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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6)05-0005-04
一、中国的双重社会转型
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与自身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密切相关。社会转型时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和易发期。这个时期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体制面临不断挑战，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国际上许多国家在跨越这一阶段时，因其国际环境的不同，国内政党执政能力强弱的差异，发展结果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有些国家和地区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有利因素，成功地跨越了这一重要历史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便是创造这种经济奇迹的典型。也有些国家和地区进入这一历史阶段后，出现了反复振荡、徘徊不前的局面，甚至还有局部的倒退现象。所谓的“拉美化”是这种情况的代表。
中国的这个关键时期突出地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为标志。中国2004年GDP达到136515亿元，人均1270美元，进入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是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就全国来说，人均1000多美元，但各个地区的具体差别很大。根据2005年底最新的GDP的调整数据，北京人均超过5000美元。这远远超过1000美元的基线，事实上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一些落后地方甚至只有几百美元，还低于1000美元的临界线。
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第一，纵向的双重叠加。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两次大的社会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前者发生在工业革命后，尤其是19世纪中叶；后者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将历史上的两次社会大转型压缩在一起。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既是前一转型的关键阶段，又是后一转型起始阶段。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又在加快信息化的发展。毫无疑问，较之西方历史上的相应转型，中国在叠加的双重社会转型中，多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第二，横向的多重复合。那些小的发展较为均衡的国家，在现代化的转型中国内各地具有较大的同一性。中国则如前所述，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这包括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所构成的“二元社会”，也包括地理上东中西部之间的巨大差别所构成的“三个世界”。这种差别造成了空间上各种类型的社会转型同时发生。各地在转型的性质、程度、速度等方面存在着千差万别。这就给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还与改革开放的内外环境有关。从内部环境来说，中国20多年来改革快速而深入，尤其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改革必然带来一定的社会震动。和谐是一种平衡，一种体制是一种平衡。改革由一种体制向另外一种体制过渡，虽然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更高的平衡，但毕竟意味着要打破原有的平衡。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许多不平衡，以及与之相应的不和谐。中国的改革还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在操作上，这些改革推进的时间、深度和广度等不尽相同，也造成了一定的不平衡和不和谐的局面。从外部环境来说，中国逐步而深入地溶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中国已跻身国际市场最大开放经济体之中。开放的经济态势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和需求，并使经济运行中的新老问题、结构体制纠合伴生的弊病、对外经济中不容回避的矛盾凸显。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大量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社会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矛盾就会更多，协调就会更困难。社会转型加上体制转轨，使得中国现在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
二、社会转型的两大冲击
中国复杂的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冲击是全方位的，既有制度方面的，也有价值方面的。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政治法律的事情，也是道德伦理的事情。和谐社会也是指人们精神转型的和谐宁静。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中，第一个转型为主，但也不可以忽视意义正在增大的第二个转型。第一个转型主要是制度上的冲击，第二个转型更侧重于价值上的变迁。
在制度方面的冲击突出表现为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冲击。
一是城市化。第一次转型时期，西方在扩大城市规模的同时，没有在制度上根本解决迁移人口的融入城市生活问题。现代社会的两大主要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冲突越来越频繁。19世纪的西方国家充满了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它们有时候甚至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流血的冲突和斗争，如工人起义等。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上亿迁移人口进入各类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他们主要服务于第三产业、非正式部门，为中国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不完善的城市化政策，使他们缺乏接近基本公共服务和完全融入城市社区的机会。随着现代化的加快，今后长时间内，在农村强大推力和城市强大拉力下，大量农村人口别无选择地迁移到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这无疑会给已经过于稠密的大城市带来更大的公共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大量迁移人口进入城市，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既不符合公平与公正原则，还将产生若干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诸如流动人口聚集区的管理问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关系问题、流动人口的住房与社会服务问题、农民工对于城市社区生活的适应问题、打工妹的社会保护问题等等。
二是市场化。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选择，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缺乏其他有效调节手段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会使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越来越尖锐，并引发一系列其他的负面后果。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多种差距扩大的趋势。这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中国就业形势持续严峻。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化，原先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内部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员被释放，大量农村劳动力急剧向城镇转移，加之中国从业人员总量较多以及每年有大量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中国就业总量问题突出，结构问题严重。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一方面是社会差距扩大和失业率升高，另一方面则是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中国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都还很不完善。
中国的社会转型还引发价值观方面的冲击。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对社会规范的影响非常大。西方历史上社会转型中曾导致严重和普遍的精神危机，尤其是在弱势群体和阶层中。中国既是社会转型，又是体制转轨。在制度变革走在前面，价值变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诸多心理上的不适应。因为一种体制通常形成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尤其是近年来，社会变迁速度加快，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在短期内形成的穷富之分，产生了一些社会群体的巨大的心理落差。中国目前影响社会心态的因素比较复杂，民众满意度、信心指数、价值观变化、行为取向也复杂多变。在当前各种矛盾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心态十分复杂。从共性角度看，中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不安全感、不确定感。比如，目前刑事犯罪发案总量仍在高位运行，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侵财犯罪和经济犯罪增长迅速，危害程度日趋严重；其他诸如食品安全问题、房屋拆迁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都影响到人群的安全感受。不确定感则指一些大家过去所熟悉的社会规则，在现代社会并不适用，人们由此觉得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确定因素。
