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军政统治的终局与五代十国割据的开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政论文,开端论文,唐朝论文,十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942X(2004)03-0071-10
近年来，随着关于安禄山起义以后的唐代史研究的进展，学术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有学者认为：即唐后半期未必是分裂割据，而是藩镇“构成了一个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制约的整体结构，并从而维系唐王朝相对稳定地统治了一百多年”[1](p.25)。具体地说，支持唐朝统治的因素，比如对令制官的任用权的统一[2](pp.938-946)等等，到黄巢起义时都一直维持着。如果按照这种看法，有些问题得考虑。第一，唐朝的根本性崩溃，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它是怎样开始的？第二，唐朝崩溃后的五代十国，尤其是十国，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立的？以前学者们一般都将其视为藩镇割据的延续。关于唐朝根本性崩溃的时间，可以说是从黄巢起义开始的。本文将举唐末淮南节度使高骈(?-887)与吕用之(?-887)的个案，对上述第二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前人对于高骈的看法，主要依据的是罗隐(833-909)的《广陵妖乱志》[3]一书。其实此书本来就有批评高骈的意图，不一定公允。高骈的幕僚崔致远(837-?)的传世文集《桂苑笔耕集》[4]，对于了解淮南节度使的举动和880年前后的情况很有意义，可是《资治通鉴》[5]、《旧唐书》[6]、《新唐书》[7]等史书之中引用它的并不多（注：《广陵妖乱志》是为《桂苑笔耕集》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主要史料，下面简称《妖乱志》、《笔耕集》及《通鉴》。）。少数虽然已注意利用《笔耕集》记载的一些研究，但也没有考虑淮南节度的组织性特点，因此存在着相当大的可以深入研究的余地。本文认为：唐末淮南节度使的情形是东南地方从一个地方行政单位向五代割据王国转变的典型，通过这一个案也可以验证唐朝变革的实际情况。
一、“东南财源型”地方的情况和唐后半期的军政
当时唐朝各地的藩镇，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张国刚提出了“藩镇的四种类型”即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的看法。淮南当属东南财源型，它的特点有二：“一是兵力寡弱，二是财富丰赡”[1](p.24)。据此，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九道可总称为东南藩镇，或者东南财源型藩镇。补充说明的是，东南藩镇所统治的地方社会为了支持唐朝安定所形成的“兵力寡弱”和“财富丰赡”的特点，却为本地区带来了社会治安恶化的恶果，各地农村的自卫武装也是由此引起的。杜牧(803-853)曾说过：“自十五年来，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皆遍，只有三年再劫者，无有五年获安者。”[8](pp.99-101)唐朝政府对此特别是对于大规模起义实施过一些对策。关于黄巢起义以前在东南发生的起义，即裘甫、庞勋、王郢等人的起义，史有明文，但若仔细分析一下唐朝镇压它们的军事行动的特点，是颇有意义的（参见表1）。据下表可知，这三次起义都发生在东南和它的周边地区，可是唐朝所调发的镇压起义的兵力，大部分来自东南以外的地区，主要是中原防遏型藩镇。总之，在东南藩镇的内部，为了防止其割据，唐朝中央政府不敢配置相当的兵力。对中原防遏型藩镇的兵士来说，出防东南藩镇可能已经成了一般性的任务。
表1 唐后期出兵镇压东南地区起义的各地节度使
