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控制视角的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研究论文

基于控制视角的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研究

杨粟英,陆绍凯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31)

摘要 :构建不同类型正式控制结构、个人关系与“双元”学习绩效之间的理论框架,并以建筑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正式控制结构和个人关系都能促进工程项目团队的“双元”学习:过程控制比结果控制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面子比感情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但个人关系通过结果控制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双元”学习产生影响,不能通过过程控制的中介作用对项目团队“双元”学习产生影响。综合来看,双管齐下的策略对“双元”性学习依然有效,但个人关系有利于工程项目组织的结果控制,对工程项目组织的过程控制没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 :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双元学习;感情;面子

组织双元学习即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是实现企业基业长青的基石。即使在项目管理领域,虽然单个项目有明确的生命周期,但从事项目的企业或组织其终极使命也是在追求德鲁克所提出的“永续生存”,因此组织学习的重要性同样毋庸置疑。通过对文献回顾发现,既有关于组织双元学习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主动学习的范畴:探索如何通过企业战略、制度、学习工具以及人员特质等变量的组合增强组织双元学习的绩效[1-4]。然而上述组织双元学习机制未必适合中国工程项目行业的现状:出于对成本、质量和进度的考量,组织双元学习本身很少能成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绩效指标进而获取管理决策上的重视,工程项目行业中的组织双元学习成果通常情况下是完成项目过程中的附带产物。由于工程项目的一次性、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组织双元学习的知识技能具有更大程度的情景依赖性[5],在实践中积累知识经验也成了工程项目企业获取新知的主要途径。

新近关于双元学习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关系有利于双元学习[6]。有学者将双元学习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技术能力、营销能力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关系[7]。还有学者将双元学习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了知识状态、战略柔性、网络结构与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8],以及利用企业网络提升双元学习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9]。作为因变量,学者研究了强弱关系都能对双元学习产生影响,区别在于强关系有利于利用性学习,弱关系有利于探索性学习[10]。当然不同网络密度也对双元学习有显著影响,区别在于高密度网络有利于利用性学习,低密度网络有利于探索性学习[10]。众所周知,正式控制结构可以通过控制机制获取到有关控制目标有关的知识信息,个人关系可以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获得有关知识信息,然而关于双元学习的研究,却鲜有人研究正式控制结构和非正式控制(个人关系)双管齐下的策略对双元学习的影响。甚至有学者呼吁,对于双元学习所适合的关系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11]。此外,以往研究也未能解释企业该如何整合项目组织的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与组织的正式控制结构实现双元学习[12]。项目组织边界人员是项目组织很重要的人员组成部分,其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个人关系的本质是获取项目组织双元学习所需要的资源和关键通道[13],研究表明,个人关系作为一种特殊资源配置手段对组织双元学习提升具有重要作用[14]。但有关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通过何种机制影响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的问题依然缺关注,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作用的路径黑箱尚待破解。

日粮中添加壳聚糖能够通过降低血清TC和MDA含量,提高血清抗氧化能力,促进生长效果。添加效果以250~500 mg/kg为宜。

根据双元学习理论,企业进行双元学习即短期的利用性学习和长期的探索性学习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如果组织缺乏深化和升级现有工程技术及探索新的工程技术则难以确保项目组织短期和长期发展优势[15]。换言之,项目组织即需要获取外部学习资源,更需要与项目组织内其他资源结合才能成为组织有机知识体系[16]。尽管双元学习与个人关系已引起部分学者的高度关注,然而回顾以往研究,将个人关系与双元学习相结合却鲜有人进行研究。有学者指出,个人关系如何支持双元学习还不明确,这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17]。那么,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如何对项目组织双元学习产生影响?进一步的,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的不用维度对项目组织双元学习有什么影响?此外,中国工程行业在实践中具有两方面特点:第一,出于相关规定,以严密合同文本为代表的正式控制机制主导着项目伙伴组织的合作过程;第二,项目伙伴组织的合作主要依赖于边界员工在项目现场的沟通,具体的控制流程和行为并不一定和合同文本严格一致,通常还会受到个人关系的影响。因此对于中国建筑行业中组织学习的研究,有必要结合正式控制机制和个体因素共同探讨。另外,已有的研究中已经发现正式控制机制和诸如关系等非正式控制机制之间存在着替代作用[18],因此两者的共同使用是否能带来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绩效的提高还需要更为深入的探索,根据资源-管控能力-学习绩效的逻辑思路,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是否能够通过正式控制结构的中介作用对双元学习产生影响?厘清这些问题,对于通过外部情景依赖性以促进双元学习的项目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项目组织边界人员个人关系、正式控制结构与双元性学习之间关系的理论,以国内建筑行业项目经理为研究样本,探究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正式控制结构、双元性学习之间关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首先,在界定项目组织边界人员个人关系、正式控制结构、双元学习概念的基础上,依据有关理论建立研究假设和概念模型;其次,使用有关研究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最后是结论和讨论以及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总之,本文试图引入正式控制结构这一中介变量后分析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对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的影响机理。