三、制度建设与价值建设
在转型社会中，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从总体上，则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和价值建设。
制度建设的重点就是针对城市化和市场化出现的问题。
一是正确的城市化政策。(1)城市化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根据联合国的标准，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时，城市人口应占到总人口的62％，而中国却只有40％。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2)在城市化建设中需要制度创新。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例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乃至义务教育，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为进入城市的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目前仍然存在不少有碍于城市开放和平等进入的政策，必须予以消除。当然，由于历史原因，迁移人口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纳入城市体制还需要一段路要走。城市建设并不能自动解决农民问题。城市化的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使农民在城里有长期稳定生存的手段。如果城市化缺乏支持产业，将会带来某些发展中国家已出现的畸形城市化、将农村贫困转变为城市贫困的严重社会问题。
二是完善的市场化政策。(1)不能完全信奉放任的自由主义政策。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中，要总结经济全球化的经验教训，注意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弊端，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弥补市场缺陷，维护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调节和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2)控制社会差距的范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很多是由不合理的、非规范的、甚至非法的因素造成的。尤其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许多不平等竞争，最为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市场秩序混乱中的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以及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寻租设租、钱权交易、贪污受贿等各种形式的腐败等。这些现象带来大量非法收入，是造成当前收入差距扩大不容忽视的因素。中国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把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遏制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3)强化社会保障。就业是民生之本。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加大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要逐步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政府扶助、社会参与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健全就业服务体系。要深化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障。(4)强化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位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要求，必须加快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政府要在继续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逐步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
制度建设是系统工程。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考虑到效率与公平、政府与人民、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地方与中央等各方面的关系，统筹安排，科学作出权衡取舍。目前的制度建设主要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完成。这些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文化体制、就业社会保障体制和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各项社会体制的改革，彼此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所以，只有从整体上推进体制改革，使各项改革配套进行。没有政治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相配套，就难有机会公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同样也就难以实现分配公平。改革不配套，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革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各项社会体制的弊端入手，按照相互协同配合、分别轻重缓急的原则，推进配套改革的进行。
和谐社会另一重要的建设是价值建设。
对于执政党来说，首先要树立执政意识，倡导和谐哲学。执政是执掌政权，执政党的使命是建立新秩序、维护新秩序。它意味着制定一套新的社会制度，不断地加以完善，并且动员社会力量，将它变成现实的秩序。对于政党来说，执政时期与革命时期意识是存在差异的。革命时期主要是“破”，执政时期则是“立”；革命时期主要是“斗”，执政时期则主要是“和”。的确，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共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斗争性和同一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两大对立阶级基本消失以后，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大同小异，应该朝着“和而不同”的方向努力。执政党解决彼此冲突的方式经历着主要以斗争的方式向主要以协商协调的方式转变。今天，和谐哲学的理念已经成为我党的基本执政理念。由于执政党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执政党理念的转变对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对中国社会来说，(1)确立共同价值目标。鉴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情，和谐社会必须有核心的价值概念和共同价值目标。价值目标是理想信念和实践行动的中介。价值目标的确立，既有利于坚定人们的理想信念，又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在今天这样一个多样化的时代，保持执政党对于13亿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不仅必须具备符合我国国情的完整的执政理论体系，而且要有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体系。不同的主体，需要不同，价值观也不同。人们的需要的多层次，决定了他们价值观的多层次性；人们需要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的社会历史性。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价值主导系统，社会便没有了基本规范，就会处在无序状态。因此，我们不能忽略主导价值的主导作用和引导作用。(2)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传统文化沉淀了数千年，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广泛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在人际关系方面，强调“和为贵”，提倡宽和处世，协调团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协和万邦”，主张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和睦共处、亲密友好。这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长期受到人们的崇尚，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这些都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3)增强社会资本。对于当代西方社会转型的种种不和谐现象，福山开出的药方是增强社会资本。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合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主要指社会成员的信任和合作程度，其中诚信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标志。福山在《信任》一书中认为，一个现代化社会要有效运作，必须仰赖信任感。当今社会许多冲突，是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要让人与人互信，首先要建立一个制度，作为信任的基础。当大家相信制度并遵循制度行事时，大家都可以预期对方的行为，慢慢便会成为信任，从而建立良序社会。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民主必须在取信于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扬，法治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诚信的过程。只有尊重和遵守诚信规则，人们的创造活动得到维护，创造才能得到发挥，社会才充满活力；没有诚信与法治作保护，社会秩序出现混乱，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公平公正就难以实现，安定有序也成为空话。信任对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所以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种宗教，没有一种文化，不把它当作核心价值和基本规范。中国则是“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