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政府对苏联经济外交政策研究：1981～1988——苏联解体一个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里根论文,外交政策论文,视角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这个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于国际政治体系变迁意义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发生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当政8年之后，由此，对于里根时期美国对苏外交政策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因果联系，关键历史亲历者分别给出了不同评判①。虽然苏联解体的具体事件发生在布什任期内，但实际上，苏联解体的缓慢进程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已经悄然开始②，里根入主白宫的两届任期(1981年1月～1989年1月)是苏联解体过程逐步展开的重要时期。里根执政期间，苏联最高领导人更迭频繁，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先后入主克里姆林宫，尽管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与新思维”，给里根留下了与其前几任截然不同的积极印象③，但自始至终，里根一直是在冷战遏制理念的支配下来制定各项对苏政策，在冷战思维的大框架下部署对苏战略④，里根政府对苏联的政策基础始终没有发生实质意义的转变。
一 冷战遏制理念下里根政府对苏经济外交战略：损耗苏联社会经济基础
罗纳德·里根对于苏联共产主义信仰和体制有一种近乎出于“本能”的抵触⑤，他坚信美国式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相对于苏联集权政治、中央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其长达8年的执政期间，里根在军事安全、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等领域与苏联展开了全面较量。1982年年底美国经济复兴进程启动之后，里根更是将美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作为政策工具，制定了对苏经济外交的系统战略。1982年5月，里根政府通过国家安全决议指令第32号文件(NSDD32)，把对苏联及其盟国施加经济压力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5个主要支柱之一。同年11月12日，里根政府通过了《对苏联进行持久经济战》的国家安全决议指令第6号文件，确定了对苏“三位一体”的贸易战略：从信贷、技术控制和能源3个方面对苏联的经济空间进行挤压。在1988年里根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仍然将美国的经济力量、安全援助和发展援助等作为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手段⑥。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回忆说，“我们采取了一项包括经济战在内的全面战略，用以攻击苏联的弱点。它是一场无声的战役，与盟国一道开展工作，并且要使用其他措施。”⑦ 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对苏经济外交战略的影响范围涵盖了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及地缘政治等各个方面。
二 里根政府对苏联采取经济外交政策的可行性
在冷战遏制理念的支配下，里根当局之所以能够以经济手段为杠杆，对苏联进行全方位遏制直至损耗其社会主义体制，由几方面因素决定。首先，美国经济的复苏为里根当局对苏的经济外交政策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里根执政伊始即提出“经济复兴计划”，1982年年底，“经济复兴计划”的政策效应开始释放出来，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逐渐显现⑧。美国经济的全面复兴为本国利用经济手段作为杠杆，影响和干预对苏外交政策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次，里根内阁多位高层顾问都具备经济专业知识背景，或者具有从事经济工作的相关经历。总统里根在尤里卡大学的专业就是经济学，国务卿舒尔茨曾担任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1972～1974)，国防部长温伯格曾担任尼克松政府的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局长(1970～1973)，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曾是尼克松政府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1973～1974)。这些内阁成员不仅对经济问题有所偏好，而且在长期相关经历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具备推行对苏经济外交政策的意愿和能力；第三，整个80年代，苏联经济日益衰退，外债高筑，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边缘，戈尔巴乔夫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革，在硬通货、贸易、投资和技术等各方面都急需外部支持和援助，这也为美国利用经济优势影响对苏外交政策提供了可能性；第四，美国对苏经济外交政策的实施，离不开西欧盟国的一致行动及配合协调⑨。由于安全、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冷战年代美国一直对西欧盟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保持着较强的影响力和操控力，这为里根政府开展对苏经济外交提供了外部联盟保障；最后，在多个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美国都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在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某些项目上，美国甚至可以具有实质上的决策权，从而为里根政府实施对苏经济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部渠道。
三 里根时期美国对苏经济外交政策对苏联解体的效果评估