正式控制结构又包括结果控制和过程控制两种类型,前者主要侧重衡量结果完成情况,而后者侧重于评估实施的具体过程和方法[22]。最早的观点认为组织采用控制结构的类型取决于其自身所具备的管控能力——对实施流程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评估结果的能力[23]。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发现控制结构的设计也与具体交易的情景要素、任务的不确定性以及完成任务的相互依赖性有关[24]。这些主要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学说,都认为组织是否选择特定的控制结构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提出组织可以通过提高管控能力来降低应用正式控制机制的交易成本、发展技术能力、获取联盟经验和搜寻合作伙伴[20]

1概念界定

1.1 正式控制结构

正式控制机制包含了合同与控制结构,前者主要指各种书面的契约条款,后者则关注于控制所具体实现的途径。如前所述,虽然现有大部分涉及正式控制机制的研究都聚焦于合同文本,但合同并不一定是对实际控制行为的客观描述。正如Inkpen等[19]所指出的“经理们会根据交易的实际情况制定那些可能并不会事先出现在合同中的控制策略”。Dekker等[20]至担心聚焦于合同的研究文献忽视了组织之间真实的控制行为 。由于中国建筑行业中的合同文本已经高度标准化。同新近一些学者的关注一样[21],在研究中也将变量锁定在更能准确反映国内建筑业的实际控制行为——正式控制结构上。

式中:yi,j表示新位置的植株,xi,j∈[aj,bj]表示Xi的第j条路径值,aj,bj分别为搜索空间的上边界值与下边界值,α是[0,1]的随机数。将种群按照适应度值优劣分为两类:

为了进一步发现影响金融开放对金融发展作用关系的因素,回归(4)和(5)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交互项考察一国的收入水平在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关系中的作用。从其估计系数来看,金融开放政策会依据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对金融发展水平产生异质的影响。回归(6)和(7)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FD(2),其结果也稳健地支持了这一结论。

新近学者们进一步认为发展管控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蕴含在应用正式控制机制的过程中。根据从实践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的观点[25],组织为了有效地应用控制机制就必须搜集关于任务以及环境的信息,因此应用正式控制机制的过程反过来又在不断促使组织对管控知识的学习。例如,实证研究中发现企业联盟之间的合同条款会随着双方的合作历史而增加:这是由于合同文本代表了双方对合作信息的持续的、一致的深入认识,随着管控能力的发展而不断趋于细化[26]。同样,也有国内学者应用医院联盟的数据对信任、合同契约与知识共享之间的正向联系进行了实证研究[27]。相比之下,合同文本主要是管控知识的载体,正式控制结构更贴近搜集信息的具体途径。

1.2 个人关系

关系通常被定义为个人之间带有期望与责任并可以用于交换资源的纽带[28],是目前为数不多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且被西方学术界也能接受的研究变量。Tsui等[29]认为关系的文化基础源于儒家的哲学思想:中国人在根本上都是以关系作为基础,强大且有序的关系结构可以带来社会和经济的秩序[30]。尽管家族在个人层面是最基础和重要的关系,但学者们则认为中国人的家族概念是具有一定弹性的,它可以延伸为主体想包括的任何人[31]。非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密切联系也可以视为是家族关系的延伸[32],关系网络也因而可以无限扩张。关系几乎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都非常重要,例如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中也通常包含着送礼、宴请和家人介绍等社交行为[33]。在新近回顾上述文献的基础上,学者提出了组织层面的关系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34]:一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完全说明个人利用其关系去影响组织绩效的潜在机理。例如个人也可能为了维护私人之间的关系而损害了组织利益,如果只是简单的认为关系一定能给组织带来利益那么就会忽视建立关系所蕴藏的潜在风险。另外,虽然大部分组织层面的研究中提出了关系质量的重要性,但在具体实证过程中都是以建立关系的策略或关系链接的数量进行衡量的。Peng等[13]指出关系建立策略并不能代替关系质量,因为关系建立策略也可能正是为了强化目前较弱的关系状态而进行的针对性行为 。同样,关系链接的数量也和关系网络中所选择的中心节点有关,并不能直接衡量关系质量的高低。另外,关系在组织层面的重要性是否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有所变化也一直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35]。新近基于元分析(Meta analysis)的研究表明尽管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与商业伙伴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作用[36]。然而进一步的是,与商业伙伴不同关系质量所产生的影响是否也会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变化仍然缺乏理论和实证探索。 学者们发现了关系的两个重要成分[37]:感情(Affect)和面子(Face)。感情是指人们的情感和与情感相关在长期亲密社会关系下建立的持久性承诺,如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之间的关系。而面子是指人们在私人交往中自身的积极形象[37]。在中国社会中,顾及面子的规则激发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充当与人融洽相处的角色[37]。但是感情和面子在关系中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同时包含了感情和面子这两部分[38]。然而,关系中感情与面子的多少的确映射出了关系的质量高低。为了辨别关系中每个维度的影响,本研究将感情和面子分别进行研究。

1.3双元学习

假设1:工程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对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有正向影响。

