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构建研究
□田立加，高英彤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摘 要］ 目前，中国公共外交中的非政府行为体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且多元化的行为体之间鲜有互动，尚未被整合到一个体系当中，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开展和理论研究的拓展。结合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必要性、初始条件，为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可以推动多元行为体广泛参与，积极互动，实现力量整合，统一服务于我国公共外交的大局中去，对中国公共外交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至关重要。
［关键词］ 公共外交；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
随着国际公民社会逐步壮大，越来越多的非政府行为体逐渐参与到公共外交中来，鼓励非政府行为体广泛参与的新公共外交概念也由此被提出。但中国公共外交中非政府行为体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且多元化的行为体之间鲜有互动，尚未被整合到一个体系当中，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开展和理论研究的拓展。笔者认识到，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参与问题已经成为领域内不能回避的问题，而多元行为体互动作为“参与”的关键一环理应成为研究的重点，因而笔者提出了构建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的研究问题。这里我们注意到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① 协同治理：是针对特定复杂的公共事务问题，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又称非盈利组织）、企业及公众等多元行为体各自发挥优势，通过建立正式的、跨部门的协同合作关系，实现复杂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一种制度安排。 理论，它既为我们提供了“多元行为体”的理论前提，又设置了需解决的问题，即这些参与治理的行为体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借代作为产生词的义项的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其表现形式也各不一样。有的是利用词的某一意义通过借代而产生了借代意义,而有的则是直接在借代造词的基础上,带上了相应的借代意义,有时甚至带有不止一个借代意义。例如:“美眉”一词的借代意义,就是在造词的时候,直接获得了与之俱来的借代意义。“美味”也是这样,直接借指“味道鲜美的食品”。而“手紧”一词,则同时直接获得了“不随便花钱或给人东西”“缺钱用”两个借代意义。这类词的特点是:借体是词形本身,本体就是词的意义内容。本体和借体之间的关系恰好就是词义和词的直接对应关系。所以,词形和词义就正好构成了借代修辞格。
一、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的互动视野
（一）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含义
互动（Interaction）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米德首次提出，他将互动定义为以符号和语言为基础的相互作用过程，其实质是两个行为体间的往返活动和沟通。“互动”的内涵包含“互”与“动”两方面，“互”就是变封闭为开放，变孤立为交互；“动”，就是要产生能动行为，不但自己有动的表现，而且自己的动要对他人产生影响[1]（p67）。在本文中，笔者将“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的互动”定义为，公共外交中的多元行为体各自拥有独特的资源（包括权力、信息或物质），它们通过对话、信任、协商来互相交换资源、互补不足，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变封闭为开放，变孤立为交互，形成多边互利与共赢，将多元行为体力量整合到公共外交统一的体系中来，形成合力，从而推动公共外交实践的顺利开展。
从“互动”概念的基本内涵出发，笔者需要对“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的互动”做出三点重要说明：首先，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政府行为体和非政府行为体。中国是党管外交体制的主要代表，外交权力高度集中于执政党，党负责外交指导思想、政策方针和具体决策过程，公共外交亦是如此。在本文中，由中央指导下的公共外交政府行为体和非政府行为的范围设定如下：政府行为体包括——国务院和各部委的中央政府层次和包括省级人民政府的地方政府层级。中央政府行为体主要包括中共中央下设的对外宣传部、对外联络部；全国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下设的外事委员会和华侨委员会（人大）；国务院下设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商务部、新华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省级政府行为体主要是省政府下设的驻外办事处的公共外交职能。中国公共外交中的非政府行为体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智库；媒体；志愿者、名人、留学生等团体；海外侨胞和族裔群体及潜在非政府行为体（外国非政府行为体）。其次，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主要内容，包括纵向互动和横向互动。在纵向互动方面，主要是指政府行为体内部各层级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指导—执行”关系。