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需求面转向供应面：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商投资论文,新趋势论文,需求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这个提法与以往我们熟悉的利用外资的政策语言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往提过，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更早的提法是要解放思想、扩大开放领域、大胆利用外资。以往的提法无论有什么不同的表述，其经济学意义上的共同点都是扩大资本形成能力和加速经济增长。然而，十八大的新提法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深化和我国经济增长出现阶段性变化等一系列新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具有不同的含义，需要深入分析。
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近两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自2002年以来首次“破8”。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两年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原因是三大最终需求不足。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调1.1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1.1%，比上一年回落3.5个百分点，同期出口和投资都还较为稳定。2012年经济增长率再下行1.4个百分点的原因，则与投资、消费、出口增长放慢都有关系。从固定资产投资和商品消费的增长情况看，近两年的增长速度都低于2009年和2010年。
但2012年的进出口贸易是一个特殊现象。全年进出口总额38667.6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6.2%，增速比上年回落16.3个百分点；出口20489.3亿美元，增长7.9%；进口18178.3亿美元，增长4.3%。进出口相抵，顺差2311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中，一般贸易进出口20098.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加工贸易进出口13439.5亿美元，增长3.0%。由此，出现了在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情况下，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正贡献结果。①
从各个地方的情况看，2012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和最终实现目标不一致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多数发达省（市）的预期目标高于实现的指标，但只有少数欠发达省区的实现指标高于预期目标，说明增长动力不足已经成为各地的普遍现象（见下页图1）。
这说明，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趋向下降。什么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学的解释是，在没有政策刺激或压抑条件下，完全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供给和需求的经济增长状况。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家采取了4万亿投资的刺激政策，使当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7%，2010年更高；但当刺激政策退出和效果弱化后，2011年和2012年就逐年下降。2012年下半年，国家采取了一定的刺激措施，才能使经济增长达到7.8%。所以，中国这些年的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反过来说就是，2012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低于7.8%的，这与以往在没有国家政策刺激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也能达到9%以上有了很大的区别。
为什么出现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经历过或将会经历“结构性增速”和“结构性减速”这两个过程。我国经济过去30多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是一个“结构性增速”的过程，其经济机理是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推动“增速”。从生产要素看，劳动力增长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资源要素资本化和资本形成能力的增强、工业技术的广泛采用；从产业结构看，一次产业向效率更高的二次产业转移，这些经济活动都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些因素近年已经发生了变化，劳动参与率趋向下降（见表1），资本报酬递减导致资本投入亦呈下降之势，二次产业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产业结构缓慢向第三产业转移，但第三产业中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都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见表2），这些因素都导致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
此外，投资回报逐年降低，可以从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的下降趋势中看出来。2010年工业对GDP贡献超过49%，但增加值率却很低，只有28.3%。同时，劳动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也趋向下降。
以上证据说明，在“结构性减速”阶段，靠扩大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将比过去大大降低。同理，单纯从数量和规模来吸收外商投资也会遇到同样问题，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效益会更差。在这种挑战面前，过去单纯以需求导向考虑吸收外商投资的政策和做法到了应当转变思路和理念的时候了。
