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频发春色 风暖树自荫——就9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态势答《当代电影》记者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色论文,中国电影论文,记者问论文,态势论文,频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采访提纲
1.新千年、新世纪即将到来，站在世纪之交这一特殊的历史坐标系上，我们有必要对20世纪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及其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回顾。而作为负有带领中国电影事业继往开来迈向新世纪艰巨使命的跨世纪的政府部门领导成员之一，您怎样评价和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电影、50年来的新中国电影、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时期电影，以及10年来尤其1996年“长沙会议”五年来的90年代电影？请概括地谈谈您的总体印象。
2.今年是“长沙会议”后的第五年，也是“九五五○”工程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完成和结束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90年代前半期中国电影出现大幅度的“滑坡”现象。毫无疑问，1996年年初的“长沙会议”对于促进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长沙会议”及其推出的以抓精品为核心的“九五五○”工程的重要意义，几年来您曾进行过多次阐述，这次希望您从总结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阶段的角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
3.从1998年以来，我刊每年年初在“国产电影态势”栏目发表您回答的本刊记者采访的文章，这些文章在电影界内外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三年来的实践证明，您对当前国产电影发展态势的总结、评价和预测是基本准确和比较全面的。在过去的采访中，您曾用“爬坡”来形容“长沙会议”后的电影发展态势，并对去年以国庆50周年献礼片为标志的第三次电影创作高潮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现在，请您将这五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具体描述一下五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态势、主要成就及其基本特点。
4.您自1995年年末担任广电部电影局副局长，一直负责全国电影创作生产的管理工作。几乎可以说，五年来您目睹了每一部影片的产生。我们也听到许多创作人员谈到与您有较多的交流和交往。因此，对于“长沙会议”及其之后五年来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程，您是一位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站在这个角度，您能否对在实施“九五五○”工程的五年中的经验教训做一些总结。
5.在去年的采访中，我们曾经提出：“尽管1999年国产电影创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其市场的票房成绩却十分不理想。”这一状况在2000年更为严重。最近，关于电影票降价问题，又一次引发有关方面的激烈争论，甚至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现行的发行放映体制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其计划经济的垄断、保守、僵化、消极和反市场规律的弊端，并成为严重阻碍中国电影发展的主要路障。请谈谈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及其解决的方法和途径。
6.据报道，目前中国加入WTO的主要障碍已基本排除，“入世”已经进入倒计时。“入世”后，中国电影将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范围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请谈谈政府部门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认识和考虑。
7.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中国电影在“九五”时期推出了“九五五○”工程，在“十五”时期将会有什么重大举措？请谈谈政府部门对于“十五”时期中国电影发展的基本思路、总体部署和奋斗目标。
8.2001年是新世纪、新千年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辛亥革命90周年，请谈谈2001年电影创作方面的情况，并对未来五年的国产电影创作的发展趋势作一些展望和预测。
9.最后，请您再用一句话来概括90年代尤其“九五”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态势，并作为本篇访谈的标题。
答问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90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尤其“长沙会议”以来的这五年，的确有很多内容需要总结。此外，今后五年怎么发展，也需要有一个规划、一个思路。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世纪交替，千年更迭，新千年、新世纪、新的五年计划即将开始。因此可以说既是终点，又是起点。这是一篇很大的文章，不是一次“访谈”所能完成的。这里，我只是简单地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供大家借鉴和思考。