例如，在公共外交委员会之下，设立职能局，如教育文化事务局、部门协调管理局等，公共外交委员会对各职能局的协调和指导，以及各职能局对公共外交委员会的汇报和建议构成了政府行为体间的纵向互动。在横向互动方面，主要是指政府行为体和非政府行为体之间、非政府行为体之间、国内行为体和国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网络化互动”关系。在“网络化互动”关系中，多元行为体通过合作来互相交换资源、互补不足，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以公共推动公共外交的发展。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主要目标，包括直接目标和最终目标。研究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直接目标就是为了消除和缓解目前中国公共外交开展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推动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顺利开展；而最终目标则是为了通过中国公共外交的开展，为中国对外战略的落实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必要性
关于“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必要性”的讨论应该包含三个重要维度，其一是多元行为体互动存在的现实问题；其二是互动现实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其三是互动的现实价值。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分析，互动的必要性也就逐渐清晰了。
如果每个神经元都是一个星系，那么突触——散布在神经元的蛇形延伸上的小结构——就是它的恒星。在这项科技力作中，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个团队构建了小鼠大脑中每个突触的首张详细地图。
2.信任机制。信任机制是指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多元行为体基于积极对话、不断沟通、多轮合作彼此间确立起来的合作信心。信任在维系多元行为体间关系、推动合作顺利进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行为体在没有可参考的路径下进行合作而取得的成果，会使行为体间达成一种共识——合作对象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信任机制也在这种循环往复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9]。
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的社会治理过程不是政府单独行使权力的过程，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存在着有序的权力互动及依赖，多元行为体间会形成自主管理网络，分担政府的责任。政府应放手发动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发挥作用，确定相应的授权机制，这也是其他互动机制存在的前提。中国政府曾经多次尝试分权，但权力仅仅是在中央机关之间或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直线式位移，即非政府行为体没有参与进来，权力仍是在体制内循环流动，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因此，政府应向非政府行为体合理授权，积极培育和扶持各种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等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实践，解决传统政府行为体“不好管”“管不好”“管不了”的问题。
二、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的互动的初始条件
（一）领导力要素
对中国而言，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内部激励要素主要包括：多元行为体面临着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企业的宣传造势问题——需要媒体报道、媒体的咨询培训问题——需要智库分析、智库的资源获取和调研问题——需要非政府组织协助等）和互动给多元行为体带来的收益（在媒体与智库互动中，媒体能获得智库的知识培训、形势分析和策略制定，为媒体赢得更多人心；智库能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或借媒体发声，传播本国价值和理念、引导舆论），而这两者都集中体现为多元行为体对彼此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说，多元行为体通过展开互动合作才能解决自身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才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这也成为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构建的重要的内部推动力。
