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的经济影响:一般均衡分析_最低工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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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最低工资最初在19世纪末于新西兰出现,随后这种工资制度在世界范围迅速发展(龚强,2009)。西方学界很早就对这种制度予以了关注,比如Brown等(1982)和Card和Krueger(1995)等。关于最低工资争论的焦点,往往是最低工资引起了失业。也就是说最低工资并不是一个使得所有劳动者普遍受惠的制度,一般而言,支持最低工资的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供需都缺乏弹性,因此即使造成失业,其数量也不大。反对者所持的理由是,长期而言劳动力市场的供需都富有弹性,最低工资会带来大量失业。关于最低工资与失业之间的实证结论更为多样化,甚至有不少研究得出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的结论。目前,这些不同的观点还处于争论中(Neumark和Wascher,2007)。

上述争论几乎全部都是基于局部均衡的分析,虽然很有价值,但是不少学者(Johnson,1969;Diewert,1974a)认为局部均衡分析存在明显缺陷,它没有考虑最低工资下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进而其他部门的产出、相应的各种要素以及产品的价格也随之发生改变。局部均衡框架无法考虑最低工资所引起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的反馈效应,因此也就无法分析最低工资对市场长期均衡带来的影响。

对于这么重要的现象,国内讨论的理论文献并不多见,有关的研究往往都是基于国外流行的理论或者流行的计量模型做出实证研究。至于利用一般均衡视角研究的文献更是非常少,据笔者了解,龚强(2009,2010)是仅有的一般均衡分析,不过该文仍然忽略了最低工资所引起的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

本文将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探讨最低工资对各种价格的影响以及对所有个体福利的影响。第二部分的文献述评指出本研究与现有理论的联系还有本研究的贡献,第三部分是基本模型,第四部分是模型分析和结论,最后是结语。

二、文献评述

据笔者了解,最早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最低工资的文献是Johnson(1969),Johnson将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受到最低工资法影响的部门,另外一个不受最低工资法约束,通过引入两部门的一般分析框架,这篇文献得出了一些局部均衡无法得到的结论,其中最吸引人的结论莫过于是最低工资的提高有可能惠及所有劳动者,无论他所处的行业是否受到最低工资的约束。这个结论的直观解释不难,实行最低工资的部门将流出一部分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最终将在没有最低工资约束的部门就业,由此后者的产品价格会降低,如果消费者的消费替代弹性非常大,无最低工资约束部门工人的福利甚至可能改善。模型的结论非常具有新意,但是模型的缺陷也很明显,Jones(1971)指出,最低工资下不考虑失业问题,我们很难解释为何工人会接受不同的工资水平,也就是说这篇文章中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不均衡的。

近期一些学者如Kar和Marjit(2001)、Marjit和Beladi(2002)在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不同部门间工资差异的福利效果,虽然相比Johnson的理论,这些模型显得更为严格与正式,但是它们仍然采用的是没有失业的劳动力市场假设,也意味着仍然没有克服Johnson模型的缺点。

解决Johnson模型问题的一个好的办法是在理论中加入Harris和Todaro(1970)所用的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流动均衡。有很多文献都是在一般均衡中加入HT劳动力市场均衡来考察最低工资的经济效果,比如Rapanos(2005)、Marjit和Acharyya(2003)。尽管加入了HT劳动市场均衡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理论,但是Rapanos(2005)将重点放在了最低工资对价格和产量的影响上,而Marjit和Acharyya(2003)在讨论HT模型时对福利的处理非常简短。

Diewert(1974a、1974b)的研究以及Dixit和Norman(1980)著名的国际贸易理论专著的第三章和第五章直接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消费者效用函数,这使得理论可以将消费者福利研究严格化。本文将借用这种建模框架,我们通过引入消费者偏好将需求方面的信息和生产方面对等看待。直接在模型中引入消费者偏好可以使得我们方便的研究某种外生因素变动时个体福利的变化。当然本文与Diewert(1974a、1974b)的模型有明显区别,本文将HT劳动力市场均衡引入模型,同时还将通过中国实际情况,采用特定要素的假设。这些新引入的因素使得本文的分析更加严格和全面。在一定意义上,本文是前述所有模型的综合。

