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现代性论文,理性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世界范围来说，现时代仍是以利润为本的资本主义时代。无视资本主义而空谈人本主义，这是迄今为止现代性研究的最大败笔。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的视角解读现代性，以证明所谓超越了现代性的“后现代社会”不过是因彻底资本化而酝酿着更多现代灾难的“更现代社会”，故若不从实践上颠覆资本霸权，那么即使最深刻的现代性批判亦无异于自欺欺人。
一、现代性：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神圣同盟
自康德以来，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直至哈贝马斯、德里达、鲍曼、波德里亚、福山等思想者，现代性批判乃是从未间断的“现代事业”。它不仅已融入现代史洪流，而且是其最生猛的力量源泉。现代性的顽强在于它擅长化敌为友、为己所用。现代性批判的典型既非视现代性为未竟事业的哈贝马斯，亦非将历史终结于现代的福山，而是曾从根基上轰炸现代性的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现代性批判不仅将马克思编入了形而上学俱乐部，还将以他为“导师”的共产主义运动归结为现代史上最激越的支流；它经过百多年的激动奔波，最终以冲跨苏联的方式汇入资本的海洋。现代性批判的诡异，在于通过将海德格尔思想囚困于意识形态批判领域，不仅将海氏贬斥为“最后的”形而上学家，还将意识形态批判改造成为现代史上最迷人的支流，从而容纳了包括后现代主义者在内的各色现代性批判者，使其迷醉于意识形态批判而拒不挖掘资本土壤。故毫不奇怪，以福山《历史的终结》为标志，经过对纳粹主义半个多世纪的痛苦反思，现代性批判居然畸变为高入云霄的资本赞歌。
究其根源，在于绝大多数批判者皆未看清现代性之真面目。在本质上，现代史乃是资本之物质力量与形而上学之理性力量的汇流。正是这两股相互激荡的全球化力量，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通过联合长于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和数量控制的理性形而上学，尤其是借助于科技，资本得以将形而上学的理性力量转化为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并藉此建立了覆盖全球、全人类乃至外太空的霸业。而借助资本的惊人物质力量，理性形而上学得以冲出书斋和实验室，成为资本的知识要素，并经由科技、教育、文化、信息等意识形态产业而殖民生活世界，建立了汪洋大海般的现代性统治。在此意义上，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乃是最具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不仅将资本改造为由理性形而上学武装起来的现代资本，还将形而上学重塑为凭借资本力量而不断繁殖的现代形而上学，它冲破了血缘、地域、国家、语言、宗教、文化等界限，使历史第一次具有了全球化性质。
众所周知，近代资本降生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圈地运动，其统治主要靠国家暴力、货币购买力和市场强制力，其生产力仍局限于经验技术——畜力、体力、手艺和手工器械。此时的形而上学虽已开始实证化，但其理性力量仍困顿于书斋和实验室，它仍作为真理力量或意识形态力量存在，而非作为“生产力”存在。但很快，出于缓和阶级冲突和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之需，资本毫不犹豫地与理性形而上学结成了同盟，抽象的现代科技取代了古代经验性技术，整个世界因而地动山摇起来。须指出的是，正如当代“知识经济”所显示出来的，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盟堪称志同道合，它既迎来了社会化大生产，还改造了资本和形而上学的基因，两者都因此获得长足发展，即：区别于靠暴力发家的近代资本，现代资本乃是用理性形而上学武装起来的新式资本；迥异于以真理为最高力量和报酬的古典形而上学，现代形而上学完全仰仗资本并以利润为最高报酬。因此，在今天，根本不存在离开了理性形而上学的纯资本，更不存在出资本污泥而不染的纯形而上学。或者套用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的彻底说法，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与形而上学的资本本质乃是同一回事。
遗憾的是，包括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施特劳斯、阿伦特在内，也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形而上学批判（或现代性批判）大军，虽然都觉察到了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并高喊“回归生活世界”，但也都疏漏于对资本——现代生活世界本身——之内在逻辑和矛盾的批判，而是执著于思想史内部的意识形态批判，并力图从中生长出克服形而上学的全新力量。在《资本论》之后，此一疏漏具有某种不可原谅的性质，它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现代形而上学早已失去纯洁之身，它不仅受到资本的定义，还按照资本单批量定制、生产、繁殖；它既是守护资本的意识形态，更是资本的生产力、知识要素、支柱产业。故形而上学的现代发展，与其说基于形而上学逻辑，毋宁说基于资本逻辑：一旦离开资本支持，形而上学将只能蜷缩于暗淡无光的故纸堆中。当然，一旦离开理性形而上学的支撑，资本霸权也将灰飞烟灭。故只有把握资本逻辑，才能理解当代形而上学的辉煌，找到摆脱人类生存和思想困境的出路。
二、理性形而上学的资本本质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第42页）
