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所谓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淡化马克思著作中的“决定论”因素和“科学”因素，已经在很多马克思的研究者中成为一种时髦。这种试图把马克思从“实证论”和机械科学论中挽救出来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让马克思与斯大林主义脱离关系，另一方面则是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工业各国中的人道主义意义。在发达工业国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证明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新的约定俗成的思潮把马克思的“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①这一经济决定论最小化，并代之以马克思的自我建构理论和工人解放理论。
解释科学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清静无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起到它曾经起过的那种作用的，以及它为什么会起到那种作用，被各个派别的很多著作家视为自己的理论任务。实际上，撰写了《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的卢卡奇也许是第一位提出一种方法以把马克思从科学论的铁笼子里救赎出来的著作家。对早期的卢卡奇来说，恩格斯是这个铁笼子的始作俑者，他一直没有考虑“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②虽然不少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捍卫恩格斯的名声，但是，除了奥尔曼(Bertell Ollman)和古德纳(Alvin Goudlner)等少数几个重要人物之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了流行的新观点，即“主要由于恩格斯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并］向科学论和实证论方向发展”③。大量的评论家和理论家起来证明这一观点，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同的。
对这一流行的新观点最为简练的陈述也许当数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和特雷尔·卡弗(Tertell Carver)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还有阿尔弗雷德·施米特(Alfred Schmidt)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以及波尔(Terence Ball)、科莱蒂(Lucio Colletti)、约尔丹(Zbigniew A.Jordan)、萨特和莱文(Norman Levine)等研究者的著作。这些年来针对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所谓坏影响的批评，大都在他们的观点中体现出来，这些批评可以概括为以下相互之间有密切关系的七点：
(1)恩格斯有关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学说，就像康德的此类学说一样，是本体论的，“属于唯心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但我们不能这样来评价马克思，因为他在自然“本体”问题上的表述是十分谨慎的，而且他对黑格尔的利用也具有高度的选择性。④
(2)对恩格斯来说，人与自然并不是主要通过历史实践相统一的；人只是进化的产物，是对自然过程的被动反映。恩格斯与马克思不同，他并没有把人视为一种生产力，而是将人对自然的作用最小化。
(3)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观是恩格斯一个人提出来的。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对科学本身或科学方法的论述是十分之少的”，马克思慎重地避免了落入科学论的陷阱，也没有把自然历史化。⑤
(4)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实际上，据说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与《反杜林论》有什么关系，他甚至连读都没有读过这部著作。托马斯和卡弗暗示，恩格斯与此相反的说法是在撒谎，他的说法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出台的。⑥
(5)对恩格斯来说，辩证法是独立于任何思想和反思的。而马克思却反对以“只有认识自然的过程才是辩证过程”为基础，把黑格尔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马克思只把辩证的表达方式视为一种解释方式。⑦
(6)对于把总体性、矛盾和内在否定等辩证的范畴实体化，恩格斯是负有责任的。否定性遵循在各种转变中都起作用的物质和运动规律。而对马克思来说，自然本身没有任何否定性。否定性是随着劳动的主体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是随着人主动地改造自然”才产生的。⑧
(7)因此，恩格斯把无限的超验规律的观念视为主导的历史观，这种规律作为一个整体构成超历史的“客观辩证法”。而马克思则不同，他关心的是社会的、由片断组成的自然的“历史规律”趋势，黑格尔的思想只被用于某些事例，而没有成为一种世界观。⑨
卡弗和施米特提出了对马恩差异问题进行分析的条件。卡弗认为，支持马恩的观点有差异的否定性证据的本质在于，论证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即声称马恩观点一致的人。他们“现在必须拿出肯定的证据，引用双方的话来证明，恩格斯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是马克思所赞同的”⑩。另一方面，施米特则指出，“起决定作用的是”在这样的争论中必须要证明的问题：“如果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自然被简化为抽象的东西，那么像‘总体性’、‘矛盾’、‘生产力’、‘内在否定’这样的辩证法的规定性，是否可以完全归于自然呢？”(11)我们认为，这些要求可以通过对上面列举的七点进行分析而得到满足，这一任务中有一部分将是诠释性的。由于马恩之间肯定存在某种劳动分工（在这种背境下，证明他们不是“完美搭档”的企图是在转移注意力），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的评论者在这两位思想家之间所划分出的不同是过于简单的。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有时都带有一定的“实证论”倾向，也带有一定的黑格尔派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矛盾除了在这两位思想家之间存在之外，也存在于他们各自的思想之中。没有向英语读者提供的资料，或者说，没有遭到严重歪曲的资料满足了卡弗和托马斯所说的“肯定性证据”的需要，即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就自然科学的作用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
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穆尔(Samuel Moore)等人之间常常存在着意见分歧，但他们还是构成了一个大致可以称为“科学共同体”的团体，而自然科学问题是这个共同体持续关心的一个问题。这种关注不仅受到19世纪思想中的科学时代精神的影响，而且受到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影响。我们认为，恩格斯的统一的自然理论是对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异化的科学世界的批判的补充和必要的佐证。因此，马克思从根本上来说是赞同《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思想的。
一
人们指责恩格斯坚持物质的世界统一观，这种观点是唯心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我们当然承认，恩格斯有时似乎是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是，与19世纪的科学哲学一致，马克思不仅也持有这样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对于他的异化自然观来说还是根本性的。说马克思没有统一的自然观，就是把一种直到20世纪才在科学中得到全面发展的观点，即一种以推翻了19世纪的科学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的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为基础的观点，强加到他身上。对均变科学观的破坏后来被索雷尔(Georges Sorel)运用到社会科学中，结果是，索雷尔摒弃任何异化理论，把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一种实际上可以与实验的实用主义互换的理论。因此，把多元主义的自然观加到马克思身上是有违于历史的（因此也是有违于“马克思的”），尤其是因为马克思本人在有一些地方表明，他对当时流行的科学综合问题是关心的。例如，他称赞黑格尔在综合问题上比孔德高明。