三、模型

中国现今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三个城市是深圳1500元、北京1260元、上海1450元,山东这样的发达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还不足1000元。这些数据表明受最低工资影响的行业应该是城市低收入行业,考虑到这些行业从业的主力军是广大从农村进城的打工者,那么最低工资如果导致企业裁员,这些从企业流出的劳动力大多会流回农村。据此,本文的两部门模型包含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其中工业部门受到最低工资影响。同时考虑到农村的生产主要依靠土地和劳动投入,资本密集度很小,于是模型将农村的生产简化为只需要土地和劳动两种投入要素。对于工业部门也做类似处理,它投入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劳动力在两个部门间自由流动。不难看出,本文的模型是2种产品,3种要素的两部门(特定要素)一般均衡模型,其中农业部门特定要素投入是土地,工业部门特定要素投入是资本。

(一)供给方面

2.要素市场均衡

3.Harris—Todaro(以后简记HT)劳动力市场均衡

前文已经指出,Johnson(1969)等的模型没有考虑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报酬差异时的流动,因此根据Harris 和Todaro(1970)的文章,我们在模型中加入HT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

(二)需求方面

为了将消费的处理同生产做得同样细致,本文将采用Diewert(1974a)以及Dixit和Norman(1980)的办法用支出函数描述消费的偏好。我们知道在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需求方面的处理相对非常简单,往往假设所有消费者都有相同的位似效用,比如Harberger(1962)、Jones(1965)这些著名的文章以及后来Kotlikoff和Summers(1987)权威的税收归宿综述。这样简单的处理无法满足本文的要求,本文希望讨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后,各个劳动者群体的福利如何变动。为此,本文做稍微强一点的假设:所有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一次齐次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这样,我们很容易得到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总需求函数。

(四)比较静态分析

通常情况下标准2 乘2 型的一般均衡模型扩展后,系数行列式的正负号完全视方程中的参数而定(Diewert,1974a、1974b)。本文上述10个方程(瓦尔拉斯法则要求去掉11个方程中的一个)也是如此。换言之,如果要得到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一般的文献都采用数据模拟的办法或者是可计算一般均衡(CGE)。不过为了使得结论更具一般性同时又使得比较静态分析能够进行,本文假设C—D效用函数两种产品的权重相同(具体推导略)。

本文主要讨论一些新颖的结论(局部均衡无法得到的或已有文献忽略了的)。

(五)主要结论

命题一:当农业从业人口高于工业部门时,最低工资将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反之,仅当工业从业人口远大于农业部门时,最低工资才可能造成农产品价格的提高。

命题一的经济学直觉:当农业从业人口大于工业人口时,最低工资导致人口从工业转向农业,农产品供给随之增加,产品价格也随之下降。反过来,当工业从业人数大于农业从业人数时,最低工资的提高仍然会导致工业部门失业,但是此时人口流动的方向可能会从农村流向城市。道理在于,高的均衡工资会对农业就业者产生吸引力,他们通过权衡比较农业劳动报酬和城市期望报酬来决定是否流出农业。显然当工业从业人数大于农业从业人数达到一定程度时,农业流出人口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不算很小,这使得城市的期望报酬高于农业,人口从农业流出,农产品供给大幅减少,价格随之上升。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本文的新结论,也是局部均衡无法得到的。

这个命题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我国从2001年开始,工业(包括服务业)从业人口就超过了农业从业人口。最新的公开数据表明,2011年农业从业人口仅2.65亿,比工业从业人口少了2.3亿。这说明命题一的条件在我国现实中是完全满足的,也就是说,目前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可能带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命题一的结论仅仅只是一个铺垫,本文最关注的是最低工资给个体福利造成的影响。因此除了命题一之外,我们还需要其它结论。

