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工业4.0的回应：竞争优势的重构与产业政策的作用_再工业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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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413/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5)11～0020～12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国内经济长期低迷使日本卸掉了作为二战后赶超型经济成功典型的部分光环。然而，应该客观地看到，虽然经济增长持续低速徘徊，但并不意味着这期间日本经济社会没有发展和进步。相反，过去20余年，日本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停滞，而且在基础科学研发、公司治理结构国际化、产业政策体系透明化、社会诚信制度完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国民综合素质提升等方面，甚至取得了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未能实现的突破和进展，走过了“没有增长或低增长的发展”的特殊历程①。就“日本制造”而言，曾在较长时期内饱受高成本和价值链分散化困扰的制造企业，一方面加大对机器人、新材料、3D打印等新工业革命标志性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借力物联网、云计算等手段推动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变革，加之日元贬值、原油价格回落以及所谓“安倍经济学”的刺激，近年来日本制造业整体运行环境有所改善，日本经济的微观层面逐渐恢复了一定的活力，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长，融资能力普遍增强，制成品出口扩张。其中，汽车、电子机械和大型设备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增长较快。

       日本制造业种种回暖迹象能否演化为长期、可持续的趋势，尚有待观察。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年来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对经济结构“过度虚拟化”进行纠偏，推行“再工业化”战略，旨在以创新激发制造业的活力，重振实体经济。新工业革命以及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战略举措，将全球工业发展带入了4.0时代。工业4.0的技术基础和变革方向是智能装备、传感器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由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支撑的商业模式变革。虽然同为公认的世界制造强国，但美国、德国、日本面向工业4.0的技术能力和产业优势存在一定的差异，美国的领先技术主要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芯片设计、大数据、云计算等)、3D打印机、智能硬件、生物(医疗)科技等，德国的强势领域集中在高端装备、机器人等，日本则在人工智能、精密零部件(包括高端传感器)、新材料等领域具有技术和产业优势。美、德、日三国相继推出的工业4.0战略，尽管重点领域和政策工具有差别，但其主旨皆要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强化优势，弥补短板，从而占领工业4.0时代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就日本应对工业4.0的实践来看，政府及相关机构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和政策措施，为应对工业4.0提供制度保障，也使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再度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

       实际上，对于日本产业政策及其效果，日本国内外一直有不同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学术界和政界普遍认为，以赶超为主旨的产业政策是日本实现增长奇迹的关键。日本国内学术界主流观点也认同这一观点。以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等为首的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指出：政府或组织可以发挥协调作用，弥补市场调整机能的不足或失败，产业政策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的协调政策。然而，早在20世纪60～70年代，日本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就对产业政策多持批评、怀疑态度。其中，波特、竹内弘高(2000)对日本20个成功产业的研究发现，在这些产业成长过程中，政府并未起到积极作用，而日本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多数恰恰是因政府产业政策失败所致。三轮芳朗(2002)的一系列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日本高速增长期的产业政策没有发挥作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引发对日本产业政策的赞誉几乎一边倒地转向否定和批判，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保守封闭的金融市场、落后的服务业和缺乏竞争力的农业等，都是政府推行产业政策、实施过度保护的后遗症。

       日本学术界对其产业政策的诟病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其一，在经济赶超阶段，产业政策大量采用选择性政策工具，制约了企业技术选择的自主性；其二，经济高速增长后期，日本产业政策的导向转为鼓励企业共同研发，虽有半导体产业等成功实例，但多数情况下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其中最大的弊病是导致技术趋同；其三，政府在制定实施产业政策时出现角色错位，过多干预市场，而对真正的市场失灵却未能有效介入；其四，误导需求，致使企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如为了普及绿色环保产品，重振日本家电产业，2009～2011年日本推出了家电环保积分制度。该政策短期内刺激了电视机、冰箱、空调更新换代，但由于政府补贴下需求集中、提前释放，使企业对市场形势做出误判，夏普等大规模投资扩张的家电企业很快出现产能过剩，开工率下降，严重亏损。此外，企业寻租等产业政策的负面效应在日本也同样存在。

