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蒙自传》的思想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自传论文,思想史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卷本《王蒙自传》的出版，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文学界、史学界，乃至思想界的一件大事。《王蒙自传》不仅是文学家王蒙的一部个人历史，更重要的它是我们共和国历史的一部生动的个人见证史，一部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王蒙自传》，它的非凡的意义，在今天愈发显示出异样的光彩。
一
王蒙是一个有思想的文学家，王蒙的思想目前还不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就愈发说明王蒙思想对我们时代的意义。当然，作为文学家，王蒙的思想是散见于他的文学作品中的，而《王蒙自传》的出版，无疑使王蒙有机会全面梳理总结他的这些思想。因此，我们在《王蒙自传》里，看到了王蒙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文艺美学思想等等。
早在《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一书里，王蒙就声明自己赞成黑格尔的命题——杂多的统一。杂多的统一是王蒙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杂多，就是一种开放性。”开放性就是包容，就是兼收并蓄，就是平等民主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杂多”又是多元的，交往的，承认差异和特殊性的博大的胸怀。那么“统一”呢？“统一”在王蒙看来，“指的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走向，价值判断的原则和交流互补的可能性。随风倒，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蝇营狗苟，不负责任，机会主义，都是不可取的”①。可见“统一”就是在一种统一的价值原则下，把“杂多”整合为有机整体的一种状态。统一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统一就是摒弃相对主义也不要绝对主义。所以，“杂多的统一”就是有规范的开放，是一种把握好“度”的平衡原则，中庸原则。正是“杂多统一”的世界观，使王蒙摒弃了两分法而走向了“多分法”，即承认在两极之间的中间状态的存在。王蒙多次说过：“不承认中间状态是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②王蒙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一个反对极权主义并反思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但他没有成为一个反对派，而是试图成为一个连接官方与民间的桥梁，一个中介，实质上成为一个界碑了。“我好像一个界碑。这个界碑还有点发胖，多占了一点地方，站在左边的觉得我太右，站在右边的觉得我太左，站在后边的觉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觉得我太滞后。前后左右全占了，前后左右都觉得王蒙通吃通赢或通‘通’，或统统不完全入榫，统统不完全合铆合扣合辙，统统都可能遇险、可能找麻烦。胡乔木、周扬器重王蒙，他们的水平、胸怀、经验、资历与对全局性重大问题的体察，永远是王蒙学习的榜样。然而王蒙比他们多了一厘米的艺术气质与包容肚量，还有务实的、基层工作人员多半会有的随和。作家同行能与王蒙找到共同语言，但是王蒙比他们多了一厘米政治上的考量或者冒一点讲是成熟。书斋学院派记者精英们也可以与王蒙交谈，但是王蒙比他们多了也许多于一厘米的实践。那些牢骚满腹，怨气冲天的人也能与王蒙交流，只是王蒙比他们多了好几厘米的理解、自控与理性正视……”③这就是王蒙说的“多了一厘米”。这多了的一厘米，恰恰正是各执一端的人所缺少的中间状态。相信中间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中庸之道，王蒙说：自己多年来戮力实践的就是这种“中道或中和原则。认同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认同世界的矛盾性与辩证法。认同每一种具体认识的相对性”④。因此，坚持中道原则，才能不偏不倚，不简单化，不绝对化，不极端化，才能真正达到杂多的统一。
由此带来的是王蒙在政治思想上的清明、和谐、包容与建设的主张。王蒙说：“我致力于低调、沟通、缓和、平衡、克制、自律、抹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王蒙也曾多次讲到自己赞成的是改良。赞成改良，使王蒙对激进主义心存疑虑；提倡宽容，使王蒙对整合与超越格外倾心；青睐相对性，使王蒙对任何形式的独断论绝对性深恶痛绝。这是否是说王蒙就绝对地反对激进主义，毫无原则地宽容任何人？如果是这样，那么王蒙也就成为无原则的相对主义了。王蒙多次声称，他无怨无悔于自己少年时的选择，“我坚信中国的人民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与完全必要的”，“当然激进主义我也并非笼统反对，没有激进主义就没有革命，而革命的成功与惯性大大张扬了激进主义，过分张扬的激进主义反过来又会危害与歪曲革命事业”⑤。这既是辩证法又是原则，承认多元与杂多，但更承认统一，这就是王蒙的价值选择。因此，宽容也是有度的，不是无原则的。王蒙所讲的宽容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说的：一是文化政策层面上的宽容，与文化专制主义相对应；二是在为人处事与境界涵养上，在这方面，宽容也是有原则的。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王蒙自传》研讨会上，谈到许子东阅读自传后感到王蒙的火气很大，认为王蒙所谓的宽容值得怀疑后，王蒙说他感到很吃惊。其实，这种感觉不仅是许子东的，许多人读完自传都不同程度地有这种感觉。王蒙的“火气”正是王蒙原则性的体现。王蒙不是打左脸给右脸的基督徒，王蒙的“火气”正是“说出真相”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妨碍王蒙的宽容，宽容是一种包容与整合，是一种不结帮不拉派不害人的与人为善的处事原则，其实质是一种平等的对话与交往理性，这也是王蒙的道德伦理思想。对那种拉帮结派、整人害人、大言欺世、不怀好意、恶言相向、偏执武断的人，又怎么可以宽容！不以牙还牙，只是说说而已，也是一种纵容了。