一、对中国电影的总体印象
中国电影已经诞生95年了，几乎走过了整整一个20世纪，其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没法在一篇文章中尽道其详。我认为，中国电影从30年代左翼电影开始，一直弘扬着现实主义、爱国主义的基调。与时代同步，与社会同步，其间虽有曲折，但大的趋势一直是与人民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的。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真正掌握在了人民的手中，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改革开放20年，中国电影又一次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回首百年，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国运盛而电影兴”。同时，也可以说中国电影是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
今天我们谈论90年代的中国电影，首先要看到它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和发展。从继承上讲，近百年来所打下的基础，所形成的传统，对这十年的创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是在继承中的发展。但这十年的确又非常特殊，因为90年代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新的文艺形式的不断出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都使中国电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阵痛。为什么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感觉电影比过去困难？为什么使出了浑身解数还见不到很大的成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这十年的电影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有共性，也有特性。一方面，电影创作上的确有许多不适应时代、不适应人民需要的地方，需要改革和改进，十年间也进行了改革和探索。另一方面，文化是经济的反映。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到改革开放十年后面临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有一个新的调整，这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渡时期是很痛苦的，旧的机制、习惯、规矩等被逐步打破，新的又没能很快形成，因此会觉得很困难、很难受、不适应。这一点凡是经历过改革、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都会有亲身的感受。如果辩证地看，觉得困难、难受，实际上还是个好事。这就像病人发烧一样，发烧的直接感受是痛苦、难受，但实际上是身体内的健康力量在同病毒斗争的反应，说明你身体内部还有健康的机体与病毒抗衡，加上药物的外力配合还能治好，不发烧反而麻烦了，可能就要结束生命了。这些年电影业也是在发烧，感觉很难受、很烦躁，以至于有的人烧得直说胡话，就是这个原因，我认为这是正常的。
所以说，现在遇到困难和问题，都是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前进了才遇到，不前进就遇不到；继续前进才有可能克服。90年代初就遇到了困难，所以1993年提出了改革，但是当时电影仍然还是一个紧俏货，直到1995年拍摄指标还很紧俏，当时只有16个国务院批准的制片厂才能拍电影。指标分配是长影20部、北影18部、上影18部，省办厂想拍电影还要去大厂买指标。虽然市场严重萎缩了，但是创作上还是没有紧迫感。这就了形成了一个惯性，一直影响到现在。等于是身体的抵抗力越来越弱，因此真正的困难是在后五年，拍电影都困难了，投资没有积极性了。所以说当时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制约了现在的发展。1995年厂长会议上讲，中国电影滑向低谷，而且深不见底，整个电影行业，特别是电影市场走下坡路。1996年“长沙会议”提出“九五五○”工程，重点抓了创作，五年来我们在创作上扭转了下滑的势头，在市场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下滑的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
因此，我认为这十年特别是后五年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时期。首先表现在创作上，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电影的数量保持了稳定，质量逐年有所提高。特别是1999年是一个丰收年，集中推出了一批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实现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三次创作高潮。
这五年的重要意义，也许还要经过些年头才能真正为大家所认识。我认为，刚刚走过的五年是中国电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电影向现代电影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创作观念上，树立了类型片意识、市场意识，甚至包括对好莱坞模式的认可。在市场上树立大市场观念，除关注影院外，开始后电影和相关产业的开发。在机制上，逐步改变小而全的模式，走上了基地化、集团化的发展轨道。当然，所有这些都还是初步的、探索性的，而且探索中可能会有失误、走些弯路，这都是正常的、允许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任何改革都可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是简单拍拍脑袋就能找到一条康庄大道的。
