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机制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1年6月正式签署《成立宣言》以来，上海合作组织经历了两年的初创时期。随着《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关于地区反恐机构的协定》等重要文件的先后颁布，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也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今年5月29日，上海合作组织第三次成员国元首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六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批准了关于规范北京秘书处、比什凯克地区反恐中心以及这些机构的活动规章等方案，并规定不晚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启动这些常设机构。无论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还是关注着这一合作前景的各国媒体都确信，此次会议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将作为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开始在地区和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注：Путин подтвердил，что рабочие механизмы ШОС вполне можно запустить в 2004году”，“РИА‘Новости”’，29/05，2003(www.rian.ru).)在今后的发展关键期里，获得正式国际组织身份的上海合作组织还将面临哪些重要问题、从此走向怎样的发展道路，是当前和今后这一组织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把握组织机制的准确定位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不同于欧亚地区存在的其他地区性合作组织，它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产生于冷战结束后的特殊历史时期。通过建立平等、互信的关系，解决冷战遗留下来的军事安全问题，构成了成员国之间协商、合作的基础。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威胁，又促使这种合作关系向机制化的国际合作组织形式发展。冷战后在欧亚地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以互信促稳定、合作求安全的大气候下，上海合作组织在发展中确立了自己的地区合作宗旨，即：“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新华社2001年6月15日上海电。)为保障上述目标在有别于冷战模式的新型国家关系前提下实现，上海合作组织还规定了“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的原则”，使这个组织的形式特征既不同于北约、华约式的军事条约集团，也不同于欧盟、独联体式的地区性国家联盟。同时，实现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具体目标，就要重视地区合作的有效性和务实性，这又使上海合作组织的协调机制不能仅局限于地区性论坛式的松散结构。随着影响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发展的各种力量对比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呈现出的复杂、多元趋势，尤其是面对大国势力竞争在欧亚地区显露出再次“大角逐”的苗头和中亚地区“三股恶势力”试图掀起新一轮动荡波的严峻形势，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内外机制建设的迫切性愈加凸显出来。
就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建设而言，无论是2001年6月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还是2002年6月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原有的法律文件只满足于对这一地区合作组织的基本原则、总体方向和宏观程序的大致规范。而且，作为对冷战后新型国家关系和新安全合作模式的探索性外交实践，新的领域、新的挑战、新的问题将不断出现在上海合作进程之中。因此，为适应欧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恰当明确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国际政治舞台上位置，同样需要该组织进一步加强其机制化、制度化建设。
第一，继续健全多层面的会晤与协商机制。从“上海五国”时期开始，国家元首会晤即成为上海合作机制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在以边境军事威胁为标志的传统安全问题基本解决后，以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为主要表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加重，“上海五国”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安全执法部门领导人、最高检察长、海关总长、边防部队领导人等多层的会晤协调已形成规模，并在一些重要的部门间已经建立了定期会晤的正式机制。可以推断，伴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安全合作向综合领域深入和各成员国对促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更广泛合作要求的增加，将会有更多级别和部门的会晤机制应运而生。届时，不仅需要形成以国家元首、政府总理、主管部门领导等不同级别会晤为主体的纵向定期协调机制，而且还需要规范相关各部门之间横向协调与沟通的方式与途径，在组织内部形成统一的合作管理系统。
第二，尽快规范常设机构的工作职能和程序。建立积极高效的常设机构，是作为正式国际组织存在的重要标志。200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莫斯科元首会议时，已就在北京建立组织秘书处和在比什凯克建立组织反恐机构总部的问题达成了协议。由于建立国际合作组织常设机构涉及职权、义务、规则及选址、经费、人员等诸多方面的具体问题，经2002年11月、2003年1月和4月三次成员国外长会议及若干次国家协调员理事会的讨论、酝酿、起草，终于在本次国家元首会议上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各机构的章程，并规定将于2004年初正式启动这些机构。这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意义重大，因为它标志着这个国际组织在机制上的成熟。国际舆论对这一步骤更是十分看中，甚至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从这时起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组织”。(注：“Сегодня ШОСстанет полноце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Известня”，29/05，2003(www.izvestia.ru).)但还应看到，建立北京秘书处和比什凯克反恐机构只是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建设特定领域中的初步成果，前者是必不可少的指挥协调中枢，后者是当前地区合作中心任务的体现。随着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强化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好转，经贸合作领域里对组织内协调功能的需要将相对增加，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合作协调机构也将势在必行。在目前已有的经验基础上，指导制定更加具体化、更加利益化的各常设机构运作原则和程序，将是上海合作组织决策层在今后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