在美学思想上，王蒙是主张混沌美的。我曾在《王蒙文艺美学思想散论》一文中对王蒙混沌美的追求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在这篇文章中，我写道：“事实上，混沌美不完全是一种技巧，而主要是一种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领悟的结果，因此混沌美的基础是‘真正的写实’。所谓‘真正的写实’就是一种全方位的、混沌的写实，一种无选择的‘广泛的真实性’。用王蒙的话说就是一种‘迷失’：‘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在他的人生经验里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的迷失。因为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的体会太丰富，他写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他走失在自己的人生经验里，走失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的艺术世界就像一个海一样，就像一个森林一样，谁走进去都要迷失。’迷失，就是说作家没有简单地剪裁生活，选择生活，而是和盘托出、杂糅并包，就是把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混沌不是糊涂，混沌是欲说还休，是一言难尽，是矛盾重重，混沌实际就是一个作家对生活无法穷尽的困惑和悖论。”⑥
那么，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就是王蒙的这些思想为什么不为时代和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为什么他要频频地引起争议？所谓的太聪明、太世故、左右逢源，当然还有左右夹击、腹背受“敌”，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这实际上只能从思维方式上去解释。
二
我觉得，王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是他的立体复合式的思维方式。所谓立体复合式思维方式，是指王蒙在看取事物的时候，总是力避简单化的、单向性的、黑白分明的、非此即彼的极端化的思维方式，而是倡扬复杂全面的、多向立体的、亦此亦彼的多维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王蒙在自传里，曾不只一次地谈到过。比如当谈到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时，他对那种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二分法的反感溢于言表；当谈到李香兰的时候，王蒙声明说“是为了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对于人类与历史的理解”。王蒙甚至激愤地说：“是的，我们没有反省的意识，我们没有忏悔的传统，我们接受的佩服的宣扬的是大言欺世，是英雄悲情，是黑白分明，是卑鄙对准了崇高，崇高横扫了卑鄙，最后是自己横扫了国人与世界，是冲锋号与处决令，是鲜花归自己狗屎归对方。我们接受假大空，冲霄汉接着冲云天接着上九天，是最新的时尚与对于时尚谩骂的时尚，是最浅薄的古董与同样浅薄的对于传统的一笔抹杀，最愚昧的迷信与最没有把握的幻想……总而言之，我们可能相对容易地接受一切，除了实事求是。”⑦在谈到“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王蒙说：“我终于看出一些好同行的红卫兵背景。作为政治运动，你可以全面否定，彻底推翻，审‘四人帮’，揪‘三种人’，在中国的情势下，没有什么人提反对意见也没有讨论争辩的必要与可能。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文化现象，思维模式，红卫兵的影响将长期存在。高调主义，零和模式，唯意志论，精神至上，斗争哲学，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拉之下马，悲情主义，极端主义，永不妥协、永不和解，自命鲁迅，所谓只身与全中国作战，到咽气那一刻也是一个也不原谅……这些红卫兵精神，在多少人身上仍然存活！包括不同的政治选择的人，进入截然对立的营垒的人，其心态与方式竟然如此相近！”⑧由此可见，王蒙不遗余力所反对的正是一种极端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管表现为极左还是极右，其实质都是一样的。而王蒙所提倡的正是它的对立面——立体复合式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真正超越了好坏黑白你死我活式的简单二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惯例之后的一种立体复合多元并举的辩证型思维方式。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获得是不易的，它需要经历炼狱般的锤炼，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有可能。从《王蒙自传》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思维方式获得的痛苦的蜕变过程。这是王蒙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付出了沉重代价，集一生之经验后的结果。五十年代的王蒙也和所有的革命人一样，在形势的裹挟下，走上了比较决绝的革命道路。作为“相信的一代”，他对“革命”神话的力量坚信不移。由于“地下党员”的特殊身份，王蒙在解放初期，绝对是以主人翁甚至是救世主的心态从事革命工作的。小小年龄，便春风得意，便“趾高气扬，君临人世，认定历史的舵把就掌握在自己手里”，“人生从我这一代开始啦”⑨。王蒙在《自传》中这样评价自己：“我相信我当时‘左’得惊人。”⑩不过，王蒙的个性气质，以及参加过实际工作的经历，使五十年代的王蒙已经具备了温和的、感伤的、复杂的情怀。《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刘世吾的塑造，已经留有了余地。刘世吾不是纯粹的坏人，刘世吾的成熟与意志衰退，另有隐情，王蒙在刘世吾的实际主义与林震的理想主义之间犹豫不定。然而在总体上看，王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革命的大形势，使王蒙最终站在了林震的“应该”一边。然后是反右中的“极左”的“顺杆爬”，一担石沟的改造、新疆十六年的自我流放，八十年代重返文坛的王蒙已经不是昔日的王蒙了，王蒙由理想主义走向了经验主义(11)。我在《王蒙小说文体研究》一书中，对王蒙小说语言形象之应该／实际的前后变化的分析中，已经注意到王蒙蜕变的问题(12)。实际上这种蜕变的最大收获就是王蒙获得了立体复合式思维方法。由于具备了这样的思维方法，王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大合唱中，没有像其通常应该做得那样，控诉声讨，黑白分明，人妖两分地去写伤痕，去写好人与坏人的道德比赛，而是一开始就进入了历史的反思，进入了自我忏悔之中。《布礼》、《蝴蝶》、《如歌的行板》、《杂色》等一批作品的出现，都具有了这样的特质。之后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青狐》、《尴尬风流》以及大量的随笔等，都是如此。