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经济学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9952（2001）01—0011—06
进化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分支，目前已受到经济学界日益广泛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世界各国发展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正是在该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与进化经济学的兴起
现代进化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吸收了众多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观点，主要的有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熊彼特主义以及管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等，其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以技术和组织创新为首要特征的演化的动态系统，并把创新（技术进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认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必须在一个演化的体系内进行（熊彼特，1990）。现代的进化经济学家们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基本观点，并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许多被熊彼特本人所忽略了的领域，进化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纳尔逊和温特还由此开创了“新熊彼特学派”。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是另一位对进化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关键性影响的经济学家，他的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 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这一概念不仅成为进化经济学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进化经济学自身理论框架的一个基本支柱。
进化经济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与长期居于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自70年代以来开始陷入持久的理论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它也进一步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新古典经济学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对被他们当作经济运行的常态的均衡的研究上，而将技术变迁视作一个完全由科学家和工程师决定的、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得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Freeman，1994）。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思想已经越来越不能反映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从而最终招致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强烈不满。在这一背景下，以纳尔逊（Nelson）、弗里曼（Freeman）、多西（Dosi ）等人为代表的进化经济学家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因此，进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研究方法和手段，还表现为更加根本的认识论上的截然不同。
二、两种经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体现在认识论基础的不同上
一般认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而这一时期正是经典物理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因而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受到了经典物理学的显著影响，在理解和处理经济世界的问题时很自然地借用了物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即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马歇尔曾提出研究（经济学）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相似之处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位奠基人瓦尔拉斯（Walras）更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纯理论”应当被建设成象机械学和力学那样的“数学—物理”科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此后的数10年中物理学研究的哲学基础本身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却仍严格遵守着其最初形成的规则。
上述思想在经济学研究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决定论的哲学观，就像物理学中认为有作用力就一定有反作用力、各种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趋于均衡一样，经济学家们认为在市场中通过供求力量的作用各种经济过程最终必然也将达到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均衡解——阿罗 （Arrow）和德布留（Debrew ）利用布劳维尔不动点原理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两人也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均衡应当是经济世界的一般状态（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而各种变化只是经济系统中的意外情况。由这一认识又进一步引致了新古典学派在研究上的另一基本态度，即崇尚实证主义，只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试图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动力或中间过程，因为“均衡……是任何特定的经济过程‘倾向’的结果”，因此，“应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事物经历特定变化之后的‘永久状态’上，出于进行一般分析的目的，把‘偶尔的和暂时的偏离’排除在外”（注：米尔盖特：《均衡：概念的发展》，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193 ～194页。）。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被许多古典经济学家视为经济发展首要推动力的技术变迁从一开始就因为被当作“偶尔的和暂时的偏离”而被排除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之外。
