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会性质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性质论文,金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6X(2000)04-0050-06
金钱会是太平天国时期活跃于浙江南部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从1858年创立到1864年失败，坚持反清武装斗争长达7年之久，会众最多时号称10余万人，势力及于浙江的平阳、瑞安、永嘉及福建的福鼎、霞浦、福安等10多个县及温州、福宁等府城，曾一度袭取温州，围攻瑞安，占领平阳、福鼎等城，威震浙、闽，对太平天国的后期斗争起过巨大的支撑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一组织的性质却众说纷纭：有的认为，金钱会是“利用魔教来团结群众的”，“以实质来说，是农民的魔教团体，以形式来说，是桃园结义式的秘密结社”[1]。有的认为，“金钱会不可能属于教门，更不是什么魔教团体，而是天地会的流派”[2]。也有的认为，“其组织内容，颇与天地会不同”[3]；还有的认为，“金钱会虽然采用了传统宗教和秘密结社的形式，但不同于一般宗教和帮会组织，它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为了发动广大群众响应太平军进军浙江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斗争目标比较明确、组织纪律相当严格的革命组织”[4]。既然对于金钱会的性质竟然有如此不同的看法，这就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我们认为，金钱会既不完全属于天地会的“支脉和流派”，也不是所谓“农民的魔教团体”，更不是一个单纯的土生土长的“革命组织”，而是会党与教门两个系统，天地会与白莲教两个组织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产物，是一个亦教亦会的秘密社会团体。它的出现决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反映了中国近代北教南会渐次走向联合的发展趋势，是整个教门与会党融合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因此，研究金钱会的性质不仅有利于拨开笼罩这一秘密社会组织的层层迷雾，而且对于探讨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的发展走向及其运动规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金钱会的领导骨干、会员成份、入会凭证、结社宗旨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志们。
首先，从领导骨干来看，金钱会的主要领导成员由赵启、缪元、周荣、朱秀三、孟州、王秀金、谢公达、陈十一等八人组成。（注：关于金钱会为首者8人有多种说法。宋炎文作：赵起、朱秀三、谢公达、缪元、张元、孔广珍、刘汝凤、周荣等；周梦江文作：赵起、朱秀三、缪元、王秀金、孟州、周荣、孔广珍、谢公达等；此处从刘祝封所撰《金钱会纪略》。）从其所从事的职业分析，他们大都由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无业游民及教徒等组成，成分较为复杂。据史料记载：“有赵启者，平邑钱仓人也，年三十余，设饭铺于其乡，善技击，结交皆拳勇辈，遇贫乏则赠以资财，以是名震江南北，渐至闽疆，亡命之徒，往依者众，人皆称赵大哥”[5]。缪元是塑神像的工匠，“有缪元者，善塑绘，有胆力，平时喜读英雄书传，八月十五夜梦天悬二月，次早往问赵启，启曰：‘两月为朋字；朋，同类也’。