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IS—LM模型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模型论文,LM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3)10-0013-08
在经济学界，一提起模型，人们就会立即联想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这样，模型似乎就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专利。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提出100多年之前，马克思就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商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相互影响等问题，因而实际上建立了自己的模型。马克思的这个模型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而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干预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商品市场的均衡
马克思在其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从宏观的角度对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进行了系统地论述。这个理论是通过分析社会总产品即社会总商品资本的运动，来分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的。这个运动必须经过销售、购买和生产三个阶段。社会总商品资本的运动和个别商品资本的运动有一个重要区别。在个别商品资本运动中，销售、生产、购买三个阶段是分开进行的。而在社会商品资本的运动中，销售和购买两个阶段是一并进行的。如果销售阶段得以顺利进行，那么社会产品就可全部实现。而社会产品的实现，意味着社会产品各部分已全部转移到需要它们的各个购买者手中。此时，社会产品可在价值形态上补偿已经消耗掉的全部资本价值，同时在实物形态上补偿生产和生活中所消耗的全部物质资料。可见，只要社会产品能够实现，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就可全部得到解决。因此，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社会产品的全部实现，又意味着社会产品的总供给恰好等于社会产品的总需求。所以，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也就是社会产品总供求的均衡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使社会产品得以全部实现呢？或者说，社会产品的实现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不论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还是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要使社会产品得以全部实现，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即第一部类为第二部类所生产的生产资料正好满足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同时第二部类为第一部类所生产的消费资料正好满足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要，或者说，第一部类对第二部类生产资料的供给正好等于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同时第二部类对第一部类消费资料的供给正好等于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2)第一部类为本部类所生产的生产资料正好满足本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要，或者说，第一部类对本部类生产资料的供给正好等于本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3)第二部类为本部类生产的消费资料正好满足本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要，或者说，第二部类对本部类消费资料的供给正好满足本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将条件(1)和条件(2)结合起来，就可得到条件(4)：第一部类为两大部类所生产的生产资料正好满足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要，或者说，第一部类对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供给正好等于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将条件(1)和条件(3)结合起来，就可得到条件(5)：第二部类为两大部类所生产的消费资料正好满足两大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要，或者说，第二部类对两大部类消费资料的供给正好等于两大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只要满足条件(4)和条件(5)，社会产品就能全部实现，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就必定相等。所以，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中已经包含了社会产品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的思想。诚然，他并没有用公式明确地表达这一思想，但只要对他的简单再生产图式稍做改进，就可得到这样的公式。
在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场合，社会产品的实现必须满足的条件是：
在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场合，社会产品的实现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是：
总之，社会资本再生产正常进行的条件是社会产品全部实现，这又意味着社会产品的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因此，如果用Y表示社会产品总供给，AD表示社会产品总需求，则社会资本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可以表示为：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社会消费可以划分为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因此，社会产品的总需求也可划分为消费需求与生产需求。因为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取决于各自的收入与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即消费倾向，所以，社会总消费取决于国民收入与平均消费倾向。国民收入(NI)等于社会总产品减去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K)，即NI=Y-K。因此，如果用V表示可变资本或工资总额，同时假设资本有机构成为k，剩余价值率为m，则有：Y=(k+1+m)V和NI=(1+m)V。如果用n=(1+m)/(k+1+m)表示国民收入占社会总产品的比例，则国民收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为NI=nY。平均消费倾向是工人与资本家的总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它等于工人的消费倾向与资本家的消费倾向的加权平均和。所以，如果用
分别表示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倾向，v'和m'分别表示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则可求得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