政府领导力是指，政府行为体凭借强大的资源储备和行政能力，通过发起多元行为体间的互动和合作，创造整合多元行为体资源的平台和体系，确保提供互动合作所需的资源、支持或交易成本等方式，推动了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积极展开互动。从各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来看，政府的领导力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而言，2009年7月21日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提出，要坚持和统筹国内国际两大环境，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此后，中国政府相继设立了公共外交委员会、公共外交办公室、中外人文交流中心等相关机构推动中国公共外交的开展，通过这些公共外交平台，多元行为体开始了解公共外交并尝试参与公共外交实践。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具备内部激励要素，即行为体彼此之间存在利益诉求，是推动多元行为体展开互动的重要力量；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也具备外部激励要素，即崛起中国面临的多变外部环境下多元行为体只有选择互动合作才具备应对、解决危机的能力，中国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为多元行为体提供了参与的平台、创造了互动机会。而中国公共外交中的多元行为体的互动机制也将在内部和外部激励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得到完善。
财务部门提供的会计信息，应是提供科学依据用于企业的各项决策，其本应是指导性部门。然而记账、报账等范围，是当前很多企业财务部门集中范围，其并无对数据行财务分析，单纯是核算会计数据，所以出现财务信息指导性不高、前瞻性不强的局面。并没有向企业领导提供反映很多的经济效益分析、企业融资筹资能力、成本测算、负债能力测算等，对企业领导行财务信息决策产生极大的不利作用。
（二）间接激励要素
协同治理理论认为，间接激励机制是指协同行动的内部（问题、资源需求、利益和机会）或外部（情境或制度的危机、威胁或机会）驱动要素，这样的激励要素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参与者当前面临的问题至关重要，提出解决方案的时机和压力正当成熟，而缺乏对激励的重视则会产生负面影响[3]（p302-311）。引入多元行为体的公共外交互动实践之中，间接激励机制是指公共外交中的多元行为体因为自身原因，如面临的问题只有通过互动合作才能更好解决、互动能给多元行为体带来收益等因素激励其参与互动机制；或者是因为多元行为体外部原因，如面临特殊情境无法独善其身、信息时代背景为参与互动提供的机会等因素激励其参与互动机制。
领导力一般被认为是领导者的影响力。美国领导力发展中心的创始人赫塞博士则强调：“领导力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过程，影响他人做他可能不会做的事情。领导力就是影响力。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领导力，只要你成功地影响了他人的行为，你就是在使用领导力”。领导力在多成员构成的组织运行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史蒂芬·柯维博士在其《领导的四个角色》中认为领导力的作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探索路径，为团队不断探索更完善的实践路径；整合体系，创造一个整合资源的工作体系；挖掘潜能，发掘人的才能，释放能量，鼓励贡献；树立榜样，以身作则来影响团队。通过这四个作用的发挥，领导力可以推动组织内成员在合作的艰难进程中达成一致，为组织探索实践路径、整合资源、挖掘成员潜能并以身作则带领团队实现协同发展。公共外交实践中推动多元行为体互动的领导力要素，是指在公共外交领域内出现的“领导者”，通过为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探索互动实践路径、挖掘多元行为体的能力以创造整合多元行为体资源的平台和体系以及通过自身组织领导的经验来鼓励多元行为体在互动中发挥领导力等方式，对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产生积极的影响，是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首要驱动力。公共外交中的领导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政府行为体发挥的领导力和非政府行为体发挥的领导力。
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外部激励要素主要包括：（1）特殊情境：主要是指公共外交实践中出现的“危机”等突发状况。这里的“危机”通常是指那些能够给公共外交实践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危险的，具有特殊性的、不可预测的、非常规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如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两国之间发生政治、经济、文化或军事摩擦或冲突；恐怖主义行动等突发状况），它直接或潜在地威胁到组织的声誉、环境、安全或公众的健康、安全、幸福。“危机”对于公共外交中的多元行为体来说具有危险性、复杂性，任何行为体都不能单独应对“危机”带来的冲击，只有互动合作、形成整体才可能具备足够的力量及时止损或将损失降到最低。因而，公共外交实践中的危机构成了多元行为体互动的外部激励要素，推动多元行为体互动的展开。当今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的关键阶段，从一个国际秩序参与国到一个国际秩序引领国的转变会使原有守成大国多加防范并采取多维度遏制手段来阻止中国的崛起步伐，因而目前无论是中国的周边环境还是整体国际环境都不容乐观，与一些国家政治、经济、贸易、军事摩擦时有发生（如2013的中日钓鱼岛危机、2017的中韩萨德危机、2017的中印洞朗冲突、2018的中美贸易战等），而这些国家间的摩擦或冲突将直接导致公共外交中他国民众态度的转变，对公共外交实践造成重要影响。公共外交中的多元行为体身处国际大背景中，在“危机”之中，如何能既保障自身安全，又能持续开展谨慎的公共外交（维持与他国公众正常民间交往、稳定民心、解释本国政策）？这不仅需要多元行为体自身的能力、勇气和智慧，更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行为体的及时沟通、努力配合以及精诚合作，现在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只有通过多元行为体间的互动配合才能降低“危机”给多元行为体公共外交实践带来的冲击。（2）信息时代背景（新媒体时代Web2.0）：在信息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以互联网为主要输出终端的新媒体诞生。