在《易咸》之九四，‘撞撞往来，朋从尔思’。君有大志，异日必应以光明之象。”[5]与赵启愈相契合。周荣，原名周兆荣，浙江金华兰溪女埠人，曾以卖笔糊口，粗识文字，善八卦，曾流寓青田，娶妻青田小溪，辄“以妖术教人吃菜，入其教者，出钱二百五十，投沸汤中煮，焚以符咒，取汤饮之，刀棒不能伤，谓之‘铜钱壮’，聚众于永嘉青田之山中[6]”。青田县令唯恐周兆荣与太平军联络，悬赏追捕，周兆荣改名周荣，辗转流亡至平阳钱仓镇，与赵启相识，遂拜会结盟。朱秀三是行医卖药的江湖郎中；王秀金是铜匠；山东人孟州，系军犯，其余二人身份未详。于是，上述八人“结为兄弟，分作八卦”[5]，在钱仓附近北山庙神前宣誓，不得负约，遂成立金钱会。“依托钱仓山庙神以惑众，入会者，纳钱五百于会首，则诣庙神，誓无负约，人给大铜钱一枚，红贴条约一纸，无少长老幼皆相呼曰兄弟，其钱文曰‘金钱义记’，其贴分八卦，封以三千人起数，到五、六千人，以张声势”[6]。所有会众均“归大总头赵启掌管”[7]。从领导骨干中，流氓无产者占多数，与入会人员一律讲平等、会内“无少长老幼皆相呼曰兄弟”等情况分析，说明金钱会以家长制为主体的血缘关系比较淡薄，用结拜异姓兄弟作为联系会员的纽带显然受天地会影响较深，具有某些会党的色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金钱会的领导集团正好由八人组成，既不是七人，也不是九人，这自然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作为金钱会领导八成员之一的周荣“善八卦”，“以妖术教人吃菜”、“焚以符咒”、“刀棒不能伤”，会员每人分发“红帖条约一纸”，“其帖分八卦，卦以三千人起数”等情况分析，反映出金钱会受白莲教中的一支八卦教的影响也很深，又具有若干教门的色彩。因此，金钱会可以说是一个亦教亦会的组织。如果只看到金钱会主要领导成员所具有的某些会党色彩就断定其为会党，或者只看到金钱会主要领导成员所具有的若干教门色彩，就断定其为教门，都是欠妥当的。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金钱会领导骨干的成份，其中没有一个是农民”[2]，因而断言它“不同于教门组织”，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前引赵启“年三十余，设饭铺于乡”，那么赵启在“三十余”岁之前从事何种职业呢？却不得而知，他的饭铺只能设在“乡”里，说明他没有离开农村，有史料记载他是平阳县钱仓镇人，钱仓镇也不过是乡村集镇而已，所以在此之前，当农民的可能性极大。而以塑神像为生的缪元和赵启是同一乡镇的好友，应该是邻居，如果两人住得相隔很远的话，他“八月十五夜梦天悬二月”，怎么会“次早”就能“往问赵启”呢？可见他也住在乡村小镇上，不是城里人，似无疑义。以卖毛笔糊口的周荣“流寓青田，娶妻青田小溪，”嗣又“聚众于永嘉青田之山中”，自然也没有离开农村；朱秀三行医卖药，王秀金做铜匠活，都是小本生意。这批人应该都是破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在乡村小集镇附近的农村或开饭铺，或做小生意，聊以养家糊口。更何况八人中还有两人身份不明呢？因此很难说“其中没有一个农民”。再者，加入教门的教徒通常以农民为主体，但是其领导骨干并非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往往是由一些不受重用的衙门胥吏、被革生员、星相医卜、和尚道士、甚至包括一些没有正当职业的人来担任的。例如，作为白莲教支派八卦教的义和团领导成员就不是由清一色的农民来担任的，除雇工朱红灯外，其他诸如小贩赵三多，船夫张德成，游勇曹福田，本明和尚杨天顺，黄莲圣母林黑儿等多数领导成员就不是以务农为业的农民，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义和团属于白莲教支派八势教这一基本事实。