马克思这段名言使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现代同盟昭然若揭。如果说在海德格尔看来理性形而上学是思想的最大敌人，那么，在马克思看来它是资本的最忠实盟友。自从理性力量成为“生产力”后，由理性形而上学武装起来的资本，既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若说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在于它将一切价值都抽象为“交换价值”，将人和万物皆客体化为“资源”，将一切生命力都均质化为“生产力”，那么，理性形而上学的资本本质则在于，一切现代意识形态都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生产，它们既是资本的自我意识，亦是资本的权杖。作为资本的独白，理性形而上学认同“资本中心主义”，反映了资本的世界观、人性观、伦理观、价值观，确证了资本的生存及其征服世界的无限激情。作为资本的权杖，理性形而上学既是资本的生产力，也是粉饰资本统治的意识形态，以科技、教育、信息、文化等产业为典型，理性形而上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已成为引领当代资本前进的新兴产业。为此，马克思很早以前就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8页）区别于物质生产与知识生产相分离的古典时代，资本时代鼓吹“产业、学校、科研”完全一体化，学校沦为资本的“人力资源部”，而科研院所则是其“科研开发部”，物质生产与知识生产融为一体。除直接应用于生产的自然科学外，以经济学、管理学、实用艺术等为典型，人文社会科学也被广泛应用于生产。
就此而论，现代性乃是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共同事业。资本家以资本为本，从事物质生产，注重物质产权；知本家则以知识为本，从事知识生产，注重知识产权，两者在知识经济时代相互补充和生发。知识产权化后，“知识入股”成为最新的资本形式，知本家直接参与了利润分配（成就了知识经济神话的比尔·盖茨是典型）。物质产权与知识产权的分离，因而成为继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后最重大的资本变革。继经营管理者（熊比特所谓“企业家”）阶层独立化后，知识阶层亦日益独立化。通过分享利润和政治权力，他们都赢得了“人的生存的外观”（马克思语）。可见，资本家与知本家共治乃是现代治理结构的精髓，知识分子绝非现代事业的旁观者，相反，他们既是现代性之主谋，也是其主要既得利益者之一。
正如马克思所言：“分工只有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第25-26页）自从脑力与体力大分工后，知识世界和生活世界的鸿沟越来越大，知识分子造就的理论日益“纯粹化”为抽象的理性形而上学，最终服务于资本统治。
所谓形而上学，按照海德格尔的一般说法，指为存在者寻求存在根据的思想，或通俗地说，是关于世界本质的固定看法，即包括自然观、社会观、人性观、价值观在内的广义世界观。人之为人，在于力图使其存在达到自觉自由的境界，故总要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存在者寻求存在的根据、本质、意义。所以，海氏说形而上学乃是“存在的天命”，“人的此在只有当其将自身嵌入‘无’中时才能和存在者打交道。超越存在者之上的活动发生在此在的本质中。此超越活动就是形而上学本身。由此可见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形而上学既不是学院哲学的一个部门，也不是任意心血来潮的一块园地。形而上学是此在内心的基本现象。形而上学就是此在本身。”（海德格尔，1996年，第152页）但形而上学千种万种，资本为何惟独钟情于理性形而上学呢？答案很简单：只有注重形式化、合理化、抽象化和量化统治的理性形而上学，而非其他形而上学，可以转化为支撑资本统治的生产力和意识形态力量；正因迎合了资本霸权并借助于其强大的物质力量，理性形而上学家族才如此香火繁盛。资本是理性形而上学滋长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土壤。出于扩张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资本积极投资扶植理性形而上学并使其产业化（为此不惜动用国家力量），从而最大限度和最快速度地使自然界、理性知识、劳动力成为其生产要素，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则反映了资本的社会观、人性观、价值观。作为资本的权杖，科技空前强化了资本盘剥大自然和劳动者的能力，它以空前激化人与大自然的矛盾为代价，为资本赢得了极大的阶级空间和利润空间。
自从脑力与体力分工以来，知识日益成为权力分配的关键。在古代，知识的权力化主要靠科举制来实现，在今天则靠高考、学位、职称、科学院、知识产权等制度来实现。现代知识分子既可“不用想像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像某种东西”，还可获取货真价实的权力和利润，靠知识发家的知本家、企业家、政治官僚大量涌现。既然知识生产是资本生产的重要部门，知识生产者的命运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想做完全置身资本统治之外的独立文人很不容易。马克思的遭遇就是典型：若非“痛苦的商人”恩格斯的鼎力支援，《资本论》恐怕早已胎死腹中。
三、扬弃资本：现代性批判之出路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7页）二战之后，现代性批判不可谓不激进猛烈，遗憾的是，它始终无法避免重新落入现代性怀抱的“宿命”。究其根源，在于它将矛头对准孕育了人类主体中心主义的理性形而上学，而非滋养了它的资本土壤。当然，这并非否认形而上学批判的必要性，而是强调恰当的立场和方法——将形而上学批判统一于资本批判。现代性既是形而上学的理性力量，更是资本的物质力量，故只有诉诸于从现代性内部生长出来的物质力量，现代性批判才不至于重新落入现代性怀抱。