里根时期美国以经济杠杆对苏联采取的种种外交政策，从性质讲，是在冷战遏制理念支配下对一个强大冷战竞争对手的出于防御心理的攻势，而非纯粹进攻；从战略目标讲，是为了削弱和损耗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而非要根本颠覆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甚至促使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消失；从战略的地缘角度讲，是为了推动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联盟的分裂和瓦解，而非苏联自身的解体；从最终效果讲，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影响因素，而非决定性力量。
对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对苏联采取的种种经济外交政策，苏联确实做出了某些政策回应和调整，但这些调整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影响力是有限的，苏联政策的变化和调整相对于苏联长期的历史积累、庞大的国家规模来讲效果有限，里根政府的对苏经济外交政策只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助推力量，而非决定性因素。
在不同问题领域，里根时期美国对苏联经济外交政策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很难作出一致评价。
(一)军备领域。从统计数据看，整个80年代美苏军备支出的总态势表现为苏联军事开支水平基本保持不变，而美国则大幅提高军备开支水平，以在总量上赶超苏联。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军费开支一直稳定在大致占本国GNP的12.8％左右⑩，而美国的军事开支则从1980年的占本国GNP的5.3％增加到1986年的6.3％，增加了一个百分点，这使得到了80年代晚期美苏两国军费开支总额基本持平(1988年美国的军费支出为3080亿美元，苏联的军费支出为3000亿美元)，大大改变了80年代初期苏联军费支出遥遥领先的局面(1980年美国的军费支出为1440亿美元，而苏联的军费支出则为280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但是，苏联20世纪80年代巨额军费支出对其经济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70年代苏联军备膨胀继承下来的庞大基数带来的，相对于80年代初军费支出的基数水平(1980年为2800亿美元)，苏联整个80年代军费支出的增量规模很小(从1980年的2800亿美元增至1987年的3130亿美元，只增加330亿美元)，增幅仅为0.12％，并且330亿美元的军费支出增额相对于苏联当年的GNP总规模来讲是微乎其微的，仅占苏联1987年GNP的1.3％。从这个角度分析，里根80年代的政策对于苏联军事开支增加的影响又是很有限的。此外，鉴于苏联的军事工业综合体长期以来在国内处于超然、独立地位的历史传统，其军工综合体的规模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本国政治的影响更大(11)，而外部压力能够施加的影响非常有限。
(二)经济领域。首先，贸易方面，里根政府20世纪80年代数次以中止美苏间谷物贸易作为制裁苏联的手段，并且在当时对于苏联获得硬通货至关重要的乌连戈伊—6天然气项目上采取了一系列阻挠措施。这些措施短期内确实对苏联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讲，这种消极影响对苏联经济并非致命性的。一是因为冷战年代美苏双边贸易额在苏联总的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极低(12)。20世纪80年代初，全部美苏贸易远远不到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1％(13)。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双边贸易的意外波动能够给苏联经济带来的影响非常有限；二是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美国北大西洋联盟的欧洲国家自我意识逐渐增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关切逐渐成为关键考虑因素。美国的西欧盟国在与苏联的经济交往中更多地发出与美国“不同的声音”，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于里根时期美国以经济杠杆对苏联采取的一些制裁和限制措施，出于自身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西欧国家并不完全配合，甚至反其道而行之(14)，从而使得美国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和贸易限制措施大打折扣(15)；三是冷战期间，苏联的绝大部分对外经济联系局限在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范围内部，苏东联盟内部的经济联系占了苏联对外经济贸易量的绝大部分份额，在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和贸易控制的情况下，苏联完全可以将部分损失在经互会内部加以减轻和消化；四是鉴于当时美苏贸易往来的现实水平，即使美国放松对苏联的贸易控制，签订一些美苏贸易协定，苏联也不可能很快就能利用上协定所提供的优惠，美苏双边经济贸易往来在苏联剧烈转折阶段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才是关键所在，这是从口头支持改革转向实际行动的开始(16)。另外，针对美国的谷物禁运，苏联自身也采取了诸如谷物来源多样化、农业生产集约化等方法提高粮食产量，甚至提出了在不久的将来向世界市场出售谷物的计划(17)。
其次，尖端技术控制方面。里根政府20世纪80年代通过“巴统”机制、《出口管理与控制法》和谍报等活动确实给苏联获得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造成了很大障碍。这些技术控制措施对于当时急需先进技术的苏联经济改革来讲，其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政策反而激发起苏联自主进行先进技术研发的决心(18)。针对美国的技术控制措施，苏联制定了相应的《纲要100》，该纲要囊括了西方对其进行技术封锁的100种物资。在此纲要制定之后的3年时间内，这些物资的90％苏联已经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另外苏联在电子计算机、超导等高科技领域的研发工作也逐渐展开(19)。