另一方面，恩格斯强烈地批判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没有对这种统一性进行充分的论述，或者说，他们的论述方式不对。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科学家还没有完全脱离康德。因此，他们中有很多人仍然试图在某些抽象的属性中找寻现象的本质，这一点使人想到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而自在之物的不可把握的本质维系着现象的客观世界与理解的本体世界之间的鸿沟。例如，恩格斯尤其对一些运用“力”的概念来解释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的科学家、甚至是像霍尔姆兹一样杰出的科学家提出批判。在恩格斯看来，“力”是一种将自然现象的解释引向同语反复的属性。而且恩格斯进一步认为，不能用“力”来解释自然现象，同样也不能用“实体”来解释自然现象。它只不过是一个臆造的术语，把解释真正应该采取的方向搞颠倒了：不应把物理现象归结为力，应该说力是一种具体的物理现象。
恩格斯赞赏黑格尔，因为他试图克服康德的“自在之物”，因为“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12)。黑格尔试图克服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二元论”，但是，恩格斯对黑格尔进行了与马克思一样的批判。“黑格尔把自然科学看作永恒的‘观念’在外化中的显现”，但是他（黑格尔）依然把原因归于通过本能来实现的“内在目的”，而这种内在目的本身是“一个观念上的规定”。(13)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众所周知的颠倒就在于，他们试图克服思想和自然的二元论，同时将“旧形而上学的残渣”(14)从克服过程中清理出去。因此，自然现象没有被纳入精神之中，相反，现象总体被纳入自然之中。
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都认为，费尔巴哈没有完成这种唯物主义的颠倒，因为他的主体仍然是外在于社会的抽象存在。因此，总体依然是分裂的。费尔巴哈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基础必须与社会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15)相协调。只有通过建立这种统一的科学，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扬弃才能得到实现。人的科学必须与自然科学相协调，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新康德主义的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分中。如果我们想扬弃德国唯心主义的被异化的思想，如果我们不想向当代的“片面的唯物主义”屈服，那么这样的区分就不应该存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离反映了自然与人的异化，它体现在如下事实之中：科学和自然力“作为资本的职能，因而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同单个工人相对立。”(16)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脑力劳动的产物”。同样，恩格斯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化出来。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认为，哲学与自然科学相异化，正如自然科学与哲学相异化。时至今日，它们之间的偶尔的统一也只不过是一种“离奇的幻想”。为了克服哲学与自然的两分，人们积极地干预自然。哲学的玄思地位必须要被取代，而条件是：
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什么别的基础，科学还有什么别的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17)
马克思在此是断言，统一的科学是克服异化的关键。并且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预言性的确定，而不仅仅是一种意向。但是，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有一个异于寻常的“界线”问题。确切地说，这两种科学的混合的本质是什么呢？一方面，人和自然总体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人再造自然，而科学作为这种不断再造的功能，其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成为“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18)。在这里自然服从于人的意志。
而另一方面，说人再造自然，并不是否认有些自然规律是不受人的控制的。仅仅声称科学具有历史性还不足以让太阳从西边升起。如果要克服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与人造的“历史”规律之间的鸿沟，还需要更为明确的表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对一般科学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而一般科学对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来说又绝对是根本性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自然科学问题，有时倾向于认为科学统一的界线问题的答案就在科学的独立性自身的原因。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一点，他预言宗教的外衣将遭到抛弃，而由纯粹批判的、科学的和人的关系所取代。到那时，科学将形成自己的统一性，而科学的对立会由科学本身来解决。这一论述预示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产生的一种倾向，即试图在自然本身寻找“科学自身”的统一原则。这一原则并不局限于青年马克思的自然科学观，但受到这种科学观的强烈影响，青年马克思说过，感性需要和感性意识根源于自然，“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19)。
二
批判恩格斯的人指责他是一种夸张的达尔文主义，认为他把人视为主要是进化的产物，因此是对自然过程的被动反映。与这种对恩格斯的观点的夸大其词并列的是对马克思的与之相反的倾向得更为极端的夸大其词。例如，有一位批判者说：“这一宣称自然独立于并且先于人类改造它的努力而存在的观点（后来为恩格斯所信奉），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完全格格不入的。”(20)这一论断是令人遗憾的，也与常识不符。自然当然是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除非人们接受完全否定达尔文的马克思派的创造论。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对达尔文十分感兴趣，在他看来，达尔文的发现“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21)。然而，波尔认为，这一论断表明，马克思和达尔文在反对科学目的论上是一致的，恩格斯也反对科学目的论。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波尔从来没有提到，马克思说过：“当……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时……在社会关系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22)这里所说的辩证改变即是自然的，也是前社会的，与施米特的看法是不同的。施米特认为，马克思始终如一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适用于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或者说，只适用于那些具有复杂的交换关系的社会。
也许可以说，马克思对达尔文的态度是模糊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说过，达尔文主义是统一各门科学的最终发现。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用几乎相同的语言打趣地说：“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23)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反对为竞争资本主义辩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他们看来，简单地把动物的斗争规律转化为人类社会无限制的经济竞争是“片面的”，忽视了人的合作潜力。当这种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就把自然规律转变为历史规律，随着这一转变，他自己的本质也发生了转变。但是，与此相反，波尔声称，恩格斯“后来”没有从人的角度来看待自然，而我们却发现，恩格斯说：“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24)波尔认为光谈进化是不完备的，因为它只涉及“前人类的自然史”，他认为，不能从决定论的角度把自然的历史与人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
