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书风”溯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63～04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原书风”以其鲜明的风格特征和强烈的视觉冲击赢得人们高度关注，成为新时期以来最引人瞩目的地域书风。“中原书风”是中原书家在丰厚的中原文化的滋养下，对中原丰富的书法遗产进行解剖、融会、吸收、创变，并融入时代审美因素而形成的，是中原书家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结果。从整个书法史的视角看，这是一个脉络清晰的发展过程。本文将从文化属性、审美属性和外在形态属性三个方面来寻找“中原书风”的源头。为了区别，我们姑且将“中原书风”概念提出之前中原地区的书法成就称之为中原书法。 一、“中原书风”概念的提出 “中原书风”是理论界对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原地区(河南)书法现象的概括与总结。和历史上其他地域书风、书派的出现类似，促成“中原书风”的因素有三：一是创作主体的集群化。当时的河南凝聚了一批在全国极具影响的代表性书法家，共同推动了中原书法的发展。二是风格取向的“异形同质”化。河南兴起的书家群，在继承中原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产生在中原大地上朴厚雄强的篆、隶、楷、行、草诸体为取法对象，进行演绎和创变，形成宽博雄强、厚重朴茂的“异形同质”风格，正好暗合了当时展厅冲击力效果的需求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三是推动手段的多样化。中原书法大赛、墨海弄潮展、河南书法周、全国性书法展览等，成为河南书家展示“新风”的舞台。正是通过这样的舞台，人们认识和体会到了“中原书风”的存在，并进一步提出“中原书风”这一概念。 “中原书风”的出现既是一种书法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一出现就带有中原文化气质——创新、包容、开放、厚重。“中原书风”也是一种审美再现，它雄强、朴厚、博大、灵动。“中原书风”更是对中原历代书法经典的继承与融通。正如周俊杰先生所说：“书法艺术任何一种现象和思潮的出现，均是书法本体及其特定时代的影响下，经历了若干年的准备，历史地呈现出来的。”① 二、“中原书风”的文化溯源 书法的文化基因来自于中原文化。书法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不能凭空产生的，“中原书风”来自于中原文化。中原是华夏文明的诞生地，《周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可以说，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被誉为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最高成就。这一论述得到钱穆先生和徐仪明先生的认同。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流域……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河南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②徐仪明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史前存在三大文化区，即河洛文化区，位于黄河中下游，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陕西、河南龙山文化是其代表；海岱文化区，位于黄河中下游、黄淮之间的广大地区；江汉文化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孕育了楚文化。”③在这三大文化区中，中原占据核心地位。书法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物化，文化的基因一直在规范制约着书法艺术的历史传承。 书法的核心理念来自于中原文化。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原地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如礼乐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学、理学等，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国书法的灵魂寓所。书法艺术始终放射着中原文化的光芒，笔锋墨韵中始终体现着传统的文化要素，点画结构间始终映射着源远流长的哲学思辨。儒家文化倡导的“中和”之美、“中庸”之道，正是中国书法始终追求与实践的标准。道家文化的“道法自然”说和宇宙观运用于书法，就是形式与内涵的辩证统一。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自然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发展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以和为贵”的社会观，等等，“从社会伦理、审美心理到民族道统，构筑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④。“社会发展的终极体现就是时代经典的文化积累，而一切文化都将会沉淀为‘人格’，表述为‘国民性’。”⑤书法正是以简约的形式浓缩和表现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反过来又反映历史，创造文化。 书法的原创理论来自于中原文化。以中原文化为基础，后世书家演绎了丰富的书法理论。东汉崔瑗是擅长草书和篆书的书家，他的《草书势》是最早专门谈论书法艺术的文章，在谈到草书本身的艺术魅力时用“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来形容，而“法象”一语出自《周易·系辞上》：“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东汉书法家、书法理论的集大成者蔡邕，留下了传世书论名篇《篆势》《笔赋》，假托其名者另有《笔论》《九势》等。《篆势》用天地万物的形象来排比形容篆书的体势、用笔，在表达对篆书美的理解与赞赏的同时，也不忘宣传其“教化功能的宏大美善”，这显然是对儒家思想的尊崇。《笔论》论及了书法应取法、表现大自然中各种生动、美好的物象，强调了书法艺术的意象美。《九势》提出了“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的重要思想，是对道家文化的践行。 中原书法的创造主体离不开中原文化的哺育。