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鄉里：北魏後期的弘農習仙里楊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魏论文,製造鄉里论文,弘農習仙里楊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不少研究者都曾關注過北魏後期的一個社會現象：許多早已離開本籍的士族(包括一些冒襲者)返回漢晋時期的鄉里，試圖與地方社會重建聯繫①。近來，郭津嵩在討論司馬氏回遷河内温縣的文章中，首先揭示出北魏政府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他指出：“推動士族回歸故里，是北魏政權努力重建士族社會的一個側面。”②這一頗具啓發性的認識爲我們理解文明太后、孝文帝以來的政治進展與社會變遷提供了新線索。不過由於材料的限制，先行研究對華北士族重返鄉里的具體過程並未深究，其中蘊藏的時代變革特徵亦未被全面揭示。鑒於此，本文將以楊播家族爲案例③，充分挖掘其遷籍華陰、改造郡望的諸般細節及實質意義，希望能使這種在史料中被稱作“還本鄉”的動向更爲清晰。 本文所謂楊播家族，主要是指楊播、楊椿等八兄弟及其生活在北魏的後代，相關記載集中於《魏書·楊播傳》。清末以來，楊播家族成員的墓誌不斷出土，目前已公布的共計二十七方。根據論述需要，我們將這些墓誌按誌主的死亡時間整理並列表於下。“出處”欄標明本文所依據的録文或拓片，“鄉里”“死亡時地”“埋葬時地”三欄的内容直接抄録自墓誌，留空則表示無相關叙述。
透過此表首先可以看到，楊播家族的成員非常統一地使用“弘農華陰潼鄉習仙里”來標明本籍。需要追問的是，這一身份認同是如何形成的？另外，從“死亡時地”“埋葬時地”兩欄可知，多數成員死於洛陽依仁里，然後歸葬華陰。這又反映了楊播家族怎樣的生活狀態？後文的討論將由以上兩個問題展開。 二、楊播的本籍與楊氏的遷徙傳說 《魏書》本傳記楊播“自云恒農華陰人”(15)。據家族成員的墓誌，這支楊氏自稱是東漢楊震、西晋楊珧(瑶)的後代。如《楊暐墓誌》：“漢太尉震之後，四世五公之盛，降魚泣鳥之祥，故已布於傳記，至兹可得而略。”《楊椿墓誌》：“十一世祖震，漢太尉。六世祖瑶，晋侍中、尚書令。” 不過，楊播家族弘農楊氏的身份一直受到質疑。最早對中古弘農楊氏進行綜合研究的竹田龍兒指出，楊氏世系從東漢末到五胡時期有數代的斷裂，《楊播傳》“自云”二字已體現出當時人對其出身的懷疑(16)。唐長孺認爲，楊播家於華陰其實是在“自云恒農華陰人”以後。他還推測，楊播可能出自東雍州的楊氏(17)。李文才亦認定楊播僞造了弘農楊氏的身份，並且借助墓誌材料補充了唐氏關於楊家徙居華陰的論述(18)。 正如上述研究所指出的，楊播家族與楊震、楊珧之間並無可靠的繼承關係，楊家的弘農郡望極可能出自僞託。那麽，楊播本籍何處？據《魏書·楊播傳》，該家族明確的世系始於楊播高祖楊結(19)。楊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其子楊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20)。楊椿、楊順、楊津等人的墓誌則稱楊結曾爲石趙中山相。由以上兩種材料可知，楊播的先世在入魏以前曾先後仕於石趙與慕容燕，再結合中山相一職來看，他們主要活動於河北一帶。 屠喬孫本《十六國春秋·後燕録》附有楊結的小傳，直截了當地指出楊結實爲清河人： 楊結，清河人也。仕垂至中山相。生二子，珍、繼。皆知名於世。(21)這一說法不見於其他留存至今的文獻。討論楊播本籍的學者也未曾留意。一般認爲，屠本《十六國春秋》是明代萬曆年間屠喬孫、項琳等人假託崔鴻而作的僞書，書中内容並非杜撰，而主要輯自類書，並合以《晋書》載記及《通鑑》叙十六國事者(22)。不過，亦有學者力主崔鴻書的殘本確實流傳至明代中後期，屠本其實是屠喬孫等搜集相關材料後所做的輯補本(23)。後一種說法的依據之一便是屠本的部分内容未見於其他現存典籍。 單就上引楊結的小傳來說，“清河人”這一點極可能是十六國北朝時期留下的記録。首先，既然《魏書》《北史》等典籍已經寫明楊播家族爲弘農楊氏後裔，屠喬孫等人若無可靠依據，恐怕不會憑空稱其爲清河人。其次，上面提到楊結、楊珍曾仕於以河北地區爲主體的石趙、慕容燕，他們或許是被吸收入五胡政權的地方勢力。“清河人”的出身與他們的生命歷程十分契合。綜合來看，我們應該將屠本的記載作爲探明楊播家族本籍地的有效材料。雖然楊播家族後來努力塑造弘農楊氏的郡望(詳見後文)，但這一歷史記録終究没能抹去。 下面再結合石刻材料繼續考察。今河北隆堯縣文物保護所内保存有一方北魏延昌元年(512)刊立的《寧遠將軍廣樂太守柏仁男楊府君之碑》。該碑已剥蝕嚴重，此處採用清人丁紹基《求是齋碑跋》的録文，並施以標點： 君諱□，字□□，恒農人也。五世祖□，爲太尉公震八世之□。(中略)永嘉元年除趙郡太守，□如故。石勒寇趙，公雄略宿聞，威猛罕匹，整郡甲將與勒戰。勒衆窘怖，□軍冀川。於五年晋祚失統，出□平陽，□□洛都，京極遂亂，世將□□。□痛主上之幽虜，傷爲臣之無驗，乃率士馬往赴帝難。□□□時屯，還鄉未期，汝等且家趙□，觀世隆煞。語訖遂發憤□□□泣諫□□□□非一郡之師所能救□□款誠□□□不可□□歐血而薨。高祖奉命即家於柏仁永寧。(24)碑主楊某籍屬趙郡柏人(仁)，却以弘農爲郡望，自稱是楊震的後裔。碑文開頭部分生動叙述了五世祖在永嘉之亂後奔赴國難，不得不暫時寄居河北的故事。 又，民國年間洛陽出土了一方刻於魏正光二年(521)的《内司楊氏墓誌》(25)。墓誌云： 内司楊氏，恒農華泠人也。漢太尉彪之裔冑，北濟州刺史屈之孫，平原太守景之女。因祖隨宦，爰旅清河。皇始之初，南北兩分，地擁王澤，逆順有時，時來則改，以歷城歸誠，遂入宫耳。(26)此楊氏亦奉楊震爲祖。墓誌提到，楊氏先世一度旅居清河，後又遷至歷城(27)。 