波尔没有告诉我们，由于马克思认识到达尔文的理论不完备，所以他试图从别的地方寻找人与史前自然之间的某种发展关联。从某些方面来说，如果说马克思找到了的话，那么他的发现与恩格斯的发现相比，历史还要久远一些。例如，马克思在地质学中找到了在生物学中都还没有出现的东西。在一封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激动地宣称，在异种交配方面，特雷莫(Trémaux)的《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此外，在特雷莫那里，人类文化、种族、进化和地质学的联系要比在达尔文那里更多一些，在马克思看来，特雷莫“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比达尔文更有意义和更有内容。对于某些问题，例如民族特性等等，在这里第一次提供了自然的基础。例如他……指出他［杜欣斯基］关于俄罗斯人不是斯拉夫人而很可能是鞑靼人等等的意见是错误的；……他证明……一般的黑人典型只不过是一种更高的典型的退化的结果”(25)。恩格斯无不讥讽地回信说：“为什么我们这些……莱茵省居民很久以来没有变为白痴和黑人；也许他在第二卷中会加以解释，或者会宣布我们实际上就是黑人。”(26)但是，马克思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回答恩格斯的批评说：“特雷莫关于土壤影响的基本思想……就是这种只需要表述出来以便在科学中永远获得公认的思想。”(27)最后，恩格斯承认，达尔文并不否认地质对人种的影响，但是由于特雷莫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可笑的证据”和“歪曲的事实”(28)，所以他并不能代表科学的进步。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的话更有权威性，后来的科学发展证实了他的怀疑。无论这种交流的意义如何，它无疑表明，马克思对史前自然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明显是感兴趣的。
三
从上述通信中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十分有趣的看法。首先，说马克思对阐述自然科学观并不热心，或者说，说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科学观并不十分感兴趣，是不合事实的。尽管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他在科学方面不如恩格斯（他的上述观点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先读到特雷莫的著作的是马克思而不是恩格斯，是他在通信中坚持要恩格斯把特雷莫的著作读完。换言之，马克思和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位对自然科学具有强烈兴趣的观察者和科学发展的热切的追踪者，他认为科学发展对他自己的理论来说起着关键的作用。
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是十分广博的。他读过卡本特尔(Carpenter)的《生理学》、施普尔茨海姆(Spurzheim)的《大脑解剖学》，洛德(Lord)的《通俗生理学》以及施旺(Schwann)和施莱登(Scheidler)论细胞的著作，还一再焦急地索要肖莱马(Schorlemmer)的《化学》。(29)马克思留下了一千多页的数学手稿，其中至少有三篇文章是专门写给恩格斯的。他对恩格斯说：“我懂得数学定理，但是属于直观的最简单的实际技术问题，我理解起来却十分困难。”(30)马克思后来还坦诚地告诉恩格斯，“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跟着你的脚印走”。不过，马克思的这种（难得的）谦虚并没有使他丧失从事科学研究的勇气，反而促使他（像他一贯所做的那样）更为刻苦地进行研究。“我可能要认真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此外，还将去听讲学。”(31)此外，就像有关特雷莫的交流所表明的那样，在自然科学问题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其他领域，他们之间也是如此坦诚相见。例如，马克思批评恩格斯对军事问题过于关心，而恩格斯则批评马克思神化经济学，还批评马克思晦涩难懂的写作风格。我们不像卡弗，并不认为这些意见不一致是他们并非“完美搭档”的证据，也不认为这是马克思不支持恩格斯的否定性证据，我们认为，如果马克思反对《反杜林论》等著作中的辩证观的话，那我们应该能够看到这种反对被表现出来。如果说恩格斯把马克思引上了科学主义的歧途，那么马克思就是同意的、主动的，而且就现代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马克思是知情的。现在可以得到的证据表明，这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在科学问题上，无论是意见一致还是不一致都开诚布公地表达出来。
上面提到的那些批判马克思的人几乎没有思考，一个像马克思一样关心社会经济问题的思想家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去研究自然科学。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肯定是赞同19世纪有关统一科学的理想的，但是，从关于特雷莫的争论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已经清楚地认识到，19世纪科学经验的现实开始呈现出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恩格斯至少像马克思一样开始在流行的均变论中看到了细微的裂缝，而在关于特雷莫的交流中，着重指出这种多样性的正是恩格斯。在恩格斯有关辩证法的主要著作（《反杜林论》）中，他甚至写道：“只要我们离开存在是所有这些事物的共同点这一简单的基本事实，哪怕离开一毫米，这些事物的差别就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32)如果马克思简单地接受了这种多样性，放任科学去走多样性的道路，那么马克思的思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唯物主义可能不是让位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新康德主义的二元论，就是让位于对任何能够成功地解释问题的方法实际上都加以承认的实用多元论。（伯恩斯坦后来走上了第一条道路，而工程师索雷尔则走上了第二条道路。）这两条道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两种方式都无法克服知识的破碎化（异化）。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转向18世纪的庸俗机械理性主义的杜林之流，他们的片面性阻碍了不同研究领域的认识和相互联系的发展，从而不利于真正统一的科学的形成。批判恩格斯的人至少同意，恩格斯一贯地反对这种过时的机械论。他们常常没有认识到，对恩格斯来说，这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33)。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是，运动不能被创造，只能转化，而对杜林来说，“把运动局限于单纯的机械力，还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可以把力设想为静止的、受束缚的，因而是在一瞬间不起作用的”(34)。但是，恩格斯问道，物质是如何从这种不动的状态过渡到运动的状态的呢？“因此，必须从外部、从世界之外来一个第一推动，才会使世界运动起来。可是大家知道，‘第一推动’只是代表上帝的另一种说法。”(35)人们面临着的是，“让运动从不动中，也就是从虚无中产生”(36)。运动在《自然辩证法》中已经成为恩格斯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既然恩格斯至少像马克思一样敏锐地认识到了科学及其方法的多样的本质，那么对恩格斯来说，在把各门科学各自不同的特点都解释了一遍之后，自然而然会把运动本身视为将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特性：
如果我们想谈谈那些同样适合于从星云到人的一切物体的普遍的自然规律，那么剩给我们的就只有重量，也许还有能量转化说的最一般的公式，或者如通常所说的热之唯动说。但是，如果把这个理论普遍地彻底地应用到一切自然现象上去，那么这个理论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宇宙系统从产生到消灭中的一个跟一个地发生地变化的历史表现，因而会变成在每个阶段上由其他规律（即同一普遍运动的其他现象形式）来支配的历史，而这样一来，只有运动才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了。(37)