第三，逐步确定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历次元首会晤产生的文件中，都充分肯定了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和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作用，2002年6月签署的《宪章》也明确地规定了上海合作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如何使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上海合作组织配合联合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是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建设的又一重要任务。同时，随着欧亚地区政治多元化进程的发展，与北约、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中亚联盟、亚信会议等其他国际合作组织，如何形成促进地区稳定与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也是上海合作组织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2002年11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相互关系临时方案》，为解决这一问题制定了基本原则。在今后的地区合作实践中进一步以法规的形式规范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仍将是上海合作组织在机制建设上继续走向成熟时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四，适时形成吸收新伙伴国的多级合作方式。作为对外开放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由于自身机制建设有待完善，有关吸收新成员国的规则和章程尚未形成，加之近年欧亚地区形势复杂变化带来的压力，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两年来一直没有将发展新成员的工作列入元首会晤的主要议程中。但随着欧亚地区和平与发展趋势对区域合作需求的上升，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政治舞台上的活动逐渐步入正轨后，如何对待希望加入这一地区合作机制的国家将是必须直面的又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已经明确提出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申请和通过其他方式表示对参与上海合作进程有兴趣的国家几乎遍及现各成员国的周边，如土库曼斯坦、伊朗、印度、巴基斯坦、蒙古、韩国等。(注：Любовь Воропаева：“Индия сомневаетсявучастиивпроекте Трансафганского трубопровода”，“ГазетаСНГ”，20/05，2003(www.gazetasng.ru).)如何把握接纳这些国家的分寸与时机，关系到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和长远地缘政治潜力的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在推动这一进程时，除遵守既定的协商一致原则外，有几项策略也是必须坚持的：1、突出地区利益的原则，被考虑吸收为新成员的国家在地缘利益上应与以中亚为中心的欧亚地区密切相关，体现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性特色；2、形成虚实结合的结构，设立与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机构有区别的外围论坛，吸引关注地区合作进程的各国参加，一方面扩大合作机制对相关国家的影响，一方面防止上海合作组织决策核心正常工作受到干扰；3、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以上述两点为前提，在被吸收为正式成员之前，可将有志于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活动的国家分成论坛对话国、个别合作项目参加国、观察员国等几个级别，分别纳入上海机制的地区合作辐射范围。(注：Сергей Лузянин：“На пути к‘азиатскому ИАТО’：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стран‘шанхайской шестерки’соберутся в Москве”，“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26，05，03(www.ng.ru).)
二、继续坚持安全合作重心
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上，无论是在五国协商解决边境军事安全阶段，还是在六国联手打击“三股恶势力”时期，有效的安全合作一直是这个合作机制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凝聚力所在。此次元首峰会上，各成员国领导人依然将地区安全领域中的合作摆在上海合作组织各项工作的首位，胡锦涛主席在发言中也着重强调了深化和拓展安全合作对地区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的意义，并根据当前的地区形势指出，应该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铲除“三股恶势力”，切实维护地区安全。(注：胡锦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努力开创上海合作组织事业新局面——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2003年5月29日莫斯科电。)由于欧亚地区主要政治力量对比和安全合作格局在“9·11”后发生的重大变化，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领域中合作的有效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地区安全领域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强大竞争对手的出现。