二、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的新机遇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重新认识到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因此需要寻找科技创新的支撑点和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从而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这个战略导向的理论依据是，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主要不是体现为制造业直接创造的价值或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是体现为制造业所蕴含的生产性知识的复杂性。美国哈佛大学和MIT等机构的一份合作研究认为，在过去60多年间，由生产性部门产品复杂性所反映的一国生产性能力是所有预测性经济指标中能够最好地解释国家长期增长前景的指标，国家间的生产性能力差异能够解释国家间收入差异的至少70%，而制造业中的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化学工业和数控机床等制造业是生产性部门中产品复杂度最高的行业。这个视角的研究发现意味着，虽然制造业在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中比重不断下降，但制造业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却是关系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这种认识极大影响了美国“再工业化”的技术路线，制造业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以及与新能源相结合成为工业发展的战略性方向，并引起各国的纷纷效尤，对世界未来经济竞争格局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
从近几年趋势看，各国都在厉兵秣马角逐新的工业革命：（1）美国：新能源开发利用、混合动力汽车、生物医药、航天、海洋开发、信息和互联网、气候变化应对；（2）欧盟：健康、食品、农业与生物工程、纳米科学与工程、材料和新产品技艺、信息和传媒工程、能源、环境、运输、安全、空间；（3）英国：生物产业、创意产业、数字产业、通信产业、绿色能源、先进制造、重启核电发展计划；（4）法国：生态经济和绿色化工、再生能源、未来城市建设、未来交通工具、数字内容；（5）德国：数码软件创新研究、药物疗效和新药安全、成像诊断学、智能传感器和眼科学、环境友好创新技术、未来物流、重启核电；（6）意大利：太阳能与光伏、纳米技术与材料产业；（7）日本：信息通信、纳米材料、系统新制造、生物及医疗护理、环保汽车、能源、软件、融合战略；（8）韩国：新可再生能源、低碳能源、高质量水处理、LED应用、绿色交通系统、高科技绿色城市、传播通信融合产业、IT融合产业、机器人应用、新材料纳米融合、生物制药和医疗设备、高附加值食品产业、全球医疗服务、全球教育服务、绿色金融、文化创意、会展观光；（9）新加坡：新能源汽车、绿色化工制药法、创新手机、电子产业研发；（10）巴西：发展以乙醇为中心的产业、生物燃料汽车、风能、核能产业、电动汽车产业；（11）智利：混合种植技术、生产和加工生物燃料、生产沼气；（12）印度：软件产业、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和农业旅游、医疗旅游、医药产业、信息产业。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预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与前两次世界工业革命相比，它确实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技术支撑点，在一定意义上说，具备了新工业革命的迹象。
我们可以从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衡量标准来观察：第一次工业革命使用的能源是煤炭、原材料是熟铁、信息沟通是通信和印刷品、交通及基础设施是蒸汽轮、火车、运河、铁路；通用技术是蒸汽机（蒸汽时代）；制造范式是单件小批机械制造。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用的能源是石油与电力；原材料是钢铁；信息沟通是电话电报；交通及基础设施是汽车、飞机、高速公路、机场、港口；通用技术是电动机（电气时代）；制造范式是大批量流水线制造。第三次工业革命使用的能源是新能源；原材料是复合材料纳米材料；信息沟通是互联网；交通及基础设施是新能源汽车和信息网络；通用技术是计算机（信息时代）；制造范式是个性化的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国际经济竞争的影响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成本的重要性下降。由于直接从事生产制造的人数将减少，少量“现代机械和知识型员工”对大量“传统机械和简单劳动力”逐步替代，劳动成本在整个生产成本中的比例也将随之下降。这可能会进一步弱化我国劳动要素的成本优势。2005年中国劳动力平均成本是美国劳动力成本的22%，但2010年上升到了31%，到2015年左右，预计将达到60%左右。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飞利浦电子公司设在荷兰的一个工厂里有128部具有高超柔韧性的工业机器人，可以永不停息的工作，来完成工人无法完成的精细工作。
第二，更加贴近市场在竞争中的重要性上升。未来竞争的关键是看企业是否具有快速响应市场个性化需求的品种适应能力。而大规模定制和全球个性化制造范式的优势主要就体现在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上。为了更贴近市场，更快响应市场需求，企业会更多选择在消费地进行本地化制造。在我国，许多产品的生产需要进口大量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未来这将受到明显影响。
第三，高端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强化。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的趋势加快了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不仅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空间上更为集中，而且二、三产业的界线模糊。以3D打印机为代表的个性化制造和网络开放社区的发展将大大促进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微制造”和“个人创业”等极端分散组织方式的发展，研发、设计的社会化参与，促进了新型制造范式时代的到来。由于现代制造系统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形成的领先优势将被进一步强化。
第四，制造环节的竞争优势将上升，“微笑曲线”理论受到挑战。在产业价值链上，制造的某些环节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甚至超越其他的价值创造环节，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流和转移。近年来，以福特、通用电器为代表的美国制造业企业明显加大了在本土的投资规模（技术密集型、劳动集约型）。2012年底，库克公司就宣布将在2013年投资1亿美元，把部分电脑生产线转移回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甚至预测，2020年将会有多达60万个制造业岗位从中国返回美国。