其次，从会员的成份来看，一般来说，教门与会党的社会构成成份是不尽相同的。教门的基本群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水手、城市贫民，当然，有的成员也受地区和行业的影响，他们大都具有较为稳定的职业；而会党的基本群众主要则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包括游民、挑夫、佣工、兵勇、小商贩、江湖郎中、测字算命者等等。金钱会的会众是两者兼而有之。其中农民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史料记载：1861年5月24日，金钱会众“将起事，潜入瑞城，城中入会者约作内应，平阳坑某日有谢秀球者进而言曰：‘方今时际孟夏，早晚禾均未登场，况众兄弟皆务农为业，若此时举事，大妨农工，粮食何从而来，不如待秋后冬前，农事既毕，正用武之候，且到处可以劫粮’。启纳其言，于是中止，杀牛羊祭天地而已。”[5]赵启之所以采纳谢秀球的建议，农忙时中止起义，就是因为考虑到会众中农民占多数，“皆务农为业”、“早晚禾均未登场”的缘故，除农民以外，也还有不少的游民、挑夫、佣工、遣散兵勇等无业游民亦列名其中，此外，“武则官弁、兵丁；文则胥吏、差役，僧尼亦多附之”[5]，甚至有不少小地主、“商贾、富民”等为自身利益计，也纷纷加入，“无赖子弟归者亦众，有家财而无势力者亦多归之”[5]。因此，金钱会会众的构成成份比较复杂，尽管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白莲教徒，一类是以无业游民为主体的天地会众。
复次，从入会凭证来看，金钱会员每人均“挂腰牌”，作为会员凭证，腰牌为“一布条，上印连环合同二字，内图方胜钱帖，且列天地八卦名号”。此腰牌既列天、地二字，又列八卦名号，可见是天地会与八卦教相融合的产物。金钱会众在不同时期，其凭证图案略有不同：成立之初，借用现成的康熙钱文，“将满字向内，上下钉以二口（铉）系以辫绶，藏在衣襟”，作为凭证。随着人数的急增，他们开始用铜自制凭证，“平邑北门有岁贡生姓程名杰，年七十，两目失明，善弄刀笔，往依赵启，取钱三千，用铜铸面，注‘金钱义记’四字，金字用入字不用人字，以作记号”[5]，背面则刻有“天”字、“地”字，或刻有八卦中之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字样。金钱会会势日张，朝野震动，平阳县令翟惟本惧祸及己，企图用“招抚”的办法控制金钱会。适有赵启部属程杰“胞侄在营充当百总，造假米票坏事，平阳知县翟惟本捕之不得，有老胥向翟私语曰：‘欲捉此人，非启不可。’启与杰正有口角，招使之，何患不到案”。于是，翟“使人招启，启即发土匪三千人烧毁杰屋，立缚杰侄到案”。翟令大喜，“并犒以牛酒”[5]。这件事一时缓解了金钱会与地方官吏之间的冲突。1861年3月，县令翟惟本派人到钱仓与赵启联系，以“金钱”二字“适与金乡、钱仓地名合，再三劝改为义团”[9]；而赵启也想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作为掩护，赢得金钱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便接受翟令的建议，“改名团练”，在乎阳城南竖起“金钱义记”的大旗，在浙南各地独立自主地建立金钱会组织。于是，在入会信钱背面又铸有“团练”字样。起义军失败后，不少人逃到天台山，谋求发展，金钱面文上又刻有“金钱罗汉”、背面刻有“天台名山”等字样。金钱会入会凭证即信钱的图式变化是金钱会从事反清斗争发展的曲折反映，从中亦可以窥见金钱会亦教亦会的性质。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发现金钱会信钱共有六种：其中金钱面文为“金钱义记”四字者凡五种，金钱面文为“金钱罗汉”四字者仅一种。而面文为“金钱义记”四字五种信钱中，背面有“天”字、“地”字、“离”字、“震”字各一种，背面无字者一种；面文为“金钱罗汉”者，背面有“天台名山”四字。据赵之谦解释：金钱面文为“金钱义记”四字的信钱，背文为两方胜，无字；还有背文两方胜之上加铸“天”字、“地”字的信钱各一种，以表示其为天地会。