作为当今世界上惟一“超强”的美国，凭借它无与伦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据统计，目前美国的年度国防开支已经达到世界各国国防开支总和的40%，并超过排名在美国之后前20位世界军事大国的国防开支总和)，(注：CharlesKrauthammer,“TheUnipolarMomentRevisited”,TheNationalInterest,Winter2002/2003,p.7;AndPaulKennedy,“TimeforanAmerican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2003.)借阿富汗反恐军事行动为契机，突破了其原先对中亚地区的有限渗透战略后，跃升为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影响最强的势力。2001年10月后，在美国的主导下摧毁了塔利班政权，消除了长期影响中亚地区稳定的动荡源，同时还重创了几年来作乱于中亚南部地区的极端宗教武装“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为深受其害的中亚各国政府消除了心腹大患。加之美国先后在中亚各国派驻了数千名军人，并部署了作战飞机、雷达及技术保障设施，使其左右中亚地区事务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大大提高。
然而，面对美国新获得的这一地缘政治强势的冲击，已处于明显守势的俄罗斯并不愿将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拱手让出，在不得已承认美军进驻中亚“有益于地区稳定”的同时，俄罗斯竭力维持自己在中亚各国的军事影响力，力求在欧亚地区安全事务中继续保有一席地位。俄罗斯一边继续通过外交努力保留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设施，一边顶住塔吉克斯坦议会决议要求俄军撤出的压力，宁可每年支付2亿美元租金，坚持让201摩托化步兵师继续驻扎在杜尚别近郊。(注：“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база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будет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НТВ”，26/12，2001(www.ntv.ru).)2002年10月，俄罗斯在加强与中亚各国政治协作关系的同时，又派空军部队“抢滩”吉尔吉斯斯坦，形成与驻中亚美军“零距离并存”的局面。今年4月28日，俄罗斯主导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杜尚别会议上决定成立联合指挥部，并拟于2004年1月正式开始工作。同时，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还将考虑在杜尚别和比什凯克建立正式的陆空军事基地，并与各缔约国进一步研究建立独联体共同防空体系和协同培训各国军官等有关地区军事安全保障的重大问题。(注：据哈萨克斯坦国家电视台“哈巴尔”2003年4月29日报道(www.habar.kz)。)在目前独联体各国的武器装备供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苏军制式的过渡时期中，俄罗斯向各国优惠提供武器以及配件和弹药的承诺，无疑对中亚各国具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
美国、俄罗斯在“9·11”后的反恐合作虽然对欧亚地区反恐斗争和维护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它们特定地区战略目标的差异所决定，美俄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所具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对美国来说，结束观望、挺进中亚的战略意图渐已清晰：其一，在保障阿富汗反恐战果的同时，压制中亚地区宗教极端势力，阻断其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际恐怖势力的结合，防止出现新的塔利班式恐怖主义策源地；其二，通过军事和经济合作杠杆，对中亚各国“后苏联”政治、经济结构施加影响，打造改造伊斯兰世界的前沿阵地；其三，打破俄罗斯控制中亚及里海地区的油气输出的局面，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方向，并逐渐将其纳入有利于美国的世界市场系统中。(注：Гусейнова.М.А.“Новый тенденции в политике СШ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Закавказье”，“США·Канада”，No2，2003，c.49，58.)对俄罗斯来说，中亚地区是其社会稳定与经济恢复的重要缓冲区。搅扰俄联邦政府终日不得安宁的车臣非法武装借中亚同盟者的协助仍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活跃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正呈蔓延态势，已形成对俄罗斯南部稳定的新威胁；塔利班垮台后依然失控的阿富汗毒品经由中亚国家大量流入俄罗斯。(注：“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арестованы активисты‘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NewsRu”,04/06,2003(www.newsru.com).)无论是北约还是独联体，其第一层面的战略目标与中亚各国的现实需要相吻合，因此得到普遍的接纳和迎合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当各大国的中亚战略进入更深层的阶段时，它们推动地区战略目标的宗旨或因不合中亚各国进一步的发展需要、甚至与各国既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方针相去甚远而产生抵牾，或因国内、国际面临的诸多困难所累而力不从心，从而使中亚地区各国对美俄主导下的安全合作体系不得不留有余地。
中亚地区特殊的地缘文化结构，形成了各国社会政治稳定基础的脆弱性和多变性。在长期游牧历史中形成的东方型社会传统和俄苏时期的政治文化遗产相结合的基础上，经独立后十多年的磨合而确立的现总统制政体，是保障中亚社会避免民族宗教冲突和地区性动荡的重要前提条件。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公开向各国世俗政权宣战的宗教极端势力被基本打压下去后，中亚各国政府都将注意力转向了对滋生极端主义社会因素的治理。然而下气力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绝非美国中亚政策的兴趣点，而且从2001年后接连在海外从事两场战争(阿富汗、伊拉克)的负担也难允许其为一个仅仅富涵战略远景的地区慷慨解囊。尽管当初为顺利登上中亚舞台的策略需要，美国政府一改以往的挑剔态度，取消了对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访美禁令、承认了哈萨克斯坦为市场经济国家，但这些并不能说明立足中亚后美国对各国政权体制的认可，而从2001年底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出现的政治反对派活跃高峰，更加引起中亚各国决策层对来自西方影响的警觉。(注：Сергей Лузянин：“Напути к ‘азиатскому ИАТО’：Руководителистран ‘шанхайской шестерки’соберутся в Москве”，“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6/05，03(www.ng.ru).)相比之下，对通过独联体集体安全框架加强军事存在的俄罗斯，多数同为合作伙伴的中亚国家则易于接受得多。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合作组织在其所承担职能和覆盖区域上的局限性，还不能满足中亚各国对地区安全更高层次的需求。(注：Алексаидр Орлов：“Особая реалъиостъ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терроризма”，“GazetaSNG”，04/06，2003(www.gazetasng.ru).)