       在学者们的争议声中，日本产业政策对后发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影响却是显见的。从亚洲四小龙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日本既是学习对象，也是追赶目标。主导产业选择、出口导向、贸易促进、汇率控制等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措施曾被东亚地区广泛吸纳和运用，也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被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断修正或改进。东亚经济增长的实绩验证了其中相当一部分政策工具在特定时期是有效的。面对工业4.0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依托《中国制造2025》、正在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中国而言，日本新一轮产业政策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创新，其政策导向及工具选用是否仍具有可复制性和借鉴价值，则是本文要尝试回答的问题。

       二、日本应对工业4.0的创新能力：以技术内生化重塑竞争优势

       为更好地理解日本应对工业4.0产业政策的战略出发点及重点领域选择，有必要对其应对工业4.0的技术条件和创新能力做出判断。关于“日本制造”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及其来源，有多种观点。包括以精益制造和质量管理为特色的“日本式管理”、独特的柔性制造体系和成熟领先的一体化架构产品、更多附着在高技能员工中的“Know-how”以及以强大的技术搜寻和沟通能力为支撑的丰富的“Know-who”在内的多元化能力共同构筑起日本制造业的核心优势(黄群慧、贺俊，2015)。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多元化的能力似乎排除了技术原创这一最被推崇和认可的关键因素。众所周知，日本技术发展以及日本式创新曾长期被贴上仿制的标签，“成本优势+模仿式创新+精益管理”是公认的日本企业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快速占领国际市场的主要利器。然而，略显单薄的基础科学研究导致日本原创技术缺乏，制约其国际竞争力的可持续提升。问题是对于日本这类已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国家，是否始终都无法摆脱后起国家的特质，难以凭借内生化的技术创新实现核心能力的再造与升级?换句话说，在工业4.0时代，日本能否以内生技术重塑竞争优势，为其参与新一轮制造强国之间的竞争提供支撑?

       经济学家(Arrow，1962；Grossman，Helpman，1991)普遍认为，创新是可以被视为自我强化的过程。原因在于，知识积累原则上不受物质限制，R&D所适用的资源有可能会在无限的未来对新技术产生正的非递减的影响，且现代工业企业除了实验室之外还有许多可以获取技术信息的渠道，而企业从实验室之外获得的信息同样是对市场的反应，通过这些方式提高的生产效率也可以归入“有意识的产业创新”。从这一观点出发，以往并不属于R&D活动的不断累积的“干中学”成果有可能内生化为日本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而且这种本土化的努力对于技术变革是非常必要的，“与特定环境相关的重要技术要素唯有在身处这种环境并运用现有知识的实践中才能获得”(Pack & Westphal，1986)。

       实际上，作为发后制造强国，日本一贯主张“技术立国”。尽管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制造业在日本经济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2013年工业增加值占日本GDP的比重为18.8％)，但却一直是引领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日本完成了后发式赶超，技术进步在制造业转型中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据统计，2000～2011年，日本制造业实际增长率为年均1.50％，而非制造业仅为0.42％。其中，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和劳动对制造业增长的拉动分别为1.99∶0.38∶-0.87(非制造业则分别为0.05∶0.19∶0.18)。技术不仅成为拉动增长的第一要素，而且制造业技术进步对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也具有正向的辐射带动效应②，表现出技术内生化增强的态势。

       技术内生化对日本制造业优势重构的影响还体现在价值链构造的变化上。以往，在价值链各个环节中，日本企业比较重视“制造和组装”环节，这些环节获得的附加价值较高，而上游开发、设计、试制以及售后服务等下游环节的附加价值相对较低，呈现出所谓“逆微笑曲线”的特点。2004年经济产业省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拥有研究环节的占74.9％，开发、设计、试制环节的占85.0％，制造、组装环节的占91.4％，销售环节的占82.5％，售后服务的占65.2％，循环利用环节的仅有26.9％。2012年的企业问卷调查结果则反映出日本制造业价值链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拥有上下游环节的企业占比大幅度上升，其中拥有研发等上游环节的企业占比为94.1％，营销和品牌开发环节的企业占比为91.5％，维护、售后服务等下游环节企业所占的比重也上升为80.8％，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拥有制造、加工、组装环节的企业占比下降。其中，拥有零部件、半成品生产等中游环节的企业为67.8％，加工组装施工环节的企业为71.8％。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日本企业由重视加工组装等中游环节向研究开发等上游环节及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下游环节加快延展。