二、关于“长沙会议”和“九五五○”的重要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了。“长沙会议”以来这五年，最成功的还是“九五五○”工程。丁关根同志在“长沙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了电影存在的很多问题，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优秀作品不多。因此他说：不是观众离开了电影，而是电影离开了观众。对电影行业来说，创作是根本，这是不能含糊的。正如经济是整个国家的工作中心一样，创作是我们电影的工作中心，不管外国片在市场炒作上如何热热闹闹，但根本的问题还是要靠民族电影创作的繁荣。
这五年最大的成果就是“九五五○”工程的推出和完成。进入90年代以后，整个电影创作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是在最初的五年主要是表现在质量的下滑，在数量上还看不出来。1995年的故事片年产量还有146部，历史上年产量最高的年份1992年是172部。所以在90年代前半期的五年，平均每年有150部故事片。这个数量不算少，但是为什么大家不满意？就是影片质量不行。那些年电影创作上港风内渐，粗制滥造了一些低俗的搞笑片、打斗片。所以当要遏制住这种现象时，必然会影响到产量。1996年到2000年这五年，共完成故事片470部左右，平均每年90多部，接近“长沙会议”提出的每年100部左右的目标，从数量上看比前五年减少了三分之一，但也不算少。关键是质量大大提高了，每年都推出10多部优秀影片，“九五五○”工程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长沙会议”和“九五五○”工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给中国电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把电影行业、电影队伍重新凝聚了起来。一个行业、一支队伍，如果没有一个“核”来凝聚大家，没有一个目标、一个口号、一个标杆，就像一支军团没有一面旗帜一样，无疑是群龙无首，自乱阵脚。“长沙会议”正是抓住了中国电影的主要症结，提出了“九五五○”工程，多出精品，促进繁荣，以精品生产为突破口，带动整个电影事业的繁荣。“长沙会议”之后，经过学习，大家都取得了共识，意识到质量还是第一的，没有质量，便谈不上效益，更谈不上求得生存和发展，根本的问题还是多出好作品。“长沙会议”最成功、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明确了这么一个指导思想，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创作和生产中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风云怎么变幻，不管有多少困难，首先要抓好电影作品的质量。“长沙会议”抓住了主要矛盾，牵住了牛鼻子，解决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是五年来的一个最成功的成果和经验。当然，创作受方方面面条件的制约，别的问题不解决，创作也会受影响，如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电影市场不健全、不完善，有了好作品却不能进入影院放映，严重制约了电影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这也是事实。这是因为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工作重点，要抓主要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点论。我们下一阶段的重点是抓市场问题。
总之，这五年我们主要解决了创作问题，重视了作品的质量，在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功。虽然创作上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毕竟走上了正轨，形成了一套应对新的形势进行电影创作生产的方法，掌握了规律，逐渐适应了市场经济带来的新形势，适应了现代社会对电影的要求。如这几年的贺岁影片、类型影片的出现，包括高科技在电影中的运用，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是应运而生的，适应了现代社会、现代科技的发展，适应了现代观众观影的兴趣和需求。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三、关于五年来电影行业发展的基本态势和特点
过去的五年，是中国电影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这五年中国电影发展的基本态势和特点，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一是创作生产的指导思想明确。就是前面所说的，“长沙会议”和“九五五○”工程提出的指导思想，使多出精品成为电影界的一个共识。端正了创作思想，贯彻了党的文艺方针，“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必须强调，好的作品应该适应时代的发展，适应人民的需要。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你的作品为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服务，为这里的人民服务，就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多出精品，努力创作顺应时代发展的、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电影，这个指导思想已经成为共识。