数千年民族文化积淀对民众深层心理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原哺育了中原书法的创造主体，形成十分鲜明的民族特性。诸如李斯、锺繇、蔡邕、曹喜、刘得昇、师宜官、韦诞、郑道昭、颜真卿、苏轼、王铎等，他们以中原文化理念为根本支点，将心灵与人类原始精神相交融，将对宇宙生命与自我生命的双重感悟内化为书法艺术创作的文化心理体验，从技法体系和文化内涵方面引导创建了集体人格价值，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引领作用。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也哺育了一大批书论家，如许慎、成公绥、蔡邕、江式、庾肩吾、孙过庭、袁昂等。实践与理论相互促进，使得中原书法蔚然成风，这样的书风就是中原的一种文化风气，是中原地区历代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价值取向沉淀为文化因素，稳定、恒久地作用于书法，推动和引导书法发展的结果。 中原书法以中原为核心进行传承和辐射。书法的早期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均是以中原为源头来传承的。明代书论家解缙为我们勾勒了一条书法传承的线索： 书自蔡中郎邕，字伯喈，于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为书家授受之祖。后传崔瑗子玉，韦诞仲将，及其女琰文姬。姬传锺繇元常，魏相国。元常初与关枇杷学书抱犊山，师曹喜、刘得昇，后得韦诞冢所藏书，遂过于师，无以为比。繇传庾征西翼，卫夫人李氏，及其子会。卫夫人传晋右军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书学，先于其父枕中窥见秘奥，与征西相师友，晚入中州，师《新众碑》，书兼崔、蔡，草并杜、张，真集韦、锺，章齐皇、索，润色古今，典午之兴，登峰造极，书家之盛。⑥ 这条书法早期传承的线索，源头在中原，其中的人物多为中原人士，可效法的书法典籍也在中原。王羲之被誉为中国“书圣”，“二王”书法是隋唐以后中国帖学的重要取法对象，而“二王”一系的源头也离不开中原文化，正如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自言： 予少学卫夫人，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书，又之许下，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⑦ 三、“中原书风”的审美溯源 “中原书风”的审美倾向主要表现为正大雄强、厚重苍朴、开放兼容。 1.正大雄强 据历史记载和考古研究，从夏朝到宋代，历时三千多年，先后有两百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中原，上演了一幕幕部族、诸侯、国家、政权的征战与更迭。在“逐鹿中原”“问鼎中原”的过程中，中原几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著名的八大古都中，中原就有四个，分别是十三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殷都安阳和商都郑州。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文化认同置于正统地位，并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进行推广和传播。在文化传播“一元主导”的古代，帝王或统治阶级无疑是文化传播的核心。“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生活在“皇城根下”的中原人民最先、最多、最彻底地感受帝都文化，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政治素质”之中，体现在艺术审美上就是“正大雄强”。 此外，帝都对中原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帝都汇集的文化精英可以不断弘扬、传承中原文化；另一方面，政治力量又为中原文化的创新求变注入持久动力。所以，帝都对书法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赋予书法的内涵也是深刻的，恢弘大气和正宗道统的地位赋予“中原书风”正大雄强的审美倾向。 2.厚重苍朴 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总离不开特定的地域，地域环境和文化积淀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磁力场”，生活在这个“场”里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场力”作用，相同的文化根基，相似的文化审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地域文化风格。古老的中原大地位于黄河中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勤劳朴实的中原人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原文化，历史沉淀下的民族性格赋予了中原书法厚重苍朴的审美倾向。 完成于中原地区的殷周青铜器，多为记功铭德的“礼器”，厚重苍朴的民族性格通过书法的体格与笔力得到完美展现。因此，三代金石铭书就是“中原书风”血脉延续的原点。魏晋之际，拓跋氏入主中原，游牧民族粗犷豪放、凌厉角出的个性与中原地区智慧隽永、厚重淳朴的性格合流，内化到民族血液里，并逐渐被书法接纳，再次强化了中原书法厚重苍朴的审美品格。 3.开放兼容 “中原书风”雄强博大又不失灵动，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兼收并蓄的特征。中原地处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中原文化一方面积极浸润其他区域文化，另一方面又积极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营养，形成包容大度的风格。首先，中原文化为中华文明之尊，它不断辐射到其他区域，使其中原化，如岭南文化、闽台文化、客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原地区的河洛文化。其次，中原长期居于政治文化中心，中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借助政治的力量推广到社会各个方面，从而实现“万里同风”的效果。最后，中原文化通过多种交流方式远播异域。秦汉以来，中原文化就通过不同途径向东、向西传播，影响了朝鲜、日本和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班超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扶桑等就是传播中原文化的历史记载。