回顾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在解决了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之后，以1998年的阿拉木图元首会议为标志，“上海五国”机制开始将安全合作由传统的军事领域转向影响力日益上升的民族、宗教等非传统领域，首次将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列为安全合作的主要目标。(注：“‘上海五国’阿拉木图联合声明”，《解放军报》1998年7月4日。)1999年12月，继比什凯克元首会晤之后，五国安全执法部门领导人合作会议召开，并由此成立了在专门针对地区安全威胁因素斗争、领导各国在情报交流、司法协助等方面加强协作的“比什凯克小组”。(注：“‘上海五国’安全、执法部门领导人会晤签署‘合作和相互协作备忘录’”，《法制日报》1999年12月4日。)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刚刚成立后签署的第一批文件中，就包括了《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上海公约》；2002年6月，于公布《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同时，各国共同签署了《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两个文件分别从法律化和机制化的层面提出要求，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领域中讲求针对性、注重实效性的合作取得了明显成就，成为吸引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原因。
目前，欧亚地区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产生的复杂影响下，安全形势出现明显反弹：车臣非法武装接连发动报复性恐怖主义袭击；残存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正企图在境外重振旗鼓，成立了“中亚伊斯兰运动”；(注：“Президент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отмечает опасность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течений”，“ИНТЕРФАКС”，22/04，2003(www.interfax.ru).)极端宗教组织“伊斯兰教解放党”借“打伊”在中亚地区引起的强烈宗教情绪，散发传单、鼓动“圣战”、扩大组织，使其活动范围从原有的费尔干纳地区向中亚北部蔓延。(注：“‘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собирает на юге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добровольцев для армии Ирака”，“Акипресс”，26/03，2003(www.akipress.org).)欧亚地区在大规模国际联合反恐行动后出现的反复苗头，一方面说明了反恐斗争大大不同于解决传统安全问题的军事、政治斗争，一场战争可以颠覆一个政权或改变一个国家、甚至可以震慑一个地区，但却无法扫清恐怖主义威胁因素的存在；另一方面还说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在中亚地区深植于社会土壤之中，其表现实质上是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单纯的军事打击只能在短时期内奏效，而只有采取包括振兴经济、完善法制、摆脱愚味多领域并举的标本兼治措施，才能从根基上杜绝不断滋生“三股恶势力”的可能性。从阿拉木图会晤开始，上海合作机制就开始将国际恐怖主义、武器扩散、毒品走私及有组织跨国犯罪作为基本治理目标，并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列入合作的重要领域。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成员国合作向经贸、文化等领域扩展，兼顾稳定与发展的长期安全理念已初步为各成员国所接受，逐渐形成了包括国防、治安、情报、司法、立法、经贸、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系统，并由此体现出上海合作组织区别于现有其他安全机制的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的特色。
正式启动比什凯克地区反恐机构后，成为正式国际组织的上海合作机制将在地区安全领域中展现出更新的标准、更高的效率。对此，国内外学者已有所预期：首先，可借组建反恐机构促进成员国安全合作协调实现科学化管理，在继续加强原有的情报交流与司法配合工作的同时，对地区各种安全威胁因素进行普查，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和动态管理机制，并定期将反映指标通报秘书处；其次，定期组织各成员国职能部门进行联合演练，切忌只讲规模和声势，重在实际效果，逐步探索由常规军事行动演练向反恐综合行动配合转化的经验；再次，地区反恐常设机构还应担负起与北约、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其他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联系、沟通任务，并适时建立对话、交流渠道，尝试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在地区安全领域中形成多元存在、并行不悖的良性互动格局。(注：“Саммит ШОС впервые проходит на фоне эмблемы организации”，“РИА‘Новости’”，29/05，2003(www.rian.ru).)