2理论和研究假设

在回顾组织双元学习、关系、正式控制结构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既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提出如下概念模型,见图1。

图 1概念模型

2.1 个人关系对团队双元学习的影响

工程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通过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获取到项目组织所需的知识信息服务资源以及实质性的援助。首先,工程项目组织边界人员可以利用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在项目伙伴组织的重要地位接触到工程项目组织所需的优势资源,如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信息资源;能够通过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拓展工程项目组织所需要的信息知识的广度和深度[40];能够通过创造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相似性获得更多的信任,加强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沟通交流频率,提高边界人员间的默契,有利于工程项目组织获取缄默知识以及优质知识信息和资源[41]

按照优质、高效、安全及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本着养殖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的发展思路,对养殖水域滩涂进行科学规划,为合理开发利用养殖水域滩涂资源,提高养殖水域利用率,保护养殖水域生态环境,加快完善和推进养殖管理制度建设,促进水产养殖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当阳市水产养殖业在养殖模式上推广集约高效,在养殖品种上突出名特优新,在养殖理念上注重生态健康,努力构建自然环境和谐、主导产业突出、基础设施完备、比较效益显著、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水产业格局。

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并非孤立行为,需要通过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拓展和深化过程实现[42]。有学者认为,个人关系会对学习产生重要影响[43]。首先,从短期来看,如果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越好,就越愿意分享自己能够获得的资源优势,比如边界人员通常能够接触到项目组织的政治核心权力,同时能够获得政治核心权力的资源支持,从而能够将资源转换为激励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的管控机制,最终促进工程项目组织的双元学习。从长期来看,边界人员所拥有的政治核心关系会对工程项目组织持续的双元学习产生积极功效。其次,个人关系越好,边界人员越愿意提供自己的非冗余性资源,这些资源向工程项目组织提供了更多的探索性学习或利用性学习的要素,有利于工程项目组织实现双元学习绩效的提升,因为有学者发现,异质性信息会对绩效有显著正相关[44]。第三,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越好,边界人员会更愿意分享自己的更多友谊朋友关系,从而有利于工程项目组织控制方获得更多有用信息的机会,更多的合作可能和空间驱动了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绩效的提升,因为有研究发现,网络规模与绩效正相关[45]。最后,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越好,降低了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的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了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的互惠性。此外,个人关系中感情与面子相比,由于感情遵循按需交换规则,面子遵循互惠平衡的原则,而双元性学习有平衡的需求,因此,相比于感情,面子对“双元”性学习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March最早将组织双元学习划分为利用性和探索性两种类型[39]:前者是指对现有知识、技能和范式的改进;后者是指寻求全新的知识、技术和经验。他也最早认识到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寻求两者之间的共同发展对于项目组织近期生存和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工程项目团队的双元学习也包括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两个部分。March对“双元”研究做出关键贡献。他认为,项目组织需要双元学习以便适应环境的需要。利用性学习注重对已有知识提炼及惯例承袭营造项目组织的稳定性及可靠性,具体包括提高效率、复制、选择和实施等学习活动;探索性学习注重实验、变异和创新等学习活动,具体包括搜索及发明新组织形式、新流程、新生产方式和新技术等的发现。在本文中,双元学习指工程项目组织的利用性学习和工程项目组织的探索性学习。

假设1a:相比于感情,面子对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的影响效应更强。

2.2 正式控制结构对团队双元学习的影响

正式控制结构对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正式控制结构为工程项目团队提供了双元学习目标和驱动力。为了形成正式控制结构体系,控制方组织必须首先了解和正式控制结构相关的知识,掌握结果或目标、过程的界定和测量方法,这些知识和技术也成为了控制方组织有效应用正式控制结构的前提学习对象[46]。此外,正式控制结构本身也为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提供了激发团队学习动机的外部诱因:为了实现控制目标和缓解因结果、过程评估所带来的压力,工程项目团队会主动搜集相关知识信息,同时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正式控制结构对工程项目团队的双元学习产生了正向的督促作用。最后,正式控制结构能通过结果目标、过程目标设定使工程项目团队的信息搜集过程更具有针对性,集中精力获取和特定目标相关的信息,也因此提高了组织双元学习的效率[47]

在实验过程中,仅考虑温度对stokes光输出特性的影响。因此在恒温恒湿箱中,将相对湿度设置为0,而且单模光纤不受应力。sp光光功率固定在0.5 mW,波长为1 550 nm,980泵浦功率为600 mW。温度从0 ℃调节到100 ℃,温度梯度为10 ℃,并在上述设置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测试。

第二个方面,正式控制结构能够为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提供必要的信息流。正式控制结构要求工程项目团队明确界定结果、过程的测量标准与合理性。在这一过程中,工程项目团队需要搜集以往类似项目的结果信息、过程信息作为目标设定标准的参考。如果实际结果、过程目标与预期目标产生差异,工程项目团队还需要找出原因并作为经验知识用于未来的结果、过程控制中[48-49]。工程项目的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目标通常包括成本、总体进度与质量,阶段性进度与质量,由于以上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影响,结果控制、过程控制也会促进项目团队人员之间的信息交互与共享[50],从而有利于组织双元学习。