二是影片数量保持了稳定，优秀作品逐年增多。从世界电影来看，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电影都大幅度下滑，整个世界电影都不景气。因此电影遇到困难是一种新形势下发生的必然现象。尽管这样，我们每年还拍摄出了百部左右的影院长片。影院市场尽管不轨范，但每年都有几部叫得响的、单从票房看也能跟“进口大片”抗衡的优秀影片。当然，如果按照过去的传统的眼光、观念和标准，如果仅从影院票房来看，电影事业似乎越来越小了，不仅面临了很大的困难，而且简直是夕阳西下了。这是我们自己的坐标，眼光出现了问题，还是在用原来的观念和标准看电影。在今天这个时代，电影的概念已经变了，它的坐标已经位移了，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发展，要有大电影观念。跳出原有的电影市场概念，换一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电影业反而膨胀了、扩展了，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同的只是播映的形式变了，不再仅仅局限在影院放映。不用说VCD、DVD，仅全国各电视台每年就要播映几千个电影节目，仅我们的电影频道的观念就已达6亿多人次。每部播映影片最少的观众也在一千万以上。但对于纯粹意义上的国产电影来说，目前的确困难很大，这是事实。正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电影数量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尤其是影片质量逐步提高，在国庆50周年之际还实现了中国电影的一次创作高潮，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是凝聚了一批优秀的艺术人才。过去，电影界常常提到人才流失的问题。说电影人都去拍电视剧了，坚守电影阵地的人不多了。这些年提出“九五五○”工程，用精品生产这个目标、这个方向、这面旗帜，凝聚、团结了一大批优秀创作人才。这五年中，可以说凡优秀的电影人才都活跃在电影创作生产的第一线。这里我要占点篇幅，列举出1996-1999年度获得华表奖及2000年度较优秀影片的艺术家（因是举例，仅限导演）：谢晋、吴贻弓、于本正、黄蜀芹、韦廉、杨光远、郝光、翟俊杰、李前宽、肖桂云、孙沙、丁荫楠、胡柄榴、王亨里、王薇、黄健中、滕文骥、郑洞天、吴天明、广春兰、张刚、张艺谋、陈国星、吴子牛、何群、冯小宁、张建亚、冯小刚、戚健、宋江波、周友朝、肖锋、塞夫、麦丽丝、李少红、雷献禾、赵为恒、于向远、王冀邢、叶大鹰、陈力、徐耿、霍建起、黄军、王瑞、张杨、胡雪杨等。这一大批优秀人才都活跃在电影创作的第一线。这支队伍称得上是阵容强大，梯队齐整，层次丰富，风格多样。我们的事业需要人才，国家的方针政策需要人才去落实。我们要用明确的目标、真诚的态度、宽阔的胸怀去团结人才，给他们以生长的空间，不求全责备，要团结各种类型、不同艺术风格的导演。比如，张艺谋、陈国星、冯小刚是同一年龄段的导演，风格各异，路数不同，应该让他们各展其能。张艺谋是最具创新意识的导演之一，他注重人文关怀，注重内涵，注重电影语言的运用，我们给予荣誉。而对陈国星这样的有激情、有社会责任感的导演，我们积极地为其创造条件，使弘扬主弦律影片的质量不断提高，不断有所创新。以冯小刚为代表的平民文化类型影片，也是电影的一种式样，艺术的一种式样，观众需要它，我们也要给予有力的支持。我们鼓励艺术家树立自己的艺术个性、风格，扶持不同的艺术流派。艺术家们在艺术上各有特点，谁都有不足，所以我们对艺术持以宽容的态度，按照艺术规律加以引导。当然，艺术家尤其年轻艺术家也要不断地学习，特别要向生活学习，不断更新观念，提高对于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提高讲故事能力，使自己的艺术水平提升一个新的台阶。
有的小报说，政府主管部门现在是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电影的一切。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甚至曲解。我们在创作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是遵循艺术创作规律的。我们也强调要有管理和规划，电影是个集体项目，没有规划是不行的。我们每年年初召开厂长会议，年中要开文学部主任会议，对当年创作生产进行督促，规划下年度的选题，到年底各地选题汇总过来，我们进行筛选，做规划、策划，最终确定30部重点扶持的影片。这个过程是逐步调整、循序渐进、周密论证的，没有哪一点是强迫的、行政命令的。电影局和剧本中心帮助策划、论证的影片如《横空出世》、《我的1919》都非常成功，它们都遵循了创作规律。这完全是按创作规律去生产，而靠行政命令不可能出这么好的片子。有人说中国电影在管理方面的特点是“修引水渠”，限制水流，形成主导文化，是有规划的。认为美国没有人为地限制一个圈子，而是大家都往这走，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主流文化。说美国没有管理肯定是不对的，但美国的确管理技巧高超、巧妙。有一点说对了，美国人包括艺术家，他们的爱国热情、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的确是自觉的。这一点我们需要学习。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艺术家能不能自觉地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当然对大多数艺术家来说是毫无疑义的，但还有那么一些人却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以引导，让它随意泛滥，是不行的。引导，而不是强制，这是国家稳定、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需要。一个国家没有主心骨、精神支柱，就是一盘散沙。现在多数艺术家都比较自觉地意识到这些问题了，意识到怎样把自己的艺术才华与今天的社会要求、与大众的需要结合起来，使作品具有时代的意义。因此从总体上讲，我们的电影队伍是优秀的、可爱的、值得信赖的。