新媒体具有互动性，这与传统媒体外交信息的单向流动不同。传统媒体外交中的传播模式主要是“传播者发布信息、传递信息、受众接受信息”，而新媒体的受众在获取信息后可第一时间通过私信、转发、评论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进行反馈。它取代了复杂的中间层次协调者的作用，减少了需经过的互动结构的层级，信息的传递更加迅速和准确。同时，新媒体具有超时空性，多元行为体可以跨地域、迅速进行信息沟通，省去了传统会议所需的交通、住宿、产地和资料等费用，减少了互动成本，增加了多元行为体的积极性。更为关键的是，新媒体时代更新了多元行为体的互动理念，在互联网等平台中多元行为体处于平等地位，这种平等性也催生了“主人翁意识”和“监督意识”。可以说，新媒体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多元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实践的能力和意识，并创造了协同互动的机会。在中国，以微博为代表的Web2.0技术“造就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和多对多等多种不受限制的交流沟通，这种优势使得微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一种表达意见、构建认同、塑造共鸣的有效手段，促使微博外交迅速成为公共外交的一条新途径”[4]，吸引了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国内外媒体（人民日报、联合早报）、跨国企业（华为、星巴克）、名人（国内外影视明星、政客或宗教领袖）等多元行为体的加入。在微博平台上，公众既可以看到政府微博及其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也可以搜索到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和广大公众发出的声音，一方面可以积极展开与本国行为体的互动，表达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也可以针对国外注册账户传递友好声音、扩大理解、引导舆论，而这种多元行为体互动局面正是由新媒体平台引领和推动的。
非政府行为体领导力，是指非政府行为体凭借自身专业能力和影响力，通过提供舆论引导、议题设置和平台创造等方式整合多元行为体资源、挖掘多元行为体潜能，推动了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实现。相较于政府行为体发挥的领导力来说，非政府行为体发挥的领导力对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更具有仿效性，这是因为政府行为体推动的公共外交安排具有权威性，而非政府行为体推动的公共外交安排则具有灵活性和平等性，有利于激发其他非政府行为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对中国而言，非政府行为体也越来越活跃，2013年，香港乐施会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2013气候传播国际会议并邀请了国内外知名智库专家出席会议，在气候变化与环境领域建立了中外沟通与对话的桥梁，直接推动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在该议题上的互动，让他们对中国在该议题上的态度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增进了国家间的理解。2009年10月，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公共外交研究与传播机构——察哈尔学会成立，该机构是致力于研究公共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的非官方智库，为多元行为体开展公共外交的合作沟通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中国公共外交中一些非政府行为体自觉在促进多元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发挥领导力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行为体互动安排的重要补充，成为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及互动机制构建的重要驱动力。
（三）相互依存要素
协同治理理论认为“由于个人和组织都不能独立完成一些事情，相互依存是被广泛认可的协同行动前提条件”[3]。这里相互依存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利益攸关方认为其目标必须通过与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合作才能实现，那么其参与协同治理的动机也会提升”[5]（p341-348），也就是说参与协同治理各方利益的一致性和互补性推动了协同合作。中国多元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主要利益诉求既存在一致性，即传播政策信息、增加理解和认同、塑造国家形象、增强软实力和话语权；也存在互补性，即多元行为体通过互动可以补足自身缺陷，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的互补恰恰构成了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重要驱动要素——相互依存，具体表现为：一是政府行为体与非政府行为体的相互依存，“公共外交十分注重民间机构和社会力量的参与，甚至越是具体的公共外交业务，民间力量所扮演的角色越重要”[6]（p80），公共外交往往比较依赖于“民间面孔”所发挥的作用，如中国的“乒乓球外交”或“网球外交”等。而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前提则是接受政府行为体的主体地位和指导作用，并且在参与过程中也依赖于政府行为体的培训和保障，因此，二者在公共外交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互依赖。