恩格斯认为，社会规律与科学规律的不同并不在于历史性，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的规律”(38)。这种有关自然的历史性的观点与青年马克思的观点相似：“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39)
四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对科学问题十分关心，而且这一点在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时给了他很大的支持。正是在马克思的显而易见的鼓励下，恩格斯制订了一个统一的自然科学“研究日程”，这项工作占用了他“八年的黄金时间”，也就是说，从他1870年退休移居伦敦开始一直到1878年，当时他为了撰写《反杜林论》而不得不中断了这种研究。这样的研究虽然从来没有完成，但还是成就了《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保存下来的手稿，大部分在马克思去世之前就已完成，其中的很多观点都在《反杜林论》中“试演”过。我们看到，在这两部著作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协助，同时成为一个科学小团体的核心。这个小团体热情地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决定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范式。
他们遭到另一个团体的反对，这个团体的学说公开批判马克思，它的核心就是杜林。这一团体在社会民主党甚至在柏林的党组织中取得成功，迫使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说服恩格斯起来反对杜林为唯物主义加上机械论框架的企图。因此，恩格斯不得不中断了自然科学研究，马克思敦促恩格斯对杜林进行“彻底”批判，并承诺会为这项工作提供更多的材料。这些材料最终成为《反杜林论》第二编的第十章。恩格斯对这项工作感到不满，说是打断了他的自然科学研究，马克思告诉李卜克内西，恩格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为他不得不为此而停写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40)。1877年，马克思代表恩格斯写信给白拉克，表达恩格斯对《前进报》刊登《反杜林论》的方式的不满，并在结尾时肯定说：“不仅普通工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41)这显然就是肯定的证据，只是缺乏卡弗所寻求的知名度。
《反杜林论》以书的形式出版后，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请恩格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法文版写前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反杜林论》的著名的摘录版，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恩格斯写信告诉拉法格：“只有您可以做这种事，因为我的文章是由您翻译的；只有您一个人能够得到必需的资料，我已请马克思把这些资料交给您。”(42)因此，拉法格请马克思为这部著作写一篇前言。马克思按期把这篇前言交给了拉法格，并附有一段话（附在最近才发现的一个便条上），附言里说，前言是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后撰写的，请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43)。前言里也说：“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44)
从这些通信中，我们了解到，马克思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词的共同发明者，而且他还参与了《反杜林论》的撰写，他写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他对这部著作的宣传十分熟悉，也熟悉这个从中摘录出来的具有高度“科学性的”小册子。说这位欧洲文化史上最为博学的人从未读过一部阐述他自己的学说、他自己也是作者之一、而在他去世前已经出版整整六年的著作，（就像托马斯和卡弗所说的那样），是不合理的；说他肯定并向白拉克称赞一部他自己没有读过或不能苟同的著作的科学性，也是不合理的。此外，在通信中没有留下马克思的任何批评表明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科学观。然而，我们已经指出过，马克思是不吝于批评恩格斯的，实际上，他在两人的很多次会面时都这样做过。没有历史的证据表明，恩格斯所说的他“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45)是值得怀疑的。
五
我们已经指出过，批判恩格斯的人指责他是实证论，将人类历史自然化，把人类历史归结为自然的普遍运动规律所适用的一个特殊领域。因此，在约尔丹看来，恩格斯坚持的是后来被列宁通俗化的思想，即大脑复制论，大脑不依靠任何人的思维而复制自然的辩证法。但是，即使复制论的指控是正确的，恩格斯的态度也并不始终如一，马克思也同样是前后矛盾的。恩格斯赞同马克思的看法，也认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这两者之间至关重要的差别集中在生产上，也就是说，集中在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知这种维柯的观念上。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在他的有生之年所发生的伟大历史变革是人的大脑思维的结果。因此，有些概念，如原子和分子，“就必须用思维，因为原子和分子等等是不能用显微镜来观察的”。在恩格斯看来，“哲学终究报复了自然科学，因为后者抛弃了它。而自然科学家们，本来可以从哲学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看到：哲学具有某种即使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也比他们高明的东西”(46)。这样的哲学监督与实证论是不相容的，这一点连约尔丹也承认。此外，恩格斯否定牛顿的感应论。但是，这一点对恩格斯所谓的大脑复制论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在这里恩格斯并没有断言，外部物质一旦受到人类劳动或思想的“脑力劳动”的掌控，还具有独立性。
另一方面，马克思那里也存在很多实证论因素的痕迹。实际上，连与施米特同道的批判理论家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也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看到了“潜在的实证论”。当马克思主张“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时(47)，他的“在实践中检验理论自身的真理性的范式就是一种自然科学的范式”。然而，尽管韦尔默在历史理论中看到的是“实证论的”马克思，而在意识形态批判中看到的却是反实证论的马克思(48)，但当青年马克思说“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49)时，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知识理论本身就具有“实证论的”因素。更确切地说，马克思把宗教意识形态以至所有的思想都视为人的物质行为的“直接产物”(50)，并把大脑比作照相机。甚至当他试图把自己相当模糊的认识论与有关死的事实的经验论区分开来时，他要求的还是玄思终结之后“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开始。
利希特曼(Richard Lichtman)等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建立了一种简单的但“否定的”知识复制论。但“它还是一种照片理论”，因此与马克思在别的地方所批判的粗糙的经验论是相近的。然而，尽管利希特曼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时克服了这种粗糙性(51)，但我们在这部著作中还是读到：“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2)
让我们重申一下：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证明，马克思是个一贯的“实证论者”，也不是要证明恩格斯始终坚持明显的大脑复制论。我们只是认为，这种常常被归咎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的前后矛盾和模棱两可，实际上在这两位思想家那里都存在。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知识理论的差别，而在于他们两人试图超越粗糙经验论的努力的本质是什么，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决方法”上达成一致的程度如何。