许多人对王蒙的印象是太复杂、太聪明、太世故，盖因为没有把握住王蒙的思维方法之故也。因此，立体复合式思维方式是我们进入王蒙、把握王蒙、读懂王蒙、理解王蒙的秘密通道。八十年代初，许多人都认为王蒙的作品表达了“王蒙式的忠诚”，体现了王蒙的“少共情结”，王蒙从来都没有认可过，其原因也在于我们的许多评论者，都是从既定的思维方式出发，简化曲解了王蒙。比如《布礼》，钟亦成的忠诚肯定是主题之一，但王蒙是否也反思了这种忠诚背后的危机，理想主义走到反面的可怕呢？“文革”之所以可以发动，难道不是理想主义的恶果吗？“红卫兵”所秉持的难道不正是当年钟亦成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吗？同理，《蝴蝶》中张思远的蜕变，实际上也是理想主义走向反面的例证。至于《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成，王蒙对其空洞理想主义的反思就来得更加明显与彻底。当然，我们这样理解王蒙仍然有简化的危险，实际上，王蒙所有的作品都具有不止一个主题的复杂性，正像王蒙在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中对其作品《满涨的靓汤》的多重主题的分析那样。王蒙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看自己的过去和我们革命的历史，他发现了自己之所以被划为“右派”，并不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右”，实际上恰恰与自己“见杆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的“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式”有极大的关系，“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了右派”⑤。这里王蒙所反思的实际上是习惯的革命式的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王蒙对刘宾雁《人妖之间》的反思，不应该看作是对刘宾雁的攻击，而是对这种习惯的思维定式的反省。而王蒙自传里的“火气”，主要的也不是针对具体人的，而是针对这种偏激简单的思维方式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王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遭遇的左右夹击、腹背受“敌”实质上也是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这种争论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三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一种极端的偏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自近代以降思想界、政治界对革命的诉求有关。
当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愈演愈烈，当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日甚一日，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谐的思想便愈来愈显得无力。爱国反帝改变现状的冲动亟需找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认真梳理中国近代以降的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对后世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方法是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级斗争学说。前者如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所宣扬的历史观，正是一种借圣贤之道来“托古改制”的进化论历史观；而严复的《天演论》所宣扬的进化论的世界观则影响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这样评价严复的《天演论》：“人们通过读《天演论》，获得了一种观察一切事物和指导自己如何生活、行动和斗争的观点、方法和态度，《天演论》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对自然、生物、人类、社会以及个人等万事万物的总态度，亦即新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自《天演论》出版后，数十年间，‘自强’、‘自力’、‘自立’、‘自存’、‘自治’、‘自主’以及‘竞存’、‘适存’、‘演存’、‘进化’、‘进步’……之类的词汇盛行不已并不断地广泛地被人们取作自己或子弟的名字和学校名称……这就深刻地反映了严复给好几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以一种非常合乎他们需要的发奋自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1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中，进化论仍然是其哲学世界观的一个基本内容。孙中山说：“民权之萌芽，虽在两千年以前的罗马希腊时代，但是确立不摇，只有一百五十年，前此仍是君权时代，君权之前便是神权时代，而神权之前便是洪荒时代。”（《民权主义第一讲》）(15)甚至早年的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也是相信进化论的。进化论的要点是对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的挑战，在当时进化论起到了革命启蒙的进步作用，其功绩是不可抹杀的。然而，进化论把时间赋予了价值，时间成为一种神话，这种线性的历史进步论，催生了激进主义的昂扬，进步与落后、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后退等等二元对立也在进化论的框架下形成了。
