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贯彻落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方针，必须在监督执纪过程中统筹“四种形态”与“三个区分开来”的关系，实现严管与厚爱相结合。
关键词： 四种形态；挺纪在前；治病救人；区分
“四种形态”本身就是严管与厚爱的体现。因此，从“是什么”“做什么”“注意什么”三个层面，把“四种形态”研究透、掌握好，严管与厚爱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一、准确把握“四种形态”的时代背景，搞清楚“是什么”
2015年9月，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当时提出来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这是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明确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是要靠严明纪律”。“四种形态”正是标注在纪律尺子上的刻度，是把纪律挺在前面的理论创新，既体现了“惩”，又体现了“治”，尤其是第四种形态做到了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与全面依法治国相辅相成。
这是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的实践总结。十八大之前，纪检监察机关存在“纪法不分”的现象，把全面从严治党片面理解为查案件、反腐败，造成党员干部昨天是座上宾，明天是阶下囚，一查就是大案要案。针对这些问题，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提出“四种形态”，从动态视角回答了“纪律管什么用”的问题，尤其是前两种形态就是为了用纪律管住大多数，做到防微杜渐，治病救人。
这是基于对反腐败形势的正确判断。十八大后，党中央通过3年多的努力，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如何巩固取得的成果，实现反腐重点由治标向治本的转变，特别是把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战略布局落到实处？“四种形态”从抓早抓小、动则辄咎这一层面作出了回应。
因此，“四种形态”更多的是一种回归，回归党章对党员干部的纪律要求，回归纪委的本职，回归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贯的基本方针。清除病灶难，但更难的是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四种形态”解决的是慎“初”、慎“小”问题，通过推进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使党员干部不会犯小错，即使犯小错也不会向大错发展。
二、准确理解“四种形态”的深刻内涵，搞清楚“要做什么”
“四种形态”是严格依据纪律进行划分的，是纪委履职的重要遵循。一般来讲，只要依托前两种形态做好监督执纪工作，所在地方和部门的政治生态就会大大改善，后两种形态所对应的治病树和拔烂树，必然会成为少数和极极少数，环环相扣、科学有效。这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宽了，而是更严了；对各级党委和纪委管党治党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具体来说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是多与少的关系，也就是在监督对象上，要处理好“面向全体”与“突出重点”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纪律就是我们党的生命保障线，必须始终挺起来、立起来、严起来。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紧盯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更要用纪律管住9000万党员这个“最大多数”。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四种形态”就是针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的共性规律，描画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给出了由轻到重的应对之策，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治病树、拔烂树、正歪树、护森林，全面净化政治生态。
二是量与质的关系，也就是在演变过程上，要处理好“量的积累”与“质的变化”的关系。从标本兼治的方法途径看，破“法”者，无不始于“破纪”。“四种形态”的提出，正是基于对从“小错”到“大错”、从轻微到严重、从违纪到违法这一从量变到质变规律的准确把握，前移监督执纪关口，层层设立防线，一级一级进行阻挡，把反腐败工作深入到了“破纪”之初。
三是大与小的关系，也就是在查处问题上，要处理好“抓早抓小”与“查大要案”的关系。注重抓早抓小，就是要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警示、早纠正、早处理，决不养痈遗患，放任自流。但，绝不意味着强调抓全面、管多数，就对“少数和极极少数”腐败分子以纪代法、高举轻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第四种形态就是针对“极极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的党员干部，划出的“高压线”。
四是宽与严的关系，也就是在量纪处理上，要处理好“全面从严”与“治病救人”的关系。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贯方针来看，查处干部不是目的，教育挽救干部才是根本。“四种形态”的每一种形态都是从严治党的利器，很好地诠释了“严是爱、松是害”的道理。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就是为了有效阻断违纪进程，以常态化严管干部的方式，用纪律的尺子来体现厚爱。
三、做好“四种形态”的研判和转化，搞清楚“要注意什么”
各级纪委必须在线索处置、纪律审查、执纪审理各个环节，都以纪律为尺子进行衡量，推动纪律审查工作按照“四种形态”要求进行转型。
一是抓住审查重点。将违反“六大纪律”特别是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作为审查重点，将“三类人”作为主要对象。
二是改变审查方式。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要正确处理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确保纪律审查工作对着纪律去，用纪律管住大多数；坚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实现监督执纪问责经常化，及时通过谈话、函询、组织处理、党纪轻处分等方式，精准发力，抓早抓小，全面加强纪律教育，用纪律管住大多数，提高执纪效率。
三是注重形态转化。“四种形态”之间的转化，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考量因素：1.时间节点。违纪行为发生在十八大之前，虽然性质比较严重，但属于存量问题，可从轻、减轻。十八大之后的“三类人”或者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行为的，应当从重加重。2.违纪性质。区分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与其他违纪行为；区分严重违纪涉嫌违法与单纯违纪行为；区分违纪行为带来危害程度和负面影响程度大小。3.认错态度。对主动到案、认错悔错诚恳，积极配合组织调查的，可视情从轻、减轻或免于纪律处分。4.一贯表现。注重了解其思想表现、工作实绩、勤政廉政情况，区分被审查人在“四种形态”中所处的阶段，是否有教育挽救的可能。
四是注重与“三个区分开来”相结合。在运用“四种形态”严查违纪行为的同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合理划定容错界限：一看是出于公心还是源于私利；二看是无心之失还是有心之过，是因积极探索造成的无意过失还是明令禁止后的故意违规；三看是履行程序还是破坏规则，是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等程序还是利用职权暗箱操作；四看是遵纪守法还是违法乱纪。通过这样的考虑，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勇于负责、攻坚克难的干部担当负责，最大限度地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论文作者:汪明星
论文发表刊物:《城镇建设》2019年第1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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