以上材料顯示，在楊播家族之外，兩晋之際的清河以及距此不遠的柏人尚有其他楊姓人士分布。不過，同時出現在該區域的幾個家族都以楊震直系後代自居，相互之間又看不到任何交往和聯繫，使得他們弘農楊氏的身份十分可疑。結合屠本《十六國春秋》稱楊結爲清河人這一點，更有可能的情形是，他們均爲河北“土著”，楊姓乃清河周邊的地方姓氏之一。這些河北地區的楊氏與弘農華陰的關係，是在北魏時期建構起來的。 在討論楊播家族遷籍華陰的過程之前，先來關注他們如何化解其先世長期活動於河北的事實與自己宣稱的弘農郡望之間的矛盾。《楊椿墓誌》云： 高祖以晋室分崩，流宦石朝。大魏兆基，曾祖歸化。據此，楊家給出的解釋是：由於永嘉之亂，楊結不得不離開弘農故里，流宦石趙。這一說法與《楊府君之碑》《内司楊氏墓誌》中的家族史叙述異常相似，核心情節都是兩晋之際時勢動蕩下的家族遷徙。在與弘農楊氏建立關係的過程中，河北地區的楊姓家族共享了同一種解釋模式。永嘉之亂帶來的崩潰與混亂，對北朝人來說並不遥遠。將遷徙置於永嘉之亂的背景下，並竭力凸顯先祖在此過程中的無奈、悲壯，使得這種叙述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獲得了很强的說服力。 僞冒郡望是北朝中後期以來的普遍現象，而編造上述“遷徙傳說”其實是當時人們的常用手段。兹略舉數例。竇瑾“自云漢司空融之後”，他以“高祖成爲頓丘太守，因家焉”來說明爲何會遠離扶風而著籍頓丘(28)。另一位遼西遼陽的竇瑗同樣奉東漢竇融爲祖，他的解釋是“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爲遼西太守，子孫遂家焉”(29)。被姚薇元認定爲上黨稽胡的宦官白整，改姓張氏，又冒襲“荆州南陽郡白水縣”的地望(30)。他以“五世祖充，晋末爲路川戍主，因官遂居上黨焉”來解釋自己出身上黨的原因。隨葛榮崛起、後加入高歡陣營的任祥，自稱是西漢益州刺史任安後裔，先世“屬永嘉之亂”，無奈“流寓廣平”(31)。可見，“遷徙”在北魏時期已經成爲一種與高門大姓建立繼承關係的模式化叙述。本是河北“土著”的諸楊加以套用，炮製出一段從弘農到清河的家族遷徙史。這是楊氏改造郡望、僞冒高門的重要一環。 三、從帝都到鄉邑 在考知楊播的本籍之後，我們將在時間序列中梳理弘農郡望的塑造過程。對這支楊氏來說，最關鍵的措施，無疑是在華陰建立田宅、墳塋，使自己真正屬籍該地。考察的重點亦置於此。 楊播曾祖楊珍在道武帝時由後燕歸魏，卒於上谷太守。楊椿《誡子孫書》提到“我家入魏之始，即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32)，這其實是北魏將後燕舊臣安置在平城的措施。自道武帝定都平城以來，京師周邊集中了數量龐大的工匠、農人，對於各地的重要士族以及被征服的後燕、夏等政權的官僚，北魏政府也採取類似的處理方式。他們被迫遷徙至代北地區，受到集中管理。這種政策大概持續到遷都洛陽前夕(33)。楊播的曾祖輩、祖輩、父輩在接近一百年的時間裏，“居於斯，哭於斯，聚骨肉於斯”。這在楊播之弟楊阿難的墓誌中也有體現：“春秋十有三，太和八年四月七日卒於平城，仍殯於代。”平城不僅是楊播家族的田宅所在，亦爲其世代卒葬之地。 《魏書·楊播傳》載： 祖真，河内、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爲廣平太守，有稱續。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謐曰簡。(34)上引材料顯示，楊珍至楊懿世爲二千石，任職地多在華北地區。這主要得益於河北土著及後燕舊臣的身份。該家族的真正崛起，始於文明太后掌權時期對楊播、楊椿、楊津三兄弟的寵任。楊懿之妻王氏，乃文明太后外姑，三人“以外親”(35)，被馮氏引入宫禁。楊椿自叙道： 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内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中略)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36)除了親戚關係，三人能够在馮太后與孝文帝之間兩面討好，也是他們在平城宫廷中地位攀昇的原因。後來，楊播在遷都問題上堅定地站在孝文帝一邊，並在南征中屢立戰功，最終確立了這支揚氏在北魏政權中的勢族身份。 由上文的考察可以看出，楊播一支在北魏獲取政治地位的過程，與是否出自弘農楊氏並無關係。但正是在孝文一朝，當楊播家族一躍成爲京城社會中的達官顯貴之時，他們與遥遠的弘農華陰突然建立了聯繫。 首先是楊懿去世，北魏官方“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謐曰簡”。該事件的意義可以通過《魏書·恩倖傳》中王叡的例子來理解。王叡的發迹與楊播兄弟有些許相似，他們都曾受到文明太后親信，而得以出入帷幄，内參機密。傳稱“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晋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移以并州郡縣”(37)，對於王叡的“自云太原晋陽人”，官方以封爵的形式加以認可，這支王氏所聲稱的地望因此獲得了制度保障。楊懿被封爲“弘農公”亦出自同樣的背景。《楊穎墓誌》載：“及簡公薨，毁幾滅性。每讀行狀，未嘗不哀感如雨。時人命比之曾、柴云。高祖孝文皇帝初建壁雍，選入中書學生。”辟雍之建，時在太和十年(486)(38)，說明楊懿當死於太和前期，和王家兄弟一樣，楊播的父親也是在文明太后主政時期被封以“本鄉”。北魏歷史發展至此，統治者與當朝權貴似乎都意識到了士族傳統的重要性，並開始主動迎合。這是文明太后、孝文帝時期社會變革的一個側面。 