此外，还有两种，一种背文两方胜之上加铸“离”字，其形状较其他信钱稍大；另一种背文无方胜，但有“震忠团练”字样，此种信钱正面“金钱义记”的“金”字从“入”不从“人”，钱形大小与背刻“天”字、“地”字及无字等钱相同，背文上“震”、下“忠”、左“团”、右“练”，合读之为“震忠团练”，为篆书，这是与其他信钱不同的。此处“离”字和“震”字确属势文，其他“乾”、“坤”、“坎”、“艮”、“巽”、“兑”等字应该都是有的，只是没有发现而已。这说明，赵启等人组织金钱会的时候，所铸“金钱义记”信钱背面的八卦文，就是八人的记号，或者是八人中某股所用，肯定是作为入会凭证用的信钱，与市场上流通的公用钱币不是一码事。如前所述，“团练”本来是地主武装，金钱会之所以举办“团练”有两方面的原因：清朝官方想通过“招抚”利用他们，把他们变为团练，可以化敌为友，为己所用；而从金钱会众一方而言，其活动尚处于隐蔽阶段，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要想谋求发展，就只好借改编团练的机会公开扩张势力，俟羽翼丰满，再揭竿起事。金钱会举办团练，并非真情实意，信钱背面改铸“震忠团练”字样，主要是借以安定官方，起意至为深刻。那么另外一种信钱正面为什么铸有“金钱罗汉”而背面又刻有“天台名山”字样呢？“罗汉”本为佛教语，梵文的音译；佛教称断绝了一切嗜欲，解脱了烦恼的僧人为“罗汉”。此外，赵启在金钱会创立的后一阶段，打过不少败仗，特别是清军攻破温州城以后，深感众寡悬殊，力不从心，借助白莲教中的八卦教作掩护，曾“伪言江西坤、兑字号将至，从者需先剃发，名为“罗汉阵”，然而这种“罗汉阵”会众虽然表现得英勇、顽强，但由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还是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被杀者千余人，均是和尚一般。”[6]赵启所部余众逃到天台山寺院隐蔽下来，仍然没有忘却“罗汉阵”上“被杀者千余人”的深仇大恨，为谋求新的发展，于是便在天台山重新铸造金钱作为入会凭证，“金钱”代表原来的金钱会，罗汉代表赵启的余众，并非寺院中供奉的“罗汉菩萨”，这是此种信钱正面刻有“金钱罗汉”真实原因，反映出金钱会受白莲教影响之深。而另一方面，会党是以开山立堂发展其组织的，天地会系统一般称“山堂”，名山即指山堂而言，不同地方的会党相见，往往信口便问你从哪处名山来，名山系指来的地方，此钱背面刻有“天台名山”四字，就是指天台一带地方的山堂，所以，背面刻有“天台名山”的“金钱罗汉”信钱定为天台山金钱会所铸似无疑义。由此看来，这部分金钱会余众受会党的影响同样也是很深的。同一枚金钱会凭证，正面刻“金钱罗汉”，体现了白莲教中八卦教的影响；背面刻“天台名山”体现了天地会的影响，再恰当不过地体现了金钱会亦教亦会的性质。
最后，从结社宗旨看，中国近代秘密社会中无论属于会党系统还是教门系统，都有明确的结社宗旨，无宗旨的结社似乎是不存在的。有的宗教色彩比较浓厚；有的政治斗争观念比较强烈；有的以追求经济上的互助、互帮，解决眼前的衣食困难为主旨；有的以求得彼岸世界的幸福为依归；有的欲练武以防身自卫；有的想求神仙祛病健身；有的以追求平等、平均为理想；有的则以猎取教主或会首头衔享尊荣。那么，金钱会的结社宗旨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结合金钱会的斗争实践进行具体分析。金钱会成立之初，平阳县知县翟惟本深虑金钱会的发展、威胁自己的统治，极力“招抚”，“再三劝改义团”；金钱会为谋求自身的发展，取得合法地位，遂以举办“团练”为名，公开招人入会。为取得县令及地方官的信任，曾一度发布誓词，其文曰：“上则尽心报国，下则守法保身；倘群贼未临，备用则依然乡勇；如长毛猝至，整威则无异虎臣。”[8]从表面看来，他们成立金钱会的目的，一是为了“尽心报国”；二是为了“守法保身”。如果以太平天国为首的“群贼未临”，他们则以“乡勇”“备用”；如果太平军“猝至”，“整威”则无异于朝廷的“虎臣”，摆出与太平军对抗的架势，俨然就是地主武装团练。其立会宗旨似无反清色彩。