我们在这里再回到运动作为自然的联系因素的问题。如果联系因素仅仅是运动，而大脑仅仅是对运动的反映，那么无论是运动还是大脑都只会随机地得到再现，而历史就会变成只不过是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改变运动方向和潮流的一系列事件或偶然性。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不可能克服异化，而只能在已经发现的经验现象中再现异化。自然就不可能被人类所控制，而只能事后对它进行分析和描述。然而，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面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53)因此，必须在纯粹的运动之外寻找“内在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辩证法中找到了这种内在联系。
六
人们指责恩格斯把总体性、矛盾和内在否定等辩证法的范畴实体化。这些范畴服从那些在自然转变中起作用的规律。而另一方面，有人说，在马克思看来，“从相互作用本身的抽象中不能得出一般的规律”，因为自然本身不具备否定性，否定性只是随着人对自然的改造而出现的。(54)恩格斯曾经指出，自然在运动中的统一只有通过辩证法才能有意义地得到实现。“摆脱了神秘主义的辩证法，变成了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因为自然科学抛弃了那种有了固定不变的范畴就已经足够的领域。”(55)但是，通过把辩证法从大脑转移到物质之中去，并试图把黑格尔的神秘主义从辩证法中剔除出去，恩格斯确实是在断言，“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56)马克思是同意这一看法呢，还是（根据施米特的解释）认为辩证法只能从认识过程中产生，它并不是客观地作为自然的一种“属性”而存在？我们已经指出过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里马克思自己把大脑影像称为“反思”。但是，如果他关于“科学本身”有自己的观点的话，那会是什么呢？或者说，他有前后一致的观点吗？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倾向于一种物化的自然辩证法理论这一论断来说，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他们与肖莱马的友谊，恩格斯认为肖莱马是欧洲社会主义党中除马克思之外最为杰出的人。这位被称为“一位很杰出的化学家，‘自己人’”(57)的人，是英国科学促进会化学分会的副主席，这个协会的第一个有机化学教授职位就设在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Owens College)。肖莱马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散步时的伙伴和常客（“在我们星期天散步的时候——肖莱马和穆尔当然也参加了”(58)），而且，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疑他们的通信遭到当局的检查时，甚至还同意使用肖莱马的地址。他还受托修改《资本论》的校样，而马克思在后来的校订中还接受了肖莱马的修改。肖莱马受到马克思的高度尊重，被他视为科学权威，他的一封致恩格斯的信就是一个例子，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我想向肖莱马打听一下，最近出版的有关农业化学的书籍（德文的）哪一本最新最好？此外，矿肥派和氮肥派之争进行得怎样了？……他对近来反对李比希的土壤贫瘠论的那些德国作者的情况了解点什么吗？他知道慕尼黑农学家弗腊斯（慕尼黑大学教授）的冲积土论吗？为了写地租这一章，我至少要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资料有所熟悉。肖莱马既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情况。(59)
肖莱马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识两年、与特雷莫通信一年之后，出版了亨·恩·罗斯科(Sir Henry Enfield Roscoe)的简明化学手册的德文修订版，取名为《简明化学教程》。这部著作的反映了肖莱马在化学的高级阶段的思想，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仔细地对这个版本进行了研究。1867年11月和12月，我们发现，马克思急切地请求恩格斯把肖莱马的著作寄一本来，后来他收到了这部著作，他认为这部著作很不错。这部著作以及与肖莱马的密切关系，有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统一的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将发展成为一种庸俗的“化学”历史观——甚至那些对恩格斯批判得最为激烈的人也从来没有就这一点向他发难，马克思谈到过来白化学的类推的局限性——或者说，光凭化学就能把科学统一起来是有局限性的。实际上恩格斯也肯定了它的局限性。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肖莱马的帮助所能够做的，就是最大程度地把化学用作一种解释工具，而把无生命的现象与有生命的现象联系在一起，阅读特雷莫是提供不了这样的工具的。此外，肖莱马向马克思和恩格展示了日新月异的化学发现的革命本质，从而进一步表明了其他领域的科学发现的“历史”性（也就是说，不断运动的性质）。最后，肖莱马认为（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化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辩证的科学。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统一各门科学的问题，恩格斯强调指出，达尔文本人已经证明，“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60)。费尔巴哈忽视了生命的化学基础，把一切科学进步都抛在脑后，从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人作为劳动者的存在的本质。马克思还试图在自然和劳动者之间建立“化学的”联系。在马克思的“正常工作日”理论（这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努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马克思说，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它的正常的或平均的长度来衡量的，或者说，“是根据劳动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续时间或工人的正常的寿命来计算的”。马克思还从格罗夫(William Robert Grove)的《论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中引用了一段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格罗夫说：“人在24小时内所耗费的劳动量，可以从研究人体内部的化学变化来大致确定，因为物质的转化形式能表明动力已经消耗的情况。”(61)
劳动的自然科学规定性的概念是对马克思的下面观点的有力支持，即经济的生产条件的物质转变总的来说“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62)，或者，我们可以说，价值作为普遍存在于价格之中的“运动规律”而出现。恩格斯用化学的术语阐述了这些运动规律的辩证性质。在恩格斯看来，“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知道这一点……拿氧来说：如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像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么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很不相同的物体。”(63)
这种辩证观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精髓，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私人信件中曾把这种观点告诉过马克思。早在1858年，恩格斯就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过把各门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辩证联系。然后他谈到了一个想法：“会使老头子黑格尔感到很高兴……就是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或这样一种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转化为热，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合力，化学亲合力转化为电，电转化为磁。”(64)后来，他告诉马克思，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包括“下面这些……辩证思想。……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恩格斯继续说，“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对地说，可以把下落看做这样的运动”。接着，恩格斯开始简单地刻画自然辩证法在天文学、机械学和物理学中的可运用性，结尾时是这样来评论化学的：“对于研究上述运动形式来说，无论它研究的是有生命的物体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没有多大关系。无生命的物体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甚至是最纯粹的。与此相反，化学只有通过那些在生命过程中产生的物质才能认识最重要的物体的化学性质；……它构成了向关于有机体的科学的过渡，但是，这种辩证的过渡只是在化学已经完成或者接近于完成这种实际的过渡的时候才能实现。”然后，恩格斯补充说，对于有机体，“我暂时不谈任何辩证法”(65)。