说明：1.仅举典型事例，沙陀等非汉族诸部族除外。
2.征引文献的代号：Y：《妖乱志》[3];B：《笔耕集》[4];T：《通鉴》[5];J：《旧唐书》[6];X：《新唐书》[7]。表中未写中华书局点校本等页码。
3.节度使类型代号：①河朔割据型；②中原防遏型；③边疆御边型；④东南财源型。
其次，关于在东南的唐朝军政的详细情况，从东南以外调发前来的各藩镇的军队，他们是由谁指挥的？兵士被怎么运用？属于哪个集团？关于调发前来镇压起义的军队指挥的情况，尤其是关于裘甫、庞勋两次起义，据《通鉴》卷二五○咸通元年四月与同年五月[5](pp.8083-8086)及《旧唐书》卷一九《懿宗纪》咸通十年正月己朔[6](pp·664-665)等史料记载，有三十名左右武将的姓名。其中，除了著名的王式、朱邪赤心以外，还有几个人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参见表2）。
据表2可知，这些人都历任边疆御边型藩镇的武将，而且好像康承训、马举（注：根据《旧唐书》卷一九《懿宗纪》咸通六年五月条，马举原来也是神策大将军。）都跟唐朝禁军有关系。根据他们的传记和姓氏来考察[11](pp.98-101)，其中多数人可能是出于非汉族血统的部族。总之，他们就是唐朝的藩将，在唐朝中央政府与禁军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他们一直从事镇戍边疆、镇压起义的工作。他们所有的这些特点都是跟高骈属同一类型。因为高骈原来也是出于渤海的血统，他是神策军的武将，又历任了天雄、静海、剑南西川等地的边疆御边型节度使。
表2 镇压东南地区三次起义武将的履历
关于那些调发前来的士兵究竟是如何被运用的问题，我们要参考被派遣到边疆御边型藩镇的中原防遏型藩镇兵士的情况。特别是在西南边疆御边型藩镇，随着咸通年间开始的南诏等周边诸民族反抗的激化，唐王朝从中原防遏型藩镇派遣了大量兵士出征。比如，根据《通鉴》卷二五二咸通十一年正月癸酉条[5](P.8155)，当时(870)在定边节度使（邛州）驻屯着来自忠武、义成、武宁节度使的兵士。尽管兵士驻屯在别的藩镇，还是按照本来所属的藩镇单位行动，并受同乡的下级指挥官领导。而且一部分兵士被挑选作为精锐，并随着藩帅移镇，一同被派遣到新的任地去。
关于上述问题，最清楚的例子是发动起义以前的庞勋集团。《旧唐书》卷一七七《崔彦曾传》有如下记载：“（咸通）六年，南蛮寇五管，陷交耻，诏徐州节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旧三年一代，至是戍卒求代，尹戡以军帑匮之，难以发兵，且留旧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飞书桂林，戍卒怒……杀都头王仲甫，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6](p.4581)值得注意的是，驻屯在桂州的庞勋等兵士的待遇，都是由本来所属的武宁节度使决定的。与此同时，他们在桂州也收到“家人飞书”。又，咸通九年九月戊午，庞勋说“吾辈擅归，思见妻子耳”[5](p.8127)，兵士个人也跟本来所属藩镇的亲族保持着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关系。在出征五六年的西北、西南边疆御边型藩镇既然如此，更何况出征仅一两年的镇压起义的军队呢？并且根据《旧唐书》卷一九《懿宗纪》咸通十年九月[6](pp.670-672)的镇压庞勋起义以后唐懿宗所颁布的诏制，“诸道行营都将已下节级军将”、“四面行营将士”、“行营人”等人的赏赐、免差役、酬奖等等，都是由本来的藩镇来供给，他们回原藩镇后才可以收到这些赏赐。由此可见，出征兵士的财政机构也不是归属东南藩镇，而是属于本来的藩镇。
以上是黄巢起义以前包括淮南在内的东南藩镇的情况及唐王朝在当地的军政措施。高骈与其部下的种种举措，正是由这些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二、高骈的军政机制及其未出兵的原因与影响