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我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首先，我国庞大的制造业为先进制造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应用场所。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大规模制造的适用范围，但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定制仍然在模块化架构和流程化技术范式产品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国还有时间通过战略调整和改善我们的学习机制来应对。其次，我国已经初步具备先进制造业的技术基础。我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产业基础，这些年来在新型工业化战略指导下，一直坚持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在制造业数字化方面掌握了一定的核心关键技术（2011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就是研制出世界上最大的3D打印机），具有了进一步跨越式发展的技术基础。只要有危机意识和战略应对措施，充分利用我国的制造优势，调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应用的积极性，促进技术和工艺的持续改善，我国完全有可能将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化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新动力，进而构成倒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机遇。
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吸收外商投资导向的重要参照系。未来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已不再是单纯地扩大生产能力，而是适应国际经济竞争的新需要，促进工业技术的改造和升级，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保持和提高我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三、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新动向
受世界经济拖累，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了18%，约为1.31万亿美元，再次回到与2009年低谷相当的水平（图2）。显然，各大经济体面临的不确定性继续阻碍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这些不确定性主要根源于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欧元区债务危机、美国的财政悬崖以及一些国家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些都影响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恢复势头。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
首先，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超过发达国家（图3）。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达6800亿美元，仅下降3%，比发达国家多出1300亿美元。其中，流向发展中亚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减缓（下降9.5%），但该地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总体上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总量中占5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保持增长，其中南美增长势头最为强劲（见下页图4）。
其次，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降到10年前的水平。从2011年的8078亿美元下降到5489亿美元。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3000亿美元，近90%是由发达国家外国直接投资下降造成的。多数欧盟国家出现显著下挫，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下降了1500亿美元。其中，比利时下降了800亿美元；由于出现大量撤资，流入德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净值也从2011年的400亿美元下跌到2012年的13亿美元。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下降了800亿美元，主要是针对该国的跨境并购额下滑，但该国仍为全球最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日本连续第三年出现净撤资。
再次，跨境并购大幅下挫，但发展中国家海外并购逆势上涨。2012年全球跨境并购额下降了41%（图5），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欧洲很多国家的外资并购额从2011年的水平显著下降。相比之下，针对新兴市场的并购出现上升。跨境并购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投资者大量减持海外资产，而发展中国家投资者则在海外大举并购，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上升到37%，创造了历史新高。
2012年，许多发达国家，如英国、卢森堡、葡萄牙、澳大利亚和法国的跨国公司大幅撤回海外资产。例如，ING集团出售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约120亿美元的资产，BP出售了在墨西哥湾油田的56亿美元资产。相反，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收购达到1150亿美元，较大的并购包括：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收购加拿大Progress能源资源公司（54亿美元），中国石化集团购买Petrogal（巴西）公司资产（48亿美元），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收购葡萄牙Energias公司资产（35亿美元）。来自拉美的跨国公司的海外并购增长了51%，达280亿美元，但亚洲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中仍占据最大份额（75%）。