二是非政府行为体间的相互依存，中国公共外交中的非政府行为体发现通过单边行动不容易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在政府指导下与其他行为体取长补短，互换资源则可以实现或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相互依赖随即产生。以“一带一路”倡议中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行为体为例，企业需要智库对所在国国情、社情进行分析和研判，智库需要企业提供数据和资金作为研究依据和经费；企业需要媒体对企业履行当地社会责任或产品质量宣传和扩散，媒体需要企业提供信息进行支撑等，在这种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条件下，多元行为体才能在公共外交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三是国内行为体与国外行为体间的相互依存，在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驻在国行为体相较于本国行为体在一些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如对驻在国民众来说更亲近和可信、更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等，利用外国行为体传达中国的文化价值、塑造中国行为体的积极形象、宣传中国制造的产品或承接的工程，这对于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例如，中国媒体与国外智库互动，“《中国日报》非洲版为让报纸在形象及内容上更加接地气，评论版面往往邀请非洲智库专家撰稿，配以撰稿人的头像，拉进非洲读者距离”[7]。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多元行为体间（政府行为体与非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间和国内外行为体间）都存在相互依存要素，这是多元行为体互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利益攸关方害怕不参与协作会导致失败，这种“恐怖平衡”使得利益攸关方也会走向成功的协作进程[5]。2009年，中国中铝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力拓集团最终以失败告终，力拓集团在2009年6月撤销了双方的合作交易，这其中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但是不利政治舆论在其中产生了重要作用。澳大利亚智库认为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铝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是政府的载体，加上“中国威胁论”的流传，激发起澳大利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国民忧虑中铝收购力拓会威胁到澳大利亚国家的资源安全，这种不利的政治舆论环境影响了收购的顺利进行[8]。在这个案例中，中国企业中铝公司在处理驻在国政治舆论问题缺乏经验，没有充分借助本国媒体的宣传优势、智库的分析优势和非政府组织的号召力优势，造成在国际舆论中十分被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失败。除此之外，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失利、腾讯竞购全球即时通讯鼻祖ICQ失败案例也证明了走出去的行为体只有充分与国内外多元行为体互动才能在国际舆论中掌握主动地位，促成海外活动的成功几率。因此，中国多元行为体以以往失败案例为鉴，担心不参与公共外交中的互动会导致失败，这种“恐怖平衡”也能推动多元行为体在公共外交实践中互动。
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我国政府行为体间缺乏应有的协调，缺乏顶层设计、相应的法制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导致公共外交体制比较散乱，政出多头[2]。第二，中国对公共外交中的非政府行为体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缺乏对公共外交中非政府行为体的培育，对非政府行为体间合作的推动力度也十分薄弱，公共外交资源没有得到整合，造成较大浪费。第三，公共外交是一种双向的交流，与国外行为体的互动至关重要，但是目前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二者的互动情况却并不令人满意，如中国企业与外国媒体的互动缺乏、中国媒体与国外媒体互动的缺乏以及中国智库与外国智库间互动的缺乏。
综上所述，在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多元行为体间存在利益互补，这种利益互补是推动多元行为体互动的重要力量。另外，中国多元行为体在以往失败案例中，认识到不与公共外交中的多元行为体进行互动可能会导致海外活动的失败，这种“恐怖平衡”也使得多元行为体在今后的公共外交活动中选择互动而不是单独行动。
龙庆峡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城东北10公里的古城村西北的古城河口，距北京城区85公里。龙庆峡古称"古城九曲"，被人们誉为北京的"小漓江"，是北京十六景之一。其水源于海坨山东麓，经玉渡山汇入古城水库。
构建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需要领导力、间接激励机制、相互依赖当中的一个或者多个驱动要素。更多驱动要素出现且得到多元行为体的认可，成功构建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的可能性就越大。
J’ai commencé de les mettre en rolle:esperant avec le temps,luy en faire honte à luy mesmes.（我已开始把它们一一写下来，希望日后用它们来羞它。）
三、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构建的选择