这当然不会引起地方官吏的干涉。另外，从最初的《金钱会义贴》十条分析，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义贴全文如下：“一、敦孝悌，出入不可不严；二、尚忠信，言行不可不饬；三、完国课，毋使暮夜追呼；四、定纲常，毋致横行乖节：五、重慈敬，毋欺老幼尊卑；六、矜体恤，毋凌鳏寡孤独；七、尊朝廷法例，毋许恃众以暴寡；八、饬庭帏伦纪，毋许枉己以正人；九、安名分，贤读愚耕，毋失其常；十、明时势，履顺处变，毋乖其守。”[10]义贴强调“定纲常”、“安名分”、“尊朝廷法例”、“饬庭帏伦纪”等等，与誓词如出一辙。金钱会正是在这种“合法”的外衣下，秘密发展自己的组织的。但是，随着金钱会势力的扩展，越来越引起了地方官吏及豪绅的恐惧和嫉恨。“羽翼既成，叛志愈决，武则官弁兵丁，文则胥吏差役，僧尼亦多附之”[12]。以广西学政孙锵鸣为头目的浙南地主豪绅，极力反对翟令承认金钱会为“义团”而合法存在，孙一方面多次亲赴温州向道、府告状，并致书浙江巡抚王有龄，要求派兵镇压；另一方面，孙又借奉旨在籍举办团练的机会，成立“浙南团练总局”，亲自组织和扩充地主团练，企图以此消灭金钱会众。按照“浙南团练总局”的规定：“村各为团，人执义团白布一方以为号”[5]，故又称“白布会”。因此，摆在金钱会众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粉碎“白布会”的猖狂进攻。从1861年8月2日至9月24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金钱会组织和发动了摧毁“白布会”的三次大的战役，即袭击陈家大院、歼灭温氏团练、铲除孙家团练。
粉碎地主武装“白布会”是以袭击陈安澜的陈家大院发其端的。瑞安林垟大地主陈安澜乘粮荒之际，大量屯积粮食，哄抬粮价，并偷运粮食出境，以牟取暴利。金钱会众高悬“金钱义记”大旗，厉行“禁谷偷漏”，陈安澜商请地方官“带团勇十多人，差役数人，拔其旗杆以归。”会众走告赵启，赵大怒，1861年8月2日，赵率千余人攻之，“势甚咆哮，团勇官役见者皆股傈，陈之屋片时被毁”，“陈之须已为火焚”，仅以身免。金钱会一举攻下陈安澜的老巢陈家大院，旗开得胜，首战告捷。接着，乘胜前进，矛头直指温氏团练。平阳雷渎地方的豪绅温和钧、温和锵兄弟早就编有温氏团练，仗势胡作非为，当地群众深恶痛绝。1861年9月22日，赵启率金钱会众将温氏团练包围起来，温氏兄弟拼死抵御，突围逃跑，窜至敖江之滨，落入金钱会众所设的伏击圈内，伏兵喊声四起，将温和钧及其全家老小统统驱逐入敖江淹毙，温氏团练得以歼灭。1861年9月24日，金钱会的另一首领潘英率众1000多人攻打孙锵鸣的“安义堡”。“安义堡”傍山建造，高大厚实，易守难攻。其时，孙锵鸣早已躲进瑞安城内，其兄孙衣言召集孙家团练负隅顽抗，义军在孙家拳棒教练的帮助下，从孙家后山猛冲下去，攻克“安义堡”，孙衣言化装成乞丐逃逸。以白布会为标志的浙南地主团练从此销声匿迹。此时，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兵锋已达金华，清廷在浙江的统治危在旦夕，金钱会众便汇入太平天国起义的洪流，高举武装反清的义旗，投入到克复温州、围困瑞安、袭取福建福鼎城等重大战役中去。
实际上，金钱会自成立伊始，即与太平军取得了联系，据孙锵鸣致左宗棠的信中称：“平阳棍徒赵起、朱秀三等八人，在钱仓镇地方，私立金钱会名目，聚徒结党，妄言与发逆渠魁白老三者，谊属同乡，潜通消息。”[12]其兄孙衣言亦云：赵启“又自言贼渠白老三者，平阳人，阴授以号令，入会者无贼祸。”[5]孙氏兄弟多次提到的“白老三”就是白承恩，平阳宰清乡湖窦人，咸丰初，投身太平天国运动，拳勇有谋，尤善星命推算之术，因排行第三，故称“白老三”，金钱会创立之初，就是通过他与太平天国取得联系的。由此可见，金钱会是听命于太平天国将领指挥的，武装反清的宗旨极为明确。另外，金钱会员红贴条约上的一篇骈体文誓词也很说明问题，誓词有云：“窃闻交切陈雷，雅义如投胶漆，心同管鲍，休风犹让分金，是以肝胆无欺，御变则情坚金石，腹心共抱，防危则契结金兰，义取金钱，意在斯乎，弟念众兄辈，当白首而如新，毋凶终而隙末，仿桃园故事，名录数千，效纠合盛文，势成十万，同饮香酒，共遵誓言”[5]。这段骈体文字强调结异姓兄弟，讲江湖义气、谋团结发展，这显然是从天地会的歃血结盟的结拜仪式演变而来的。