三、推动经贸合作走出瓶颈
加速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造国家产业结构既是欧亚各国面临的又一个紧迫问题，也是上海合作机制提高组织凝聚力和发掘地区合作潜力的重要领域。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及中亚各国国民经济体系遭到破坏性影响，从1991年到1996年，中亚各国的所有经济发展指标平均下降幅度在16-50%之间，科研和设计潜力下降了75-80%。(注：Петраков，Шагалов：“Валютный фактор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стран СНГ”，“Вопросыэкономики”，№2，2003，c.68.)虽然经过十多年的恢复，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GDP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开始出现持续回升(乌兹别克斯坦在1998年曾达4%，哈萨克斯坦在2002年达9.8%)，但距离苏联解体时的发展水平仍相去甚远。尤其在工业基础薄弱、经济资源贫乏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因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而使居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社会保障困难、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社会治安恶化、极端主义思潮大行其道，甚至对各国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吉尔吉斯斯坦2001年的人均国民经济产值仅为260美元；(注：“吉尔吉斯共和国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信息网(www.fmprc.gov.cn)。)塔吉克斯坦2002年的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2美元左右，而集体农庄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12美元左右，而集体农庄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仅为6.8美元，全国80%以上人口的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在伊斯兰宗教传统深厚的费尔干纳地区，有工作能力人口的失业率高达60%以上。(注：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ЦРУ，2002(www.centrasia.ru).)当地区安全形势基本趋于平稳后，欧亚各国政府均将恢复国民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增强社会保障能力作为巩固新独立政权的重要措施提上国家发展议事日程。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政治、安全合作领域中开创的局面，为实现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各成员国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性和国内市场间的互补性，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实现有效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特别是中国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更成为重要的吸引力之一。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势头为中亚各国所看好，借地缘条件的便利拉动本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各国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活动的又一个重要动机；另一方面，中亚各国依托资源优势纷纷制定“能源富国”经济发展战略，而地处中亚近邻的中国不仅是21世纪潜力巨大的能源消费市场，而且还是通向亚太经济圈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重要经贸走廊，从而使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职能成为中亚地区经济适应全球化的“调节器”。(注：Кушкумбаев：“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ШОС”，Аген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APR”，19/08，2002(www.caapr.kz).)对于中国来说，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发展与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的经贸往来，解决石油进口问题固然是重要考虑之一。中国自1996年起即开始进入世界石油进口大国行列，2002年进口石油达8000万吨，目前石油需求量的30%依靠进口，预计到2010年进口石油将达1.2亿吨，2020年将达2.1亿吨。(注：宿景祥等：“国际石油战略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2期，第55页。)而哈萨克斯坦2002年石油产量为4700万吨，其中国内消耗只有约1000万吨，其余均用于出口。(注：Султан Акимбеков：“Экономика и вся наша жизнь”，“Котинеит”，№25，2002.)但单一的经贸活动和纯进口型的能源合作，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合作关系的质量。(注：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第136页。)