所谓“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是指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为了解决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及外国行为体互动时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障碍，充分利用互动中存在的驱动力要素，使之实现相互合作、相互配合并且相互促进，通过互动塑造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最终实现个体发展和资源整合的作用方式。理想的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应当包含“核心机制、基础机制、辅助机制”三种。核心机制为授权机制，政府授权是多元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重要依据；基础机制为对话机制、信任机制及协商机制，对话、信任、协商是决定多元行为体互动得以开始和持续的重要基础；辅助机制包括激励机制、监督机制、问责机制和培训机制，这四个机制是多元行为体互动得以良性发展、优化升级的重要保障。
（一）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核心机制”
授权机制在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多元行为体就权力不均衡问题进行协商以提高效率的过程。政府行为体与非政府行为体展开互动、积极合作，本质上是权力向社会行为体的让渡。如果非政府行为体缺乏有效的能力、组织、地位或资源去参与公共外交或者不能与其他行为体平等合作，也就是权力的失衡，那么其参与公共外交的过程将极易受到较强行为体的操纵，参与积极性会随之下降，互动合作也极易崩溃[5]。
关于多元行为体互动的现实价值，也可以认为是深入互动以形成正式或非正式互动机制的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互动机制构建共有知识。互动机制通过或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推动多元行为体展开多轮互动，有助于将“良性互动”“积极合作”“互利共赢”等理念逐渐内化为多元行为体间的共有知识，成为公共外交实践顺利开展的思想基础。二是，互动机制创造信息结构。互动机制决定了哪些原则作为减少冲突的基准是可以接受的，决定多元行为体行为是合法抑或不合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塑造多元行为体的预期，是推动多元行为体互动的重要保障。三是，互动机制推动制度改革。中国公共外交中的多元行为体参与相关策略仍不成熟，参与机制的预构建也并非完美，需要不断从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建设更有效的参与机制。
对于高速公路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中心试验室工作人员来讲，要根据工程实际施工质量，不断学习先进的试验检测技术，并定期向工程管理人员汇报工作质量，不断提升高速公路工程的整体管理效率。例如，在某高速公路工程当中，中心试验室检测人员通过与工程管理人员进行有效沟通，不仅能够提升高速公路工程整体管理效率，而且有效降低工程施工材料的损耗率[3]。
（二）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基础机制”
1.对话机制。“对话机制”是指在公共外交实践过程中，多元行为体以解决问题、建立信任、实现合作为目标，基于开放心态展开直接对话，最终形成固定的程序化或非程序化机制。作为一个以共识为导向的过程，多元行为体之间通过直接对话进行的“密集交流”对于其确定相互增益的机会非常必要，也是打破刻板偏见和其他交流障碍的核心，能够防止其先入的阻碍对共同利益的探索[5]。对话机制是多元行为体间所有互动行为的基础。
（1）政府行为体之间的对话。各级部门向中央政府就过去一年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内容、成效、问题的汇报机制，保证其所收集到的信息得到及时整合，为政府总体公共外交规划提供信息支持；中央政府也应就新时期公共外交的任务、内容、注意事项对各级部门或地方政府进行传达，当然也应有针对偶发“危机”事态的及时沟通机制。（2）政府行为体与非政府行为体的对话。中国政府应该针对非政府组织、智库、海外华侨华人组织、名人和志愿者以及媒体进行定期座谈，将新时期下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内外政策进行传达，了解非政府行为体的公共外交状况和动向；还应设立非政府行为体的反馈机制，将非政府行为体在实践中搜集的新情况和新信息传达给政府行为体。（3）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对话。此类对话主要包括政府引导和自发两种形式，后者主要依赖于不同行为体对彼此的信任和对资源、信息、利益的互补或共享，灵活的非程序化对话机制是最佳选择。在多元行为体自发对话的基础上，中国政府积极引导，着力构建非政府行为体间非程序化对话机制，或将现有的对话行为常态化、固定化。（4）国内行为体与国外行为体的对话。中国行为体本身展开对话的能力不足，对国外行为体的行事风格、生活习俗等缺乏了解，一些国内行为体回避甚至惧怕与其接触，二者对话受到阻碍。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国内外行为体间对话，完善培训、激励机制等配套机制，增进了解、政策支持、推动对话，并将这种过程以非程序化机制的形式固定下来。
专注不等于固步自封，一直以来，国威将前瞻适用的技术应用于裁切设备的研发，早在2009年就推出了67小型切纸机，填补了当时国内数码切纸机的空白。在林孝国的诠释中，数码切纸机就是“傻瓜机”，客户不需要掌握特别的技艺就能进行操控。而对于最近出现频率颇多的“智能化”，国威也早有考虑，今年6月，公司将名称从原来的“浙江国威印刷机械有限公司”更改为现在的“浙江国威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或正是其布局之一。在明年召开的PRINT CHINA 2019上，我们或将看到国威推出的智能化的无人操作的设备。