最后，硬通货方面。由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对苏联采取的种种经济制裁和贸易控制措施，更重要的是由于苏联沉重的历史负担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种种失误，使得8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20)。从1985年起，苏联财政开始入不敷出，出现赤字。80年代中后期情况日益严重，同时，苏联的国际收支情况也开始恶化。但是，鉴于80年代苏联与美国和西方国家贸易水平的有限(整个80年代，苏联与西方国家的进出口量大致一直徘徊于200亿～300亿美元之间，而苏联的进出口量一直在大约600亿～700亿美元之间浮动，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量大约占苏联贸易总量的30％(21))，很难就西方国家对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状况恶化的影响作出很高评价，只能说，美国和西方种种遏制苏联经济发展的措施对于当时苏联经济确实造成了重要的消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对苏联经济状况的日益恶化并非决定性因素。
(三)地缘政治领域。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通过给予阿富汗和波兰等国家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的方式，企图迫使苏联在外围区域消耗更多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从一定程度看，美国确实达到了其战略目标。1984～1988年，苏联对阿富汗提供的武器累计价值达到65亿美元(在此期间，阿富汗从全世界接受的武器累计价值总额为65.4亿美元(22))，对波兰提供的武器累计价值达到63亿美元(在此期间，波兰从全世界接受的武器价值累计总额为64亿美元(23))，苏联在阿富汗和波兰的经济军事投入确实进一步加重了其当时国内的资源紧张和硬通货紧张。但是，也应该注意到，苏联当时在阿富汗和波兰等大部分外围区域的干涉和投入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继承下来的历史遗产，并非完全出于对80年代美国干涉政策的回应，里根的政策只是使得苏联对外干涉的持续时间相对延长(24)、经济和军事资源投入数量相对加大而已(25)。
总体来说，里根20世纪80年代对苏联采取的意在损耗其经济基础的种种经济外交政策，是冷战时期美国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强大敌人出于防御本能的攻势，从本质讲，是防御而非单纯的进攻，其目的在于对苏联可能扩张的遏制，而非指向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本身的解体，瓦解苏联可能是里根心目中一个理想主义的奢望和梦想，但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个目标对于里根来讲是根本不可企及的，里根当局至多会考虑到分裂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外围联盟，至于使苏联本身解体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进入里根的理念和政策操作层面的。
四 里根时期对苏经济外交理念转变及政策调整的滞后
1985年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提出“改革与新思维”，着手在国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而在外交上，则寻求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缓和。但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里根政府仍将苏联视作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26)，里根政府对苏开展的经济外交活动，总体上仍然是在冷战遏制理念的支配下，以损耗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为主要目标的。首先，在戈尔巴乔夫寻求对美缓和关系之初，在长期冷战意识的惯性支配下，里根当局对于戈尔巴乔夫缓和的意图一直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认为这只不过是苏联争取经济复苏的暂时策略(27)，在双方政治互信长期缺失的情况下，里根当局的对苏理念很难发生迅速转变(28)，由对抗转而援助长期冷战的对手，这样的想法对于当时的里根当局来讲，是难以接受的；其次，尽管第二任期内，里根对苏政策开始有些反思(29)，但不久，行政当局便长期为“伊朗门事件”困扰(30)，分散了部分行政能力，并且使得行政部门的权力执行能力受到一些限制；第三，里根时期关键政策参与部门领导更迭频繁(31)，很难形成系统连续的对苏战略，很难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美国的对苏战略和政策作出及时调整；最后，鉴于当时美苏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不同及地缘政治利益的分歧，美苏双边关系中存在着根本性矛盾(32)，国家利益的竞争仍是美苏双边关系的支配方面，这种性质上的结构性矛盾不可能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冷战的缓和而自动消失。鉴于以上种种因素，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戈尔巴乔夫改革需要外援的关键时期，美国始终没有给予苏联任何援助。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急需外部援助的关键时期，即使里根当局提供援助，能有助于当时苏联的经济改革走过难关吗？能够避免苏联的解体吗？这些影响都很难评估。即使当时美国的大量援助使得苏联经济改革成功，从而避免苏联解体，那么，从美国的战略利益考虑，究竟是利是弊，恐怕存在诸多争议。现在分析，就当时的里根政府而言，对苏的战略政策存在3种可能的方向选择：一是继续对苏联进行冷战遏制；二是迎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缓和，给予社会主义苏联以支持和援助；三是加速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解体，直至将苏联纳入西方民主市场阵营。可以说，这3种选择的激进程度依次递增，而里根当局最终选择了最为保守的一种，在当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性质和前景不甚明朗(33)、在长期冷战遏制和对苏联历史记忆的惯性支配下，里根进行第一种选择是非常合乎逻辑情理的，因为后两种选择已经大大超越了里根本人对苏联的哲学理念。至于对苏联的改革援助则留待布什政府来考虑了。
注释：
①〔苏〕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692页。Jack F.Matlock,JR.,Reagon and Gorbachev:How the Cold War Ended,NY:Random House,Inc.,2004,p.319.Peter Schweizer,Victory: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94,p.Ⅺ.