       归根结底，科学发现是技术创新的首要推动力。作为产业技术源头的基础科学研发曾是日本的短板，但近年来，日本“产学官”③长期持续研发投入的成效开始显现。进入21世纪，日本科学家多人次在化学、物理、生物或医学等基础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尽管在实验室→工厂→市场的跨越中，基础科研成果转化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这些重量级的基础科学成就无疑是日本科技综合实力提高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内生化进程加速的态势，为日本重塑制造业优势注入了新的活力。经过数十年的累积，日本综合创新能力已名列世界前茅。2012～2013年，日本创新(技术实力)世界排名第五位，《〈日本再兴战略〉修订2104》进一步提出了“计划未来五年内实现创新世界排名第一位”的更具野心的目标。而在应用技术层面，日本已在新一代超性能计算机——后“京”的开发、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设施(SACLA)、大型放射光源设施(SPring-8)、高强度质子加速器设施(J-PARC)共享、多层传感器等产业基础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从而为工业4.0时代的人工智能、再生医疗、新药开发、燃料电池、环境能源、纳米技术等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在基础科研多点开花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逐步摆脱了模仿式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松下、佳能、马自达、音户、大发、夏蒙等一批企业的创新活动开始表现出投入长期性、需求引领性、路径排他性等鲜明特点，不少企业的科研攻关项目投入周期长达10～20年，这在日本经济赶超时期是不可想象，也(资金和市场方面)无法承受的④。

       同时，随着传感器技术和计算性能的进步以及技术经济性不断提高，日本企业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日益普及，不仅使原有优势产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而且正在改变日本制造业的管理和商业模式(如表1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政府一再强调工业4.0时代要缩小与美国、德国在软件开发应用等方面的差距，但产业界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改造生产流程、管理系统和商业模式，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自主行为，既是日本企业基于成本压力和市场竞争对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大趋势做出的适应性应对，也是把握工业4.0潜在机遇的主动性战略布局。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企业已成为工业4.0的真正主体，这也决定了产业政策势必只是提出一个愿景或方向对企业加以引导，其作用方式已经不再是指定和选择，而转向了以服务和支援为主的功能型措施。

      

       三、日本面向工业4.0的制造业升级方向和重点领域

       既面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工业制成品低成本、性价比高的市场挤压，又要迎接美国、德国等制造强国主导的工业4.0的挑战，这是日本制造业发展所处的现实国际环境。在双重挤压下，日本独特的危机意识和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看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客观上造就了日本由来已久的深重危机感。在长期应对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各种外部冲击过程中，日本不仅具备了很强的抗危机能力，构筑起较为完备的危机应对体系，而且基于其民族心理，形成了“化危为机”的独特机制，表现出产学官民联动，快速响应，多点投入，集中突破等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几乎立竿见影的效果。纵观日本应对资源能源领域多次危机的历程，可以说每一次危机都转化为创新动力。其中，两次石油危机促使日本建立了灵活的资源战略储备体系，推动汽车等产业通过开发节能低耗的产品迅速占领国际市场。

       工业4.0时代，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竞争形势同样激发了日本强烈的紧迫感。近年来，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制造业对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作用。2013年，作为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日本推出了成长战略——《日本再兴战略》，意欲与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形成呼应。在2014年经合组织(OECD)理事会上，安倍进而提出将机器人产业革命作为“成长战略”的支柱之一，并于同年6月重新修订了《日本再兴战略》，确立了以机器人技术创新带动制造业、医疗、护理、农业、交通等领域的结构变革。针对工业4.0时代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改变制造业竞争规则的趋势，2015年日本政府在“推进成长战略的方针”中进一步强调以“实现机器人革命”为突破口，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对日本制造业生产、流通、销售等广泛的领域进行重构，以实现产业结构变革(如表2所示)。其中，为缓解国内制造业受少子老龄化影响劳动力持续减少的压力，日本将在飞机、食品制造行业等更多行业利用人工智能(AI)提升生产效率，其借助不依赖人力的制造技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尝试有望不断强化和扩展。