假设2:正式控制结构对工程项目团队的双元学习有正向影响。

结果控制的目标是根据组织当下所从事的项目内容设定的,在特定的工程项目情景中,主要围绕着项目的工期、质量或成本等指标展开,具有鲜明的结果导向性。如果项目的实施结果在控制预期之内,项目组织不会过多的关注实施流程以及创新等战略性指标。相对而言,由于过程控制需要进行更为精细化的实时监控,并且需要根据监控结果对被控制方提出更为专业化的信息反馈,因此项目团队在信息搜集过程中会进行更为深入和广泛的学习。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4,P<0.05),见表 2。

假设2a:相比于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对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的影响效应更强。

为了验证最小跳数的能耗均衡树的有效性,用Matlab对算法进行仿真。在100m×100m的区域内,散布100个传感器节点,每个节点传输距离为20m,Sink节点位于(0,50)处。设每个节点具有相同的初始能量,在一个周期里采集数据并发送一个数据包,路由节点对数据只转发、不聚合。每10个数据采集周期设为一个网络调整轮次,接收单位长度数据能耗为发送能耗的1/2,为了简化分析,忽略其他能量消耗。选择其中的3个一跳节点在各个轮次里发送给Sink节点的数据量统计如图6所示。

2.3 正式控制结构在个人关系对双元学习的影响机制中起中介作用

建议每次不要超过1小时,中途可适当休息。在游泳过程中,一旦出现肩部不适,要避免再做类似动作,减少运动量,如果不适感加重则要及时就医。游泳结束后,一旦出现疼痛,那就得防范“游泳肩”的隐患,这段时间内不要急于去游泳,同时在生活中避免提举重物。

此外,工程项目组织间边界人员利用其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获得有价值的知识信息资源,从而有利于工程项目组织开展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究其原因在于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间通过知识的交流和共享提高了工程项目组织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目标的可行性及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源于埃奇沃思补足理论[53],即联结经济思想下的知识的联结经济。就关系强弱而言,首先,结果控制、过程控制需要的是工程项目组织长远发展需要的新的信息和知识以及短期利益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个人关系可以促进工程项目组织边界人员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广泛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信息,从而推进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其次,有学者发现强弱关系对学习存在差异[54],强关系由于与强信任有明显关系,强关系由于分享信息的风险较低,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会更愿意分享更多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信息知识,因此如果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感情越好,工程项目组织就越可能获得更多的有益控制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信息,因此,相比面子,感情可能会更有利于促进工程项目组织结果控制、过程控制。最后,有学者发现有某种信仰的人会选择相同信仰的合作伙伴[55],因此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感情越强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某种相似性,或者具有相同信仰,按照相似性相吸的原则,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如果感情越好,沟通会更顺畅,沟通效率会更高,交流障碍会更少,会更多并更愿意分享有利于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信息,从而有利于促进工程项目组织结果控制、过程控制。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由上述假设可知,对工程项目组织而言,正式控制结构即结果控制、过程控制通过目标、督促、效率、信息流等方面实现工程项目组织的双元学习。另一方面在结果控制、过程控制中,工程项目组织新技术、工程项目组织研发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工程项目组织边界人员可以通过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各类社交活动,获取足够多的战略稀缺知识信息资源,并获得人、财、信息等同质性、异质性资源的战略支持[51]。与那些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没有个人关系的工程项目组织边界人员相比,拥有个人关系的工程项目组织边界人员会拥有更多的知识信息资源,也因此更容易获得有利于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的全新的同质、异质性知识信息技术资源。有学者发现,个人关系是与学习有显著相关性的特质[52],因此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可以商讨工程项目预期最终结果目标、阶段目标思想,并从商讨中获取更多有益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的信息。由此推断,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对工程项目组织来说,可以带来广泛新的同质性、异质性信息,以此缓解工程项目组织结果控制、过程控制中出现的内部资源约束,又能在工程项目组织互补合作研发中,形成工程项目组织独特的价值声誉。

若按照左幅7-3#孔内裂缝产状及发展趋势拟合,则必然与左幅7-1#相交,而孔内无充填,在具有贯通渗漏的条件下,说明趋势拟合推测不合理,裂隙应该远离左幅7-1#(见图5)。

假设3a:结果控制在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影响工程项目团队“双元”性学习中起中介作用,相比面子,感情对结果控制的影响更强。

假设3b:过程控制在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影响工程项目团队“双元”性学习中起中介作用,相比面子,感情对过程控制的影响更强。

3研究设计

3.1 样本与数据搜集

我们应用调查问卷搜集相关数据,调查样本来自于在华南一所大学中参加建造师再培训的项目经理。本次调查问卷共发出300份,收回了有效问卷221份,问卷回收率为74%。其中,93份问卷反映的是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其他128份描述了总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关系。221名项目经理中,男性有192位(89.3%),平均年龄为37.34岁,平均任期14年。所有的项目经理均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问卷中221个项目的平均工期为19.28个月,平均预算为1.2亿元人民币。除了背景资料,所有测量项均用Likert7分制量表评定,1表示“非常反对”,7代表“非常同意”。Harman检验表明第1个因子占总方差的24%,因此同源性偏差并不能显著影响统计结果。