。因为工人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资本家的消费倾向，所以，工人的相对贫困(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过低)将导致平均消费倾向低下。综合前面的分析，可得社会的消费函数：C=C(nY，c)。生产需求是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即资本家对资本物品的购买，可恰当地称为投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所以，资本家的投资取决于利润率。但产业资本家进行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利润并不能全部归他自己所有，而必须与借贷资本家共同分享。企业利润中归产业资本家的部分为企业主收入，归借贷资本家的部分为利息。因为产业资本的循环是从货币资本的投入开始的，而货币资本又来自于借贷活动，因此，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利息是他获得货币资本所付出的成本。[1]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平均利润中的利息形式的那一部分，在职能资本家面前，是作为商品和商品价值生产上一个预先存在的要素独立出现的。利息量尽管变动很大，但在任何一个瞬间，对任何一个资本家来说，总是作为一个已定的量，加入这个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2]985因此，准确地讲，产业资本家对资本物品的投资需求取决于净利润率(θ)，它等于总利润率(π)与利率(r)的差，即θ=π-r。因此，投资需求函数可表示为：I=I(π-r)。这样，总需求函数就可表示为：AD=C(nY，c)+I(π-r)。将其与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结合起来，就可得均衡产出的表达式：
根据这个等式，如果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不断扩大，而分配上的贫富两极分化又导致平均消费倾向过低和消费需求不足，那么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就难以避免。一些刺激投资的经济政策虽然可以暂时缓解需求不足的矛盾，但长期内将导致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只要基本的分配格局没有改变，那么经济危机从长期看仍然难以避免。
根据上述等式，还可求得满足商品市场均衡条件的产出与利率之间的关系：利率下降导致投资和总需求增加，总需求增加导致产出增加。满足商品市场均衡条件的产出与利率之间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就是IS关系。
二、货币市场的均衡
货币供给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这是货币理论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货币供给从根本上来说是内生的。首先，货币是适应经济体系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而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二重性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来解决。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商品的价值形式也不断演进，依次经历了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等阶段。因此，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价值形式逐渐演进的结果，货币不过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说明，货币供给的产生是内生的。其次，货币的供应量也是根据经济体系的需要而决定的。马克思指出：“随着商品流通在范围、价格和速度方面的经常变动，流通的货币量也不断增减。因此，这个量必须能伸缩。有时货币必须当作铸币被吸收，有时铸币必须当作货币被排斥。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现有金银量必须大于执行铸币职能的金银量。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3]154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情况下货币数量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而自动调节这一点，说明货币供给数量的决定也是内生的。至于国家强制发行并流通的纸币，它也是直接从金属货币的流通中产生的。只要这些纸币确实是代替同名的金额来流通，它们的运动就反映货币流通本身的规律。至于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则“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地说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3]127总之，不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其供给从根本上说都是内生的。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货币供应量能够根据宏观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得到调节这一点，显然是针对长期而言的。从短期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并不否认货币当局的行为确实可以对货币数量产生很大的作用。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私人银行根据日常存款提现的需要，保持很小额的现金作为存款准备金，私人银行的准备金又以存款的形式并入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而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不仅被尽可能地压缩到最低水平，同时还要充当国际货币信用的准备金。这样，国内国外的货币活动和信贷活动都要靠中央银行微小的准备金来支持。“它的作用，像加在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哪一方面下坠。”[2]647“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4]648因此，这一相对于宏观经济活动来说是极其微小的准备金量，就成为可以调节经济活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杠杆。马克思还通过对代表某一方利益的英格兰银行行为的描述，进一步论述了中央银行是如何通过其贴现业务等手段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的供给又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在纸币流通的情况下，货币供给的这种外生性表现得更加明显。[5]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在商品流通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媒介着商品的交换，故商品流通必然引起货币流通。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商品在卖者方面，代表着供给，货币在买者方面，代表着需求。根据价值规律，在每一次的商品交换中，代表卖方的商品的价值和代表买方的货币的价值必须是相等的。同样，在一定时期所有商品的总交换中，代表卖方的所有商品的总价值和代表买方的所有货币的总价值也必须是相等的。但货币的流通和商品的流通不同：商品一旦经过出售转到买者手中，就会退出流通领域，进入消费领域；而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转到卖者手中时，并不退出流通领域，而是继续媒介下一次的商品交换。因此，货币会长期停留在流通领域，不断地运动，媒介一次又一次的商品交换。“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货币不断地被流通领域吸收。”[4]594