四是行业管理开始进入了依法管理的阶段。1996年国务院颁布了《电影管理条例》。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电影的专门法规，结束了长期以来电影无法可依的局面。同时在管理上更强调行业的特点和专家管理，与过去完全由政府人员组成的审片小组不一样，1996年成立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复审委员会，吸收了很多专家参加。审委会依照《电影管理条例》独立审查影片，依法管理，避免了行政命令的弊端，这也是一种进步，是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出现的新特点，虽然它还不完善、不健全，但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这也是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转变，是管理机制、管理手段现代化的转变。在这种依法管理的思想指导下，电影的粗制滥造行为和歪风邪气得到了一定扼制。还要强调指出，对严重违纪、违规行为进行依法制裁和严格管理，是电影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对多数人利益的保护，否则就对多数遵纪守法者有失公允。依法管理也体现了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如果不管，反而会破坏我们整个电影繁荣的秩序和大局。
五是机制改革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不断地推进。有人说这几年改革停止甚至倒退，这种说法无视起码的事实，是不负责任的。当然，从总体上看我们电影改革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相比有些滞后，不适应。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从我们行业本身来讲，我不认为改革停止或者倒退了，改革肯定是在进步。比如制片业，1995年前只有16家厂有出品权，1996年开始允许省厂拍片；1997年开始允许社会资金加入；1998年电影发行公司、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等影视单位都可以出品影片；1999年开始允许社会的公司拥有单片出品权，即它不仅可以投资拍片子，还可以作为出品人，拥有版权。目前还不能一步放到完全由社会资金独立出品，因为时机不成熟。现在的社会资金、社会公司的稳定性和成熟的程度，及其法人具有的专业素质、专业资格都还差得很远，管理上没有保证。电影改革的步伐要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吻合，循序渐进，不能太超前、冒进了。制片体制的改革，从目前来讲很适度，效果很好，它极大地解决了创作生产的生产力问题。现在每年有20部影片是社会资金投入生产的，此外还有各省电影制片厂、发行公司等的资金投入。从16家制片厂放到省办厂，再放到发行公司、影视制作公司和电视台，最后放到社会，五年走了四大步，改革步伐不能说不大。
当然在发行放映方面的改革不太理想，对创作的制约很大，的确有些滞后。这里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国家市场经济的建立问题有关。但也不是没有改革。特别是2000年的"3.20"文件，鼓励多个发行渠道，鼓励建立双院线。现在很多地方如四川、湖南、广西等都实行了两条发行渠道。这些政府都是支持的。最近出现的票价争论，就是这种改革后才出现的。还有一个最大的改革就是允许引进外资来改造影院，改善放映条件。此外，电影产业的集团化改革也正在继续深入发展，虽然目前效应还没有显现出来，但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除中影集团外，目前还有上影集团、永乐集团、西影的股份公司，以及北京的紫禁城公司、天津厂与电视台组成的影视公司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具有实际效应的改革。改革应该讲求实效，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否则不如不改。当然我们电影改革的力度还不够，还应继续深化，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六是电影经济状况有了改观。电影是最需要观众掏腰包来支持的艺术种类，所以电影经济对电影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电影前几年感觉生存困难，就是因为制片的资金短缺。这五年电影经济状况逐渐有所好转，特别是制片方面的资金有了基本保障，制片厂的生存状况好转。主要有几个来源：其一，是政府的支持。在这个过渡时期，新的机制还未建立，如果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前景不堪设想。这五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制片厂近4个亿：电影专项资金收入1.3亿元，支持改造影院、更新器材设备，五年直接资助影片创作生产150多部，约占五年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此外，中影公司支持三大基地和儿童影片生产约8000多万元，财政部专项支持拍摄影片400多万元，国家还给各制片厂减免拷贝增值税2000多万元，这些加起来约有6个亿，这是“长沙会议”中央提出的给电影的五项经济政策带来的直接好处。其二，是电影频道成为电影新的经济增长点。五年间电影频道的广告收入是12亿元，直接返还和支持国产电影创作是5个亿。这两项加起来就是10亿多，还不包括与电影伴生的后期开发的收入，如制作发行光盘、录像带以及物业的开发等，所以说整个电影的经济状况是好转的。