3.2 测量变量及信度效度检验

为确保问卷的信度与效度,研究采用现有文献中成熟的量表,再根据本研究目的加以适当修订。其中对关系的测量基于Lee等的研究[56],并在Shou等[57]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使用。测量正式控制结构的量表来源于Jaworski等[22]以及 Dekker等[20]的研究;测量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的量表来自于March[39]的研究。相关变量的信度分析如表1所示。

表 1信度分析

表1(续)

用AMOS22.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统计结果表明五因子测量模型与数据最为吻合,收敛和区分效度得到证实(见表2)。

表 2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注:五因子模型:感情,面子,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双元学习(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之和)。

3.3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Ryall等人[26,58]的研究,我们选择了组织性质、组织规模和组织年龄作为本研究中的控制变量。组织性质包括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问卷调查中对应采用1~5量值进行变量赋值。组织规模划分为50人及以下、>50~100人、>100~500人、>500~1 000人和1 000人以上等5种类型,在问卷调查中对应采用1~5量值进行变量赋值。组织年龄使用企业创建至今的自然年数进行衡量。

4统计分析

研究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见表3。

表 3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n=221)

注:*P<0.05(双尾检验),** P <0.01(双尾检验),*** P <0.001(双尾检验)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验证提出的假设。验证分为三步: (1)模型1为只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2)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添加了自变量(感情和面子);(3)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添加了中介变量正式控制结构(结果控制、过程控制)。

表4中模型2的分析结果表明:感情对双元学习(β = 0.145,P <0.05)和面子对双元性学习(β = 0.152,P <0.05)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面子的相关系数(β = 0.152)大于感情的相关系数(β = 0.145),相比感情,面子对双元学习影响更强,因此H1和H1a得到验证;结果控制(β = 0.245,P <0.01)和过程控制(β = 0.261,P <0.01)对双元学习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过程控制的相关系数(β = 0.261)大于结果控制的相关系数(β = 0.245),相比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对双元学习影响更强,因此H2和H2a都得到了证明。表5中感情(β =0.230,P <0.01)和面子(β = 0.131,P <0.1)分别对结果控制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表4中模型3结果控制(β = 0.245)对双元学习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模型3中感情(β = 0.089,P >0.1)和面子(β = 0.092,P >0.1)对双元学习没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结果控制在个人关系对双元学习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H3a得到了验证。由于表5中感情(β =- 0.003,P >0.1)和面子(β = 0.109,P >0.1)对过程控制没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过程控制在个人关系对双元学习的影响中不能起中介作用,H3b没有得到验证。综上,假设检验结果详见表6。

表 4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注:***、**、* 分别表示P<0.01,P<0.05,P<0.1

表 5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注:***、**、* 分别表示p<0.01、p<0.05、p<0.1