楊播家族同漢魏時弘農楊氏的關係，從來没有像現在這樣受到重視。僞造楊震至楊結的世系，並且杜撰出由弘農遷徙至清河的故事，應該也是在太和前期完成的。楊懿死後，長子楊播成爲楊家的代表人物。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率領的南征部隊自鍾離撤退，楊播爲殿，“身自搏擊，斬殺甚多”，孝文帝“壯其厥功，賜爵華陰子”。太和二十二年(498)，播從征南陽，大破鄧城，又進爵爲華陰伯(39)。終孝文一朝，楊播家族的封爵與弘農華陰緊密結合，其弘農楊氏的地望不斷受到來自政治權力的肯定與强化。 不過，光是爵號上的聯繫無法令人滿足。畢竟，漢魏士族的一大特色在於深厚的鄉里基礎，而楊播家族此前與華陰地方並無任何連結。從這一點看，楊播家族與真正的舊族高門還存在差距，這也導致他們聲稱的郡望無法獲得社會輿論的完全承認。 要徹底擺脱“清河楊氏”的印記，達到魚目混珠的目的，楊家必須屬籍華陰，居於斯、葬於斯，使當地真正成爲自己的鄉里。進入宣武朝後，楊氏的“回歸鄉里”運動便揭開了序幕。《楊播傳》云：“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40)在與朝廷的合謀之下，楊播以刺史的身份第一次來到華州地區。《楊播墓誌》言之稍詳： (景明)二年(501)復轉左衛將軍，本官、伯如故。其年冬，出爲使持節、都督并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君情係舊鄉，思蔭桑梓，朝廷許之，改牧本邦。爲都督華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華州刺史，使持節、華陰伯如故。永平二年(509)，册授使持節、都督定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伯如故。墓誌特别提到“情係舊鄉，思蔭桑梓”，反映了楊播作牧華州在楊氏“還本鄉”過程中的重要意義。據該引文，楊播擔任華州刺史是在景明二年到永平二年之間。楊氏徙居華陰的準備工作就是在此期間完成的。 這樣的背景下，《楊播傳》所謂“至州借民田，爲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纔變得易於理解(41)。士族在鄉里的生活基礎，由住宅、田產、墓地構成。楊播亦應由此入手。因爲在華陰地方本無根基，要開展相關建設，他衹能利用手中權力來攫取土地，即“借民田”(42)。但這勢必會破壞當地的既有秩序，以至驚動中央，被御史彈劾。站在楊氏立場上的《楊播墓誌》，則决口不提楊播在華陰圈占民田的行爲，記此事爲“君以直方居性，權臣所忌，帝舅司徒公高肇謂而罪之，遂除名爲民”，將“削除官爵”歸責於政敵的誣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朝廷還刻意安排楊椿、楊穎在這段時間協助楊播的工作。《楊椿墓誌》載：“正始二年(505)，徵拜銀青光禄大夫。五年，除太僕卿、本州大中正。三年，除朔州刺史、安北將軍。延昌三年(514)，遷撫軍將軍、都官尚書。”比對楊椿本傳，此處“五年”當指正始五年，亦即永平元年(508)。楊椿此時兼領華州大中正，自然能够强化自己家族在當地的影響力。又據《楊穎墓誌》，穎卒於永平四年，生前最後的歷官是“本州治中從事史，俄遷别駕”。楊穎很有可能就是在楊播的刺史府中任職，兄弟二人同在華州，經營鄉里。 四、習仙里楊氏的成立 在楊播主持下的近十年的經營，是這支楊氏得以在華陰扎下根基的關鍵。就在他結束華州的任期後不久，整個家族便入駐華陰，越發接近擁有鄉里基礎的漢魏式士族。從墓誌材料中，我們可以推斷出準確的時間。 據表一，楊播七弟楊阿難死於太和八年，葬於代；景明元年，楊穎之子楊範死，葬在濟州；次年，楊老壽去世，初殯於洛陽；楊穎卒於洛陽，時在永平四年五月；楊椿妻崔氏死亡時間不詳，但她與上述四人一起在永平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歸葬華陰。遷葬說明遷居的最終完成(43)。從楊阿難死葬平城，到永平四年“返厝於華陰”，差不多過去三十年。這三十年正好是楊播一家爲改造郡望所付出的時間。 十一月十七日的集體葬禮，讓楊氏家族成員齊聚華陰，宣告“習仙里楊氏”的成立。此處還要追問的是，楊播爲何選擇潼鄉習仙里？這對楊氏家族的發展具有什麽意義？ 楊氏在潼鄉習仙里的家族墓地中，唯楊播六弟楊舒之墓經過科學發掘(44)。據考古簡報介紹，該墓地位於華山北麓、華陰縣城西南五方鄉楊家城之北2.5華里。北魏後期的習仙里就在這片區域。單從名稱來看，“習仙”二字可能跟華山地區的地方信仰有關。但楊氏家族在此興建田宅墳塋，當有更深刻的原因。我們稍作推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關於楊氏的起源有一種說法： 又云晋之公族食邑於羊舌，凡三縣：一曰銅鞮，二曰楊氏，三曰平陽。突生職，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爲銅鞮大夫，生子容。肸字叔向，亦曰叔譽。鮒字叔魚。虎字叔羆，號“羊舌四族”。叔向，晋太傅，食采楊氏，其地平陽楊氏縣是也。叔向生伯石，字食我，以邑爲氏，號曰楊石，黨於祁盈，盈得罪於晋，並滅羊舌氏，叔向子孫逃於華山仙谷，遂居華陰。(45)據引文，叔向子孫爲躲避祁盈之難，逃至華山仙谷，成爲了弘農楊氏的始祖。追尋氏族來歷的風氣，肇興於東漢(46)。該傳說很可能是在漢魏之際由弘農地區的楊氏宗族創造的，目的是要解釋楊氏得姓與定居華陰的原因。我們懷疑，在其流傳的過程中，習仙里與所謂“華山仙谷”被建立了某種相關性。從地理上看，楊氏家族墓地正南方不足五公里處便是當今稱爲“仙峪”的華山山谷。習仙里正位於所謂的“華山仙谷”谷口附近。順便一提，1994年，華山管理局在仙峪風景區的崖壁上刻寫了“楊氏先祖避難處”七個大字(47)。這種追認與附會，在千百年間不斷上演。 從以上的推論看來，楊播家族定居習仙里，是爲了接近弘農楊氏的發祥地，既能塑造一種源遠流長的舊族形象，又易於彰顯自己在天下諸楊中的正宗身份。墓誌所見“習仙里楊氏”這樣統一而强烈的認同感，就是在此背景下產生的。 另外，《魏書·楊播傳》附有楊播族弟楊鈞一家的記載。楊鈞即楊結次子楊繼的曾孫。通過分析楊鈞家“還本鄉”的過程，亦可豐富我們對“習仙里楊氏”的瞭解。目前出土的北魏墓誌中，有下列六方的誌主屬於這支楊氏：