另一方面，教门宗教色彩较浓，比较强调信仰。这是与会党有异的。而金钱会首的举旨往往受白莲教的影响，这一点金钱会在与清军作战时表现得最为明显。“闻钱匪败时，朱秀三所带精兵五千人执黑旗，衣黑衣，自号鸦军，为首者一老教习名成开，年八十余，同一徒弟足缠红布，兵败，且战且走，至董田，为地保陈昌吉、陈学清、阮阿七、阿沛等围住，不敢动手。”朱秀三是如此，赵启更滑稽可笑，“赵启见兵势日促，与屿头局假托一丐者，扮作女神，戴凤冠，披蟒玉，下仍赤足，高踞神座，口唱闽曲，呢呢喃喃以蛊惑入会者之心。伪言江西坤、兑字号将至，从者须先剃发，名为罗汉阵，渡江可不用船，逾城可不用梯。乡民各受其愚，后兵败逃回，被杀者千余人，均是和尚一般。”[5]金钱会的这种举动，不竞使人想起后来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作为白莲教一支八卦教，与金钱会何其相似！
其实，类似金钱会这种亦教亦会的秘密社会组织，在近代中国所在多有，例如道光末年，由湖南新宁瑶民雷再浩和广西泉州人李世德共同创立的棒捧会，“分青红两教，青教茹素，红教食荤”；尔后由湖南新宁人李源发创立的把子会，会内吃斋诵经，其头目又“俱称大哥”，也基本上是按照棒棒会的模式组建起来的；同光年间，在楚豫交界之区，有哥老会与属于白莲教之灯花教“互相勾煽，根株纠结”，在陕西属境，亦有所谓“签匪”与“会匪勾结者，亦有既为签匪复为会匪者，彼此效尤”。即使如同哥老会这类组织，也是南会北教相融合的产物，诚如蔡少卿教授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哥老会是在“会党与教门广泛融合的条件下，以啯噜的组织形式为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的”[13]。近代社会这种亦教亦会性质的组织反复出现的事实表明，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反映了中国近代北教南会渐次走向联合的发展趋势，换言之，大联合可以视为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的活动规律，当然这种大联合既包括了教门与会党之间的联合，也包括了教门内部各支派之间、会党内部各山堂之间的联合。由于参加教门和会党的广大群众面临强大的敌人，处于同样的政治环境，社会地位都很低，且都具有共同的斗争目标；加之二者均受道教的影响，道教经典《太平经》讲的是“天地之常道”，为仁君者，理应“上法皇天，下法后地”，对于那些逆天地之道的帝王，人民群众就有理由将其打倒，顺天行道，以建立顺平天理，合乎人情的新的统治。天地会“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亦标榜“顺天行道”，在白莲教的经卷中亦常出现道教神仙，白莲教分支在理教同样也受到道教的影响，“所谓在理者，言在儒佛道三教之理中，奉佛教之法，修道教之行，习儒教之礼”[14]。因而白莲教与天地会之间具有共同的思想渊源，这就为大联合奠定了基础。在辛亥革命时期，大联合形成了高潮，以下层群众为主体的秘密社会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同盟军，成为他们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从而使他们成为一支重要的反清革命力量，在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领导下，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生动活泼的历史活剧！
收稿日期：2000-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