表 6假设检验结果

5结论与讨论

通过正式控制机制和个人关系都能获取组织“双元”学习所需要的信息,但两者双管齐下是否更能促进组织的“双元”学习绩效仍然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以建筑行业工程项目团队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正式控制结构对组织双元学习有促进作用,非正式控制机制(个人关系)对“双元”学习有促进作用。其中感情和面子均能显著正向促进双元学习的提升,相比感情,面子对“双元”学习能带来更大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基于利用-探索困境,良好的个人关系可能基于利用选择可用的最佳信息,也可能基于探索选择不太理想的信息以获得潜在的更好的未来奖励[59],因此,个人关系对双元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相比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对“双元”学习能带来更大的促进作用。而关系对“双元”学习的影响会通过结果控制的完全中介作用达到目的,却不会通过过程控制的中介作用对“双元”学习产生影响。相比面子,感情对结果控制的促进作用更强。这可能是因为关系聚焦于非正式的个人沟通,私人之间的信息交互以当前工作外的内容为主,因此所传递的知识并不会对当前的组织管控(过程控制)产生直接影响,而更可能作为知识积累对未来的组织管控(结果控制)发生作用。也可能是因为在个人关系的初期,由于达克效应,控制方组织会对边界人员之间的个人关系表现得过度自信,认为不需要过程控制这种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不信任的控制手段,随着双方感情的持续升温,控制方组织又对边界人员之间的个人关系又表现出了过度自信[60],所以无论个人关系是强还是弱,个人关系对项目组织过程控制都没有显著正向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不仅提供了正式控制机制、个人关系和组织“双元”学习之间存在的逻辑机理,而且为进一步洞察正式控制机制和非正式控制机制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正式控制机制和非正式控制机制到底存在促进关系还是替代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话题[27,61]。在以国内样本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也分别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替代和对组织运作绩效的联合促进作用[62-65]。本文的研究在拓展组织学习理论的同时[66],进一步细化了个人关系维度(感情,面子),进一步明确了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的积极作用,证明了无论是强关系(感情)还是弱关系(面子)都对双元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证实了强关系优势理论及弱关系优势理论的理论逻辑。证实了正式控制机制(结果控制结构)和非正式控制机制(个人关系:感情、面子)对组织双元学习存在着相伴相生的促进效应。两者的共同使用能够促进组织双元学习绩效。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关系对结果控制结构有促进效应,对过程控制结构没有促进效应,因此个人关系是一把“双刃剑”,过度的个人关系会可能带来个人关系的“黑暗面”,导致群体思维及感性思维,因此对当前需要客观理性思维的过程控制没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通过引入正式控制结构作为中介变量,解释了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个人关系(感情、面子)影响双元学习的具体作用机理,对打开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个人关系作用“黑箱”做出了理论和实证的尝试性探索。传统以交易费用为基础的组织控制理论大都认为应该在结果控制结构和过程控制结构中选择较为经济的一种[5],由于结果控制通常成本较低,因此其被选择的可能性会超过过程控制。但如果考虑到过程控制能够带来更多组织“双元”学习所需要的信息流,对于那些力求创新以及建立“双元”学习型组织的企业来说,选择过程控制结构也是非常必要的。特别的,当组织对于“双元”学习有迫切需求时,除了可以同时应用包含结果和过程在内的正式控制结构,还可以选择那些具有良好个人关系的组织边界人员,这是因为他们很可能通过个人渠道搜集到更为隐性存在的知识;此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在招聘员工进行入职体检或者及一年一度的员工体检事项中可以增加一些技术手段辅助人力管理,如可以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果预测两个人的友谊和亲密程度,选择适当亲密程度的人作为项目组织边界人员。因为新近研究发现,朋友之间的神经反应相似性最高,其次是朋友的朋友,而后者的相似性比更疏远一级的人高(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同时侧面反应了三观一致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67]。因此,根据实际项目组织需要,选择神经反应相似性程度适合组织需要的人员作为项目组织的边界人员将促进项目组织的双元学习,比如相似性程度可能较高的感情,和相似性程度可能不算太高的面子,两者均会促进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由于面子对双元学习的促进作用更强,所以选择神经反应相似性程度的匹配性就成为很关键的技术。当然,组织也可以采用正式控制结构(结果控制)和非正式控制结构(个人关系:感情、面子)“双管齐下”的策略促进组织“双元”学习绩效的提升。要充分发挥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与正式控制结构的战略协调作用。需要强调的是组织应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发挥个人关系积极的一面,如通过个人关系提升“双元”学习绩效,促进结果控制,同时也要充分注意过度的个人关系可能带来思维锁定及感性思维,缺乏组织当前过程控制需要的理性思维,对组织当前的过程控制没有显著影响。组织应制定相应制度将个人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按照“资源-能力(管控)-双元学习绩效”的路线方针,实现“双元”学习绩效落地管理。项目组织应根据自身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整合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进行有针对性获取资源。比如,在项目组织初创期,项目组织需要积极利用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为项目组织争取启动性资源,积极动员外部资源,并将资源转化为自身的管控能力(如结果控制);在项目组织发展壮大,步入正轨后,虽然项目伙伴组织仍然需要继续维持并整合组织间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网络,但单纯的个人关系网络对项目组织的管控能力的影响可能已经不能满足项目组织的需求,如对项目组织的过程控制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需要提高组织间边界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大人才培育,期望能够实现对项目组织过程管控能力的提升。总之,项目组织要将组织间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整合进自身项目组织的管控能力,真正形成个人关系到制度化的关系的发展思路,帮助项目组织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此外,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应构建和发展恰当的个人关系网络。首先,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仍然对中国工程项目组织的发展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应全面把握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乃项目组织长生之道。其次,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应当拓展其个人关系空间或范围并注重个人关系质量,以便获取更多机会和资源,以此提升组织的双元学习。最后,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在个人关系方面应把握好度,注重避免单一的个人关系网络,秉承差异化的个人关系思想,在实现个人关系网络增值策略的同时以期实现对组织过程控制有利的个人关系网络。进一步的启示是,项目组织不仅在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中需要开展双元学习,而且在没有控制的经营过程中也要加强双元学习,并将双元学习学习到的同质性知识和异质性的知识在项目组织内有效传播共享和整合,以利于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个人关系)在项目组织内的不断发生。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研究样本局限于建筑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普适性。其次,研究数据都来自于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这无法回避可能存在的同源性偏差,研究结论还需要更为精细的设计来证明其稳定性。

参考文献 :

[1]IYENGAR K, SWEENEY J R, MONTEALEGRE 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e as a learning mechanism: the impact of it use on knowledge transfer effectivenes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franchisee performance[J]. MIS Quarterly, 2015, 39(3): 615-642.

[2]张志华, 陈向东. 企业学习方式, 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 系统管理学报, 2016, 25(5): 829-836.

[3]刘进, 池趁芳, 揭筱纹. 创业企业成长中的组织记忆与组织学习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视角[J]. 华东经济管理, 2016, 30(7): 52-56.