楊胤、楊鈞爲楊恩之子，熙僊、宜成爲楊胤子。楊恩的墓誌出土於洛陽(49)，據此推測，楊胤、楊鈞很可能是在永平二年埋葬楊恩後，纔開始著手“還鄉”。而這段時間，楊播一家已經在華陰地方扎下根基，亦形成了“習仙里楊氏”的認同。從楊熙僊、楊胤、楊宜成的墓誌都稱“潼鄉習仙里人”來看，楊鈞家族此時受到了楊播一支的强烈影響，並主動進行攀附。這也反映出，楊播一家精心構建的“習仙里楊氏”乃漢魏弘農楊氏正統繼承者的形象，在當時社會獲得了認可。 不過，從卒葬情况判斷，楊鈞家並没能真正回到他們聲稱的鄉里。清宣統年間楊胤墓誌在華陰出土，但具體地點不詳(50)。胤季女的墓誌則出自如今的潼關縣管南村(51)，此處距楊播家族墓地的直線距離已超過20公里，顯然不會在北魏時期習仙里的範圍之内。楊胤的另外兩個兒子，熙僊、宜成“權窆於洛陽”，到最後也没能回歸故里。李獻奇、周錚根據楊鈞後人的墓葬地點推测，楊鈞應葬於現今的潼關縣亢家寨村(52)。這裏位於管南村東面，也不可能屬於習仙里。 綜上所述，楊鈞一支雖然自宣武帝中期以來逐漸遷往華陰，但其葬地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居住地並没能進入當時弘農楊氏的核心區域。出現這一狀况，與這支楊氏的政治處境密切相關。孝文、宣武時期，楊胤等人地位不高，導致其家族落後於豪門勢家回遷的風潮。而到了孝明帝一朝，楊鈞似乎又與楊播一家形成了某種對抗性關係。在楊椿之子楊昱的傳記中，魏收用較長篇幅描述了楊昱同元叉的衝突以及因此受到的刁難和打壓，其中提到： 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叉。靈太后召叉夫妻，泣而責之。叉深恨之。(53)時任太尉掾兼中書舍人的楊昱不滿李崇、楊鈞的行賄行爲，遂向靈太后告發，這是他與元叉之間矛盾的起因。據該引文，楊鈞是元叉的依附者，其官位在正光年間的攀昇，可能也跟交結元叉有關。可以推斷，楊播家族在這段時間與楊鈞一支關係不和(54)。因此，對於楊鈞的遷居行爲，已經在華陰地方重建勢力的楊播家可能非常排斥，不會願意吸納他們進入習仙里楊氏的行列(55)。北魏後期，楊鈞一家在“返鄉”道路上步履艱難，可以從這裏得到解釋。 五、“東西兩家”：楊播家族的生活方式 《魏書·楊播傳》云： (尔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治。前廢帝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下詔付有司檢聞。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56)所謂“東西兩家”，是指楊播家族在洛陽與華陰的兩處宅邸。從表一“死亡時地”欄中可以得出，依仁里是這支楊氏在京師的住處。該里於史無載，或即《洛陽伽藍記》提到的“景寧里”：“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爲寺，因以名之。”(57)太和末期，楊播一家隨車駕南遷，築宅於此，十餘年後又在華陰習仙里營建了莊園，形成了兩家共存的局面。在這背後，楊氏家族有著怎樣的生活狀態？ 艾博華(Wolfram Eberbard)最早用“城市與鄉村的雙家形態”來描述中古士族在京城和本郡都擁有住處的現象(58)，這一分析角度後來被許多學者繼承(59)。不過，“雙家制”的概念重在凸顯士族的鄉里根基，京城的宅第往往被描述成官員的臨時居所。而楊播一支的情况與此有别，可提示我們注意一些過去被忽略的細節。首先，楊播家中未入仕者或免官者同樣居於京宅。據《楊叔貞墓誌》《楊幼才墓誌》，兩人在普泰元年被害於洛陽依仁里時，分别爲十七歲、十五歲，均未及入仕。永平年間，楊播被削除官爵、除名爲民，去世前的數年時間他都在京城家中“閉門自守”(60)。實際上，整個楊家的日常生活主要都是在洛陽依仁里展開的。舉一個元顥入洛時的例子。《楊侃傳》云： 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内逼，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爲都督，率眾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61)在洛陽已經陷於元顥的情况下，孝莊帝北奔，道遇駐扎在黄河北岸的楊侃。侃請求陪從，但孝莊擔心此舉會連累楊家在洛陽的“尊卑百口”，因而發生了上述對話。與此同時，有人勸身處洛陽的楊椿携家避禍，他回答道：“吾内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62)兩段對話提到的“百口”，均指住在洛陽城内的楊氏一家，從中透露出楊播家族在京師聚族而居的現象。 楊氏門風頗受時人贊賞，最重要的一點是“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楊椿自己也提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63)，這裏的“家”其實都說的是他們在依仁里的宅第。