恩格斯很想知道马克思对上述第二封信的反映。“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66)刚开始时，马克思在回信中并没有表态，他最初的犹豫被用来作为一个主要的“证据”，以证明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立场模糊。无疑，恩格斯的信构成了对这部著作的一个基本的说明，马克思第二天的回信说，他需要“进行认真思考，并和‘权威们’商量”(67)。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权威”无非就是肖莱马，他在恩格斯的信的页边写下如下批注，在说运动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的这一段的旁边：“很好，这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在接下来的关于单个物体的运动的这一段的旁边，肖莱马写下：“完全正确！”在关于化学中的辩证转化的这一段的旁边，他用英语写下：“这是最根本的！”但是，在恩格斯写道，对于有机体，他“暂时”不想谈辩证法的地方，肖莱马写下：“我也不谈。”(68)可以把最后的那个评语理解为只不过是一个忙碌中的人的暂时搁置不谈，但卡弗却从中得出结论说，碍于马克思的权威，肖莱马“认为恩格斯信中的科学要比辩证法更让人认同”，所以肖莱马总的来说，“似乎并没有被恩格斯的高见所打动”。(69)但是，卡弗没有提到肖莱马写在页边上的第一条和第三条评论，这两条是极为正面的，直接地谈到了科学的“辩证”性质。此外，肖莱马在写评论时确实很忙，因为他忙于欧文斯学院的考试，在马克思一开始没有表态的给恩格斯的回信的结尾，我们读到：“肖莱马刚刚来了。……读了你的信以后说，他基本上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暂不发表更详尽的意见。”(70)这并不是肖莱马的普通的外交辞令。肖莱马后来似乎确实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并进一步表达了对恩格斯的辩证法的赞许。肖莱马在他的《有机化学的兴起和发展》中，确实引用了《反杜林论》的话：“每一个新的项都是由于把CH[,2]，即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加进前一项的分子式而形成的，分子式的这种量的变化，每一次都引起一个质上不同的物体的形成。”(71)卡弗从来没有提到肖莱马的一般观点具有黑格尔派的性质，恩格斯认为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不轻视向黑格尔学习的著名的自然科学家”(72)。实际上，上述例子本身几乎是直接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的下面这段话：“当混合的比例逐渐改变时，化学复合物就会发生质的联结和飞跃。”(73)
如果马克思想更正肖莱马著作中的辩证法倾向的话，那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的。肖莱马甚至在化学问题上也征求马克思的意见。在马克思从肖莱马那里收到的个人礼物《化学教程》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个人献词：“献给亲爱的朋友卡尔·马克思，感谢卡尔·马克思亲手所作的很多修正及建议——肖莱马。”(74)无疑，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其非神秘化的形式）对经济学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他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有朝一日“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75)。无疑，恩格斯称赞辩证法“在考察事物时……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因此指出“辩证法的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76)卡弗坚持认为马克思只谈到了黑格尔在分析上的用途。而另一方面，恩格斯在称赞格罗夫的著作《力的相互作用》时，把这部著作说成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的思想”(77)。因此，卡弗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用从物质运动规律中引申出来的方法、或用以这样的规律为基础的方法来表述自己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这一结论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确实说过，有必要用辩证的分析方法来揭示包括经济力量在内的表面上看起来迥然不同的经验力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不这样的话，他问恩格斯：“那么还要科学做什么呢？如果我想把所有这一类怀疑都预先打消，那我就会损害整个辩证的阐述方法。”(78)但是，马克思在谈“内在联系”时，并不是要把辩证法局限为一种解释方法。他把它扩大到这种方法所反映的东西之上，即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辩证形式。否则辩证的方法就成为独立的和思想中的了。
马克思断言，这些辩证形式确实存在于客观自然中，它们是真正的规律，对此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因此，在一段经常引用的来自《资本论》的话中，马克思把从大师到工匠到资本家的质变说成是重大的量变的结果，并补充说“现代化学上应用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79)。施米特没有提到这段话，托马斯不接受这段话，理由是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黑格尔那里而不是从恩格斯那里引用过来的，而卡弗则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并没有在这里交汇。卡弗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这句话时，既没有肯定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也没有肯定恩格斯的科学世界观。”(80)
奇怪的是，有人简单地断言，马克思在引用黑格尔的话时并不是肯定黑格尔的下列观点：“举凡环绕着我们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认作是辩证法的例证……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切特殊领域和特殊形态，也莫不受辩证法的支配。”(81)由于黑格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思想来源，所以说马克思引用黑格尔并不是肯定恩格斯是证据不足的。所谓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同样的方式受黑格尔影响的程度。不管怎样，约尔丹和科莱蒂等批判者还是认为，恩格斯甚至在过度简化黑格尔的同时还在过度依赖黑格尔。例如，科莱蒂似乎是认为，恩格斯重犯了黑格尔仅仅把逻辑抽象复制到感性的外部世界中去的错误（而马克思注意到了这一点）。
让我们考察一下科莱蒂的批判，因为这种批判集中在黑格尔身上。黑格尔在《逻辑学》里说：“当人们说事物是有限的，他们的意思就是承认：事物的非存在是它们的本质和存在。它们与自身的关系就是它们被否定地反思，而在这种反思中，它们超越自身，超越这一存在而进入思想。”(82)科莱蒂认为，如果黑格尔声称他不考虑有限，那他就有可能把问题简化了。相反，黑格尔认为有限的本质存在于其对立面中。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描述这样一种行动，通过这种行动，抽象作为有限自身为了超越自身、从而过渡到自己的本质而进行的客观运动的一部分而产生。有限的本质就是超越自身，否定否定。
施米特和科莱蒂指责恩格斯在使用黑格尔时，采取的是黑格尔所没有采取的简单（但颠倒了的）路径，也就是说，撇开了有限——在恩格斯那里，抛弃了人。恩格斯确实从黑格尔那里引用了无数的类比来描述物理过程。细胞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最后直到‘观念’这个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83)。但是，马克思的与此不同的选择是什么呢？如果马克思想要把唯物主义说成是简单地抛弃有限，那么他就不得不(1)把史前的自然作为非存在而抛弃（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恩格斯的批判者波尔错误地声称的马克思的做法）；(2)抛弃精神，也就是完全抛弃人（这是波尔和科莱蒂所声称的恩格斯的做法）。我们已经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史前的自然，并且他肯定也没有忽视人。实际上，他的做法与黑格尔是一样的。在黑格尔那里，马克思看到“死的”自然在其对立面“人”那里找到本质，这句话可以解释为，把运动解释为人超越自身、从而实现自身而进行的客观运动——尤其是当他说历史是“自然界生成为人”时。但是，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在阐述这一观点时，把黑格尔的范畴既用在了“活的”社会的例子上，也用在了“死的”自然的例子上。恩格斯在所有的阐述中也是这么做的。