七是跟上了世界高新科技发展的步伐。这五年电影的科技含量远远超过过去，如数字技术在电影制作上的运用、数字立体声影院的建立等。最近《紧急迫降》在美国展映，美国观众也大加称赞。米高梅公司全球发行部总裁格利森对我说：“非常吃惊”，“重新发现了中国”。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也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横空出世》、《宝莲灯》、《冲天飞豹》等影片也都使用了数字技术，说明尽管从总体制作水平上看我们国家的电影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但也可以拍出运用高科技技术的电影。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八是电影国际交流不断扩大。五年中先后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中国电影展活动，共展映优秀国产影片200多部次；推荐影片参加了50多个国际电影节，共有70多部次影片获奖。从1997年开始，连续四年在美国举办影展，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堂堂正正地选我们最好的影片，到好莱坞去举办影展。1999年和2000年，由电影局和美国电影协会组织的中国电影展，影响非常好，迈出了进军美国的第一步。如今中国影展已经遍及五大洲，连非洲也有了，影响十分广泛。我们的电影从影展的角度看是成功的，得到所在国的观众的好评。尽管目前还没有广泛地进入商业渠道，但几年来的国际影响表明，中国电影确实已经全面走向世界，并且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一个知名品牌。从对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电影在这个方面已经走在了出版业和传播业的前列。
上述八个方面是全面推进，虽然程度不一样，同时也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但五年来电影事业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进步的，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可以说中国电影整体上了一个台阶。有了这个基础，中国电影将会继续稳步发展，直至出现一个新的高潮。
四、关于现行发行放映机制改革问题
电影行业五年中取得了进步是肯定的，但许多方面的确还不太理想，这里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市场问题。我同意你们这个观点，现行的发行放映体制的确已越来越暴露出了它的弱点，计划经济带来的垄断、保守、僵化、消极和反市场规律等一系列的问题，的确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正常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拓、规范市场。前一段发生的“5元票价”事件，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票价问题，票价只是个表面现象，它反映了体制中某些深层次的问题所带来的冲突。计划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垄断，垄断必然导致保守、僵化、不思进取、缺少活力。所以，仅仅降低票价是解决不了的。当然，不适当的高票价，背离了价值规律，抑制了观众的消费欲望。现在有一种借口说影院放映成本太高，所以要提高票价，这是违背商品价值规律的。成本高，应该通过内部消化来降低成本，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提高票价，让消费者去负担。但我也不主张一味地降票价，这也是一种不公平竞争的行为，破坏了有序的市场。至于降到多少合适呢，不能一概而论，要依据影片的质量、影院的环境、放映的档期时段等来科学定价。但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深化行业机制改革，形成竞争的有序的市场机制。我们行业中许多人，不研究市场规律，不研究电影的营销，主观决策，消极应付，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因此必须推进改革，靠深化改革解决电影发展的根本出路问题。
打破垄断是行业改革的关键。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去规划改革。现在民航和银行的改革就是比较好的路子。银行变成大区管理，民航建立了国际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三大骨干集团。如果1993年改革发行放映行业能像民航这样做，也比现在好。当然也是不够。电影跟别的行业不一样，仅仅覆盖一个省是不够的，必须全国、全世界去放映才能实现它的价值。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走了不少弯路，制、发、放分离，垄断发行走不通，简单的制、发、放一条龙，还是不行，因为都会导致利益垄断。试想，如果全国只有一条大龙，还是全国垄断，这跟计划经济没有区别。但如果有若干条小龙，又各自都不能伸展到全国，那就是区域垄断。“一条龙”的体制违背市场规律，不利于形成统一、竞争、有序的大市场，阻碍电影市场的良性发展。
现代企业制度提倡专业分工更加细化，而不是大而全、小而全。在发行放映机制的改革思路上，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反垄断法不允许制片和发行公司拥有影院。制片、发行、放映的关系完全是市场机制规范下的商业合同关系。制片和发行可以是一体，大的制片公司或者自组发行公司，或者联合组建发行公司，他们的商业伙伴是院线。美国有20几条院线，每条院线一个法人，都可覆盖全国。几大电影公司每年制作百部左右的影院影片，其他大量影片都是由数百个小制片公司拍摄，再由大发行公司代理发行。发行公司直接向美国的各地的院线发行影片，同时依据各地影院的定货预付制片方费用，订购有票房潜力的影片。制片与发行、发行与影院的分工更加明确，关系更为科学。根据我国电影业的实际情况和可能，也可以实行多家发行公司、多条院线的发行放映机制。发行领域应该是多家竞争、减少环节、降低成本、机制灵活。在减少发行程序的同时，放映改革应重在重组，要以资产为纽带，尽快形成跨地区的多个放映集团，实现多线并存、规模放映。