2012年，出现了新的十大外资流入国（经济体）。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十大流入国（经济体）依次为：美国、中国、中国香港、巴西、英国、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俄罗斯。发展中经济体占据了半壁江山，一些经济大国如德国、日本吸收外资远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今后两年，预计全球经济将维持缓慢的、不平衡的增长，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可能出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温和上升，2013年及2014年预计将分别达到1.4万亿和1.6万亿美元。随着宏观经济状况逐步改善，跨国公司可能会利用其手中持有的创纪录的现金进行新的投资。此外，主权债务危机重组可能进一步出售国有资产，也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另一种可能是，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对投资更多的限制等。如果这些风险持续存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可能进一步推迟。
2012年中国吸引外资近1200亿美元，同比下降3.4%，但仍保持在历史较高水平。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8%、亚洲下降9.5%的背景下看，中国吸引外资表现仍然出色。虽然欧盟及亚太一些经济体对华投资有所下降，但德国、荷兰、瑞士等国对华投资仍出现强劲的增长；美国对华投资也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尽管中国吸引外资进入了成熟阶段，但很难重现过去起飞阶段的高速增长。未来中国吸引外资将更多地从量的增长，转向质量和结构的提升与优化。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外国投资，以及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吸引的外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
在国际投资舞台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增长将继续引人注目。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达770亿美元，同比增长28%。中国对外投资面很广，涉及了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的比例逐年上升，中国对外投资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今后几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投资导向也将进一步多样化。以绕过贸易壁垒为目的的出口导向型的投资，以及以获取战略资源（包括技术、市场渠道和管理技能）为重点的战略资源导向型投资的比重将不断上升。
随着全球直接投资复苏势头的受挫，国际投资的政策趋势也将出现新动向：第一，全球投资协定谈判在双边及区域两层面上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但重心呈现出从双边向区域转移。一些主要国家积极参与、推动区域投资协定的谈判。例如，美国正在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美国一东非共同体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谈判。预计这一势头在今后几年将进一步发展。第二，国际投资协定的谈判更加重视可持续发展，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第三，一些国家开始对现有的基于双边投资协定的国际投资体系，包括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空间等问题，进行反思和修订。与此相应的是，各国投资政策也会有两种主要变化趋势：一种是，投资政策总体上朝着自由化和投资促进方面发展，一些国家采取了投资鼓励和单边投资自由化措施，如对外资开放一些重要行业等；另一种是，对外国直接投资加强监管和限制的政策措施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各国新出台的投资政策中，限制性政策措施所占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3%～5%上升到近年的30%左右。
从未来两三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趋势和各国对国际投资的政策动向来看，我国有可能继续保持1000多亿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流入量，但增长速度不可能太快，甚至不排除有的年份还会出现负增长。因此，未来几年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理念再立足于数量多、增速快是不现实的，而要立足于质量和效益。什么是质量和效益？这就需要从供应面经济学的新视角来分析和论证。
四、培育国际竞争力的新要求
在结构性增速阶段，我国利用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通过吸收外商投资，增强资本形成能力，就形成了当时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主要表现为产品价格的竞争力。吸收外资的目的是为了加速资本形成，满足投资需求增长的需要。在结构性减速阶段，随着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的弱化，为了保持或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从过去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廉价的要素禀赋优势向培育国际竞争的新优势转变。
第一，培育人力资本新优势。未来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是必然的，那么它们的优势在哪里呢？它们的优势在于形成新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工资水平，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产品成本。工资水平提高并不绝对意味着竞争力下降，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成本下降，有可能抵消工资水平上涨的不利影响。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仅仅只有资本替代这一途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这也是阻止制造业某些环节向发达国家转移的重要措施。富士康公司在2012年12月宣称，带到美国的任何制造工作都需要利用比中国低成本的工人有更高价值的工程人才。如果这样的人才在中国的供给是充分而又相对成本低廉，制造业必然继续留在中国。