为国家和民族长期发展计，启动西部开发战略将是保障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然而，由于中国西部脆弱的生态资源和复杂的人文环境，照搬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起飞时期的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的陈旧模式注定是行不通的。中国的西部开发必须有更高、更远的设计定位：凭借东南部资金和世界高新科技的支持，面向欧亚广大市场，建成能源输送、商品集散、转口加工、信息产业、跨国旅游乃至金融信贷等行业的新型基地，带动中国西部市场的良性运转和潜力发挥。这既是中华民族长期受益的宏伟事业，也是欧亚地区各国共同繁荣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资金、技术、管理等市场层面的必备条件，而且对地区稳定、国际合作、大国关系等外交层面的条件也提出了较高要求。目前，只有上海合作机制这种具有综合协调能力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有望引导各成员国通过长期的共同努力和互利合作逐渐推动这一积极进程。
但到目前为止，上海合作组织范围内经贸合作的发展远未达到理想的水平，在有些领域中甚至仍滞留在边境互市贸易或小额商品流通的阶段。制约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经贸合作、尤其是中亚各国与中国经济合作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一是各国经济体系都处在改造、转型的关键阶段，急需吸引投资和技术更新等各国都面临的共性问题，难以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协调解决和消化；二是各国国内市场均不够成熟，尤其在中亚国家，银行信誉、海关服务、政府管理、法规保障等系统尚不完善，加之社会稳定系数较低，不理想的软环境使投资者望而却步，高风险和高成本妨碍了大型合作项目的产生；三是中亚各国均为内陆国家，解决交通问题是扩大经贸合作的重要前提，而中国邻近中亚的恰是陆路交通网最不发达的广袤西部，相对滞后的市场容纳能力和流通能力均较乏弱，因而难以负担起大规模国际经贸合作主角或中介的职能。由于克服以上困难的前期投入较高、见效周期较长，若无国家行为支持下的大型合作项目支撑和推动，继续放任有不成熟、不规范的民间市场导向和现有的经贸方式与规模，将很难使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走出僵局。
面对地区经济发展诸多困难和经济合作机制尚不完善的现实，若勉强推动一些大型项目上马显然有些草率。但以地区经济长远发展需要和上海合作组织现有协作能力为前提，各成员国在目前水平上亦可为迎接今后地区经贸合作的长足发展时期的到来有所作为。对此，各国领导人和学者已形成了一些共识。首先，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可参考“比什凯克小组”到地区反恐机构的发展进程，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建立专事经济合作的协调小组，目前主要协助秘书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问题，逐渐扩大职能，改善经贸合作条件，引导各国规范市场，待欧亚市场趋于成熟和经贸活动具备规模时，升级成独立的委员会；其次，选择能源领域合作为突破口，实现中亚“能源富国战略”与中国能源多元保障战略及“东气西输工程”的对接，带动地区市场供需关系良性互动；第三，加强地区交通运输合作，提高中—哈铁路运输过货能力，加速中—吉—乌铁路建设，支持中亚各国“新丝绸之路战略”，开辟通畅的地区经济合作走廊；第四，加紧促进贸易便利化工作，适时建立地区发展银行和自由贸易区，并逐渐向国际规范接近。(注：“Президент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предлагает странам ШОС совместно решать вопросы миграции и создания единого рынка в регионе”，“РИА‘Новости’”29/05，2003(www.rian.ru).)
四、结束语
“9·11事件”引发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变后，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唱衰论”曾不绝于耳，各国媒体对这个新生国际组织以“空洞化”、“论坛化”为主题词的评论也不一而足。其实，这与上海合作组织刚刚成立时出现的“亚洲北约”、“联合制美”(注：马修·奥雷斯曼：“是该承认中国—中亚集团的时候了”，《亚洲时报在线》，2003年5月24日；Сергей Лузянин：“На пути к‘азиатскому ИАТО’：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стран‘шанхайской шестерки’ соберутся в Москве”，“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6/05，03(www.ng.ru).)等一厢情愿的解读同出一辙。可以说这都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犯了同样的错误：试图以冷战时代的旧式国际合作理念诠释一个实践着新安全观的新型国际合作组织。如果用中国古代寓言中“刻舟求剑”的故事来比喻上述认识过程，应该不算过分。上海合作组织以各成员国的不懈努力和坚毅信念，执着地探索着“以互信求安全，以对话促合作”的新安全道路。尽管将要经历的前途上必定会有许多曲折和困难，但人们毕竟已经看到，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国家所接受。在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道路上，六国将通过制度手段将多元并存、互利合作、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成果，这不仅决定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前途，也关系着人类未来的共同命运。
标签：上合组织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组织与机构论文; 欧亚联盟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苏联解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