相比而言，进化经济学对经济世界的认识体现了一种与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的思想。就像其名称所揭示的那样进化经济学首先是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获得最初的思想灵感的。不过，在其后来的发展中，进化经济学家们又广泛借鉴了其他的许多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如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进化经济学的哲学认识基础。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其基本观点是自然界中各物种之间存在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将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进化经济学家充分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经济中的情况与自然界相似，企业（生物学中物种的类比物）在市场上也存在相互竞争，赢利的企业将不断增长扩大，不赢利的企业将收缩衰落直至被淘汰出局，这就是经济中的“自然选择”。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创新以扩大自己的优势和在市场中所占据的份额，因此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纳尔逊和温特，1997）。这一点决定了市场经济必然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均衡只可能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首先，在竞争中总有企业被淘汰，也总有新的企业通过创新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不会停止的过程；其次，即使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下通过供求力量和价格信号的引导市场可以达到均衡，但广泛存在的随机因素将导致环境经常地发生变化，而环境的变化又必然引起企业行为的变化（创新）；最后，创新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而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创新都将引起与之相关的企业行为的变化，并进而改变现有的市场结构与行业结构。
另一方面，自然选择也决定了经济体系必然是不断演化的，这是由于生存的压力将迫使企业尽可能作出（它们认为）最能够适应市场环境变化的决策，那些作出了错误决策的企业将被竞争所淘汰，由此将促使生产方式、市场结构、经济体制等向着适应于环境变化的方向演化（注：需要指出，无论是从生物学意义上还是从经济学意义上，这种演化都不能被理解为“进步的发展”，它只表明了一种朝着适应环境方向的变动趋势（古尔德，1997；熊彼特，199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熊彼特指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那种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熊彼特，1990）。这也就意味着对演化过程和演化机制的探讨比研究均衡状态更具有一般意义。
由自然选择思想进化经济学家还得出了另一重要结论，即技术创新必然是内生的。由于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生存压力，创新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因此它就不再是一个仅取决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纯技术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经济问题，对创新投入、创新规模、速度、时机、方向等问题的考虑如同对资本或劳动力投入等传统问题一样首先是由企业依据自身的经济目标确定的，也就是说技术逻辑是从属于经济逻辑的。同时， 由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又形成了企业进一步发展时的重要投入（Freeman，1994）。
三、进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主要差异
认识论的根本差异决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的理论推导沿着两条完全不同的途径展开。概括而言，两者在理论框架上最主要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对几个基本问题的理解上。
1.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符合帕累托最优要求的均衡状态被认为是一种常态。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也承认在长期内均衡将可能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动，但这种变动只是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移动。这是因为，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将正确地预期到环境的变化及其可能的影响并最优化自己的行动，使结果符合正确的预期，从而达到新的均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尔普斯认为正确的预期是均衡的基本特征（弗尔普斯，1996）。
为保证预期的正确性，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perfect rationality）。这里完全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经济人必须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唯一目标；第二，经济行为人出色地掌握了与最优化决策相关的所有知识（信息）并能正确地运用这些知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一假定是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推演的一个支柱，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的存在，经济学家们才可以抛开现实世界中各种纷繁复杂的表象问题的束缚，致力于对均衡和本质性规律的研究。但是，正是该假定招致了进化经济学家最尖税的批评。
进化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理性的假定在真实社会经济过程中是不可能的，因而以之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没有实际意义。这是因为完全理性的隐含条件是完全信息，否则就无法知道什么是最优以及如何才能实现最优。但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可以发现与最优决策相关的信息不仅是稀缺的（即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可以得到或根本无法得到，如许多私人信息），而且是非均衡分布的，也就是说，许多知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哈耶克（Hayek）认为知识从本质上讲是分散的， “基层”的知识往往仅能被其直接参与者所掌握， 而任何更高层的人则无法得到， Michael Polany进一步提出了“默知知识（tacit knowledge）” 的概念，指出由于默知知识的存在，任何决策者所能得到的关于他人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完全理性。
基于上述原因，进化经济学家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采用了有限理性概念，即由于知识和计算能力上的不足，人们将无法作出关于其整个一生的最优决策，而只能根据其所能够搜集到的信息就其一生中的每个阶段建立相对简单的行为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经济人都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表现为对极大值而不是对最大值的追求，行为结果不仅取决于关于当前阶段的信息的搜集情况，还要受到在此之前的行为经验和知识积累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每个人的决策模型都可能是各不相同的。
以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隐含着对最优概念的否定，因为受有限理性制约人们将无法确知什么是利润最大化和最优决策，因此社会经济发展不会以目的论的方式展开，也不一定会趋向于完美均衡状态。事实上，进化经济学最革命的成就正由此而体现，即演化过程没有必要追求所谓的最优，而应积极地为更好的发展（更优）创造条件。
2.同质性与多样性