[4]陈国权, 马萌. 组织学习评价方法和学习工具的研究及在 30 家民营企业的应用[J]. 管理工程学报, 2002, 16(1): 25-29.

[5]ARGYRES N S, ZENGER T R. Capabilities, transaction costs, and firm boundarie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6): 1643-1657.

[6]马鸿佳, 马楠, 郭海. 关系质量、关系学习与双元创新[J]. 科学学研究, 2017, 35(6):917-930.

[7]弋亚群, 谷盟, 刘怡,等. 动态能力、双元学习与新产品开发绩效[J]. 科研管理, 2018, V39(1):74-82.

[8]曹兴, 李星宇. 基于双元学习的联盟企业技术能力提升过程实证研究[J]. 系统工程, 2017(2):81-87.

[9]王一惠, 马晓苗. 企业网络、双元学习与创新绩效:一个理论框架[J]. 经济论坛, 2017(4):132-135.

[10]曾德明, 文金艳, 禹献云. 技术创新网络结构与创新类型配适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J]. 软科学, 2012, 26(5):1-4.

[11]林润辉, 张红娟, 范建红. 基于网络组织的协作创新研究综述[J]. 管理评论, 2013, 25(6):31-46.

[12]DHANASAI C, PARKHE A. Orchestrating innovation network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3):659-669.

[13]PENG M W, LUO Y.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3):486-501.

[14]BATJARGAL B. Comparative social capital: networks of entrepreneurs and venture capitalists in China and Russia[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7, 3(3): 397-419.

[15]朱朝晖. 探索性学习, 挖掘性学习和创新绩效[J]. 科学学研究, 2008, 26(4): 860-867.

[16]徐蕾, 魏江, 石俊娜. 双重社会资本, 组织学习与突破式创新关系研究[J]. 科研管理, 2013, 34(5): 39-47.

[17]STORY V, HART S, O’MALLEY L. Relational resources and competences for radical product innovation[J].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9, 25(5/6): 461-481.

[18]CAO Z, LUMINEAU F. Revisit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contractual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a qualitative and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5(33): 15-42.

[19]INKPEN A C, CURRALL S C. The coevolution of trust, control, and learning in joint venture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 15(5): 586-599.

[20]DEKKER H C, VAN DEN ABBEELE A.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interfirm control: the effects of partner search and prior exchange experience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0, 21(6): 1233-1250.

[21]STOUTHUYSEN K, SLABBINCK H, ROODHOOFT F. Controls, service type and perceived supplier performance in interfirm service exchanges[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2, 30(5):423-435.

[22]JAWORSKI B J. Toward a theory of marketing control: environmental context, control types, and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88, 52(3):23-39.

[23]OUCHI W 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design of organizational control mechanisms[J]. Management Science,1979,25(9):833-847.

[24]ANDERSON S W, DEKKER H C. Management control for market transactions: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nsaction characteristics, incomplete contract design and subsequent performance[J]. Management Science, 2005, 51(12):1734-1752.

[25]ANZAI Y, SIMON H A. The theory of learning by doing[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9, 86(2): 124.

[26]RYALL M D, SAMPSON R C. Formal contracts in the presence of relational enforcement mechanisms: evidence from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jects[J]. Management Science, 2009, 55(6): 906-925.

[27]江旭, 李垣. 联盟控制方式对伙伴知识获取的影响研究: 来自我国医院间联盟的证据[J]. 管理评论, 2011, 23(9): 128-136.

[28]LOVETT S, SIMMONS L C, KALI R. Guanxi versus the market: ethics and efficienc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9, 30(2): 231-247.

[29]TSUI A S, FARH J L L. Where guanxi matters: relational demography and guanxi in the Chinese context[J]. Work and Occupations, 1997, 24(1): 56-79.

[30]RAO A, LUO C, HOGAN P G. Transcription factors of the NFAT family: regulation and function[J]. Annual review of immunology, 1997, 15(1): 707-747.

[31]KING J, JUST M A.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yntactic processing: the role of working memory[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1991, 30(5): 580-602.

[32]LYNCH T J, BELL D W, SORDELLA R, et al. Activating mutations in the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underlying responsiveness of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to gefitinib[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4, 350(21): 2129-2139.

[33]CHUA R Y J, MORRIS M W, INGRAM P. Guanxi vs networking: Distinctive configurations of affect-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in the networks of Chinese vs American manage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9, 40(3): 490-508.

[34]GUO G, SUN X, CHEN C, et al. Whole-genome and whole-exome sequencing of bladder cancer identifies frequent alterations in genes involved in sister chromatid cohesion and segregation[J]. Nature genetics, 2013, 45(12): 1459.

[35]VAN VIANEN A E M, SHEN C T, CHUANG A. Person-organization and person-supervisor fits: employee commitments in a Chinese context[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1,32(6):906-926.

[36]LUO R, LIU B, XIE Y, et al. SOAPdenovo2: an empirically improved memory-efficient short-read de novo assembler[J]. Gigascience, 2012, 1(1): 18.