在改革发行放映机制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树立起电影的品牌观念和大市场观念，加大电影行业全面改革的力度。首先，要发挥电影的品牌效应，拉动相关产业的综合发展。我们的眼光要跳出传统的那种狭隘电影概念，要认识到电影已成为一种品牌了，它所带来的连锁反应、连带效应，它所形成的巨大的产业和市场，如影像产品、旅游、娱乐、玩具、餐饮等，都是我们应该重视、利用和开拓的。而现行的电影、电视、音像分设，电影制、发、放错位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必须尽快改变的。如果不从这个角度解决电影的出路问题，就算现行发行机制改革了，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电影的经济乃至生存仍然存在危机。其次，应树立新的市场观念，寻求电影多渠道发展空间。这里包括四方面：一是多渠道传播是电影传播的趋势，美国电影收入中影院只占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其他大部分是电视播出和家庭录像（包括光盘）的收入；二是开拓海外市场，加强中国电影的出口竞争力；三是改变影院影片为唯一标准的制作方式，满足影院、电视、家庭录像等多渠道的需求；第四是细化电影分类，针对不同的人群制作不同的电影。今后可以考虑适当减少影院影片的生产数量，每年另外拍摄100部左右的16毫米胶片的电视电影。而影院影片则要做得非常精致，让观众到环境特别舒服、视听效果逼真的影院去看电影，真正欣赏到在别处体验不到的电影。
五、关于“入世”后如何应对竞争问题
中国加入WTO，对电影来讲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且机遇大于挑战。将来电影面临的竞争肯定更为激烈，但这并不可怕。实际上现在已经在竞争了，每年电视台播放和文化部门批准引进的VCD等外国影片达到1500多部，竞争早就存在了。全世界每年最多也就三四千部片子，全部进来也没什么好怕的。过去我们造了一堵防护墙，结果该堵的没堵住，不该堵的全堵在外面。正如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一样，如果不引进外资和先进管理，我们只能住招待所，而现在不仅盖了大量的五星级酒店，而且酒店的管理也是现代化的，这不是很好吗？我们应该利用WTO这个机遇，利用压力、竞争，冲破现有不合理的机制，引进先进的机制和观念，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学习别人的管理经验，引进别人的资金和技术，壮大我们自己。
加入WTO以后，创作生产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人愿意出钱拍其他国家的影片，要拍肯定是反映他们自己民族特点的片子。真正拍出属于自己民族风格、式样、情感、价值取向和思想的电影，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制片企业和艺术家。我们可以利用外国的先进管理与运作方式、技术和资金，把市场做得更大，扩大国产电影的生存空间。就像现在许多地方搞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技术、资金，搭一个台来唱我们的戏呢？最终是要唱我们的戏，这才是关键，这个台子只要坚固，只要大，使我们有用武之地，至于是什么材料建的、谁建的，就不那么重要了。关键我们自己要有这种心理素质，要有这种应对实力和应对机制。没有竞争，不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免疫力，不壮大自身的实力，那就可能被挤垮。因此从现在开始要有所准备。进入WTO后，肯定会增加合作机会，我们还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走出去，“借船出海”，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不仅各厂可以组成联合发行公司，对国外发行，而且要打中国电影的品牌，利用外国的发行渠道发行公司把我们的国产电影推向国际市场，在国外市场上获得利益回报。在制片合作中我们不仅可以用共同的话题、共同的题材与外国联合拍片，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自然人文景观和制片设备资源，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行全面广泛的合作。总之，加入WTO可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经营机制和管理观念，促进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获得更大的发展。
当然要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我们电影行业要及早做好调整和转变：一是制、发、放各个环节都要由“多而散”、“小而全”向规模化、集中化转变；二是多种经营，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三是观念要更新，由被动拍片走向主动策划，由被动买片走向主动定货，由等待观众走向主动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
六、关于“十五”期间电影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创作准备
明年是“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电影行业“十五”期间的发展目标，可以概括为：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以“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为动力，全面推进电影行业的机制改革，促进电影事业的繁荣发展，以应对加入WTO后在国内外面临的挑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还是要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增强紧迫感，深化和推进改革。
