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分析及对策_投资论文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分析及对策_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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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海外投资审批程序的简化,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正日益加快。根据清科集团统计,2013年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迎来了新一轮的高峰,海外投资披露金额为1010亿美元,较2003年增长了将近10倍,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标志性年份[2]。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每年呈递增趋势,但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历程却步履艰难。受国外投资环境、制度政策以及目标企业运行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将近80%的企业的海外投资均以失败告终,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实施以及全球战略的布局。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屡遭失败的尴尬局面,凸显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能力的整体缺失。通用前总裁杰克·韦尔奇认为:“海外投资的风险是21世纪企业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3]。”根据英国路伟律师事务所2012年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环境排名分析报告》:“许多著名的跨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会格外谨慎的评估和预防投资风险。而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在审慎评估和防范投资风险的平均花费仅占到总投资金额的0.001%,该笔费用是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1/50。[4]”这表明与国外竞争者相比,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意识薄弱和滞后,是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容易遭受失败的重要原因。究竟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容易遭遇哪些风险,我国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应对这些风险,是本论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二、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容易遭受的风险种类

       1.政治风险

       2005年6月,中海油以高出对手15亿美元的方式向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发出了收购要约。因涉及敏感的石油资源,原本单纯的公司并购行为变得复杂起来。2005年6月17日,多位美国联邦众议员致函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声称美国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必须列入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范围,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将会引发美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在重重阻力之下,中海油在发出收购要约一个多月之后宣布退出收购尤尼科竞争。据统计,80%的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多为石油、矿产等能源类项目,由于能源安全问题涉及国家利益,因此最容易引起目标企业所在国的审查,引发政治风险。其次,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容易导致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遭受政治风险。2014年11月13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被墨西哥政府单方面取消高铁项目中标结果,引起了国内的哗然大波,并导致了中铁建当天股价的大幅度下跌。中铁建对墨西哥政府的行为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愤慨,并启动了紧急预案。据悉,中铁建公司已向墨西哥政府提出了质询,并组成法律专家团队对该事件进行政策和法律层面的深入评估,必要时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墨西哥交通部部长对外表示:“这次墨西哥政府宣布取消的中铁建投标文件符合政府投标程序和法律的规定,但因总统个人对于高铁这个庞大的项目十分谨慎和敏感,因此取消了中铁建高铁项目的中标。”熟知墨西哥政治背景的人都知道,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所在的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目前的执政党,国家行动党是该国第一大反对党。在新一届国会中,执政党均未在两院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墨西哥反对党参议员质疑政府在投标过程中可能存在腐败,认为参与中铁建合作竞标的一家墨西哥公司“颇有背景”。毫无疑问,此次墨西哥政府单方面取消高铁中标,是其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但这并不是第一起因政治风险影响中国高铁海外投资的案例。泰国前总理英拉上台以后,热衷于推动铁路基建,在其政府规划中,计划在2022年前建设四条高铁线路。2013年10月,中国与泰国签署备忘录约定,中方参与泰国高速铁路系统项目建设,泰国以农产品抵偿部分项目费用。然而世事难料,2014年5月英拉政府遭遇政变,军政府上台,随后泰国宪法法院判决已获国会通过的高铁项目违宪,这一项目随即陷入僵局。除了泰国之外,中国在东南亚的其余高铁线路项目也遭遇了类似问题。上述事件折射出政治风险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可能遭遇的最大风险,而且中国企业一旦遭受到此类风险,不仅会造成高额的经济损失,还会陷入难以维权的尴尬境地。

       2.反垄断法律风险

       2005年以来全球各国都在启动反垄断的调查和处罚,10亿元以上全球反垄断罚单榜中不乏中国企业的身影,高额罚金使得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如履薄冰。2013年11月26日,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定被告方中国华北制药集团下属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在维C反垄断案中败诉,赔偿原告Ranis公司1.53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34亿元)。中国是维生素C生产和出口大国,反垄断案由来已久。早在2005年,维尔康(华药集团)、维生药业(石药集团)、江山制药(华源集团)、东北制药等我国四大维生素C巨头就在海外遭遇反垄断诉讼,两家美国制药企业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地区高等法院提出反垄断申诉,表示要向中国企业索取3倍的损害赔偿以及其他辅助赔偿。目前,在我国的维生素C产业中,一方面国内维生素C产能的放大引致市场竞争惨烈,这一价格水平下厂家的利润已很微薄,几家企业饱受价格战的煎熬。而另一方面,美国企业认为中国企业是在搞价格联盟,进行价格垄断,层出不穷的反垄断案对我国维生素C的出口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导致维生素C企业的海外战略步履艰难。