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1)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即社会总产品。它等于待销售的商品量与商品价格水平的乘积。(2)同名货币的流通速度，用一定时期货币流通的次数表示。因此，如果用L表示货币需求量，P表示价格水平，Q表示待销售的商品总量，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则马克思的货币需求函数就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根据这个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数量与商品的数量、商品的价格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利息是借贷资本的使用价格，利率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但借贷资本又是和货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借贷资本采取货币的形式，并直接成为货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借贷资本和货币之间又相互转化。货币存入银行，就转化为借贷资本。“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从前的私人贮藏或铸币准备金，都在一定时间内转化为借贷资本。”[2]552而借贷资本贷放出去，又可转化为货币或货币资本。因此，借贷资本的运动和货币的运动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可以影响货币的运动，而货币的运动也可影响借贷资本的运动。因此，货币的运动可以通过其对借贷资本运动的影响，间接地决定利率的水平。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利息是剩余价值的特殊表现形式，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所以，利率的水平首先取决于平均利润率。由此可以确定利率变动的最高限，即利率的水平不能高于平均利润率。否则，产业资本家不会愿意向借贷资本家借入货币资本。另一方面，利率的水平也不能低于零。否则，借贷资本家不会愿意将货币资本贷给产业资本家。所以，利率只能在零和平均利润率之间上下波动。至于利率的实际水平，则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在社会资本循环过程中，个别资本的循环是交错进行的，当一部分产业资本家的货币资本暂时闲置，形成借贷资本供给时，另一部分产业资本家的货币资本则暂时不足，形成借贷资本需求。因为个别资本的循环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借贷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不一定恰好相等。当借贷资本的供给超过需求时，利率下降，当借贷资本的需求超过供给时，利率上升。只有当借贷资本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时，利率才保持稳定。
这就说明，借贷资本市场均衡条件也可用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来表示。它表明，市场利率由借贷资本市场的均衡来决定，间接地由货币市场的均衡来决定。因此，当中央银行的政策导致货币供给变化，或社会生产规模和社会总产品的变化导致货币需求变化时，均衡利率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根据这个等式，还可求得满足货币市场均衡条件的产出与利率之间的关系：当货币供给不变时，产出增加导致货币需求增加，从而导致利率上升。满足货币市场均衡条件的产出与利率之间同方向变化的关系，就是LM关系。
三、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首先，商品市场对货币市场的决定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如前所述，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为适应商品交换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货币流通是为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商品流通的规模决定货币流通的规模。但货币流通不只是商品流通的消极产物，它可对商品流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在商品—货币—商品形式的商品流通过程中，货币代表着商品的需求，一定时期货币流通的规模和速度代表着该时期商品的总需求，从而决定着该时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和下一时期商品生产的总规模。马克思认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在卖出自己的商品之后不购买别人的商品是完全可能的，这里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随着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在产业资本的运动过程中，派生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借贷资本。因此，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还表现在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上。借贷资本是货币的表现形式，是货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借贷资本是从产业资本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借贷资本的运动取决于产业资本的运动，借贷资本的需求取决于产业资本活动的规模。另一方面，借贷资本的运动也可对产业资本的运动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借贷资本的供给可以通过影响利率的水平而影响作为投资的生产资料的需求。
马克思关于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可用数学模型来表示。将前述IS关系与LM关系结合起来，可得：
这个联立方程组，就是马克思式的IS-LM模型。这个模型反映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商品市场决定货币市场，货币市场又反作用于商品市场。商品市场对货币市场的决定作用表现在：给定货币供给不变，则产出变化导致货币需求变化，从而导致利率水平发生变化。货币市场对商品市场的反作用表现在：给定利润率不变，则货币供给的变化导致利率水平变化，利率水平的变化影响投资和总需求，进而影响产出的水平。
马克思的IS—LM模型与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第一，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中的总产出则是最终产品。凯恩斯主义所谓商品市场均衡，仅指最终产品市场均衡，而不包括中间产品市场均衡。而最终产品市场均衡并不能保证中间产品市场也均衡。所以，凯恩斯主义对商品市场均衡的分析是不严格和不全面的。马克思IS—LM模型中的总产出是社会总产品。它不仅包括最终产品，而且包括中间产品。因此，马克思对商品市场均衡的分析不存在凯恩斯理论那样的缺陷。第二，凯恩斯主义所谓利息是放弃货币流动性的代价，是投资者获取货币的价格。而马克思所说的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是投资者获取借贷资本使用权的代价，是借贷资本的价格。尽管借贷资本采取货币的形式，并构成货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借贷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借贷资本的货币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第三，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中，平均消费倾向是个常数，与阶级结构和收入分配之类的因素没有关系。而在马克思的消费函数中，平均消费倾向取决于社会阶级的构成和收入分配的格局，阶级结构和分配格局的变化可以对平均消费倾向产生重大影响。