命题二:土地和资本的回报都下降。

命题二的经济含义是最低工资导致工业人口流失,所以资本边际报酬下降。但是农业人口既可能出现流入也可能出现流失,土地的边际报酬为何一定下降呢?对于人口流出情况,土地边际报酬下降很好理解;如果情况是人口净流入,那么农产品的供给上升,其价格会下降,土地边际报酬减少可以理解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所致。

从现实方面看,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情形完全支持命题二的结论。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现实是工业从业人口远远大于农业从业人口,由这个现实条件并结合命题一的结论,我们知道最低工资会导致农业人口流失(因为城市的期望报酬提高),因此土地的边际报酬一定是下降的。

命题三:当农产品价格上升时,农业劳动报酬上升的幅度更大;当农产品价格下降时,农业劳动报酬下降的幅度更大。

现在,在前面三个命题的基础上,我们给出本文最重要的结论——命题四。

命题四: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最低工资使得农民、工人以及失业者的福利水平都下降,使得这种可能性出现的充分条件是最低工资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

这个结论和Johnson(1969)的结论形成鲜明对照。Johnson认为,存在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最低工资会导致所有个体受益。而本文的结论则指出了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性,命题四指出最低工资导致农产品价格提高时,每个个体都会受损。

不过命题四的结论看起来有些反直觉,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上升时,农民的福利为何还下降?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的实际购买力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农产品销售,二是来自土地和资本的要素报酬。根据命题三,我们知道农产品价格提高实际上提高了农民的实际购买力,从这个方面看农民的福利增加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最低工资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同时,它也降低了要素报酬,一旦这个报酬下降的效应占主导地位时,农民福利总体而言就会下降。

另外两个群体福利水平的下降就非常直观了。首先看看失业者的福利,因为他的总收入都来自要素,根据命题二,最低工资提高使得要素报酬下降,失业者实际收入下降,福利当然下降。再看看工业部门劳动者的福利变化:当农产品价格提高时,工业部门工人来自要素的收入减少(命题二),同时其来自劳动报酬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因为对于工人而言,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由于工业品相对价格不变(计价商品),这意味着他们面临的物价指数(比如CPI)一定上扬。由此可见,工人的实际购买力绝对下降,福利自然下降。

在命题四中,所有个体福利都下降的前提条件是农产品价格上升。这个条件比较切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目前在工业部门工作的人口远远大于在农业部门工作的人口,命题一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最低工资将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扬。简言之,我国城乡的就业情况完全满足命题四的条件。这说明,以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最低工资的长期效果不容乐观,它很可能起不到改善人们福利的作用。

五、结语

本文采用2种产品和3种要素的一般均衡模型对最低工资的经济影响做了一些新颖的分析。从笔者掌握的文献来看,本文至少有两个结论具有一定的新意:第一,最低工资可能导致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在满足命题一的前提条件下),该结论用局部均衡的框架是无法得出的;第二,当农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低工资的实施而上扬时,所有个体福利都有可能下降。这两个新颖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本文的理论意义,不过本文的意义并不局限在理论层面。文章第四部分指出,现在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形和本文结论成立所需要的前提条件高度一致,这说明本文的理论和现实是比较吻合的,这意味着对于近年来各地纷纷实施最低工资政策的现实,本文的理论结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最低工资的探讨,本文采用的分析框架以及得到的几个结论虽然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本文的分析也存在明显局限,③比如本文的假设是城乡之间劳动力可以完全流动,现实中可能并不完全满足这个条件;另外本文采用的是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这样本文的分析就不能拓展到城市中某些不受最低工资影响的行业。尽管存在着这些局限,笔者仍然相信本文的分析至少可以抛砖引玉。当然,接下来笔者也会继续推进研究,使得对最低工资的讨论更加全面、更加接近现实。

注释:

①瓦尔拉斯法则的检查对一般均衡建模很重要,限于篇幅具体验证过程略。

②本质上,两部门一般均衡求解的很多方法,如本文采用的“Jones Calculus”其实就是对均衡体系在均衡值附近做泰勒一阶线性展开。

③感谢审稿人提出的这几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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