中国进入现代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迅速为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在具有实用理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中是有着较大的一致性的。“重要的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唯物史观与进化论一样，不是作为具体科学，不是作为对某种客观规律的探讨研究的方法或假设，而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来接受、来信仰、来奉行的。”(16)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造，实际上也是在实用理性层面上的创造性运用。“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作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7)显然，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解释是如此鲜明、如此简洁、如此通俗、如此斩钉截铁，的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当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的科学的指导意义，而长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军事斗争形势，也使黑白分明、绝然对立、你死我活的激进主义的革命逻辑成为生活的常态，渗入每一个革命人的血液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8)这段脍炙人口的毛泽东语录，吹响了暴力革命的激进主义的号角，极大地影响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由此看来，近代以降，康梁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国共两党之争、抗日战争等等都使得这种革命性思维方式大有市场。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革命取得成功之后，我们没有适时地转变这种思维方式，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动斗”哲学思想(19)，在政治实践中的“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乃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早已把这种思维定式再一次强烈内化进国人的血液中。直到今天，这种思维定式仍然很有市场。比如八十年代学界常常流行一句话叫作“片面的深刻”。是不是只有片面才是深刻的，而全面了就成了“老狐狸”呢？我觉得“片面的深刻”容易，而“全面的深刻”却难。当我们把一个方面偏执地极端化，它的深刻实际上是可疑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片面的深刻”实际上就是只注意到了螳螂与蝉的关系，而没有注意到黄雀与螳螂的关系，因而这种所谓的深刻就是另一种“浅薄”，它怎能靠得住？我觉得，我们过去虽然不断地批判形而上学方法的片面，而倡导辩证法的全面，但实际上，我们所做的恰恰正是一种形而上学——把革命极端化、偏执化，这种深刻的教训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好好地汲取。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自传》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就显得难能可贵且深刻异常。这种立体化复合式的思维方法，一种全面的、复杂的、整合的、超越的思维方法，肯定要与那种极端的、偏执的思维方法产生龃龉。这也就造成了王蒙的左右不讨好的处境。王蒙不断提到的桥梁界碑问题，实际上是和他整个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因此，我说立体复合式思维方式是王蒙思想的出发点，只有抓住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才可能真正地理解王蒙。
总而言之，王蒙的立体复合式的思维方式以及他的一系列的有关多元整合的、建设改良的、中庸和谐的、理性民主的、交往对话的诸多思想观念，接通了中国古代中庸和合的思想流脉，对于改变激进主义极端化简单化的思想现状，实现和谐社会的理念显然具有了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二○○八年八月初稿，九月十四日改定。
注释：
①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第2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②王蒙：《王蒙自传》，第3部《九命七羊》，第11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③王蒙：《王蒙自传》，第2部《大块文章》，第175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④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第237-2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⑤王蒙：《王蒙自传》，第3部《九命七羊》，第1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⑥郭宝亮：《王蒙文艺美学思想散论》，《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⑦⑧王蒙：《王蒙自传》，第3部《九命七羊》，第128、17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⑨⑩(13)王蒙：《王蒙自传》，第1部《半生多事》，第75、80、17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11)王蒙：《沪上思绪录》，《王蒙文存》，第23卷，第2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2)见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第1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16)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59-260、153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15)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51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17)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18)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19)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25-145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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