到广明元年(880)七月黄巢渡江时，高骈将对黄巢采取什么措施呢？在军政方面，他的计划是完全按照唐朝的先例。《通鉴》卷二五三广明元年三月记载：“骈乃传檄徵天下，且广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万。”又其注记载：“土兵，谓淮南之兵也；客兵，谓诸道之兵也。”[5](p.8223)又据《通鉴》同卷同年五月条，其中不少兵力是从昭义、感化、义武等节度使（即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藩镇）征调来的[5](p.8225)。我们可以根据《通鉴》等记载来了解当时高骈统率下武官的阵容（参见表3）：
表3 高骈所统率的武将阵容(879-887)
由此可见，吕用之发迹前大部分武官们的特色如下：第一，是在西北、西南边疆御边型藩镇经历多次战斗的将兵（显著的例子如梁缵、张慤、安再荣、任从海等）；第二，在高骈历任的藩镇与他相识，成为亲将、部曲而随他“历数镇”（梁缵、雷满、任从海等）。除此以外，据记载被叫做“旧将”的人（张璘、陈琪、冯绶等）可能也有这些特色。藩帅高骈跟武官们的这种关系，也是在唐朝全体军政上结合的。高骈也任用了从黄巢起义军中招降过来的人（如毕师铎、郑汉章、秦彦、许勃、李罕之、徐约等）。招降以后，他们对镇压黄巢起义军很积极，也未跟“旧将”们对立。尤其是毕师铎当了左厢都知兵马使，开始时跟张璘、梁缵一起立下了功绩。另外，在财政方面，高骈采取了与以前的统帅不同的方略。这就是广明元年(880)二月的“改扬子院为发远使”[5](p.8221)，因此他开始统括淮南周边盐专卖的财政机构（巡院、盐监及盐场）和权限[15](p.458)。总之，当时高骈的方针是通过再次改编专卖机构、整顿专卖权限以确保财源，同时，基于唐朝常规军政措施来集合兵力，并让跟自己有密切关系的武官来领导。就这样，广明元年(880)五月高骈差点就打败了黄巢起义军，但他却轻信了黄巢的假降而让各地节度使撤兵回去，接着七月又不迎击、追击黄巢，最后导致了黄巢起义军复活、渡淮、十二月入长安城的结果。关于高骈个人的意图，在此无需赘言。但笔者还是想强调一下当时长安城陷落事件的严重性。不但多数官僚、贵族们被杀害，而且在“道路梗涩，奏报难通”[5](p.8241)的情况下，不得不授予各地节度使以“墨敕”——实即自由任用官僚的权力，其结果是唐朝政府完全失去了对节度使属下官吏的任命权[2](p.945)，并且各节度使之间也开始发生人事方面的冲突，互侵领域。由此可见，对于末期唐王朝来说，在全国范围内官吏的任命权就是惟一的统治根据。一旦失去这一权力，国家的财政与军政也就由此分裂，无从统一，分裂割据的局势从此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未能出兵迎击黄巢，高骈被解除了盐铁转运使、诸道行营都统（882年5月）等职，于是，“骈臣节既亏，自是贡赋遂绝”[5](p.8271)。《笔耕集》有好几通文书记载了高骈方面对于这些事态的辩解[16](pp.18-30)。当然，这些文书的内容不一定都可信，但考虑到在全国范围内漕运、联络的停滞，至少可以说高骈不追击黄巢、“贡赋遂绝”，未必是对唐朝政府背信弃义。
无论高骈的初衷是什么，唐王朝的财政与军政最终大部分都崩溃了。这一局势使得高骈和他统治的淮南以及其他的东南藩镇，都遇到了从未经历过的局面。
三、淮南发生的事态与“妖人”的发迹
广明元年(880)以后，高骈跟他领导的武将们的关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学术界向来都用“妖人吕用之之党”的阴谋[3](p.249)来说明这两个变化。但笔者认为，实际上这些变化是由于当时的财政、军政崩溃而引起的。《笔耕集》卷五《奏请天征军任从海衣粮状》[4](pp.23-24)是考察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史料：“天征军都将任从海、及节级军将、并官健、总二百八十七人。”“右。臣得，都将任从海及节级状。称，自赴征行，已逾五载。累会沿海袭贼，上江防虞。去年军都放回本道。从海等且在当府，愿随行营者。各得家信，知西川已停衣粮。优缘从海等，皆之贫寒，更无营业，彼处父母亲属，便须委壑填沟。请具奏论，乞，还衣粮者……伏以任从海等，万里从戎，五年于役，不辞艰险，愿尽勤劳。今者身在东吴，职居西蜀。此方苦于茧旅，彼已停其衣粮。远路音书，难写征人之恨，贫家亲戚，先怀饿殍之忧。伏遇陛下，暂幸龟城，未回龙阙。三川草木，别有光荣，万户烝黎，永能菛息。而任从海等，久离本镇，不睹特恩，望雨露之均沾，恨烟波之回隔。固甚伤悯。辄具奏论，优乞圣慈，允臣所请，特令本道却给全粮，所冀凤驾巡游。士卒皆知其有幸，鸿慈煦育，君亲必表于无私。谨具录奏闻，伏听敕旨。”