前引《洛陽伽藍記》的材料在介紹完楊椿創居景寧里後，接著便講到楊家“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亦佐證京城的住處纔是其展現士族風操的場所。 看來，累世同堂、居於洛陽是這支楊氏的常態。那華陰習仙里的莊園在楊家的家庭生活中有何作用？《楊椿傳》載： 椿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中略)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64)從《蕭寶夤傳》所記蕭寶夤任雍州刺史的時間可以得出(65)，楊椿稱疾離職、返回鄉里是在孝昌三年四月。在第二年四月被孝莊帝拜爲司徒以前(66)，楊椿一直因“老病”逗留在華陰。由此可見，習仙里的住宅是楊椿可以暫時擺脱官場事務的休憩場所。另外，據表一，在普泰元年楊氏遭滅門以前，死於華陰的衹有楊順女兒楊無醜與楊順妻吕氏。《楊無醜墓誌》稱其“寢疾而終”，無醜很可能長期在華陰鄉下養病，這或許也是她年二十一而未出嫁的原因。《吕氏墓誌》說“寢疾，終於家，時春秋六十有一”，看來她和楊椿一樣，在“老病”時選擇返居華陰。習仙里也是家庭成員避難時的去處。《楊侃傳》云：“莊帝將圖尔朱榮也，侃與其内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密謀。尔朱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陰。”(67)楊侃參與了孝莊帝殺害尔朱榮的密謀，當尔朱兆攻入洛陽時，他想到了逃歸鄉里。不過由表一可以看出，在普泰元年的屠殺中，多數楊氏成員死於京城依仁里，再度印證楊家的生活中心是在洛陽。 綜合上文的分析，華山脚下的家宅不過是養疾、逃難等特殊情况下的落脚地。這跟“雙家制”下士族與鄉里保持緊密連結的生存方式有著根本區别。典型的漢魏士族，往往在地方經歷過漫長的發育過程。他們經營家族勢力的同時，亦重視在鄉黨培植自身的影響力。“修之鄉曲，昇諸朝廷”，這些地方大族作爲鄉里代表被吸納入政權之後，又會借助政治權力來繼續鞏固土著根基。反過來，鄉里勢力也作爲一支可以倚賴的力量，支撐著他們在政治舞台上的各項活動。楊播家族的發展與這種從地方到中央的路徑正好相反。楊氏先由姻戚關係崛起爲朝中權貴，再借助王朝的支持“空降”至地方。京城社會一直是其身份地位之所繫，由此决定了“内外百口，同居京洛”的生活方式。華陰的田宅與祖塋，不過是楊播一家改造郡望時使用的道具，重在象徵意義。而參與地方社會，建立鄉里基礎，並不屬於他們追求的目標。 至此，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楊椿致仕歸鄉的場景： 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泪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决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欷，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群公百僚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68)壯年立功於朝，年老致仕、榮歸鄉里向來是中古士人的理想。不過，這一理想生發於漢魏時期的國家社會構造，它的前提是：故園爲宗親所居，鄉里乃根本所在。而對於楊椿來說，子孫百口都住在京城，華陰的宅第幾近空巢，可能更没有擁護之、仰賴之的父老鄉親。這幕盛大的致仕儀禮，與楊播家的“再造鄉里”一樣，都只是在形式上模仿漢魏傳統。 六、餘論 學界已對太原王氏、榮陽鄭氏、渤海高氏、河内司馬氏等家族“還本鄉”的行爲有過揭示，加上本文對弘農楊氏的考察，使得北魏後期這一廣泛發生的社會運動逐漸清晰。但這股風潮内部，不同家族在回歸故里的取徑、效果上往往存在差異，值得留意。羅新、葉煒曾指出鄭羲一家對鄉里社會的强勢介入(69)；又據郭津嵩的研究，司馬氏在魏末已演變爲鄉里豪强，得以在東西魏分立的變局中再度崛起(70)。而從楊播家族“製造鄉里”的過程可以看出，雖然這支楊氏對田園的用心建設使他們與漢魏時期的弘農楊氏構築起相當牢固的對接關係，但“習仙里楊氏”的認同並未給楊家的生活狀態帶來實質改變，他們念兹在兹的依然是作爲權利基礎的京城社會。普泰元年，當尔朱氏的屠刀揮來時，他們没有任何可以憑藉的鄉里勢力，只能束手待斃。 楊播家族與華陰鄉里的這種關係並非特例。比如，帝舅高肇浸染時風。攀附郡望，但遷葬尚且草率(71)，更不可能在經營鄉里上投入太多精力。又如倖臣趙脩在宣武帝的支持下高調操辦亡父的喪禮，並籌備將其運返本籍埋葬，這顯然是想通過模仿士族式的凶喪禮俗來博取高名(72)，但從歸鄉過程中“道路嬉戲，殆無戚容”以及一系列“淫亂不軌”的言行來看(73)，他絲毫不在意家鄉父老的目光。再如李平家族雖然也在頓丘建立了宅第、墳塋(74)，但“闔門百口，同居京洛”，以至在元顥之亂中“既被羈繫，無由自拔”(75)。此處，鄉里只是作爲士族身份的符號，地方社會在維繫士族地位方面的實質性意義却不再被看重(76)。這種新現象昭示著北朝後期正在發生的深刻的社會變革。 另外，在楊播家族僞冒弘農郡望的背後，我們能够看到文明太后、孝文帝、宣武帝等北朝統治者的積極支持。正如學者已經指出的，北魏朝廷推動士族“還本鄉”，其目的在於恢復中原士族的地缘分布格局，更“逼真”地重現漢魏士族社會的場景，進一步確立北魏乃華夏正統的地位(77)。但應注意，在這一分佈格局的中心，傲然矗立著一群“河南洛陽人”。對他們的打造，纔是統治者的工作核心。 聯繫中原士族“製造鄉里”的現象，孝文帝的多項措施都可以納入到同一脉絡下考慮。太和十八年，他率眾南遷，讓隨從南下的代人集團居於洛陽、著籍洛陽。