关于多元行为体互动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体转型升级困难。中国政府主导的“垂直化”公共外交模式所涉及的行为主体较为单一，所运用的手段较为守旧，如果不能充分调动广大社会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积极性，实现多元互动，政府行为体的活力和创造性也将相对降低，转型升级面临困难。二是，非政府行为体发育不足。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缺乏对参与公共外交的非政府行为体或潜在行为体的关注，也没有对其进行有效培育和挖掘，导致非政府行为体发育程度较低，引发了包括多元行为体意识不强、能力不够、动力不足等诸多问题。三是，公共外交的效果不理想。中国政府主导的“垂直化：政府到公众”模式在国外公众中的可信性低于非政府行为体参与的“网络化：公众到公众”模式，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开展造成一定影响。
（1）政府行为体之间的信任机制。在中国的科层制管理模式中，各个政府部门在运用职权或者履行职责时受到严格而系统的纪律约束和控制，不允许掺杂一切个人的、非理性的、不可预计的感情因素[10]（p81）。但实际上，各政府部门间的信任可体现在对其他部门或上级部门能积极、圆满配合的信心。中国政府在各个政府行为体对话机制基础上，通过其多轮行动配合，不断磨合和总结建立起来一套完整的政府行为体间信任机制，增加行动配合效率。（2）政府行为体与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信任机制。政府行为体对非政府行为体的信任是指，中国政府应放手发动广大非政府行为体，在保证对其进行知识和实践培训后，能给予它们更自由的实践空间和更宽泛的实践内容，不做强制性要求，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非政府行为体对于政府行为体的信任是指，非政府行为体对中国政府的法律保障、政策保障、经济保障及安全保障等保障制度的信心，对政府的经济能力、行动能力的自信，以及对政府危机解决能力和沟通能力的放心，推动其参与公共外交的积极性和热情。（3）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信任机制。各个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都具有平等的地位，不存在有义务保障的政府行为体，也不存在具有强制性的规则。这决定了信任机制的建立取决于非政府行为体间多次互动、“重复博弈”后对彼此产生行为向好的预期。建立非政府行为体间信任机制首要是对其合作给予鼓励和支持，在多轮实践互动中逐步形成信任机制。（4）国内行为体与国外行为体之间的信任机制。此类型相较于前三个来说更难达成，但确是十分有必要的。一国内的非政府行为体对本国民众来说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说服力，因而把这些非政府行为体充分利用起来，服务于我国公共外交将是今后公共外交实践的重点。这种信任机制需要国内行为体增强对国外行为体了解，增加互动内容和互动次数，最后将其落实为彼此间信任的机制化。
3.协商机制。协商机制是指公共外交中的多元行为体在积极对话和确立信任基础上，就互动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进行磋商而建立起来的达成共识的机制。如何协调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利用互动驱动力要素促成多元行为体在公共外交实践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1）政府行为体间的协商机制。我国应推动各政府部门针对彼此间“信息壁垒”和“协调障碍”问题进行协商，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之间的协商，设置更为顺畅的沟通渠道来解决此类问题，并设立明确信息流通机制以确保执行。同时，针对我国公共外交管理机构设置过多、过于复杂、存在交叉且无专门管理部门等问题进行多轮会谈，将整合旧部门、设置新的专业部门的任务提上日程。（2）政府行为体与非政府行为体间的协商机制。一方面，针对利益障碍和价值观障碍，应对多元行为体的利益诉求做更深入的调研，确定能够成为公共外交重要参与方的行为体，采取会议、座谈等方式就利益矛盾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另一方面，针对信息障碍和政策性障碍，应该考虑到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实践和知晓相关消息诉求，完善信息传达机制、信息反馈机制以及参与规范类说明。（3）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协商机制。针对信息障碍，政府首要任务是加强对非政府行为体协商互动的引导作用，为其协调提供更多平台和机会，并以机制的形式保留下来，为以后非政府行为体间的互动提供参照和先例。另外，在组织机构障碍上，政府应该有意识地积极培育中国社会中的非政府行为体公共外交参与意识，推动力量整合。（4）国内行为体与国外行为体的协调机制。针对利益障碍，我国首先应展开对公共外交对象国的总体利益取向以及对象国内部的各类公共外交行为体的利益诉求的调研、分析、总结，并以报告的形式提供给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参考，根据对象多元行为体的利益诉求及彼此间潜在和现实矛盾，设置相对合理和易于接受的协商机制。针对信息障碍，应该鼓励非政府行为体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姿态与对象国各类行为体展开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将公共外交信息传达出去，减少不必要的猜忌，通过多次合作推动信任和协商机制的产生。
（三）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辅助机制”
1.培训机制。中国政府应把多元行为体有关公共外交的知识的培训机制构建提上日程，实现资源的共享。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公共外交知识的普及、多元行为体互动的作用、与国外行为体互动的注意事项以及公共外交对象国的风俗习惯等等。在形式上，可以是由中国政府或其他直管部门或对象国大使馆的培训，也可以是国内研究院、智库的培训，如定期对涉外企业的管理人员、员工进行关于公共外交相关事项的培训，以形成固定的机制。