②Jack F.Matlock,JR.,Reagon and Gorbachev:How the Cold War Ended,NY:Random House,Inc.,2004,p.316.
③Ronald Reagan,An American Life,NY:Simon and Schuster,1990,p.635,p.641.
④Ronald Reagan,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Virginia:Pergamon-Brassey' s International Defense Publishers,Inc.,1988,p.74.
⑤Donald T.Regan,For the Record:From Wall Street to Washington,NY:St.Martin' s Press,1988.p.329.
⑥Ronald Reagan,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Virginia:Pergamon-Brassey' s International Defense Publishers,Inc.,1988,pp.20～21.
⑦Peter Schweizer,Victory: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94,p.xv.
⑧Ibid.,p.324.
⑨George P.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NY: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3,p.146.
⑩当时苏联军费开支的实际水平可能比官方公布数字要高。参见〔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234、394页。
(11)William E.Odom,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ray,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chap.2.
(12)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戈尔巴乔夫提到，除了谷物贸易外，美苏之间的其他贸易几乎为零。参见〔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201页。
(13)Alexander M.Haig,Caveat:Realism,Reagan,and Foreign Policy,NY: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4,p.240.
(14)里根期间美欧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就是乌连戈伊—6天然气管道项目，法国一直坚持反对里根政府将解除对苏天然气管道禁运与加强对苏联的贸易控制联系起来。参见New York Times:11/14/1982.
(15)Alexander M.Haig,Caveat:Realism,Reagan,and Foreign Policy,NY: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4,p.112.此外，在切尔尼亚耶夫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戈尔巴乔夫分化大西洋联盟的问题。见〔苏〕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84页。
(16)〔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934页。
(17)〔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199页。此外，对苏的粮食禁运，美国农场主可能相对要比苏联损失更多，里根的国务卿舒尔茨一直反对对苏联的种种贸易制裁措施，认为这些措施会损害美国公司作为“可靠供给者”的声誉，舒尔茨将对苏的贸易制裁政策称为“开关外交”，George P.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NY: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3,p.137.当时的美国驻苏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也认为帮助苏联解决粮食问题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Jack F.Matlock,JR,Autopsy on An Empire:the American Ambassador' 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NY:Random House,Inc.,1995,pp.179～181.
(18)〔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78页。小杰克·马特洛克以空间技术为例，认为对苏联的技术封锁无益于美国国家利益，Jack F.Matlock,JR,Autopsy on An Empire:the American Ambassador' 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NY:Random House,Inc.,1995,p.181.
(19)Ibid.p.200.
(20)〔苏〕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62页。
(21)P.Sutela,The Russian Market Economy,Helsinki:Kikimora Publications,2003,p.62.
(22)数据来源：US Census Bureau.
(23)数据来源：US Census Bureau.
(24)〔苏〕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35页。
(25)鉴于美苏两国当时经济实力对比，为了维持与美国在军事开支总量上的均衡，苏联不得不将本国GNP更多的份额用于军事开支，从这个指标衡量，苏联当时的军事开支要比美国多1.5倍。〔苏〕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298页。
(26)Ronald Reagan,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Virginia:Pergamon-Brassey' s International Defense Publishers,Inc.,1988,pp.12～13.
(27)Caspar W.Weinberger,Fighting for Peace:Seven Critical Years in the Pentagon,NY:Warner Communications Company,1990,p.332.Ronald Reagan,An American Life,NY:Simon and Schuster,1990,pp.682～683.
(28)Ronald Reagan,An American Life,NY:Simon and Schuster,1990,pp.588～589.
(29)〔苏〕阿那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587页。
(30)Donald T.Regan,For the Record:From Wall Street to Washington,NY:St.Martin' s Press,1988,p.70.Ronald Reagan,An American Life,NY:Simon and Schuster,1990,pp.532～533.
(31)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有六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32)Ronald Reagan,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Virginia:Pergamon-Brassey' s International Defense Publishers,Inc.,1988,p.74.
(33)Ronald Reagan,An American Life,NY:Simon and Schuster,1990,p.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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