       实际上，从2009年发布的《2010年经济产业政策的重点》明确建立“日本式的低碳社会，以及稳定、健康长寿的社会”，再到历年《日本制造业白皮书》列出的重点领域，包括政府一度高度关注的3D打印，近期日本产业政策支持的重心一直处在微调中。通过不断调整和聚焦，日本应对工业4.0的战略方向趋于明晰，更加突出未来制造系统的协整性，强调以机器人等智能硬件为基础，以物联网、云计算等为手段，对整个制造业的生产服务系统和运营模式进行改造。上述重点领域的确立，一方面意在加快缩小日本企业在物联网及软件开发等方面与美国、德国的差距，带有一定的“战略盯住”的色彩；另一方面，在应对老龄化社会、缓解劳动力供给压力、降低外部资源依赖等方面布局长远，较好地兼顾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需要。同时，为配合新一轮产业政策实施，加快突破重点领域，日本在短时间内相继成立了“日本机器人革命促进会”及其下设的“物联网升级制造模式工作组”等一批专门委员会和特别小组。这些机构依托政府部门，并向产业界和专家学者开放，延续了体制机制建设的特点，保持了日本产业政策实施机制的连续性，又有较强的目标针对性。

      

       四、应对工业4.0：日本产业政策的新应用及政策工具选择

       近年来，美、德等制造强国不约而同地增强了产业政策的地位，目的在于面对工业4.0主导产业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的不确定性，政府通过实施功能型、普适性的产业政策，推动本国企业尽快切入更为具体的创新活动，从而发现并识别未来的产业技术路线。随着经济市场化和产业国际化程度提高，产业政策在日本国内的运用逐步收缩，日本政府也很难再被归于“强干预型”政府。主要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工业4.0”，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不仅为迷失多年的日本经济树立了新的目标方向，而且使其产业政策重新获得了应用合理性和更广泛的作用空间。在《日本再兴战略》这一行动纲领基础上，以年度《日本科技创新综合战略》和《日本制造业白皮书》以及更加专业化的《革命性创新创出计划(COI STREAM)》《机器人革命战略》《知识产权运用支援事业》等一系列具体实施措施为支撑，日本在较短时间内初步形成了面向工业4.0的较为完整的产业政策体系，其政策工具选用及落实推进方式体现出一贯“日本特色”⑤，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1.构建数据驱动型社会：面向工业4.0的信息系统再造

       工业4.0时代，需要转型的不仅是企业和产业，而且对未来的社会响应机制和居民参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在助力日本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将社会和居民带入与工业4.0兼容的新型生产生活模式与架构，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机制安排。2014年1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产业结构审议会下属的商务流通信息分科委员会信息经济小委员会开始探讨政府和企业如何构建基于CPS⑥的数据驱动型社会。作为中间成果，2015年4月提出设立“CPS推进协会(暂称)”，修改既有的妨碍CPS实施的制度，促进制造模式创新，改写跨领域、跨企业合作的市场规范，从而在安全性、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尽早实现数据驱动型社会打下基础。

       2.激活工业4.0的微观主体：事无巨细的中小企业政策

       由政府指定技术路线，并选出特定技术路线下的优胜企业，曾是日本赶超时期产业政策的主要特征之一。由于获胜的企业往往是与政府有密切关联的大财阀，这种选择性也是日本产业政策最有争议的部分(杨丹辉，2014；江飞涛、李晓萍，2015)。然而，选择性产业政策似乎并未抹杀中小企业在日本产业体系内部的重要作用。在与大企业结为较稳定的长期分工和配套关系过程中，日本中小企业逐步形成了聚焦专业化技术和产品、技能型工人辈出、不断蓄积难以移植的Know-how的独特运营生态。近年来，日本政府更加重视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早在1999年就制定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制度(SBIR)》，向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提供特定的补贴和资助，确立了与国际接轨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和产业化的基础性政策架构。2014年，日本政府仅用于援助创新型中小企业、小规模事业者开展产品试制、服务开发和设备投资等业务的资金就高达1400亿日元。在日本应对工业4.0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中，中小企业政策同样是重中之重。日本新一轮中小企业政策强调政府的作用在于产业化支援，以SBIR制度为核心政策框架，通过灵活运用促进创新的产业政策工具，激发中小企业挑战风险、创造新价值的热情，并为中小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与《中国制造2025》集中在两段文字的表述形成对比⑦，日本应对工业4.0的中小企业政策综合采用了财政、税收、特别项目等多样化、组合式的政策工具，涉及中小企业人才输送、风险投资、税制改革、研发合作、创新成果产业化等各个方面，具有针对性强、详尽具体的特点(如表3所示)。同时，减税和资金投入明显向研发活动倾斜，有效规避了WTO有关政府补贴的法规约束。这种政策导向体现出日本凭借“小而强”的中小企业群进一步打牢“日本制造”基石的战略意图，也意味着专业化程度高、高水平技工人才丰富、传承日本式工匠基因的中小企业将在工业4.0时代继续发挥独特的作用。