“九五五○”工程已经完成，从2001年开始，为了明确目标，凝聚队伍，我们要认真制定电影行业的“十五”规划，在创作方面要启动“十五五○”工程，主要标准与“九五五○”一样，影院影片数量稳定在100不左右，重点在创作生产的质量，确保每年生产10部左右优秀故事影片，以精品促繁荣。同时，要注意到题材的广泛性和风格的多样性，注意到满足包括儿童、少数民族和农村观众的需要。在行业改革方面要继续深化电影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培育和完善电影市场，重点是鼓励电影企业的集团化建设，鼓励和支持发行第二渠道的建立，鼓励影院实行跨地域联合、规模化发展。关键是要解决深层次矛盾，形成竞争的规范有序的电影市场。
2001年是建党80周年，这是我们电影创作的一个重点。在1998年已经做了30部与建党80周年有关题材规划，其中现实题材影片占60%左右。有一部分已经完成，到2001年7月基本都能完成。对这一批影片的要求，除了强调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外，还要突出重点，就是要讴歌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歌颂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塑造新时期共产党的光辉形象。2000年已经拍摄了《生死抉择》、《相伴永远》、《走出硝烟的女神》、《毛泽东与斯诺》等一批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影片，还有一批风格多样、具有艺术特点的影片如《郑成功》、《詹天佑》、《幸福时光》，以及一些贺岁片。2001年再完成约20部左右重点影片，按照中央的部署，将在6-7月份集中上映，因此预计围绕建党80周年会形成一个小的高潮。从现在起我们还要做一些新的规划，2002年要召开党的十六大，已经策划了几年的重点影片《邓小平》要在2002年完成，今年作为重点还要拍一部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情况的影片，也是2002年完成。此外，现在我们还要考虑到2005年，那时“十五”时期结束了，新的五年计划又将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年，对此今年都要在创作上有所规划和准备。
最后还要强调，这些规划并不妨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和艺术个性。这些任务的完成需要艺术家积极加入并发挥创造性的劳动，但并不强迫任何人去做。每个艺术家都可以另辟蹊径，创作出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影片。
七、结语
在回首90年代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时候，在总结“九五五○”工程和第三次创作高潮成功经验的时候，广大观众和社会各界对民族电影事业的关注和期待令我感动，广大电影工作者的追求和奉献令我钦佩，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的关怀和支持更令我感到是一种巨大的动力。
进入90年代，当电影又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给予电影以深情的关怀和有力的支持。1995年初，党中央提出抓好电影、长篇小说、少儿文艺“三大件”的要求。同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致信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要求电影工作者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艺术精品。这一年12月，是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我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勉励大家“多出精品，促进繁荣，再上新台阶，迎接新世纪”；1996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又亲临八一电影制片厂视察，要求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的优秀作品；1997年5月，他又将刚刚获得电影华表奖的电影艺术家代表请到中南海做客，共商中国电影事业大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江总书记连续五次写信或接见电影工作者，这在我国电影发展历史上是罕见的。2000年8月，当电影《生死抉择》面世以后，江泽民总书记又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称赞电影工作者对党的建设的支持。
谈到党和政府对电影的关怀，我们不会忘记1996年3月的“长沙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丁关根、李铁映等中央领导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丁关根同志在讲话中，全面阐述了党的文艺方针，提出了繁荣我国电影事业的指导原则、工作重点，明确了支持电影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尤其令人鼓舞的是，明确提出实施电影精品“九五五○”工程的目标。实践证明，“九五五○”工程的实施，切实推动了新中国电影第三次创作高潮的到来。
新中国电影50周年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关怀，90年代以来，新中国电影在困难中不断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关怀，“九五五○”工程的实施更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关怀。“雨频发春色，风暖树自荫。”有了这春风春雨，新中国电影不仅走过了辉煌的50年，在新的世纪，也一定会有新的发展。
“雨频发春色，风暖树自荫。”就作为本篇的题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