卡弗在翻译泽勒尼(Jindrich Zeleny)的《马克思的逻辑学》时，间接地肯定了有关全部自然界的辩证法。在他的译文里，我们读到引自马克思的这样的话：“事物的属性并不是从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相反，它们是由这样的关系所推动的。”泽勒尼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矛盾是关系和发展的本体论结构中最为内在的属性”。(84)我们发现，马克思不是把本质视为牛顿和伽利略的自然科学里的以及李嘉图的经济学里的“固定”本质，马克思认为本质是自我发展的，而自我发展意味着“在变化过程中’、‘在运动中’去寻找事物和现象的绝对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事物本质都拥有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就自我发展来说——是原因本身”。如果这不是把某种辩证法的属性——用泽勒尼的话来说“实体”——加给自然，加给根据（再一次用泽勒尼的术语）“世界统一”原则所设想的自然，那又是什么呢？(85)
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称赞霍夫曼的《现代化学通论》。他引用肖莱马的话来证明，最新的化学理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并把分子比作黑格尔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的“关节点”。“从前被描写成可分性的极限的原子，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关系，虽然霍夫曼先生自己时时刻刻都在回到旧观念中去，说什么存在真正不可分割的原子。”(86)马克思在回信中的答复向恩格斯证实了他在《资本论》中的说法，并且更为明确：
你对霍夫曼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此外，你从我的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由于单纯的量变——资本家的第三章结尾部分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87)
卡弗声称，马克思没有接受这种极端的一般化，马克思“在这里只是指出，黑格尔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适用”。当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结论称作“规律”时，他是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期待量的积累产生质变”。卡弗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的唯一证据，就是声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小心谨慎地对他的方法和物理学方法的相似性进行了限制”(88)。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待达尔文和其他人时确实是进行了这样的限制，但是，说他们两人总是如此“小心谨慎”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卡弗所引用的同一篇跋文里，马克思在谈到经济学规律不同于物理学规律时说，“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89)。甚至施米特也承认，这种类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错误地把它归咎于恩格斯一人。
七
马克思对于一切规律的历史局限性的论断并不都是前后一致的，他和恩格斯对无限的超验规律的否认也是一样。施米特和卡弗认为恩格斯接受的是构成客观辩证法的主导的历史观，而马克思所说的规律却是“历史性的”或“依环境而定的”。很多评论者都把辩证的运动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混为一谈。施米特说，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决不是历史运动规律”，他的观点与恩格斯所说的一切运动规律都是辩证的这一观点丝毫不矛盾。自然辩证法不应与僵死的经济决定论混为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一贯的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恩格斯的著作中到处都有可以称为这样的“决定论”、同时又断言社会规律具有历史的论断。
此外，马克思在坚持规律的历史性方面也不是很一贯的。因此，一方面，马克思对他的一位同时代人对他的目的所作的描述表示同意：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90)
我们在这里所发现的是两种规律，两者都是辩证的。而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历史规律；在历史规律中，随着发展程度的改变，社会条件以及统治它们的法律也相应改变，而超历史的规律则更为重要，它们统治着它们的衍生物。但是，马克思本人有时把经济规律和超历史的规律混为一谈，没有把这些规律限用于发达社会。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谈到，一切时代的人都处在“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91)当马克思在这里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时，我们遇到了一种无限的超验规律，批判恩格斯的人急切地让马克思否认这种规律，而把它归咎于恩格斯。这种规律是恩格斯所说意义上的辩证的规律。我们还具有一种比别的地方讨论过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历史规律要重要得多的经济规律。
最后，对青年马克思来说，超越各个时期的历史规律既是自然主义的，也是目的论的。“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92)
八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遭到误解，被说成是想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取代对历史事件的具体经验研究和对这些事件的行动。但是，即使是最严格的自然科学决定论也不见得会犯这两种错误，没有理由期待社会科学会这样做。决定论并不见得会阻碍实践，它仅仅只是限制了采取行动的条件。就像物理学的统一的场理论不会阻碍进一步的实验室研究和工程结果一样，新的超验的历史“辩证”规律并不见得会对历史研究和行动造成更多妨碍。相反，就像上面讨论过的最新发现的证据表明的那样，马克思之所以雄心勃勃地继续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化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科学里包含的规律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我们在此想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共同体”从事的就是这种研究（同时试图对它加以“运用”）。他们就像任何科学家小组一样，试图验证经验观察，然后把它们视为规律，而这些规律又促使他们探求更多的规律，如此等等。但是，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的科学统一学说存在一个范围更大的困境。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对恩格斯的批判是正确的话，那么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而依然保留着自己的独立性。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再是一个规模更大的“统一科学”的一部分，知识领域的劳动分工就依然存在。除了在人可以随意改变自然的极端李森科学派那里之外，自然科学仍然与社会科学相异在。至于马克思所说的非异化知识的明确的性质、统一科学的本质这一恼人的问题，不管怎样，还是有待我们去加以解决。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8页。
②Georg 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Cambridge:MIT Press,1986,p.3.
③Irving Louis Horowwitz and Bernadette Hayes,'For Marx/against Engels:Dialectics Revisited',Social Praxis,7(1980),p.60.