       3.劳工风险

       国外的劳动法律制度十分苛刻,许多西方发达国家规定并购企业在收购企业时,必须履行安置目标企业员工的义务。通常在收购前,目标公司已经和雇员签订了劳资合同,并且在合同约定了员工失业和解约的高额经济补偿。并购企业收购目标企业时必须严格遵守过去已经签订的劳资合同,不能随意修改合同条款,否则将会引发包括政府罚款、工会抵制和雇员罢工等各类风险。与我们国家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工会建设十分成熟,西方工会是由一些律师和劳资专家组成的独立机构,具有强大的能量。过去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通常都忽视了劳工风险,认为可以按照企业的意愿,随意解雇员工和降低员工工资,导致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中国首钢集团(以下简称“首钢”)在1995年收购秘鲁铁矿时,就忽视了劳工风险。2014年8月,秘鲁公司的铁矿工人再次向首钢提出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由于首钢与秘鲁工会工人谈判破裂,工人进行大规模的集体罢工持续了20多天。自首钢收购秘鲁铁矿近20年来,工人大规模的集体罢工已经成了秘鲁铁矿每年都会上演的戏码,甚至连首钢都无法统计秘鲁公司到底遭遇了多少次集体罢工。无休止的罢工事件让首钢疲于应对,劳资纠纷长时间成为困扰首钢的一道难题。而遭受类似的劳工风险的中国企业还很多,劳工风险已经成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难以逾越绊脚石。

       4.环保风险

       西方发达国家格外重视企业在环保法律方面的遵守和执行。如果企业不慎违反了这方面的规定,不仅会遭受到巨额的罚款,还有可能被处以勒令关闭的行政处罚。因此,我国企业如果对环保法律风险评估不足,也势必会给海外投资的经营行为带来麻烦。据中国环境规划院2008年公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和援助中的环境保护》调查报告,我国对外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采矿、大坝、建筑、木材等行业。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对非洲的大坝建设和石油开采,这些行业与当地的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在建设和开采时容易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许多资源类项目就因为环保问题屡次被西方媒体指责。如果不加强环境方面的管理,很容易给当地带来一定的环保风险。

       5.财务风险

       由于中外财务会计制度存在差异,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常常面临资产评估和投资回报问题。许多企业在涉税风险、资产定价、融资成本、财务预警等风险上缺乏经验,致使中国企业完成海外投资后,经常面临弥补高额亏损的风险,难以实现预定的投资目标。2007年底,中国平安保险在二级证券市场买入了比利时富通集团4.18%的股票,投资金额高达18.1亿欧元。随后,中国平安保险又不断增资,一度将股份比例增持至4.99%,并成为富通集团最大股东。2008年初,中国平安集团再次对外宣称准备以21.5亿欧元的价格收购富通集团旗下资产管理公司的一半股权。然而,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风暴,全球股市均出现了大幅度下跌,富通集团的股票因为资金流动性问题下跌了80%。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中国平安投资的富通集团项目已经造成了高达157亿元的浮亏。面对资金和财务压力,平安不得不宣布放弃收购富通资产管理公司的计划。在2008年一年间,平安保险由于缺乏在财务风险和宏观经济走势的风险控制,在富通这一个项目上的账面亏损就高达将近90%,平安为其风险控制意识的缺乏付出了惨痛的财务代价。