以尼采和海德格尔为统帅，形而上学批判大军逆形而上学长河而上，从当代技术→现代科学→近代哲学→中世纪神学，直至将源头回溯到柏拉图、苏格拉底，乃至公元前五百多年的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他们确实找到了人类思想堕落为理性形而上学的部分原因，发现了一些医治现代虚无主义的古老偏方。但问题在于，人们或许可以从形而上学批判中赢得必要的思想力量，却根本无法从中赢获足够的物质力量。若不从现代性内部中生长出足够的物质力量，任何文艺复兴的企图都将被淹杀于现代性的汪洋大海中，任何古老思想偏方都要么羽化为神秘天方，要么沦为令人走火入魔的邪药（邪教）。这是因为我们有充分理由追问：用什么来担保这些“原教旨主义”努力的纯洁可靠性呢？谁能担保其没有曲解古人、谬托知己呢？谁能避免复兴古典思想的努力不会沦落为自封正宗的思想密传呢？即使海德格尔有足够资格为赫拉克利特代言，但谁能担保赫拉克利特一定是真理代言人呢？又有谁能担保避免海德格尔式悲剧——“每一篇对我的哲学的陈述必致不幸”呢？（海德格尔，1999年，第1页）换言之，形而上学批判的根本错误，在于它不仅将形而上学史独立化、纯粹化，还将其超越于生活世界史之上，它无力直面资本而只能空喊“回归生活世界”；它仍迷信只要无穷地逆溯思想长河，就可通过复兴古典思想来医治现代痼疾，仍迷信只要用苍白无力的笔（“批判的武器”）“重写”思想史，就能开创出活生生的人的历史。
可见，满足于意识形态批判，而不从实践上推翻滋养了形而上学和纳粹主义的资本帝国，这不仅过于轻巧，而且极端危险。遗憾的是，自尼采将形而上学原罪化以来，包括各色后现代主义在内，战后思想界一再重复着割裂资本与形而上学、重形而上学批判而轻资本批判的做法。如果说，现代哲学的耻辱在于无视“资本主义”而空谈“人本主义”，那么，当代哲学的耻辱则在于其错将“人本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替罪羊，错将“更现代社会”当作“后现代社会”。它舍本求末、避重就轻，因遮蔽资本统治的真相而为资本开脱罪责。
当然，马克思也是形而上学批判高手，他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迄今最全面彻底的批判，但他始终将形而上学批判统一于资本批判，并最终诉诸于颠覆资本统治的革命实践。从其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到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题的《资本论》，马克思清剿了包括宗教、哲学、道德、自然科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现代形而上学家族。就其全面性而言，只有海德格尔或可望其项背。以《技术的追问》为代表，海德格尔虽已将形而上学批判还原为对此在之生活世界的批判，虽察觉了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但始终疏漏于探究资本的前提、本质、边界，更谈不上洞穿资本逻辑以探究“经受而后克服形而上学”之路了。幸好，凭借其出色的古典语言天赋，海德格尔避免了被意识形态长河淹没的厄运，得以用近乎天启秘传的方式洞察了人、物、世界、技术、真理等的本质，得出了许多与马克思异曲同工的结论。问题在于，偏执于思想史回溯固然能赋予少数天才以激情和智慧，但它不仅强化了意识形态史的独立外观，还粉碎了从现代性内部生长出拯救力量的可能性，而只能寄望于“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我们”（海德格尔，1996年，第1289页）。此话出于因绝望于基督教而转向“存在之思”的海德格尔之口，尤其值得玩味深思。
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发现理性形而上学既是资本的意识形态力量，更是其知识要素、生产力。他为此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即：随着科学技术转化为巨大生产力，资本构成中的知识要素越来越重，劳动力要素却越来越轻，资本霸权必将因资本过剩、生产过剩与劳动力过剩而崩溃。所谓“知识经济”、“消费经济”不正好验证了该论断吗？人们急于“刺激内需”和“创造就业”，不正是资本、劳动力和生产过剩的明证吗？显然，正是基于资本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在资本仍处襁褓之时就对其做了科学的考察，并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但历史辩证法在于“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4页），只有从资本（现代性）内部才能生长出扬弃现代性的力量：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既空前强化了资本盘剥大自然和劳动者的能力，也创造了足以确保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巨大生产力，培育出了颠覆资本强制的感性意识和需要，因而一旦资本有机构成升高至无法容纳现代人之生命力的极限，人们势必群起而推翻资本强制。可见，无论将资本万恶化还是将其永恒化，都是非常错误的。资本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同上，第306页），这种在资本内部培育、生长、积聚起来的“人的本质力量”，将最终摧毁资本统治，并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重建人与大自然和他人的“天人和谐”关系。
届时，“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同上，第307页）确实，科学与生活只能分享同一个基础——人的感性生存，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谎言。所以，马克思特别指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同上，第308页）在今天，还有人割裂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妄想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而生长出某种出资本污泥而不染的“后现代主义”。这难道不是典型的自欺欺人吗？故在最好情况下，后现代主义者只能是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的愚人，而在最坏但也最可能的情况下，它将再次被揽入现代性的怀抱，成为捍卫资本霸权的生力军。
总之，鉴于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神圣同盟，现代性批判的根本出路必然是将现代性批判统一于诉诸实践的资本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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