根据“伏遇陛下，暂幸龟城，未回龙阙”一语，可以确认这一文书是唐僖宗向成都逃跑的中和元年(881)正月以后所写的。又据“去年军都放回本道”句，可确认是高骈让别的节度使兵士返回的翌年，也即中和元年之内。文中提到的“任从海”，本属剑南西川节度使官健的下级指挥官，随高骈经历过五年军务，可能历任荆南、镇海、淮南节度使。从这条史料可知，驻军于淮南的西川兵士任从海等人从家信中得知留在西川的家属衣粮没领到，于是开始动摇，要求成都的唐朝政府支付全粮。《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890)四月乙丑条记有“蜀州刺史任从海”这个名字[5](p.8395)。如果这两条记载所指为同一人，那么不管原因如何，总之任从海后来的确离开淮南，返回了西川。
我们已经知道高骈所统率的武将的共同特色。换言之，他们本来不属于淮南，而是属于昭义节度使、荆南节度使等外地的军兵。据此推断，任从海等官健的动摇不应被视作为个案，而可能是在唐王朝全国性财政、军政崩溃的局势下所出现的武将们的常态。当时在淮南的事态显然比在桂州庞勋起义开始的时候复杂、严重得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否背叛高骈，返回原藩镇的是任从海、雷满等人，没返回原藩镇而往别处逃跑的，是张環、韩师德等人。留在淮南的梁缵等人（也可能有其他“旧将”）处境也不妙，因为他们的统制、供给都需要全国性统制及跟别的节度使之间的联系。总之，曾被称为“皆良将劲兵”[3](p.253)的高骈军队，至此已成了一支无法统一行动的杂牌军。
高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起用“妖人吕用之之党”的。据《妖乱志》记载：“明年(879)，渤海移镇，用之固请戎服，遂署右职。”[3](p.249)这是已经当观察推官的吕用之抬头的第一步。《笔耕集》卷一四所载《吕用之兼管山阳都知兵马使》制文云：“（吕用之）庆袭玉璜，业精金板。遵直道而利有攸往，奉公家而知无不为。是以作新军，权资处右……无辞两役。穷猿既切于投林，飞鸟犹思于择木。”[4](p.77)在这里，“今以属城多难，散卒无依”一语，符合前述淮南节度使的情况。又，文中提到的吕用之所作之“新军”，可能就是《妖乱志》等史书所记载的“莫邪都”。据《通鉴》卷二五四中和二年四月条：“用之又欲以兵威胁制诸将，请选募诸军骁勇之士二万人，号左、右莫邪都。骈即以张守一及用之为左右莫邪军使，署置将吏如帅府……”[5](p.8267)这个莫邪都，在史书中一直被认为只是“妖人”的阴谋之一而已。但是，据前引《笔耕集》制文来重新考察，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为剔除“无法统一行动的杂牌军”弊病的一个方略，而且高骈选“旧将”以外的人当指挥官，也并非没有道理。高骈跟吕用之剥夺“旧将”的兵权并暗杀他们，应该也是在淮南军政的动乱并重新组建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那么，高骈为什么选中了吕用之与张守一，而不是别人？重新考察一下吕、张两人的情况，可以发现，他们具有“鄱阳茶商之子也，久客广陵，熟其人情”[5](p.8264)等下层商人的社会特性。从后来吕用之等所纠集的人来看，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较少，大多是跟扬州周边盐铁专卖有关的人，或者是下级胥吏。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吴尧卿。此人出身贫寒，人品鄙劣，“尘污官省，三数年间，盗用盐铁钱六十万缗”，但曾任扬州周边盐铁专卖之职，经验丰富，为诸葛殷等所庇护[3](p.251)。
据前所述，黄巢起义以前，为出征兵士提供财政保障的，并非东南藩镇，而是这些兵士原属的藩镇。换言之，虽然东南藩镇财富丰赡，可是它们没有相应的财政机构可以长期维持大量兵员。虽然高骈让诸节度使兵力回去，但是仅莫邪都就有两万的兵员，财政压力很大。实际上，高骈再次改编长期维持大量兵员的财政机构，在广明元年(880)就已经开始了。这就是上面已经讲过的同年二月在扬州扬子院设置发运使，使之统括淮南周边盐专卖的财政机构和权限。为了切实掌握这些原属唐朝中央政府的机构，高骈可能需要派遣自己的亲信前去，这就成了“妖人之党”迅速发迹的前提。