第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的研发能力，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培育产品的品牌。加快培育自主品牌，提高产品的品牌竞争力。自主品牌应理解为所有权的归属，它既包括自创，也包括购买等其他形式。创新也有许多形式，有技术革命型创新，它能促进新兴产业诞生、重新组织国际分工和推动大量企业涌现；也有国际分工条件下价值链环节中的二次创新，其中，既有原创型的，也有适应型、改进型、提升型的；既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也有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应当鼓励企业因地制宜、因厂制宜开展各种创新。
第三，采取精致化生产，通过管理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许多中小企业没有能力采取资本替代措施，也不具备技术创新的各种条件，但它们依旧可以在现有技术和工艺条件下，通过精细化管理，节约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并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使产品比过去更有竞争力。
第四，培育新的商业模式。通过专业分工，少数有竞争力的企业将不具有优势的生产环节外包，集中资源发展优势的生产和经营环节，并以生产性服务为龙头，跨地区、跨行业，把大量中小企业连接为完整的供应链，形成整体对外竞争的新优势。集中供应链体系的优势是当代国际经济竞争的新实践。
第五，发展电子商务。发展电子商务不仅能创新技术和管理，也为创新贸易方式和发展新型业态的服务供应商拓展了空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我国电子商务已有很大发展。运用电子信息和互联网技术手段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创新贸易方式，更大范围拓展国际市场份额，成为企业的新实践。福建省国际电子商务平台是国内首家“区域电子商务平台”，2008年5月18日开通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至2009年9月底已有1万多家企业加入该平台，有2300多家企业通过平台建立了客户网络，单个会员结交客户数最多达40家，为开拓国际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全国共有34个省市共同参与了区域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一个全国范围、互联互通的区域电子商务平台体系正在形成。
第六，打造新型的国际商务平台。在原有国内市场基础上，改造传统商品市场，引进国际商务的技术手段、运营模式和广告宣传，形成更多的生产性服务项目和服务供应商，形成专门的和综合的生产与服务相联系的供应链体系，打造更多的义乌国际商品交易模式。
第七，企业走出去建立国际商务渠道。开拓国际商务渠道是改变传统竞争优势的最有力手段。海外市场开拓和技术、管理要素的输入不仅需要依靠现有的境外服务供应商，更需要境内服务供应商走出去，在海外建立国际渠道，深耕海外市场，进一步加大中国商品在海外流通领域的竞争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加大从海外输入有利于我国改善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
第八，在产业转移中形成沿海与内地互连互补的专业分工关系。以空间延续廉价劳动要素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将会更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不应该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模式。应当在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中，保持沿海与内地的专业分工联系，建立互补的产业体系，形成沿海与内地优势互补，沿海与内地紧密结合的供应链体系，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发挥我国大国的综合竞争优势。
未来我国培育国际竞争力的新要求，不仅需要国内的要素供给，也需要外部的要素供给，这是吸收外商投资的另一重要导向。以往在传统竞争力还具有优势的条件下，我国在吸收外商投资中，主要考虑的是外商的资金投入量，而不用太多考虑投资者的产业特定优势、技术品牌优势、管理和人力资本优势，以及形成国际竞争力新优势的其他要素。今后，我国培育国际竞争力新优势时，资金投入量的考虑虽然仍然有必要，但应当让位于或更多权重地考虑其他上述各项因素。从需求面转向供给面，就成为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新理念和新要求。
五、利用外资的新理念和新导向
结合上述八个方面吸收外商投资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并持之以恒，在集聚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后，就一定能够达到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的目标。从经济增长机理来看，当前我国进入了一个结构性减速的新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位于8%左右较以往略低的水平上。所以，今后我国经济工作再片面强调扩大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将会事倍功半；与此同理，如果只考虑扩大外商投资规模和数量来增强资本形成，不仅从国际投资流量上没有现实可能，而且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也没有以往那么明显。因此，吸收外商投资的指导思想，要从以往只从需求面着眼，转变到需求与供给面并重方面来。
什么是供给面的考虑？这实际上是借鉴供应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的含义。“供应学派”由美国经济学家裘得·万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万尼斯基外，罗伯特·蒙代尔和亚瑟·拉弗是另外两位极力推崇“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毋庸讳言的是，供应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并未形成像凯恩斯经济学那样的独立体系，而且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在主张上也并不与供应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完全相同。在经济政策实践中，凯恩斯的以“需求拉动增长”和供应学派提出的“以供给创造需求”，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着力方向，但是在实践中却都少不了政府的干预。它们的分野也只在“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区别，并非会产生理论意义上的完全自由的放任的市场。