十九年六月，孝文下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最終使得“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洛陽人”(78)。屬籍的遷移、田宅的落成、墓塋的建立是士族成功返回本鄉的三大表徵，南遷的代人集團亦在經歷相同步驟後，成功地以洛陽爲郡望。而同樣是在太和十九年，孝文帝頒布“定姓族”之詔(79)，通過王朝權力將這批新誕生的洛陽人納入門閥序列當中。 在這些措施之後，遷洛的代人集團被塑造成以洛陽爲鄉里的士族集團。漢魏舊族遍佈各地，簇擁著以“河南元氏”爲首的洛陽諸姓，這纔是孝文、宣武諸帝夢寐以求的社會圖景。 注釋： ①唐長孺《魏書楊播傳自云“弘農華陰人”辨》，《山居存稿續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94-98頁。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34頁。何德章《僞託望族與冒襲先祖：以北族人墓誌爲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7輯，2000年，第137-143頁。羅新、葉煒《新出魏晋南北朝墓誌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72-74、137-140頁。仇鹿鳴《“攀附先世”與“僞冒士籍”——以渤海高氏爲中心的研究》，《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60-74頁。 ②郭津嵩《回歸故里與重塑舊族——北朝隋唐的河内司馬氏家族》，《唐研究》第17卷，2011年，第159-178頁。 ③針對楊播家族的考察已有不少，這裏僅列舉其中重要的研究。[日]竹田龍兒《門閥としての弘農楊氏につぃての一考察》，《史學》第31卷，1958年，第613-643頁。唐長孺《魏書楊播傳自云“弘農華陰人”辨》，第94-98頁。杜葆仁、夏振英《華陰潼關出土的北魏楊氏墓誌考證》，《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5期，第17-27頁。王慶衛、王煊《隋代華陰楊氏考述——以墓誌銘爲中心》，《碑林集刊》第11輯，2005年，第243-270頁。王慶術、王煊《隋代弘農楊氏續考——以墓誌銘爲中心》，《碑林集刊》第12輯，2006年，第199-222頁。李文才《華陰出土北魏楊氏墓誌考釋》，《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4輯，2007年，第125-132頁。董理《從楊舒墓誌看魏宣武帝時期的南北戰争》，《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4輯，2007年，第133-138頁。王慶衛《新見北魏〈楊椿墓誌〉考》，《出土文獻研究》第8輯，2007年，第240-248頁。李文才、俞鈺培《北魏楊播家族研究》，《北朝研究》第6輯，2008年，第107-116頁。王慶衛、王煊《新見北魏〈楊津墓誌〉考》，《碑林集刊》第14輯，2008年，第1-6頁。楊爲剛《中古弘農楊氏貫望與居葬地考論》，《碑林集刊》第15輯，2009年，第226-235頁。[日]田中由起子《弘農楊氏系図》，《駿台史學》第144卷，2012年，第1-16頁。[日]窪添慶文《北魏におけゐ弘農楊氏》，伊藤敏雄編《墓誌を通し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の新たな可能性》，平成22-26(2010-2014)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項目“石刻史料と史料批判によゐ魏晋南北朝史の基本問題の再検討”中間成果報告畫，2013年5月，第62-89頁。尹波濤《北魏時期楊播家族建構祖先譜系過程初探——以墓誌爲中心》，《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1-116頁。 ④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彙編62”表示該書第62頁。 ⑤羅新、葉煒《新出魏晋南北朝墓誌疏證》。“疏證71”表示該書第71頁。 ⑥王連龍《新見北朝墓誌集釋》，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版。“王連龍13”表示該書第13頁。據王氏考證，楊老壽爲楊播叔父，見該書第14頁。 ⑦張乃翥《龍門區系石刻文萃》，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版，第412頁。 ⑧趙君平《邙洛碑誌三百種》，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2頁。 ⑨王慶衛《新見北魏〈楊椿墓誌〉考》，第240頁。 ⑩王慶衛、王煊《新見北魏〈楊津墓誌〉考》，第1頁。 (11)[日]窪添慶文《北魏におけゐ弘農楊氏》，第62-89頁。 (12)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線裝書局2008年版。“校注7-24”表示該書第7册第24頁。 (13)趙君子、趙文成《秦晋豫新出墓誌蒐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頁。 (14)楊穆與楊播爲從兄弟，可能與楊椿、楊侃等同時死於普泰之難。見羅新、葉煒《新出魏晋南北朝墓誌疏證》，第157頁。 (15)《魏書》卷五八《楊播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79頁。