由此说来，“妖人之党”在宗教方面的特点其实并不重要。在笔者看来，当时的淮南节度使出于改革军政与财政机构之需要，开始利用商人的知识，加之双方在宗教上具有一定共性，再加上后来由于这些机构本身的权利需要，更促使这些官员互相勾结，并迅速发展——这就是所谓“妖人之党”的实质。如果可以把高骈和吕用之一系列的举措看作走向割据、独立的一种“改革”的话，他们其实是淮南节度使改革的旗手。
四、高骈与“妖人”们的结局
淮南节度使的“改革”从根本上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和元年(881)以后，高骈实际所能控制的只剩下了扬州及其周边地区而已。这既是由当时在东南财源型藩镇随处可见的独立各州郡互相斗争的状态，又是由唐朝统治下会府与支州的统制关系崩溃所造成的。
《笔耕集》卷五所收的为拒绝唐朝中央政府出兵要求而奏上的《奏论抽发兵士状》，记载了这个情况：“……臣（即是高骈）当管庐州与和州，旧有雠嫌，今至疑忌，惟谋以怨报怨，未遂知和而和。孙端新授滁州，又与秦彦有隙。既是滁和接境，动有他虞。若于光蔡会军，必酬旧憾。事非便稳。理合奏论，臣得招降，多方控驭，粗能禁戢，免有动摇。如令各出兵戈，必恐自相鱼肉，辄陈利害……”[4](p.24)
这里与秦彦一并提到的孙端，本来也是黄巢以外的起义军首领之一，后降顺于高骈，中和三年(883)以后占据和州[3](p.253)。“自相鱼肉，辄陈利害”一语，反映了当时各州斗争的激烈性。高骈派到淮南各州的诸将（其中大部分是从黄巢起义军招降而来的）摆脱了他的控制，有的逃跑，有的攻击邻州（参见表3）。当时作为会府的扬州，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孤立的州。所谓“妖人之党”的活动范围，也都是在扬州周边而已。光启三年(887)四月，在淮南西北方的蔡州节度使即将进攻扬州前夕，吕用之与左厢都知兵马使毕师铎之间的对立突然公开化。这“毕师铎之乱”的动机，是反对吕用之掌握军政，可是当时参与“毕师铎之乱”的人如郑汉章、张雄、秦彦等，都跟毕师铎具有个人关系，且属扬州城以外的武将。因此，笔者认为，当时扬州的孤立性无疑促使了叛乱的扩大。
高骈与吕用之灭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前文主要根据《笔耕集》的记载将他们的历史活动视为在当时情况下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改革”与两人之间的合作。但随着事件的演进，高骈的权力确实渐渐地被吕用之侵夺，从而在淮南节度使内部形成了二重权力的状态。在“毕师铎之乱”扬州城被包围之时，高骈与吕用之不但未能共同守城，而且开始对立，前者据守子城，后者据守罗城。两者之间内讧的结果，是吕用之的逃跑与毕师铎的入城。
以后，从周边侵入的诸军事集团在扬州一个接一个地混战，高骈、吕用之都无法取得主动，终于到翌年(888)二月，除高骈与吕用之外，残存的“旧将”如梁缵、韩问等，“妖人之党”如张守一、诸葛殷等，全都被杀。《新唐书》卷二二四下《高骈传》载：“扬州雄富冠天下，自（毕）师铎、（杨）行密、（孙）儒迭攻守，焚市落，剽民人，民饥相仍，其地遂空。”[7](p.6404)这就是高骈与“妖人”们的结局。
唐代后期的藩镇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维持唐朝中央政府的作用。因此，至少就东南财源型藩镇的军政、财政而言，需要唐王朝全国统治的安定。由于黄巢入长安导致唐王朝统治的崩溃，影响巨大。实际上，原来基于唐王朝政府任命的东南财源型藩镇之中，高骈的淮南节度使是保留时间最长的一个。但是这也需要军政、财政两部门的全面刷新。从它的灭亡可见，在各州府互相斗争的唐末期，割据独立并不容易。也正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地方豪强阶层参与政治，为宋朝以后士大夫阶级之兴起奠定了基础。
［收稿日期］2003-02-1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