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模式更容易采取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做法，从而将需求管理做到极致，而忽略供应面的管理，这难免发生刺激效果逐步递减的结局。供应学派所主张的理想状态并不存在，但是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和管理理念却值得借鉴。这就是今天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借鉴和引申供应经济学的意义所在。从供应经济学派的主张中，对于吸收外商投资，可以引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及所蕴含的政策主张：
首先是提高资本效率，即从提高投资回报率的视角，吸收较高质量的外商投资。当前的机遇是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吸引外资。通过具有先进制造业水平的外商投资，推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先进制造技术发展。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进制造技术突破提供应用场所和市场支撑，通过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程化、产业化提供工艺保障。其中，实行精致化生产和管理创新也都是提高资本回报的重要途径。
其次是从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方面考虑。我国的产业赶超必须从“承接制造+产品创新”向“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的模式转型。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已经相当于发达国家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水平，为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当前缺乏的是新的支撑点，如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工业设计、软件和信息服务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是先进制造业的“心脏”和“大脑”，是走向高端制造业的重要基础和支撑，需要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来实现。
特别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亟须引进创新。我国现阶段信息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仍然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近五年仍被拉大。核心芯片、各种操作系统的关键技术，如高档数控系统、制造执行系统、工业控制系统、大型管理软件、宽带技术和铺设等方面都还落后甚至受制于人，一定要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缩小差距。过去的实践证明，引进创新是自主创新的捷径，也是效率最高的方式。
第三是建立以外商投资企业为龙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应用基地。通过吸引外资建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试验和应用基地，培育一些现代“母工厂”，推进我国的先进制造技术突破和应用。将这些“母工厂”建设作为我国先进制造技术突破、应用的示范场所，建设成为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现场管理方法改善的试验基地，从而最终以点带面地推进我国制造业素质的整体提升。
第四是以“两化融合”为目标吸引外资。未来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的发展路径必然是：工业由制造向创造转变，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按照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新兴产业体系。电子商务和专业分工基础上的供应链体系，都可以促进两化融合。
引进外资促进“两化融合”，一方面是吸收能够形成智能制造的外商投资，其基本特点是整个生产线全自动化，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终端制造能力增强；另一方面是能够促进服务型制造的外商投资，其特点是以生产性服务引领制造过程以及客户消费过程，制造商与服务供应商密切结合。
第五是增强利用人力资本的服务业引资力度，增加劳动参与率。如果资本和技术提高了效率，但劳动参与率下降，仍然会使经济增长打折扣。我国面临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新挑战，既有人口年龄等方面的自然原因，也有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不匹配的原因。其中，扩大具有12年以上教育的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在城市中十分迫切，这就需要扩大这方面的资本形成。从有利于吸引劳动者参与的就业岗位看，可以吸引外商投资的行业主要有基础设施、交通和物流、网络信息化技术应用、职业和专业技术性教育、文化创意、康复医疗、公共卫生等领域。
第六是发挥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后发优势。近年来，由于中西部地区劳动要素和土地价格的上涨幅度低于沿海发达地区，外商投资仍然可以继续得到要素价格优惠的利益，因而出现了跨国公司“西进”现象。从2012年以来，西门子、富士、丰田、摩托罗拉、福特、日立、索尼、佳能、三菱、爱普生、艾默生等100多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纷纷前往西部地区考察新兴产业项目投资。很显然，未来中西部地区将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点。但是，今后西部地区的吸收外资也不能重复以往的路径，不能仅仅考虑需求方面，也应同时考虑供给方面，特别是要通过外商投资建立沿海与内地的产业分工和相互衔接的关系，这将有利于提高资本效率和其他要素的生产率。
①以上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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