四、马克思IS—LM模型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IS—LM模型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而且对我国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干预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根据马克思的IS—LM模型，利息对企业来说表现为获取生产资金的成本。所以，利率的高低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具有重要影响，利率可以成为调节企业经济活动的杠杆。利率水平的高低，又取决于借贷资本—货币的供求关系。而货币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受制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马克思明确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市场上现有资本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因此，就需求的形式来说，和借贷资本相对立的是整个阶级的力量；就供给来说，这个资本本身整个地表现为借贷资本。”[2]413这就是说，利率是由代表某一方利益的中央银行决定的。中央银行是信贷制度的枢纽，“英格兰银行的权利，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表现出来。……于是，它就有了确定市场利息率的权力。”[2]615因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以影响货币供给，并对产出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告诉我们，在分析国民经济的运行时要重视货币因素的作用，并善于利用合适的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宏观调节。
第二，马克思IS—LM模型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利率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而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又与产业资本的运行有关。马克思指出：“现在进一步问，货币资本的供求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毫无疑问，在物质资本的供给和货币资本的供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同样毫无疑问，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实际生产情况决定的。”[2]553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利率的变化与经济周期各阶段变化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低利息率与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到周期的下一阶段的过渡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2]404这说明，利率不仅是经济周期变化的结果，而且是经济周期变化的现实表现。利率取决于借贷资本—货币的供求关系，归根到底取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因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应该不失时机地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让利率由反映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货币的供求关系来决定。[6]
第三，马克思的模型还为中央银行确定货币政策的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利率的变化与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变化密切相关，反映出商业银行贷款活动的亲周期性质。而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熨平经济周期”，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稳定增长。货币当局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马克思的看法是：“银行应当做的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当金属储备减少时，应当扩大自己的贴现业务，而当金属储备增加时，贴现业务应照常进行，以避免不必要地加剧即将到来的商业危机。”[7]可见，马克思已经接近于提出，当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原则是“逆对经济风向行事”，[1]即当经济扩张时实行货币紧缩的政策，当经济衰退时实行货币扩张的政策。
第四，马克思的模型甚至还涉及到中央银行操作货币政策的某些工具。众所周知，现代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活动、调整贴现率和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等。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看来，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不同，通过其贴现业务来控制货币供应量：或者降低贴现率以扩大货币供给，或者提高贴现率以减少货币供给。马克思在分析货币供给的决定时已经提到，银行体系具有创造存款货币的能力。而银行体系的这个能力又与存款准备金比率有关。存款准备金比率越高，则银行体系具有创造存款货币的能力越小，货币供应量就越大；反之，存款准备金比率越低，则银行体系具有创造存款货币的能力越大，货币供应量就越小。由此得到的启示是，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影响货币供应量。
第五，根据马克思的模型，尽管货币政策可以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产生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毕竟是有限的。马克思明确指出：由生产盲目扩大所造成的危机，“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资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治好。”[2]555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性质。如果一种经济体制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则必然导致平均消费倾向低下和消费需求不足。一旦生产的扩张超过了社会需要的限度，就必然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状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因此，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固然可以刺激投资和需求，虽然可以暂时性地缓解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而且，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所导致的投资增加，在长期会导致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大。在收入分配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从而广大群众的消费需求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会进一步导致产能过剩，甚至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因此，刺激需求的根本不在于刺激投资，而在于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的根本又在于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即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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