北宋时期，伴随着航海能力的提升，中原文化又远播南亚、非洲各国。中原文化在辐射、渗透、浸润其他地域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通过多种途径吸纳周边和异域的文化成果与文化营养，来熔铸自己的文化。 就书法而言，中原地区除了传承“碑派”的风格外，还融合吸收了诸如秦隶、楚简、南帖的字理笔韵。“在南北朝时期，一方面南朝楷书不断影响北朝的书体，另一方面北朝的魏碑体在南朝也有一定的市场。例如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的爨宝子碑和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的爨龙颜碑，都是我国云南境内号称‘南中大姓’之一的爨氏家族的墓碑，书法基本上是魏碑”⑧，这充分说明“中原书风”对边陲的影响和渗透。今天见到的中原书法往往是兼收并蓄的结果。写行书，却取诸北碑，上窥汉隶，巧妙糅合，恰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作楷书，却是借助魏碑的体势和唐楷的笔意来完成的，拙而不滞，开合有度；写草书，取法黄庭坚、于右任，并徜徉于诸多碑志间，于传统之外，别有天真烂漫之趣。中原书家往往能将甲骨的拙朴、金文的沉郁、魏碑的方严、旭素的狂放、颜徐的丰厚全部纳入胸中，会通诸体，浑朴兼备，体现着开放包容的审美倾向。 四、“中原书风”外在形态溯源 书法的原创形态出现在中原文化区。文字的产生是古代文明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而书法不仅仅是汉字书写的美化，更是古代文化的缩影。中原地区不仅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也是中国书法的发祥地，庾肩吾在《书品》中说：“书名起于玄洛，字势发于仓史。”⑨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河马负图，洛龟呈书，此天地开文字也。”⑩“甲骨文是中国最早成系统的文字，也是最早较为成熟的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书法。金文更是一种对时代文明的张扬，它不但反映出文字形式的进步，书法审美层次的提高，而且仅从其载体——青铜器，便可说明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11)这些足以说明书法出自中原人民的创造。 中原书法代相承继。从贾湖刻符到殷墟甲骨文和商周彝器鼎文，从龙门造像石刻到出土碑版墓志，以及每一朝代传承有序的名家名帖，构成了中原书法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真正的艺术创造必须以继承传统为基础，不管艺术怎样发展，其潜在的继承性是任何人为因素不能割断的。只有对中原大地、中原人民、中原文化始终保持血肉相连的感情，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普遍的历史性格、深邃的思想性和较为丰富的内涵，中原书家深深懂得根植传统的要义。所以，“三代”金石被中原书法顶礼膜拜，秦汉篆隶被中原书法尊崇，魏晋南北朝的“北碑南帖”被中原书法遵循，唐宋元明清的书法经典都被当作取法范本。另外，“中原书风”在形式上选择“大”与“拙”，这是对道家“宇宙观”的践行。按照老子“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巧若拙”的思想来理解，中原书法之“大”，并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大”，而是一种眼界的“宽大”，思想与涵养的“博大”。 中原书法入古出新。甲骨文、金文、小篆、汉隶、魏碑、涨墨法与连绵草等，作为中原丰厚的书法传统，已根植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但这并不影响中原书家对传统的融合与对创新的追求。综观近30年能够代表“中原书风”的作品，我们发现：甲骨文书法在取法殷墟出土甲骨的基础上，往往参以“北碑”的迟涩和行草的灵动用笔，来赋予甲骨文字强烈的个性色彩和充实的生命感。篆书往往取法于秦汉玺印、“三代”金文、石鼓文、泰山石刻、秦汉碑额和清人的变化等，并根据自己的学养和见识，加以取舍和熔铸，形成厚重、迟涩又不失灵巧的中原面目。隶书往往融秦隶、楚简、汉碑、汉简或者历代隶书精品于一炉，融汉魏的朴茂雄健与清人的奇巧多变于一体，形成沉郁、苍涩、灵动的中原风格。行草书要么以魏体行书为基础，熔铸多家，形成宽博坚毅的中原品格；要么直接取法王铎，选择性地融入多家之长，从气势上震撼中原；要么不拘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以我为用，形成阳刚、冲和的中原品味。 五、结语 “中原书风”熔铸了中原地域的民族性格、历史地理文化基因、地域文化习俗。中原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的中心地位，养育了中原书法文化。同时，中原书法也努力从自然和社会双重意义上去表现历史、反映历史、塑造文化。当代“书坛掀起的‘中原书风’实际上是中原传统书法文化在新时期的宣泄”(12)。 “中原书风”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书风，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原书家的智慧和几代中原人多年的辛劳与付出，在书法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我们无价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继承和发扬“中原书风”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注释： ①张啸东：《周俊杰书学要义》，西泠印社，1999年，第36页。 ②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2页。 ③徐仪明：《中国文化论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④⑤言恭达：《当代书法文化的哲学思辨》，《艺术评论》2014年第6期。 ⑥⑩《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499、512页。 ⑦⑨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108、231页。 ⑧刘根货：《论中原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中原书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1)(12)刘根货：《论中原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中原书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