      

       3.培育工业4.0时代的新型知识型技工：“日本制造”核心能力的延伸与提升

       长期以来，日本制造业的突出优势之一在于一线工人的技术水平较高，拥有大量高技能的劳动者和一批精益求精的制造工匠。相对而言，日本这一核心能力及其所依托的企业组织形态和制造文化与德国更接近，而与以持续的军工需求、先导性原创技术和多样化的移民人才为特征的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存在显见的差异。日本政府认为，制造业是吸纳就业比较多的产业，特别是对促进地方就业、推动区域创新影响更大。因此，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在历年《日本制造业白皮书》及相关战略规划中占有较大篇幅。除了针对日本就业的性别结构特征，继续引导女性就业，鼓励家庭主妇加入就业大军，为制造业补充新的劳动力来源之外，日本《2015年制造业白皮书》进一步强调深度开发劳动者技能，培养在物联网应用中独当一面的知识型熟练技术工人。为在工业4.0时代保持日本制造的高品质，政府支持各地建设工业技术专门学校等公共职业技能开发设施，开展以初中生为对象的职业体验，加深学生对制造业的认识和热爱。文部科学省与经济产业省合作，从学校阶段培育学生的职业意识和工匠情怀。值得注意的是，与当下中国政府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所不同，日本应对工业4.0的人才政策措施更偏重向固有就业体系输入高素质知识型人才，而非密集激励个体创新。这与日本长期形成的雇佣文化和创新体制有关。应该说，日本式集体创新的氛围和机制相对比较稳固，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时间能够满足本土化创新要素配置的基本要求。同时，日本政府尤其重视理工人才培养。为尽快将优秀的年轻研发和工程技术人员补充到科技创新岗位中，2015年日本专门制定发布了《理工科人才培养战略》，提出理工人才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新价值的创造和技术革新(创新)；创业及开创新业务领域；促进产业基础技术发展；在包括第三产业内的多种产业中产生影响。

       4.产学官联动：日本式创新机制的深化

       产学官结合看似有简单而清晰的体制架构，但将这三类不同利益诉求、不同组织方式、不同人力资源构成的组织串并联起来，却需要具备跨越多重障碍的能力。产学官一体化既是日本传统产业政策的重要成果，也在面向工业4.0的创新活动中继续承担机制化的功能。随着产学官联动不断深化，其运作的重点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推进大学的创新活动。日本制定了“大学新产业创造计划(START)”，主要资助大学开发机器人等高风险、能够开拓新市场的新技术及其产业化。二是推动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日本自2013年开始实施《革命性创新创出计划(COI STREAM)》，根据产业界和社会需求，建立产学合作基地，集中实施从基础研究阶段到商业化阶段的全过程研发。目前，已建立了18个产学合作的创新基地。三是加快创新成果商业化。作为应对工业4.0的核心政策，日本在这方面政策力度非常大，政策工具运用更加多元化，以充分挖掘日本多年来在基础科学研发中积淀的市场潜力，加快占据智能制造、医疗工程等新兴领域的产业化高地(如表4所示)。

      

       5.回归与强化：鼓励日本企业主导与国际接轨的行业标准

       20世纪末，随着日本在汽车、家电等领域大举占领国际市场，一些日本大企业一度曾试图撇开国际标准，在行业技术和产品标准上另搞一套，构筑相对独立的日本标准体系，并以此主导未来国际标准制定。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间，日本企业之间为掌控标准主导权，展开了激烈标准之争。其中，最典型的实例之一即是以索尼公司为首的蓝光阵营与由东芝公司“领衔”的HD-DVD阵营围绕下一代DVD的格式之争。这场“标准之战”异常惨烈，结果却是双方投入巨大，最终两败俱伤，其败局的负面影响甚至波及整个日本家电业。为汲取这些教训，在工业4.0时代的国际标准竞争中少走弯路，日本政府继续鼓励本国企业引领行业技术和产品标准的同时，特别强调要使日本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日本标准制定向国际化回归的经验教训表明，在技术或产品标准领域，“民族的”并不必然会是“世界的”。即使是具有突出优势的领域，参与进而主导行业标准也应遵循标准制定的国际程式，充分考虑市场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接纳要求，这对《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结论与启示

