅游消费也是如此，需要改善旅游消费的环境，提高接待能力。在这方面潜力非常之大。我国北京申奥成功，为举办2008年奥运会将投资1800亿元用于改善道路和体育场馆建设，从而改善奥运会的消费环境，由此提供的商机对于经济增长的刺激是非常巨大的。
消费升级表现为在满足消费数量的同时，重视消费质量的提高。消费环境是衡量质量的重要内容，在改善消费环境时，要注意到人们的消费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还包括生态需要。生态需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关系。自然环境的好坏对人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的满足关系极大。优美的自然环境有利于人的生存、享受、发展；污染的环境会影响消费质量，威胁人的生存、发展。
与此同时，还要关注消费的社会环境。任何人的消费都有无法脱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风气、秩序、治安、家庭关系，都对人的生存、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文化也是一种消费环境。文化环境直接影响人的思想品德、价值观、精神世界，推动社会发展。经济文化一体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已成为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志。
如果不是从短期效果而从持续发展来说，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我国把实现小康生活水平作为近期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各项方针、政策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标准之一，充分说明了消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国的实践表明，消费在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低层次买方市场向较高层次买方市场的转变过程中，日益发挥关键性作用。“十五”时期仍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时期，是买方市场由低层向高层次转换时期，是产业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因此，发挥消费引导作用实施促进消费增长的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