④Schmidt,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pp.57-58,167; Thomas,'Marx and Science',p.8; Jordan,The Evolu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p.154.
⑤Thomas,'Marx and Science',p.3.
⑥Thomas,'Marx and Science',p.3; Carver,'Marx,Engels,and Dialectics',p.360.
⑦Thomas,'Marx and Science',pp.8,11; Schmidt,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pp.186,196; Jordan,The Evolu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pp.143-146; Carver,'Marx-and Hegel's Logic',Political Studies,Ⅹ Ⅺ Ⅴ (1976),p.67.
⑧Carver,'Marx,Engels,and Dialectics',p.362; Carver,'Marx-and Hegel's Logic',pp.66-67; Thomas,'Marx and Science',p.11; Schmidt,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p.195; Jordan,The Evolu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p.95.
⑨Carver,'Marx,Engels,and Dialectics',p.362; Thomas,'Marx and Science',pp.1,3,7-8,10,13.
⑩Carver,'Marx,Engels,and Dialectics',p.360.
(11)Schmidt,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pp.183-184.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03页。
(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548和551页、第55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3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8卷第3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7、30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版第48卷第3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8页。
(20)Ball,'Marx and Darwin' ,p.471.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57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版第31卷第41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25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23页。
(25)(26)(27)(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250-251、259、260、262页。
(29)(30)(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410页，第31卷第412、317、41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8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28页。
(34)(35)(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00、393、395页。
(37)(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582、581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8页。
(40)(41)(42)(43)(44)(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194、242、419-420、850、689、34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546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8页。
(48)Wetlmer,Critical Theory,pp.89 ff.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8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2页。
(51)Richard Lichtman,'Marx's Theor of Ideology',Socialist Revolution (1975),p.50.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2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925页。
(54)Schmidt,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p.195; Thomas,'Marx and Science',p.10.
(55)(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546、545页。
(57)(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679、669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5-6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5-246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575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404-405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324页。
(65)(66)(67)(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3卷第84-87页。
(69)Carver,'Marx,Engels,and Dialectics',pp.358-359.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3卷第89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140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364页。
(73)A.V.Miller (trans.),Hegel's Logic (London,Allen & Unwin,1969).
(74)Karl Heinig,Carl Schorlemmer (Leipzig,B.G.Teubner Verlagsgesellschaft,1974),p.52.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250页。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9页。
(77)(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472、318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358页。
(80)Carver,'Marx,Engels,and Dialectics',p.362.
(81)［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9页。
(82)Miller (trans.),Hegel's Science of Logic,p.129.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324页。
(84)Jindrich Zeleny,The Logic of Marx,(Oxford,Blackweli,1980),pp.22,29.
(85)Ibid.,p.75.
(86)(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309、312页。
(88)Carver,'Marx,Engels,and Dialectics',p.362.
(89)(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1、20页。
(9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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