       1.主要结论

       从面向工业4.0发达国家新一轮产业政策的应用来看，时至今日，产业政策已基本摆脱对与错、得与失的争论(至少在决策层面如此)，而成为产业发展不同阶段择机而用的政策工具。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面对全球竞争形势的变化，各国产业政策的目标和导向会做出重大的调整。就日本而言，基于其战后国家战略架构的一贯特征及演进，日本总体上是更擅长应对、而非引领的国家。即使技术内生化进程加快为其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带来了新的契机，使得日本具备了应对工业4.0的技术条件和创新能力，日本的国家核心能力仍更多地体现为战略跟进的机制和效率，迄今已高度现代化的日本并不具备革命性、全球性开创和主导的国家意识。追根溯源，日本这种“战略时滞”不完全是经济发展后发性的必然产物。对于日本危机应对体系的形成机理，仅从经济学层面来分析和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地理、文化、民族等非经济因素对其追赶型战略的影响不容忽视，与之相配合的体制机制及政策措施，可移植性相对较差。

       相比其危机应对意识，日本产业政策的“菊与刀”色彩因更多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学习借鉴改良而明显淡化。日本作为传统制造业强国自然不甘心在此轮全球竞争中落后，加紧在制造业尖端领域深度布局。从这一意义上讲，日本应对工业4.0中，产业政策的角色实际上仍然是一支“有的之矢”，缺少能够孕育产业革命的先天基因。但客观地看，在快速找准差距、锁定追赶目标、动员学习能力、判断跟随路径、适用本土化制度安排等方面，日本产业政策始终具有基于长期积淀的难以复制的机制优势。然而，正如诺斯所言，“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⑧。尽管日本“迷失的二十年”是多种因素导致而非简单的产业政策失败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其他制度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业政策，起码在过去二十年中未能很好地发挥刺激日本经济创新的作用。因此，在工业4.0时代的全球竞争中，日本产业政策的成效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通过分析日本应对工业4.0的战略导向、重点领域和政策工具，可以进一步看出，日本产业政策既延续了其独特传统，又有明确的新思路。保持政策连续性同时，在政策工具市场化、决策透明化等方面与赶超时期的产业政策已形成了一定的切割，主要表现在：一是作为优势鲜明的制造强国，既要在新工业革命大势下与主要竞争对手形成战略呼应，又立足本国需求和产业特点，集中解决日本未来制造业要发展什么、如何发展等问题。在这种导向下，日本新一轮产业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政府与产业界既有利益博弈，但更多的是依托产业政策审议会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广泛接受专家咨询的合作与协调，这方面传承了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机制优势。二是政策细化。日本政府及相关机构每年出台的各种白皮书和研发计划涉及各个领域，政策工具的表述十分详尽，为相关部门和机构落实带来了便利，也为企业把握政府导向提供了翔实的信息。三是决策相对透明。日本产业政策涉及的各项政府补贴额度、减免税幅度、资金投入方向、资助对象等内容全部公开发布。除了便于接受国内外监督，更重要的是对投资者和企业形成引导作用，带动其逐步融入工业4.0体系。四是中小企业政策密集且具体。几乎所有的政策工具都应用于中小企业。其中大部分属于功能型措施，但在一些特定领域仍延续了日本选择性产业政策传统。五是日本对重点领域的引导，已不再由政府替代市场选定未来胜出的企业，也不指定具体技术路线，而是更多地强调“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继续发挥并完善日本独具特色的产学官联动的科技投入和创新机制。

       2.对我国的启示

       长远来看，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⑨。当前，在“三期叠加”下，由于传统领域渐失投资吸引力，新兴产业发展存在不确定性，“产能过剩、资本抽离、成本攀升、人才缺失、要素分流”对中国制造构成了现实压力，中国工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机遇期。进入经济新常态，制定实施《中国制造2025》，不仅是对工业4.0时代全球竞争的战略应对，更是借力“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加快推动中国迈上制造强国之路。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国制造2025》相较于日本一揽子应对工业4.0的措施，更具战略高度和全局性、长远性，也是中国产业政策运用的一次新探索。然而，旗帜式、纲领性的战略影响力并不能掩盖《中国制造2025》的视野局限性及其在产业政策改革方面的不到位。总体来看，《中国制造2025》所提出的十大重点领域立足于既有优势，依托中国制造占据国际市场的强势领域，以装备制造等硬件设备和产品为主，更多地体现出中国制造以技术集成和终端产品总成为支撑的核心能力。显然，这种思路对传统规划范式突破力度不够，重点领域选择的现实性、本土化较强，前瞻性、革命性偏弱，更多地照顾到产业现有优势和市场需求，而缺少着眼于制造强国建设的先导性理念。