需要說明的是，在北魏的實際制度中，華陰縣不屬弘(恒)農郡，而是隸於華山郡。見《魏書》卷一○六下《地形志下》，第2625-2626頁，又參見侯旭東《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38-139頁。 (16)[日]竹田龍兒《門閥としての弘農楊氏につぃての一考察》，第630頁。 (17)唐長孺《魏書楊播傳自云“弘農華陰人”辨》，第94-98頁。唐先生認爲楊播本籍東雍州的依據，主要是《周書》卷四四《泉企傳》的一條材料：“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閤請恩。”(中華書局1971年版，第786頁)泉企任東雍州刺史已值魏末，此時楊播家族爲當朝權貴。更有可能的情形是，楊羊皮主動勾結、攀附楊播家族，從而得以與之“合族”。因此，這段材料難以證明楊播出自東雍州。考察楊氏的本籍，應從楊結、楊珍等可靠的先祖入手。 (18)李文才《華陰出土北魏楊氏墓誌考釋》，第125-126頁。 (19)前引尹波濤《北魏時期楊播家族建構祖先譜系過程初探——以墓誌爲中心》一文猜測，楊結是楊播家族杜撰的人物，他們借鑒了楊鈞一支的祖先譜系。新出《楊恩墓誌》(王連龍19)明確提到誌主乃楊結曾孫。楊恩爲楊鈞之父，由是可知，楊結是楊播、楊鈞兩家共同承認的祖先。因此尹氏之說不能成立。另外，從後文的討論可以看到，楊鈞家在改造郡望、回遷華陰等方面均落後於楊播家族。 (20)《魏書》卷五八《楊播傳》，第1279頁。 (21)《十六國春秋》卷五二《後燕録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3册，“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60頁。 (22)《〈十六國春秋〉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3册，第315-316頁。唐長孺《魏晋南北朝史籍舉要》，收入《唐書兵志笺正(外二種)》，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5-36頁。 (23)王薇《〈十六國春秋〉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3年第3期，第44-47頁。陳長琦、周群《〈十六國春秋〉散佚考略》，《學術研究》2005年第7期，第95-100頁。湯勤福《關於屠本〈十六國春秋〉真僞的若干問题》，《求是學刊》2010年第1期，第125-130頁。 (24)[清]丁紹基《求是齋碑跋》卷一，《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19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4012頁。 (25)郭培育、郭培智主編《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 (26)同注④，第126頁。 (27)趙萬里認爲楊氏墓誌中的“皇始”應爲“皇興”之誤，甚是。見《魏晋南北朝墓誌集釋》，《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第3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8頁。楊氏先人當追隨南燕勢力，由河北徙至青齊，劉裕滅燕，遂入南朝。北魏獻文帝皇興年間攻占青齊地區，楊氏以俘虜身份没入宫中。 (28)《魏書》卷四六《竇瑾傳》，第1035頁。 (29)《魏書》卷八八《良吏·竇瑗傳》，第1907頁。 (30)《張整墓誌》，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第43頁。相關討論見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20頁；趙萬里《魏晋南北朝墓誌集釋》，第116頁；何德章《僞託望族與冒襲先祖：以北族人墓誌爲中心》，第139頁。 (31)《任祥墓誌》，王連龍《新見北朝墓誌集釋》，第87-88頁。 (32)同注(20)，第1289頁。 (33)參見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106頁；李憑《北魏平城時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283頁；[日]室山留美子《北魏漢人官僚とその埋葬地選択》，《東洋學報》第87卷4號，2006年，第1-32頁。 (34)同注(20)，第1279頁。 (35)同前注。 (36)同上書，第1290頁。 (37)《魏書》卷九三《恩倖·王叡傳》，第1990頁。對王叡家族的詳細考察，可參見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第126-134頁。 (38)《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第161頁。 (39)見《楊播墓誌》；《魏書》卷五八《楊播傳》，第1280頁。 (40)同注(20)，第1280頁。 (41)同前注。 (42)參見李文才《華陰出土北魏楊氏墓誌考釋》，第125-132頁。 (43)參見尹波濤《北魏時期楊播家族建構祖先譜系過程初探——以墓誌爲中心》，第111頁。 (44)崔漢林、夏振英《陝西華陰北魏楊舒墓發掘簡報》，《文博》1985年第2期，第4-11頁。 (45)《新唐書》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一下》，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346頁。 (46)參見侯旭東《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96-101頁。 (47)衛麗《弘農華陰楊氏の現地調査と考察》，《駿台史學》第144卷，第68-73頁。 (48)吴鋼《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千輯439”表示該書第439頁。 (49)同注⑥，第19頁。 (50)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第123頁。 (51)杜葆仁、夏振英《華陰潼關出土的北魏楊氏墓誌考證》，第17-27頁。 (52)李獻奇、周錚《北周、隋五方楊氏家族墓誌綜考》，《碑林集刊》第7輯，2001年，第53-61頁。 (53)同注(20)，第1292頁。 (54)在《魏書·楊播傳》中，楊鈞之子楊儉、楊寬被描述爲“皆輕薄無行，爲人流所鄙”，與楊播一家的門風純厚形成强烈對比。這種叙述的形成，可能與兩家間的恩怨也有關係。畢竟，楊津之子楊愔爲北齊權臣，而魏收與之關係極爲親密。《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云：“時尚書令楊遵彦，一代貴臣，勢傾朝野，(魏)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見[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39頁。 (55)據《楊儉墓誌》(千輯442)，楊儉大統八年(542)死於華州習仙里。在普泰年間楊播家族遭滅門後，楊鈞後人很可能趁機遷入了習仙里。 (56)同注(20)，第1302頁。 (57)《洛陽伽藍記》卷二，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16-117頁。 (58)Wolfram 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E.J.Brill,1965,pp.44-46. (59)如[美]伊沛霞著，范兆飛譯《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毛漢光《從士族籍貫遷徙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333頁；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第200-204頁。另可參見仇鹿鳴《士族研究中的問题與主義——以〈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爲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4期，第287-317頁。 (60)《楊播墓誌》：“於是閉門靜處，蕭然不以得失爲情，澹爾以時命自守。春秋六十有一，以延昌二年歲次癸巳十一月十六日寢疾薨於洛陽縣之依仁里。” (61)同注(20)，第1283頁。 (62)同上書，第1288頁。 (63)同上書，第1289、1302頁。 (64)同上書，第1288頁。 (65)《魏書》卷五九《蕭實夤傳》，第1323頁。 (66)《魏書》卷一○《孝莊帝紀》，第257頁。 (67)同注(20)，第1284頁。 (68)同上書，第1289頁。 (69)同注⑤，第137-140頁。 (70)同注②，第174頁。 (71)同注⑤，第72-74頁。 (72)《魏書》卷九三《恩倖·趙脩傳》：“脩之葬父也，百僚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官。”第1998頁。又參見室山留美子《北魏漢人官僚とその埋葬地選択》，第23-24頁。 (73)《魏書》卷九三《恩倖·趙脩傳》，第1998-1999頁。 (74)《魏書》卷六五《李平傳》記平子諧，“孝静初，遭母憂，還鄉里”，第1460頁。又，1958年河南濮陽發現了李平從兄弟李雲及其妻鄭氏的合葬墓，見周到《河南濮陽北齊李雲墓出土的瓷器和墓誌》，《考古》1964年第9期，第482-484頁。墓誌録文見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第377頁。鄭氏的墓誌提到“以二月廿八日遷於舊塋”，說明這支李氏已在該地區建立了家族墓地。 (75)《魏書》卷六五《李平傳》，第1455頁。 (76)王德權指出南北朝後朔的國制演變中存在“去鄉里化”的傾向，見《士人、鄉里與國家——古代中國國家型態下士人性質的思考》，收入《爲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臺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頁。這裏勾勒出的社會變化或許可與王氏提出的制度變化結合起來做進一步的思考。 (77)同注②，第173-174頁。 (78)同注(38)，第178頁。 (79)《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第3014-3015頁。唐長孺《論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79-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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