像经典力学一样，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一般采用通过对少数经过精确定义现象的分析来得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的方法。为满足简化分析和建立数学模型的需要，所有的企业均被假定为同质的，即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依据相同的行为规则进行运营，各企业间不存在生产技术或产品质量上的差异。显然，沿着这一假定出发，最终的市场结构必然是完全竞争的，在这个市场上所有企业都面对唯一的价格并获得相同的利润率水平。
从纯粹抽象的角度讲，竞争和生存压力决定了所有企业在本质上都是利润驱动的经济行为主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将所有企业看作一样的并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是可以理解，但在进行更细致深入地研究时仍沿用这一概念就很难令人接受了。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企业不可能知晓其最大化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全部可能的选择集合并作出最佳选择，而只能根据现阶段各自所能够获得的信息作出尽可能好的决策。没有了唯一的、明确的最大化目标和确定的行为集合，企业遵循同一行为规则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实施以对信息或知识的垄断性占有为前提，同时对信息的垄断性占有又是创新的根本动力——这是现代企业高度重视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根本原因。而成功的创新不仅将进一步加剧企业间在知识存量和技术能力上的不均衡，由创新所带来的垄断利润还将使创新企业获得有利的市场地位，并拉大与其他企业在创新能力上的差距。尽管后进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创新等手段来消除差距，但是只要经济体系是动态演进的，完全由同质企业构成的市场结构就不可能出现。
从历史上看，不论是出于组织、个体还是偶然因素的作用，任何两家企业都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创新，这就导致了创新的多样性与分散性。而保持这种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保证创造力的关键，是经济体系演化的基础。 进化经济学家认为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trial and error）的过程， 很容易受到各种随机因素（如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技术变动的不确定性、市场变动的不确定性等）的影响，因而其过程与结果都是高度不确定的。因此，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创新能够产生就必须设法解决不确定性问题。Andrew Stirling 通过计算机模拟实验证明在长期发展中多样化的体系由于更具有创造性将比同质体系产生更高的增长率，这是因为在一个同质体系中由于所有企业遵循同样的行为规则其创造性必然有限，创新风险也将非常集中；相反，在一个高度多样化的体系中，由于各个创新主体关于创新的决策和行动是分散进行的，因而是多角度的、多方向的、多层次的，这将大大降低整个系统受不确定性影响的可能， 同时使系统的创造性得到足够的保证（Stirling，1999）。
3.过程与时间
对过程与时间的理解是进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争论的又一焦点。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的调整被假定为瞬间完成的，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坚信只要市场能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经济无论如何变动最终将趋向均衡，因此经济变动的过程无足轻重，为保证注意力集中到对均衡本身以及如何消除市场失灵的研究，调整被假定为不需要时间的。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在进化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中过程与时间的地位至关重要。在现实经济中，由于受有限理性的制约，每一企业都不可逆准确知识未来并采取最佳行动，而只能依据自己对未来发展趋势以及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对策的预测独立地进行决策。这种决策是一个适应性的“试错”过程，即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并根据对未来的预测进行调整后确定当前的策略。因此，过去的演化过程将对今天的现实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同样，今天的行动也将对未来的决策产生影响。正如纳尔逊和温特所言：“目前的现实中可以被观察到的规则性应当被解释成……过去情况所产生的结果，而且还被解释成一个阶段的特点，从那个阶段，一种很不相同的未来将依靠那些同样的过程而出现。……一切已知的现实都应被看作是以前一项重大事件不断演化的结果”（注：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15页。）。
基于上述认识，进化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经济演化的结果并非唯一的，不同的演化过程将导致不同的现实。由于企业的行为是由其“惯例”（routine）所决定的（企业惯例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 它可以继承也可以选择），当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它将以预期利润为标准去搜寻新的惯例。通过不断的搜寻与选择，企业随时间而演变。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搜寻的结果不是决定论的而是部分随机的，因此，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即某一时期的行业状况将决定它在下一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纳尔逊和温特，1997）。由此可见，对时间和过程的探讨是不能被忽略的。
四、结论与启示
总的来看，进化经济学目前仍处于其发展的初期，尽管它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许多最新成就，但在如何将这些新思想更好地与经济理论框架的构筑结合起来方面仅仅是刚刚起步。同时，它的进一步发展还必须解决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分析工具的简陋之间的不匹配问题。但无可否认，该理论已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动态演化的眼光理解社会经济过程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承认，对技术变迁的研究也已经成为各种经济学流派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里曼（Freeman ）将所谓“新熊彼特学派”看作是一个涵盖了所有在熊彼特研究精神指引下对技术变迁问题进行探索的经济学家的广泛概念（Freeman，1994）。
笔者认为，把握进化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处理现实经济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由于任何现有问题都是由过去的事实不断演化而来的，因此，在处理当前的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等）时不能仅注意表象而必须着重研究其所隐藏的过程与机制问题，从宏观层次讲就是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作法；其次，由于经济现象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试错”过程，因而改革必然是长期的和渐进的；再次，成功的创新依赖于企业的多样性的探索，因此必须深化企业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以充分发挥其创造性；最后，由于市场环境不完善将导致过高的搜寻成本与调整成本，因此对政府来说最主要的任务应当是推进市场的培育，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收稿日期：200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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