[37]PARK S H, LUO Y D. Guanxi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rganizational networking in chinese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22(5):455-477.

[38]DONALD S H. Producing guanxi: sentiment, self 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J]. American Ethnologist, 2010, 26(3):755-756.

[39]尹贻林, 徐志超. 信任改善大型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研究框架:基于情景模拟的行为实验[J]. 软科学, 2015, 29(1): 119-123.

[40]HOANG H, ANTONCIC B. Network-based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 a critical review[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2): 165-187.

[41]吴俊杰, 戴勇. 企业家社会网络, 组织能力与集群企业成长绩效[J]. 管理学报, 2013, 10(4): 516-523.

[42]VISSA B. A matching theory of entrepreneurs’ tie formation intentions and initiation of economic exchan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1): 137-158.

[43]ANDERSON M H. How personality drives network benefits: need for cognition,social networks,and information amount [C]//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Briarcliff Manor, NY 10510: Academy of Management, 2002, 2002(1): C1-C6.

[44]RODAN S, GALUNIC C. More than network structure: how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influences managerial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venes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25(6): 541-562.

[45]OSTGAARD T A, BIRLEY S. New venture growth and personal network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96, 36(1): 37-50.

[46]GARVIN D A, EDMONDSON A C, GINO F. Is yours a learning organiza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8,86(3):109.

[47]苏中锋, 李嘉. 控制机制对组织学习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2, 24(2): 28-33.

[48]屈晓倩, 刘新梅. 信息型团队断裂影响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理研究[J]. 管理科学, 2016, 29(2): 18-28.

[49]DAVILA T.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rivers of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 design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00, 25(4/5): 383-409.

[50]陈国权, 孙锐, 赵慧群. 个人, 团队与组织的跨层级学习转化机制模型与案例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 2013 (2): 23-31.

[51]曾萍, 宋铁波. 政治关系真的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视角[J]. 科学学研究, 2011, 29(8): 1231-1239.

[52]ALDRICH H,ZIMMER C.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social networks[M]//SEXTN D L,SMILOR R W. The art and sci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Cambridge, MA: Ballinger , 1986: 3-23.

[53]罗珉, 夏文俊. 网络组织下企业经济租金综合范式观[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 (1): 89-98.

[54]ROWLEY T, BEHRENS D, KRACKHARDT D. Redundant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 analysis of structural and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in the steel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i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369-386.

[55]JAMES A. Demystifying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nnovative regional economies[J]. Regional Studies, 2005, 39(9): 1197-1216.

[56]LEE D Y, DAWES P L. Guanxi, trust, and long-term orientation in Chinese business marke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05,13(2):28-56.

[57]SHOU Z, GUO R, ZHANG Q, et al. The many faces of trust and guanxi behavior: Evidence from marketing channels in China[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1, 40(4): 503-509.

[58]LEPINE J A, EREZ A, JOHNSON D E. The nature and dimensionality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2,87(1):52-65.

[59]WANG C, HUANG Y. “I want to know the answer! give me fish ‘n’ chips!”: the impact of curiosity on indulgent choice[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7, 44(5): 1052-1067.

[60]SANCHEZ C, DUNNING D. Overconfidence among beginners: is a little learning a dangerous th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4(1): 10-28.

[61]SRIVASTAVA S C, TEO T S H. Contract performance in offshore systems development: role of control mechanism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12,29(1):115-158.

[62]LI Y, LIU Y, LIU H. Co-opetition, distributor’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manufacturer’s knowledge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1,29(1/2): 128-142.

[63]YUAN L, XIE E, TEO H H, et al. Formal control and social control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0, 28(4):333-344.

[64]LU P, GUO S, QIAN L, et al.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tractual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5, 33(1): 212-222.

[65]刘益, 赵阳, 李垣. 联盟企业的战略导向与知识获取:控制机制使用的中介与干预作用[J]. 管理科学学报, 2010, 13(4): 85-94.

[66]PIAO M, ZAJAC E J. How exploitation impedes and impels explor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37(7):1431-1447.

[67]PARKINSON C, KLEINBAUM A M, WHEATLEY T. Similar neural responses predict friendship[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8, 9(1):332.

Dual Learning by Formal Control Structures or Guanxi :Evidences from Chinese Engineering Project Partnerships

Yang Suying, Lu Shaokai

(Schoo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ifferent types of formal control structure, guanxi and dual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demonstrates it with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formal control structure and guanxi can promote the project team dual learning: Process control has a greater positive effect than outcome control, mianzi has a greater positive effect than ganqing, however, it can impact on the dual-learning of the project team through the full mediating effect of outcome control, but it cannot influence the dual-learning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cess control. In general, two pronged strategy of dual-learning is still valid,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ocess control of the project team.

Key words :outcome control; process control; dual-learning; ganqing;mianzi

收稿日期 :2018-05-09,

修回日期: 2018-07-07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9.04.031

中图分类号 :C9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2019)04-0218-10

作者简介 :杨粟英(1982—),女,四川达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项目管理;陆绍凯(1979—),通信作者,男,布依族,四川成都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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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控制视角的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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