       三、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控制措施

       1.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调查

       东道国投资环境是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必须面临的外部条件。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必须重点考察各国和地区的投资环境,主要包括以下七种:第一,政治环境。政治环境安定是投资者权益的最大保障,政局混乱和政策不稳定的国家会提高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比如利比亚战乱以及泰国、越南局势的不稳定导致很多海外中资企业损失惨重,并且还付出了当地员工生命的代价。第二,市场环境。市场环境包括经济市场的开放性、价格体系的合理性、市场结构规模的大小、居民的消费能力等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海外投资的效益。第三,资源环境。我国有60%的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都是进行资源类行业的投资。因此,资源环境的调查包括矿产蕴藏量、海底石油勘探的分布、资源开发水平和利用状况等。第四,交通运输通信环境。这是影响投资和生产运营的循环外部系统,如交通不便、通讯闭塞就会增加投资企业的投资成本,导致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取经济效益。第五,资金环境。包括投资国对外汇来源、途径和外汇进出管制,以及当地金融环境能否给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等。第六,劳动力环境。包括指劳动力的数量、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的成本以及劳动者的效应能否满足企业投资的需要。第七,其他因素。包括当地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上下产业链的完善程度、第三产业服务状况等。

       2.对投资国法律政策的调查

       投资国法律政策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时的重要依据,投资行为是否合法、投资行业是否受到限制、投资程序如何进行都是以投资国法律政策为蓝本。投资国法律政策的调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政策的延续性。投资国的法律政策是否稳定延续,不会因为不同党派的执政而引起法律的修改。一旦投资国的法律政策处于不稳定状态,朝令夕改,就会导致企业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前期合法投资很可能因为一纸文件化为乌有。第二,政策的限制性,包括环保、劳工、反垄断、证券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法律限制。比如许多国家都出台了关于外资收购本土企业或者进行绿地投资时的行业限制性规定,尤其是当收购本土已经具有一定市场优势的企业,可能会影响到本土市场格局甚至是行业安全问题时,会导致政府反垄断的调查。其次,环保和劳工方面的法律制度也是企业海外投资时应重点关注的内容。再次,对于收购国外上市企业的中国企业来说,国外证券法律制度包括信息披露、高管罚则等方面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也需要重点关注。2005年,中航油高管因虚假披露等问题,在新加坡就受到了刑事处罚。第三,政策的保护性。这里指的政策保护,是当企业在投资国遭受到权利侵害时,能否通过已有的法律和正当程序寻求自身权益的保护。比如三一重工在美国投资风能时,遭到了奥巴马政府的限制。三一重工认为奥巴马政府的行为侵犯了企业的正当投资权益,就通过美国的法律程序和救济途径起诉了奥巴马政府,并获得了胜诉。

       3.对目标企业的调查

       在选择潜在目标企业之前,必须对目标企业的资产状况、股权状况、合同文件、财务能力、研发能力、管理体系等进行全面评估,以降低投资风险。第一,资产状况。投资目标企业的主要目的包括获取资源和获取财务效益两种,因此在对目标企业的资产状况进行调查时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情况的调查。对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调查时,应重点关注资产的权属状况,包括资产的所有权情况,是否设定他项权利等。其次,资产使用情况。包括资产的使用年限、资产的折旧情况、资产的使用性能等等。再次,无形资产的价值的情况调查也十分重要。许多高科技创新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在总资产价值中占比非常大,有些甚至超过50%。因此,在对包括专利、商标、版权等无形资产评估时,应重点审查资产是否获得正当的法律授权、是否存在潜在法律风险、能否为企业带来效益、有无特别权属和使用限制等情形。第二,股权状况。股权状况是企业投资时调查的核心内容,尤其在海外并购时,股权交易架构主要取决于目标企业的股权状况。目标企业的股权状况包括股东人数、股东持股数额、关联企业相互持股状况、管理层股权激励情况、企业控制权,股东会投票权限制、董事会席数等情形。第三,经营状况。包括财务状况和生产销售状况、行业状况等。财务状况主要包括企业负债情况、主营业务收入水平、毛利水平、支付成本、现金流、税收等情况。生产状况主要包括产品质量和数量、规模化程度、生产效率、创新情况、竞争对手产品差异化等。销售状况主要包括销售量、市场份额等。行业状况主要包括企业规模、行业地位、行业发展方向等。第四,人力资源情况。包括企业员工素质、目标企业职工人数、用人成本、劳资关系、失业安置、劳动合同年限等。第五,风险情况。包括环保风险、政府罚款、是否存在诉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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