2.激励机制。中国政府对非政府行为体的激励不仅是给予相应的权力和在短期内对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消除过时、过多管制，采取新的激励性措施，给予多元行为体一定的“奖励措施”，以达到“资源共享”，形成一种长期生效的激励。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多元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实践可能变成“负担”，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多元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监督机制。监督机制是多元行为体互动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包括两种重要的形式：政府行为体对非政府行为体的监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部分非政府行为体受利益的驱动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在公共外交中的负面影响扩散将更加广泛，影响更加深远，政府应对非政府行为体本身和其提供的公共外交产品进行严格的监督。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监督。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的多元行为体互动时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可以成为政府监督的重要补充，推动监督机制更加全面、完善和高效。
①在具体的施工现场，施工单位要认真落实对污染物进行有效的遮挡的相关规定，减少对大气的直接污染。②建筑企业还要科学合理的规划施工现场，利用隔离墙对各类材料进行科学的分类和合理的存放。③对于施工中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和其他施工现场裸露的土方等，都要提高洒水降尘的力度，及时采用高密度覆盖网进行覆盖。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筑企业还应在施工现场建立全封闭垃圾场，不仅可以有效的处理建筑垃圾，更能直接改善空气质量。
4.问责机制。问责机制实际上是社会交待机制，即公共组织对其使用资源的流向及工作效用的发挥对社会有相应交待。政府对非政府行为体的问责，在强调政府对非政府行为体授权和松绑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非政府行为体所承担义务和责任的监督与管理，同时，为了减少非政府行为体的不当行为，提高其参与公共外交质量，须构建问责机制。非政府行为体对政府行为体的问责机制。政府也需以定期会议、座谈等形式向非政府行为体就公共外交资源的配置等问题进行交代，非政府行为体可以根据在实践中搜集的信息和数据对政府行为体的资源配置合理与否或者今后的配置情况发表意见或进行分析。
四、结语
本文结合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的必要性、初始条件为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即核心机制、基础机制和辅助机制的构建（见图1）。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的构建，可以推动多元行为体广泛参与，积极互动，实现力量整合，统一服务于我国公共外交的大局中去，对中国公共外交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至关重要。
图1：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
但是，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框架也存在三个局限性：其一，多元行为体互动机制构建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不仅包括多元行为体自身的意识、能力问题，也包括多元行为体间互动障碍的解决问题，还包括信息时代和社会转型大背景引发的问题，虽然本文设计的互动机制有意识地解决这些问题，但解决程度和效果却具有不可控性，这对后续互动机制构建也会产生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文中为了减少复杂维度并未做详细分析，这里进行说明。其二，中国公共外交中的多元行为体的发育程度不同，多元行为体之间面临的互动障碍也有所不同，因而一些行为体间互动机制构建可能无需跟文中框架完全一致，需根据多元行为体特性及其互动现实需求进行相应调整。其三，各个行为体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划分，如中国海外华侨和海外华人根据代际可分为初代华人、二代华人等，根据移民身份可分为华商华人、华工华人等，根据所在国与中国友好程度可分为友好国华人、竞争国华人等，而不同的华人对公共外交的态度有很大区别，对多元行为体互动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在这里由于篇幅的限制没有更细致的展开，但是这将是未来中国公共外交中多元行为体参与课题中的重要问题。
精神状态：因为他无钱返家，即便能回到家里也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他待在北平也无法养活自己，他认为自己最好的归宿就是离开医院之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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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5.014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5-009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美关系视域下的美国南海政策研究”（16BGJ041）。
作者简介： 田立加（1990—），女，吉林松原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高英彤（1963—），男，吉林松原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杨 幸
标签：公共外交论文; 多元行为体论文; 互动机制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