       中国和日本同为制造大国，先后被称为“世界工厂”。尽管现阶段两国工业化阶段有差异，制造业发展整体水平及优势领域不同，但都要面对工业4.0与新兴经济体赶超形成的“双重挤压”。因此，日本应对工业4.0的产业政策虽有自身局限性，特别是与其独特的危机应对机制结合起来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些政策措施的可移植性，但仍对加快推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具有借鉴价值。具体如下：

       一是要塑造核心能力。备受学者们推崇的产业政策市场化导向固然重要，但更须认识到制造强国的“模样”长得并不一样。塑造核心能力的前提是要对中国制造能够具备什么样的核心能力做出更清醒、客观的判断，并据此导入更有利于核心能力建设的要素条件、制度环境和文化特质。二是要立法先行。在法律上保障官产学各方的长期合作利益，形成创新收益的理性预期，对于构建创新联动机制十分关键。为此，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实现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和产业化载体、大学科研机构为可持续原创源头、政府为服务和信息提供者的有机对接。三是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中国制造2025》提出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统领规划落实，但机构设置偏于宏观。今后，应依托国家级智库，发布年度《中国制造业白皮书》，密切追踪制造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市场环境及竞争环境的国内外最新态势，不断细化《中国制造2025》提出重点领域及支撑保障措施，进一步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指导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实施《中国制造2025》，引导企业和投资者优化战略决策。四是要重视政策集成。有步骤地整合现有分散在各部门的产业政策，提高政策的含金量和规范性，构建利于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合理分工、良性共生的组织结构和产业生态系统。五是要找准“最后一公里”的差距。已经成为制造大国的中国，应立足“工业强基”工程，以育成和优化中国式“工匠基因”为出发点，着力提高制造业对高端要素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培养综合素质高、满足互联网+需求、面向工业4.0的企业家群、创新人才群和产业工人群，加快形成中国特色制造文化，不断夯实中国制造强国的基础。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吕政研究员认为，过去20余年，尽管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但其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却仍在持续推进，这种较为独特的发展现象可以视为“没有增长的发展”。

       ②《2015年版ものづくり白書》，第28页。

       ③国内通常将由日本政府、企业界和大学等研究机构组成的产业支撑体系称为“官产学”，但实际上，日本国内这三类组织的排序为“产、学、官”，这种排序更真实地反映出企业应有的主体地位以及日本政府在日益市场化的国家治理结构中的角色。

       ④日本企业开发前沿技术的动因及其影响仍有争议。一般而言，随着模仿成果不断积累以及自身技术进步，模仿者越接近技术前沿，可模仿的对象和机会越少，模仿难度增大，障碍增多。从这一角度来看，日本企业开展前瞻性、长期性研发活动有可能是迫于模仿之路越走越窄的压力而做出的被动安排，而非真正具备革命性的原创能力。

       ⑤传统日本产业政策及其实施机制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赶超导向、官僚体制(经济产业省及日本央行的作用)、完善高效的制定与实施机制(产学官组成产业结构审议会，并形成联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包括立法、计划、补贴、政策性金融等)、具体详细的政策信息等方面。

       ⑥所谓CPS(Cyber Physical Systems)，又称信息物理系统、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是信息系统和物理系统的统一体，可视为升级版的物联网。这一系统更强调数字世界对于物理世界的控制。CPS可通过互联网，以可靠且安全的方式，实时、自治地操控物理实体和系统。CPS将使数字世界不再仅仅是物理世界的虚拟映象，而真正进化为人类社会的新疆界。未来CPS所带来的人、机、物融合，将在制造业甚至所有产业掀起生产力革命，从而使人类生产生活更加安全、高效、健康、清洁。

       ⑦《中国制造2025》在第三部分“任务和重点”第(七)条“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中，提出“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另在第四部分“支撑与保障”第(六)条中单列一段“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

       ⑧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⑨见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2015年5月8日。李克强总理2015年6月15日在考察工业与信息化部、中核工程公司时进一步强调：“工业制造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实现发展升级的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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